德国外长加布里尔日前在巴黎参加驻外使节会议时，竟将中国描述成了导致欧洲影响力下降、欧盟内部离心倾向加大的根源之一。这种转移矛盾、诿过于外的做法近年来在欧洲政治家中并不少见，但加布里尔先生有关要求中国坚持“一个欧洲”立场并将之与一个中国原则相提并论，就实在让人难以理解了。
在当前的欧洲困局中，想要坐稳欧盟老大位置的德国不遗余力四处“呼吁团结”的心情可以理解，因为“不再团结”的欧盟意味着欧洲一体化带给德国的巨大经济红利和随之而来的政治影响，都可能被“各自为政的民族主义”所瓜分。德国居于价值链顶端的欧洲分工体系一旦瓦解，很难想象德国经济的出路何在。
因此，德国将欧洲单一市场和价值链体系视为禁脔，对于任何来自欧洲外部的合作意愿都保持着“奶酪被动”的过度担忧和警惕。德国对于中国和16个中东欧国家的“16+1”合作，就最早表示“担忧”并至今耿耿于怀，尽管它表面上是拿欧洲一体化说事，但真实考虑是担心中国的贸易和投资触动德国在中东欧地区的经济布局。关于这一点，历来以说话直率闻名于德国政坛的加布里尔先生不妨更坦白些，不需要玩弄“欧洲人称其为16+1，而对中国人来说这是1+16”这样的数字和文字游戏。
如果上述说法过于复杂，那不妨说说常识。加布里尔先生要求坚持“一个欧洲”立场，这在地理上不是问题，但存在政治、经济上的“一个欧洲”吗？有“28-1”个成员国的欧盟是否就代表有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欧洲，本身就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或许从里斯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大一统欧洲”是加布里尔先生的梦想，但与现实的距离似乎太过遥远，不然的话，是不是中国要与俄罗斯合作也要先到柏林后去布鲁塞尔报批过审呢？
即便就按他的逻辑，把“欧盟”偷换成“欧洲”的概念，现在英国的出走和欧盟内部的离心倾向也要中国来承担责任吗？也许会让加布里尔先生不悦的事实是，德国在发生欧债危机后搞一刀切，强硬推行紧缩政策导致债务国怨声载道、南北欧发展差距进一步加大，在难民危机中不顾欧洲各国社情民意的差异，单方面执行“门户开放”政策并在欧盟强推配额制，才是造成如今欧盟内部南北、东西矛盾加剧的主要根源。
打铁还需本身硬，建设好“一个欧盟”也好，梦想着“一个欧洲”也罢，这是欧洲人自己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也是德国要做欧盟领袖应当承担的责任。如果随意推卸责任和转移矛盾，至少说明目前的德国还不具备领导“一个欧盟”的气质和担当，更不要说“一个欧洲”了。
接着讨论常识，就不得不谈谈最让人难以理解的要将“一个欧洲”与一个中国原则对等的提法了。“一个中国”是由历史事实、两岸政治共识、国际组织认可和诸多国际条约公认的原则，如何与似是而非的“一个欧洲”对等呢？
作为负责任的伙伴，中国历来尊重并支持欧洲一体化，强调发展与欧盟及其成员国关系的一致性，这不仅是写在纸上、挂在嘴上，更是体现在行动中。中国与欧盟机构之间的合作领域之广、层级之高、成果之丰，放眼世界无出其右，这本身就是中国支持“一个欧盟”的最有力证据，无需为此再费口舌。
但反观加布里尔先生的说辞，除了推测和想象，并拿不出什么中国要“分化”欧盟的证据。就拿他最揪心的“16+1”合作来说，就连欧盟方面都已承认这一合作开放、务实、透明度高，凡涉及欧盟成员国的合作都遵守欧盟的相关法律和规则。在中国参与的匈塞铁路项目中，非欧盟成员国塞尔维亚一段早已万事俱备，就等欧盟对其成员国匈牙利一段进行旷日持久的审查，中国为此付出的耐心不能证明对欧盟的尊重和支持吗？其他诸如“一带一路”倡议可能“暗含军事战略”等加布里尔先生提出的论据，更是罔顾事实的自说自话或不着边际的凭空想象了。
当然，从加布里尔先生的宏论中还是有所收获，至少帮助我们了解到在内忧外困之下欧洲一部分人甚至是政治精英的焦虑心态和转移矛盾的企图，尤其是在面临德国大选迫近、他所在的社民党前景不看好的情况下，这样的发声或许还有更为复杂的政治动机。无论个人、党派或者单个国家的算计如何，在当前急剧变化的国际形势下，中欧、中德关系都处于一个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关键时刻，成果来之不易、经验弥足珍贵，且行且珍惜。
（来源：环球时报，2017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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