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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安德海熟读《孟子》，他一定漏读了这两句：“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不知轻重，摆不正的自己的地位，确实很尬尴，如果这个人恰好又处于关键的职务位置，那真就要了命了。

同治八年（1869 年），正当捻军、陕甘回乱渐次平定，慈禧当政顺风顺水时，却突然发生了一件令她大丢颜面的事。这件事呢，说大不大，但说小也不小：说“不大”，是因为不过杀了个太监；说“不小”，则是因为被杀的是慈禧太后最宠信的太监安德海。

清同治八年（1869）七月初，慈禧太后宠信的太监安德海率两只太平楼船沿京杭大运河顺流南下，楼船上悬着两面大旗，写着“奉旨钦差，采办龙袍”八个大字。大旗上又有一面小旗，中绘一个太阳，内有一只三足乌。安德海在船上挂出三足乌旗，无异于公然宣告：为慈禧太后办差。楼船的两旁插有若干龙凤旗帜，随风飘扬；楼船上仪卫煊赫，且有女乐成队，品竹调丝，所经之处，两岸观者如堵。

飞扬跋扈的安德海以钦差大臣身份出现，沿途一些趋炎附势的地方官不但不敢告发，还争先恐后地逢迎巴结，使得他更加忘乎所以、为所欲为。七月二十日，楼船进入山东德州境内，次日，安德海竟然在船上为自己做寿，带领众人向所带龙衣罗拜，引得民间议论纷纷，轰动德州城，也惊动了山东巡抚丁宝桢。 丁宝桢迅速命东昌府知府与济宁州知州等沿途府州县将安德海等“一体截拿在案，解省由其亲审”。同时于七月二十九日将此事以四百里奏折火速上呈两宫皇太后和同治皇帝。

无视祖制，公然出京

        丁宝桢(1820—1886)，字稚璜，贵州平远(今织金)人，咸丰进士，后任翰林院编修。咸丰年间曾先后任湖南岳州知府、长沙知府，后任山东按察使、山东巡抚。同治七年(1868)，西路捻军向定州进军，逼近京师，丁宝桢率兵驰援，保卫了京城安全，清廷数次降旨褒奖、器重有加，后升任四川总督。督川十年，体恤民情，实心办事，深受民众爱戴。丁宝桢为官廉洁刚烈，被誉为晚清“中兴名臣”，尤其是任职山东期间，智斩权监安德海，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声誉。

丁宝桢

丁宝桢，晚清笔记中说他“器量恢豁，廉刚有威”。他与安得海也有一段宿怨。

那是同治七年春，丁宝桢率军征伐捻军有功，皇帝召他入京觐见。按大清礼仪，凡是大臣陛见，均要脱了官帽叩头，然后俯伏听皇上垂问，皇上问毕，臣下谢恩，才带冠退出。但丁宝桢那次入觐，告退时忘了将官帽子带出来，被安得海捡到了。翌日，安得海托人带话给丁宝桢：要赎回官帽子吗？拿四千两银来。丁宝桢开始以为安得海只是戏言，便不置可否。安得海又传话来：“如不以银赎帽，我即将帽悬挂于宫门，写明山东巡抚丁宝桢之帽。”丁宝桢听后尴尬不堪，不得已掏了二千两银子，将帽子赎回来。

安德海(1844—1869)，祖籍直隶青县，10岁入宫，充内廷太监。由于他办事机敏，善于察言观色，因此深得慈禧太后欢心，成为慈禧太后身边备受宠信的大红人。之后，安德海恃宠而骄，虽然只是六品的蓝翎太监，却连小皇帝载淳、恭亲王奕訢等朝中大臣亦不放在眼里。安德海还经常搬弄是非，挑拨同治和慈禧太后的母子关系，使得小皇帝常被慈禧太后训斥。他目无皇帝，越权胡为，已经到了令同治皇帝忍无可忍的地步。

　　安德海

同治八年(1869)，久在宫闱的安德海想出宫游玩并借机敛财，遂借口预备同治帝大婚典礼，再三请求慈禧太后派他到江南置办龙袍、预备宫中婚礼所用之物，获得慈禧太后许可。有了太后的支持，安德海置慈禧不许太监擅出宫禁的祖制于不顾，带领着一班随从，前呼后拥地出京了。

