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与权力与高铁

笔者依稀记得自己第一次乘坐和谐号动车组时的雀跃：从宽敞明亮的新火车站到从远处驶来的雪白车体，到仿佛幼时所看动漫“铁胆火车侠”一般的车头，再到舒适的座椅，这些与记忆深处中的绿皮火车截然不同的，充斥着现代感的设备所带来的舒适与便捷让动车组与高速铁路成为笔者每次出行的首选。

国庆与中秋的双节同庆假期已经结束，这些年来不断建设的铁路系统承载着其他国家难以想象的客运量，逐渐成型的各大铁路动脉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需求的增加，和谐号动车组已经逐渐不能满足人们的出行需求了，2017年9月，更快的复兴号动车组上线，我国即将成为世界上高铁商业运营速度最快的国家。笔者感到高兴之余，也清楚的知道，这一天本应早就到来。

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是我国高铁建设史上的重大挫折，每一条在这场令人痛心的重大事故中逝去的生命都值得我们铭记，对这场事故的反思是必须的，因为我们必须建设更加高效更加安全的铁路运输系统，然而令人痛心的是，很有一些媒体为了某种理由，把这场事故的反思无限煽情化，逆向民族主义化，最终大大延缓了我国高铁建设速度。

随着2011年2月12日，原铁道部长、党组书记刘志军因涉嫌严重违纪被免去职务，与此同时，银行也开始收紧对铁路项目的贷款，铁道部因大规模投资高铁而造成的债务负担也开始成为媒体头条。受此影响，铁路系统逐步开始降速：沪宁高速铁降速至300公里每小时、更多的250公里每小时的高铁降速至200公里每小时。对铁路系统的反腐本是一件好事，即便因此降速，笔者也认为是值得的，因为反腐过后，只会运营的更好，然而随之而来的7.23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被嗜血的媒体所利用，最终导致了一场席卷了全国的舆论风暴。

与现在的微博不同，现在的微博变着法子降低用户体验，搞霸王条款以至于日暮西山，变现量（实际）大幅度下降，当时的微博正是新媒体时代的宠儿，2008年至2012年也正是以逆向民族主义为卖点的大V最为辉煌的时刻。这些大V，以不明原因组织起来，对高铁建设大加批判。讽刺的是，这些批判的目的不是吸取教训去建设更优质的高铁网络，而仅仅是一场借题发挥。因为仅仅是7.23动车事故发生的前一天，河南信阳境内发生的一场特别重大卧铺客车燃烧事故根本没什么人注意。

这些“大V”不仅没有承担舆论监督的责任，反而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对不明势力献媚，而如今，我们如果反过来再看看那些带节奏的大V里都有谁，只觉得世间之事总是万般讽刺：

“觉得自己能代表亚洲的某财经记者”：中国经济就是一列高铁。高铁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最好的象征和比喻，各种“速度”如果降不下来，会问题不断，事故频发。

“性格色彩学创始人乐嘉”：将面子看得比里子重的民族，当我们每次都为吾国每项世界第一带来的虚荣欢呼时，注定会有更多隐患、悲剧和代价。经济增长最快，开幕式最盛大，建造速度最神奇，大楼最高，轨道最长，奢侈品销售最大，移民工程最伟岸，大坝最壮观......别国都当吾国傻逼，吾国却自淫。哪一天，不争神马最，做做老二多好。（这话从一个据说在少林寺短期修行过的传销人士口中说出…）

“侮辱烈士的作业本”：什么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就是你的亲人坐动车掉桥下去了。生死未卜，你想去找，却不让你找。你要想找，对不起，你只能去微博上，通过万里之外素不相识的网友们帮你去找。什么是咫尺天涯？这就是。什么是人鬼殊途？这就是。什么是生死一瞬？这就是。什么是人兽之别？这就是。什么是人狗一国？这就是。(煽动平民前去极度危险的事故现场寻亲并借题发挥，此人吃人血馒头的本事是一绝)。

如果说这些自媒体言论只是蹭热点，吃人血馒头，那么以财新系传媒为首的传统媒体则是在2011-2012年间持续发布了十多篇居心叵测且捕风捉影的质疑高铁建设的文章。例如其旗下的《新周刊》曾质疑中国高铁只是个失败案例，并未获得任何核心技术；还有一些文章夸大引进高铁技术的费用；更有甚者，这些“刀笔吏”运用起文字杀人的手法，以演绎小说的方法描绘刘志军是如何被抓走的：据财新《新世纪》周刊报道，2011年2月的一天，六朝古都南京的老牌五星级酒店丁山宾馆，来了一群执行特别任务的警务人员。他们当天接到了北京交代下来的任务，带走了下榻此地的一名半秃的中年男子，当时房间内还有两名提供特殊服务的女性。然而这段报道严重失实，虽然《新世纪》周刊又在之后刊登了辟谣报道，然而恶劣影响已经造成，一个本该严肃对待的反贪腐事件被这些媒体变成了演义小说。这对中国高铁建设的影响是巨大的，特别是7.23动车事故发生的几个月之时，刘志军已经被逮捕，然而，通过文字间的变换，刘志军成为了导致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无论如何这都是不科学，不理智，不公平的。

