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建功：大学者编小字典
口述/魏至 撰文/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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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说我父亲？我一下子还真的难以回到过去的情景中去。我跟他几乎几十年不在一块，解放之前，我还比较小，我上我的学，他办他的事，基本上很少在一起。但是要说了解，也算了解。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他，那么我觉有一句诗十分贴切，那就是：苟利国家生死已。在纪念父亲百年诞辰的时候，有人写文章纪念父亲时也曾经拿这句诗来评价父亲。早在新中国建立之前，政治口号还没有像今天这么盛行的时候，他曾经对我们说过：一个人，在学了一些知识、有了一些特长之后，要为社会和国家干点事。这种思想一直贯穿了他的一生。
清朝学者刘季庄是父亲的老师钱玄同先生非常崇拜的学者，刘先生有一句话让钱玄同先生十分推崇，他说：（一个人）如不能为国家斡旋气运，徒为身家谋，则不得为之人。钱先生经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给父亲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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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从事推行国语运动，应该是从上个世纪初二三十年代开始的，是新文化运动很重要的一部分。父亲最初参与国语运动是响应他的老师钱玄同先生的动员，自那以后，语文教育伴随了父亲的一生，可以说，上个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语文教育上每一次重大的变革举措，父亲都参与其中。
其中比较重大的，要数修中华新韵。中国有个习惯，历代都要由官方修韵。修中华新韵则是在上个世纪40年代由国语会开会决定要修的，当时决定由三个人来负责：黎锦熙、卢前、魏建功。黎锦熙那时候住在西北，父亲住在四川，距离相当远。这个工作主要是由父亲一个人完成的，现在原稿还都在，可以看出当时修韵的情况。我在编订父亲的文集的时候，把这些内容都收了进去。
中华新韵修完之后，由国民政府明令颁布作为国家韵书，包括现在也在一直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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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投降之后，台湾有关方面邀请父亲到那里去推行国语。当时台湾曾经在日本的统治下达五十年之久，年轻人基本上不会汉语，说话都用日本话。那时我在台湾上中学，同学们都是一口的日本话，我问他们：“为什么不说台湾话？”他们告诉我，台湾话他们会说，但是说起来很别扭。我跟你说个有意思的现象，可以说明当时日本的殖民文化的严重，当时台湾连在挨揍的时候叫“娘”都是用日本话来叫的。
在这种情况下，（1946年）父亲到了台湾。当时推行国语还不单单是推行普通话，更重要的是铲除日本五十年殖民统治的影响。台湾光复之后，不能仅仅是让中国的版图上多出了一个省，更重要的内容应该是文化上的光复。
父亲到了台湾之后，开始思考如何入手推行国语，对于此，当时有各种各样的说法。父亲则采取了用无线电广播的方式，父亲找到了齐铁恨先生，让他每天在电台上广播普通话，辅导台湾全省的中小学教员备课。那时候惨到什么情况呢？台湾的中小学教员虽然有国语课本，但是怎么教却不知道！
但是台湾人只能听得懂闽南话，普通话他们听不懂，怎么办？父亲又找到一个福建人林良，让他给齐先生做翻译。林良当是比较年轻，父亲他们都管他叫“小林”，这个当年的小林，现在是台湾《国语日报社》的董事长。
除了抓广播，父亲还在台湾全省设立了国语推行员。那时的台湾跟现在是大不一样，当时的台湾同胞对于学习国语非常热情，十分渴望回归祖国。我们乘船到台湾的时候，从基隆上岸，同胞们的欢迎不说。我们从基隆坐火车到台北，长达三十公里的铁路两边排满了，举着国旗，欢迎我们。日本统治了五十年，但是台湾人没有一个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的。
台湾同胞的热情和父亲等人的努力，如水乳交融，使国语推行在台湾进行的很顺利。除了一系列的措施之外，父亲还写了大量的文章来推行国语，后来我在编他的文集的时候注意到，那个时期是他著述最多的。