   清朝开国之初，顺治帝鉴于明朝宦官专权、国事日非的历史教训，颁布上谕对太监严加管束，将“太监行为六不许”铸成铁牌立于宫内交泰殿门前，后又增加“越分擅奏外事”、“上言官吏贤否”等内容，明确规定：有违反者，“即行凌迟处死，定不姑贷”。

 这道上谕后来成为清朝皇室的祖宗家法，但凡有太监触犯，多会被处以极刑。同时《钦定宫中现行则例》还规定：太监级不过四品，非奉差遣，不许擅自出皇城，违者杀无赦。

  同治以前的清代最高统治者们对这个“祖制”是尊重的。在两百多年时间里，都没有出现像明朝刘瑾、魏忠贤那样的大宦官，但到了慈禧时期，历史悄悄地转了个弯，甚至可以说，慈禧第一次执掌权柄，就是从违反“祖制”、让太监干政开始的。咸丰十一年，咸丰帝病死承德行宫，慈禧派心腹太监安德海窜回北京，串通当时正主持与英法联军议和事务的奕訢，密谋叔嫂联手夺权。奕訢到来之后，慈禧与他反复进行“沙盘推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动政变，终于大功告成，“劳苦功高”的安德海也因此被晋升为总管大太监。

　　恃宠而骄，终丢性命

　　安德海虽号称钦差，却并未携带任何公文，一路又过于威风张扬，因此在途经山东德州境内时，德州知州赵新闻讯对此颇感费解：既是钦差过境却为何未接到“明降谕旨”并部文传知(按例清朝派遣大臣出京，军机处外发公文，沿途地方官员按礼迎送)

仆役下船购买物品也未出示“传牌勘合”(清朝奉命出京兵员由兵部签发身份证件，途经各地，不需花钱买东西，可凭证取得地方官府供应的物资)。为谨慎起见，赵新立即将此事上报巡抚丁宝桢。

　　丁宝桢早就对安德海的仗势骄横非常愤慨，接报后立拟密折，痛陈安德海种种“震骇地方”的不法行径，并申诉了自己职守地方，“不得不截拿审办，以昭慎重”的充分理由：一、清朝二百余年不准宦官与外人交接，“亦未有差派太监赴各省之事况”；二、龙袍系御用之衣，自有织造谨制，不用太监远涉糜费，且皇太后、皇上崇尚节俭，断不须太监出外采办，即使实有其事，亦必有明降谕旨并部文传知；三、太监往返照例应有传牌勘合，绝不能听其任意游兴，漫无稽考；四、龙凤旗帜系御用禁物，若果系内廷供使的太监，自知礼法，何敢违制妄用；五、出差携带女优，尤属不成体制。

　　八月二日，安德海在泰安县被知县何毓福抓获，与其随从陈玉祥等三人随即被先行押往济南，由丁宝桢亲自审讯。八月六日，丁宝桢接到由军机处寄发的密谕，内称：“该太监擅离远出，并有种种不法情事，若不从严惩办，何以肃宫禁而儆效尤。著丁宝桢迅速派委干员于所属地方将六品蓝翎安姓太监严密查拿，令随从人等指证确实，毋庸审讯即行就地正法，不准任其狡饰。如该太监闻风折回直境，即著曾国藩饬属一体严拿正法。倘有疏纵，惟该督抚是问，其随从人等有迹近匪类者，并著严拿分别惩办，毋庸再行请旨。”八月七日，丁宝桢亲自查验确实后，遵旨将安德海就地正法于济南，此日距安德海被抓不过五天。

　　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安德海是慈禧太后身边红得发紫的权监宠宦，他在经过顺天府、直隶境内时，各级地方官吏怕得罪慈禧太后身边的亲信，皆隐忍不敢发，何以能被山东巡抚丁宝桢在济南斩杀？

        在闻知安德海出宫消息，同治即暗地里找东宫太后慈安密商：“安得海必出都门，出都门一步即可斩。只是不知哪个地方官敢下这辣手？”慈安也非常看不惯安得海“秽乱中宫”，便给皇帝提议了诛杀安得海的人选：“山东巡抚丁宝桢是有肝胆之人，可以依靠。”于是，同治下了一道密诏给丁宝桢，让他预做准备，相机而动。所以安得海尚未出发南下，丁宝桢那边已经得信预知他将途经山东。