在自由主义叙事中的媒体史的核心论断是：现代大众传媒的发展极大的增强了民主化的进程。其论点是我们在过去的十年间已经快听腻了的“媒体通过不间断的斗争，摆脱了政府的控制，‘第四等级’的传媒系统成为了民众的代言人”。然而另一种解释则指出，这种所谓的代言人不过是表象，核心真相其实是新兴的工商业群体争夺政治话语权，换言之，传媒业的监督不过是党派体系的延伸而已。第一种论述在过去的网络政治辩论中是“大V”们的主要论调，然而这种论调早在19世纪末期就已经过时，报业编辑标准的降低与报业巨头的兴起使得情况早已不同。

詹姆斯·卡伦在其著作《媒体与权力》中列举了十一个影响媒体形式的因素：国家审查制度，高准入费用，媒体集中化，集团的占有，大众市场的压力，消费者的不平等，广告的影响，公共关系的兴起，新的行规与价值观、不平等的资源，宰制性话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市场与意识形态要素占据了这些因素中的绝大部分，这使得在动车事故之后鼓吹铁道部私有化的媒体的目的变的极为不单纯（特别是已经部分私有化的今日：高铁票涨价，超贵的盒饭）。

艾里胡·卡兹（1996）认为：传播秩序的变化削弱了自由民主制度的基础：消费主义盛行后泛滥的电视频道使得大众的离散化与片段化。这个情况在智能手机与社交媒体以及各类app出现之后更加明显。你打开任何一款社交媒体软件，无数的碎片化信息充斥着你的眼球，说是“乱花渐欲迷人眼”也是毫不过分。卡兹认为“电视已经不再是一个公共空间，除了偶然发生的媒体事件，整个国家不再聚会到一起”。

如果我们联系传媒系统在高铁建设过程中的角色（特别是我国），我们可以发现卡兹的论断是精准的：除了个别的、偶然发生的媒体事件，大量的碎片化信息使得用户完全原子化（薛之谦事件才过去多久，今日微博又被鹿晗和关晓彤的恋情挤爆），“电视对公共事务的报道在娱乐节目的包围下被缩小了和隔离开来，从而被完全压制了。”卡兹本人应当不会对今日的“娱乐至死感到丝毫的意外，如果有，也只应当是感叹智能手机的力量是如此伟大，以至于报业，广播业，电视剧业，电影业，漫画业，小说业等一切传媒行业被整合在小小的一个通讯设备里。笔者忽然想到笔者的大学讲师对CNN的评论：CNN是以做娱乐节目的方式在做新闻，我们回想过去十年里中国媒体（其实远不止十年）的群魔乱舞，还真的只能无奈的说一句：这些中国记者真的是从香港进修回来的。

事实上，媒体行业在政治权力流转的过程中，总是扮演着主导权力流向作用的角色，更具体的来说，每一次媒介技术的进步所造成的信息传播效率增强都会进一步造成一次政治权力的转移。以英尼斯与麦克卢汉为代表的技术决定论认为，每种新的传播方式都改变了时间与空间的维度，从而影响了社会的组织形式。例如，石刻象形文字为基础的传播秩序只能造就和发展静态的，受到地理因素局限的社会，而莎草纸则极大的拓展了帝国的疆域，这是因为莎草纸提供了一种能在广阔江玉中轻便灵活又利于运输的传播秩序（空间）。印刷业的发展则拓展了一种基于时间的传媒秩序，印刷业使得信息的保留成本大幅度降低，进而更进一步促进了知识的积累。电子化的传播媒介则使得现行的传播秩序在时间与空间这两个维度上都获得了提高。学术上对这一情况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态度。乐观态度认为，这一情况会促进“地球村”这一概念的发展（麦克卢汉）。悲观者则认为，这一情况会导致“新的种类的相互联系和不确定性”并增加我们对遥远距离的人和事的责任感。我们回溯社交媒体（集过去所有的媒介大成者）在世界与中国的发展，我们可以发现，悲观者的预言是正确的。

最后是大家喜闻乐见的两学一做时间：要最大限度调动科技人才创新积极性，尊重科技人才创新自主权，大力营造勇于创新、鼓励成功、宽容失败的社会氛围。我们要引进和学习世界先进科技成果，更要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科技界要共同努力，树立强烈的创新自信，敢于质疑现有理论，勇于开拓新的方向，不断在攻坚克难中追求卓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