在台湾时期，父亲曾经为了招聘国语推行员回到北京。有一次，在北京大学，父亲碰到了胡适先生，胡先生邀请父亲回北京大学教书，父亲也答应了。父亲回到台湾之后，找到国语推行委员会，让大家讨论一下还有哪些事情要做。那时台湾的国语推行运动已经行进了一年多，成绩斐然，大家一致认为需要保持下去。
讨论之后，他们决定自己办报，在字后面注音，一注到底。于是父亲给北京方面的教育部打报告，要求把办报所需的机器和铜模运到台湾。1948年10月25日，《国语日报》创刊了，父亲任社长。那个时候办《国语日报》可是相当艰苦的，父亲的同仁们开玩笑说：咱们的报纸应该叫《国语昨日报》。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国语日报》没有自己的记者，所有的消息都是抄别的报纸上当天的消息，第二天出版。
后来，《国语日报》也开始尝试着做一些采访，于是父亲的同仁又开玩笑说：《国语昨日报》进化到《国语晚报》啦！这些事情，有些父亲并没有参与，因为报社创办起来之后不久，父亲就回到北京了。我记得当时跟父亲一起创办《国语日报》的还有何容、齐铁恨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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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知道的父亲最初有编字典的想法是在1946年。当时编词典的有黎锦熙主持的大辞典编撰处，大辞典编撰处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经成立，一直在北京师范大学那头，到了一九四几年吧，编成了一本词典。那本词典让父亲生出很多感慨，他认为那本词典是一本不成功的词典。他认为，过去的字典在释义上采取的是互译的方式，最大的问题还不在此，而是那些字典都不是从音出发的，而是从字形出发的，还停留在《说文解字》的阶段。在父亲的理论当中，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从音出发”，他认为搞语言就应该从音出发。这些思想，是父亲在《国语字典评论》那篇文章中表达出来的。那么，解决的办法是什么？他说：那就是编新的字典。
我所知道的另外一件事，也发生在1946年。我们全家在台湾的时候，母亲回北京看望外祖母，然后到北京大学见见老朋友。她去拜访胡适先生时，胡先生一见到母亲就说：你来得挺好！希望你把建功拉回来！胡适先生当时是北京大学的校长，他为什么这么盼望父亲回到北大呢？日本投降之后，北大虽然去了一些人，但是在音韵方面，第一人当然是罗常培，然而他当时在美国。在北大老一辈的人当中，搞音韵的有钱玄同、马裕藻、沈兼士等一大批大师，年轻一辈则就是罗常培和魏建功。在那种情况下，胡适先生当然希望父亲能够回到北大。
母亲在给父亲写信时说到这件事情，她说：人家让你回来，我也是觉得你还是回来的好。你要是编字典，吴小玲就可以帮助你。1948年11月14日，父亲回到北京。我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呢？你这个年龄的不知道，在11月13日，国民党的南园机场发生了一场大爆炸，怎么炸得不知道。回到北京大学后，父亲立即开始与北大的金克木等几位先生探讨此项工作。当时，解放军已经围城，金先生后来回忆说：“我们在蒙胧中高谈阔论，涉及英文中的约翰逊博士字典、牛津字典、韦伯斯特字典以及黎锦熙主持多年未能成书的《中国大辞典》等等。城外传来的炮声仿佛给我们打击节拍。我们当时想不到所拟字典的前途，但有一个信念：中国的未来系于儿童，危险在于无知，最可怕的是文盲。语言文字是普及教育的工具，字典是语言文字的工具。我们不会别的，只能咬文嚼字，谈论字典等于谈论中国的前途，炮声使我们信心增长”。这“城外传来的炮声”我也当时也听见了，那时候我正好上高中一年级，那炮声“轰隆隆”如同闷雷一般，一直从城东边滚到西边。
经过与大家讨论，一部新型字典的蓝图在父亲心中形成了。1949年4月，父亲找到开明书店，说他们不要任何代价，只是希望在编撰小组在商讨编撰字典事宜的时候能够提供一个地点，然后让大家能够吃饭。但是在当时，不知道什么原因，事情没有谈拢，这本字典也就没有编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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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的一天晚上，父亲到叶圣陶先生家里去拜访他。聊天之中，叶先生说到上层有关方面有编撰字典的意思，并且想让出版总署把当时设在北京师范大学的大词典编撰处接收过来。叶老问父亲：我们接收过来之后，你能不能来主持？这一段经历在《叶圣陶出版日记》中有详尽的叙述，叶老在日记中说：建功对编字典很有雄心。