丁曾将捕杀安得海的计划透露给来访的薛福成（薛福成是两江总督曾国藩的幕僚，他的弟弟薛福保则是丁宝桢的幕僚）：“我听说安得海将往广东，必过山东境，过则拿下杀掉，向朝廷奏报其罪，如何？”薛福成、薛福保都说：“这是不世之业啊。不过其难度堪比剿平一巨寇，必须布置严密，行动迅速，否则，恐怕诛奸不成，不惟自己贾祸，也将使安得海气焰更嚣张而贻患无穷。”丁宝桢听后连连点头。可见捉拿安得海治罪要冒很大的风险。

这年七月中旬，安得海带着太监、亲属、管家、女仆、车夫、僧侣、差役、标兵，一行浩浩荡荡从京城启程，在通州雇了两只太平船，沿京杭大运河南行。离京前慈禧还谆嘱他“沿途万分小心”，但安得海改不了政治暴发户的嘴脸，极尽显摆之能事，所坐太平船插着龙凤旗帜，上书“奉旨钦差”、“采办龙袍”，又雇有女乐“品竹调丝”，一路上“招摇煽惑，声势赫然”，就差没有组织绅民手执鲜花、标语夹道欢迎了。安公公所到之处，地方官吏自然盛情款待，奉上银子，递上名刺，希望公公回京之后，多加提携提携。

七月廿日，安得海一行进入山东德州境内（德州是山东的北部门户）。次日正是安得海寿辰，安得海便在德州逗留一天， 船上男女一一上前给安公公磕头祝寿，还请了艺妓作乐，最后安公公还高兴地吃下了众人精心准备的“烧鸭寿面”。

此时，丁宝桢已经密嘱过德州知州赵新：“传闻安得海将过山东，如见有不法事，可一面擒捕，一面禀闻。”巡抚大人的命令，安公公的招摇过境，让这名深谙官场利害关系的地方小吏深为苦恼，他当然晓得安公公的隐权力之大，要他贸然下手“擒捕”，那是万万不敢的，所以当他率领随从驰往查问时，安得海已开完Party，扬帆出了德州境，沿运河南去。至于如何向巡抚大人“禀闻”，赵知州也是感到左右为难：不上报吧，必将得罪丁大人；上报吧，又恐一旦不能除掉安得海，则自己“反撄其祸”。最后在幕僚的建议下，赵新采用“夹单”密禀， 夹单不是正式公文，不存卷，安得海断不会知道；如果丁宝桢上折参奏，则祸福由丁一人担当，与地方官无涉。

丁宝桢获悉安得海行踪后，又密饬德州下游的东昌府知府程绳武跟踪截拿，抓获后解赴省城亲审。程绳武头戴斗笠，脚穿草鞋，乔装打扮（估计是怕安得海认出他来），率人跟踪了三天，却迟迟不敢动手。安公公果然是有威慑力。

但丁宝桢也不是吃素的，他知道文官系统顾忌宠监的淫威，但地方上还有自成体系的武装系统，未必畏惧安得海的权焰，所以他加派驻扎在东昌府的总兵王正起发兵追捕。

丁宝桢又将安得海招摇出京的不法情状，用“四百里”驿递上奏朝廷：

“本年七月二十日闻访有北来太平船二只、小船数只，驶入山东省境，仪卫煊赫，自称钦差，并无传牌勘合，形迹可疑；派人密访，据称系安姓太监。臣接阅之下不胜骇异。伏思我朝列圣相承二百余年，从不准宦官与外人交结，亦未有差派太监赴各省之事。况龙袍系御用之衣，自有织造谨制，倘必须采办，但需一纸明谕，该织造等立即敬谨遵行，何用太监远涉糜费？且我皇太后皇上崇尚节俭，普天钦仰，但不需太监出外采办。即或实有其事，亦必有明降谕旨并部文传知到臣。尤可异者，龙凤旗帜系御用禁物，若果系太监，在内廷供使，自知礼法，何敢违旨妄用？至其出差携带女乐，尤属不成体制！似此显然招摇煽惑，骇人听闻，所关非浅。臣职守地方，不得不截拿审办，以昭慎重。”