父亲当时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系主任，如果要编字典，就要辞去系主任的职务，不然的话，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所以便由叶圣陶先生出面给汤用彤先生写信，要他撤掉父亲系主任的职务。
父亲离开北大之后到了出版署里，跟叶圣陶先生一起商量，准备成立新华辞书社。当时的当务之急便是招兵买马，父亲四处张罗。人员齐备之后（其实也就是10多个人），1950年8月1日，新华辞书社正式成立。当时父亲虽然在新华辞书社供职，但是并不从那里领取薪水，他的薪水还是由北京大学支付。
叶圣陶先生跟开明书店有着很深得渊源，当时开明也曾经编过一本字典。叶先生就把那本字典拿了过来，让父亲参考。父亲看了以后，那本字典也不是他心中要编的那本字典，于是抛开那本字典，自己构思编撰的方法。父亲曾经把以前他跟人关于编字典的讨论总结为“十大特色”，这“十大特色”在他编新华字典的时候，成了编撰的总体例。
在编撰过程中，按照总体例进行分工。参加编撰的人员每人有一个图章，编撰完自己负责的词条之后，把图章印在所编撰词条的卡片上，交由大家讨论，定下来之后便汇入字典。
大约用了一年多，字典编完了。编完之后，大家一看，不行，字典不行。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编字典的人知识水平和思想水平都参差不齐，所以编出来的字典风格也不统一。怎么办？推倒重来。就这样，完全符合规范的《新华字典》到了1953年才真正面世。
在《新华字典》的编撰后期，吕叔湘先生看到这本字典，认为这本字典也不好。叶圣陶先生把吕先生的话转告给父亲，父亲叹了一口气，说：总算有了这样的一个东西了。多少年来中国一直没有一本符合现代化的字典，现在总算有了，以后再改吧。
《新华字典》出版之后，收到了很多反映。其中南方的方言地区反映说字典中的汉语拼音对于他们来说不适用。于是父亲又参考《康熙字典》对《新华字典》进行调整，出版了以部首检字的“部首本”。“部首本”出版之后，父亲马上对《新华字典》进行修订，修订完之后，国家决定：《新华字典》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本历经两次修订的第三版《新华字典》在由商务出版的时候，被命名为“商务新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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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在早年就十分注意汉字形体的变迁和汉字的改造问题。二十年代他在汉城“京城帝大”任中国语讲师时，就对朝鲜文中使用汉字的情况进行过考察。抗战期间在云南，又对越南的“字喃”（以汉字为基础创造的一种越南字）作过研究。他通过对汉字形体发展演变规律的深入探讨，指出汉字从一开始就是“繁”“简”两体並存、“削繁就简、避难趋易”是汉字形体变迁发展的一般规律，也是汉字局部改造的方向。
1949年10月，“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成立，父亲被聘为常务理事。1951年12月“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改组为“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父亲则被聘为委员，分工参加“汉字整理”和“拼音方案”两个组，积极投入了《简化字方案》和《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工作。他接连发表了《汉字发展史上简体字的地位》、《从汉字发展情况看改革的条件》、《跟一位朋友谈〈汉字简化方案〉》、《对文字改革的提法和看法问题》等一系列的文章，为奠定汉字改革工作的理论基础作出了努力。《汉字简化方案》制定初期，对简化字应否保持一定规律问题上看法发生分歧，父亲与黎锦熙等人主张：“简化字应有一定规律，最好保留形符，声符要注意与原有声符读音相同”。制定《汉语拼音方案》过程中，曾产生两种意见，一种是“基欺希”用“格克赫”来兼差；一种是“基欺希”用“知耻始”来兼差；魏建功则主张另外寻求一种折中的办法来解决。他还与傅懋勣委员在“文改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共同提出：“应加强对北京语音的研究、对北京语音和其它方音的联系的研究，使将来的拼音方案也能照顾其它方言。形式是次要的，首先应确定音素”等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