八月初二，王正起率兵追至泰安县，在代理知县何毓福、守备刘英魁、泰安营参将姚绍修的协助下，终于将安得海拿获，并连夜解往省府济南。安得海一路搜刮来的财物也被悉数查缴，计有骏马30余匹；黄金1150两；元宝17枚；巨珠5颗；真珠鼻烟壶1枚；翡翠朝珠1挂；碧霞朝珠1挂；碧霞犀数十块；其余珠宝亦甚多。

一年前还气焰嚣张地向丁宝桢勒索四千两银的大内总管太监安得海，就这样成了丁巡抚的阶下囚。但是，从前面的叙述，我们知道捉拿这个安公公非常不容易。按祖制，太监擅出皇城，地方官有权、有责查问究竟，但安得海从直隶一路南下，“所过招纳权贿，无敢发者”，当时的直隶总督曾国藩也未敢过问，以曾国藩的人品学问，不可能不知道祖制，更不可能喜欢弄权的太监，他之所以不敢动招摇过境的安得海，唯一的解释只能是他曾总督忌惮安公公的隐权力。而决意要“法办”安得海的丁宝桢，虽已密令山东的地方官“擒捕”，但德州知州赵新、东昌府知府程绳武等都投鼠（安得海）忌器（隐权力），差点让安得海走脱。假如丁宝桢不是得了同治皇帝的密旨，是否也有胆气拿下安得海？

安得海案背后的权力较量

现在，安得海虽已拿下，但如何治他的罪，却是大难题。俗话说，“打狗看主面”，不错，安得海是一条狗，可这条狗是当朝太后宠养的，杀了安得海，该如何向太后交待？安得海也明白“狗仗人势”的道理，自信有太后罩着，丁宝桢动不了他半根毫毛。

丁宝桢在安得海解押到省的次日就提审了他。这个表面上是按律问罪的过程，其实又是一场暗藏刀光剑影的权力攻守战。

安得海率先祭出皇太后的盾牌：“我系奉旨差遣，采办龙衣。”既然是“奉旨”，就不属于私出皇城，不算违反祖制。同时这也是在暗示丁宝桢，他安得海与太后的关系非同一般。太后若不是信任与器重他，能差遣他出来采办龙衣么？

丁宝桢则反诘安得海：“既系奉差，何以并无谕旨及传牌勘合？”谕旨是采办龙袍的官方文件，勘合牌是朝廷开具的“介绍信”，有了这两样东西，才可证明安得海出行的合法性。丁宝桢这一招，旨在斩断安得海与慈禧太后之间的“法理联系”。

合该安得海倒霉，谕旨与勘合牌他都拿不出来。也许是他摆惯了隐权力的威风，根本就想不到有地方官胆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所以临行前没有向慈禧讨要谕旨与勘合牌。

不过安得海还是有恃无恐，恫吓道：“你们如此对待钦差，只有自招罪责上身。”赤裸裸地警告地方官，皇太后不仅是他的保护伞，也是他的杀人利器。果然将山东的官员吓得心里直发毛。

但丁宝桢不吃这一套，厉声叱责他：“你必属假冒，何能狡饰！”“假冒说”是丁宝桢的杀人利器，就如武林高手发出的回旋飞刀，巧妙绕过慈禧太后，一举击中安得海的要害。

请注意，丁宝桢所说的“假冒”，既可指称安得海的“钦差”名号造假，因为安得海拿不出谕旨与勘合牌，这样，太监出行的合法性就完全丧失了；“假冒”甚至也指向安得海的个人身份，即丁宝桢故意“怀疑”这名招摇过境的太监不是安公公，而是冒牌货，请看丁宝桢上呈朝廷的奏折，片言不提“安得海”之名，只以“安姓太监”代称。另外，丁宝桢在奏折上也极力撇清太后与“安姓太监”外出一事的关系：“我皇太后皇上崇尚节俭，普天钦仰，但不需太监出外采办”。这样，作为太后宠监的安得海的隐权力，也被丁宝桢以“四两拨千斤”的巧劲，化解于无形。

这种以“假冒说”区隔隐权力的招数，前朝的海瑞也使用过。当时海瑞在浙江淳安县当知县，有一回总督胡宗宪的公子路过淳安，因为对淳安驿站（相当于县招待所）的接待规格很不满意，竟将驿丞（招待所所长）吊起来拷打。海瑞得信后，立即命令衙役将胡公子抓起来。从道理上来说，这胡公子当然该抓，驿站本为公务专用，他又不是在官之人，哪有权力动用驿站资源？而且他还羞辱国家工作人员，罪加一等！问题是，胡公子的爹是总督大人啊，胡公子虽然没有正式权力，但隐权力吓得死人。不过海瑞有办法，他将抓到的公子，跟总督大人作了切割——在呈报胡宗宪的公文中，海瑞说：这个“胡公子”必是假冒，因为总督您节望清高，不可能有这种不肖之子。胡宗宪心中恼怒，却不好发作。

丁宝桢现在也是使用“假冒说”，故意将眼前的这个太监，跟太后跟前的第一红人“区隔”开，这么一来，安得海有如被拔光了羽毛的斗鸡，立即蔫了，“形色惶恐，俯首无词，自称该死”。但丁宝桢决意要治他的罪，哪能轻饶？丁又从安得海的贴身包袋中，搜出两个纸包，里面都是地方官向安公公请托的信件。太监交结外官、干预地方公事，安得海的死罪又多了一条。

此时，批复丁宝桢奏折的谕旨尚未送达，朝廷究竟将如何处置安得海，山东的地方官谁也吃不准。丁宝桢的意思是先斩后奏，将安就地正法，为朝廷除一大害，即使因此遭受朝廷重谴也不遗憾。

其他官员却慑于安得海的隐权力，都不敢附和，署理泰安县知县的何毓福还长跪力谏，请丁宝桢略待时日，候旨遵行。毕竟按谕旨办事才可规避风险。

安得海的脑袋保不保得住，看来就看谕旨怎么说了，而谕旨的态度，又取决于慈禧与慈安太后、同治皇帝、恭亲王、醇亲王双方的权力博弈与政治考量。就在丁宝桢与安得海在济南打着权力攻守战的时候，京城里的帝国领导人，也在围绕着安得海私出之事进行权力较量。

丁宝桢快马加鞭的奏折在八月初三日送呈两宫皇太后御览。西太后慈禧见到奏折，“颇惶骇”，一时之间，竟不知如何是好。

东太后慈安与同治皇帝早就存有除掉安得海之心，就等着丁宝桢的参奏发来，现在奏折发来了，立即便召王公大臣商议：“法当如何？”恭亲王与军机大臣文祥等进言说：“按祖制，太监不得出都门，擅出者死无赦。请令就地诛之。”慈安当即面谕恭亲王与醇亲王：由“六百里”加急快件，饬丁宝桢将安得海就地处决。慈禧在座，“愤恨而不能发言”。

同治朝时，慈禧虽已成功确立了“垂帘听政”体制，但她的权力尚受到东宫太后、恭亲王的掣肘，当时的军机大臣文祥、沈桂芬等“亦时时能面折廷争”，所以慈禧还不能为所欲为、事事“遂其所志”。更何况，请杀安得海的道理非常冠冕堂皇：按祖制诛之。祖制，那是高悬在帝国门户上的尚方宝剑啊，作为晚清第一女人的慈禧，也未必敢撄其锋芒。所以她才“愤恨而不能发言”。

恭亲王等很快就拟好了一道上谕：

“丁宝桢奏太监在外招摇煽惑一折……览奏深堪诧异。该太监擅自远出，并有种种不法情事，若不从严惩办，何以肃宫禁而儆效尤？著马新贻（时任两江总督）、张之万（漕运总督）、丁日昌（江苏巡抚）、丁宝桢，迅速派委干员，于所属地方，将六品蓝翎安姓太监，严密查拿，令随从人等，指证确实，无庸审讯，即行就地正法，不准任其狡饰。如该太监闻风折回直境，即著曾国藩（直隶总督）饬属一体严拿正法（其实，这时候安得海已被丁宝桢捉住）。倘有疏纵，惟该督抚等是问。其随从人等，有迹近匪类者，并著严拿，分别惩办，无庸再行请旨。钦此。”

不过，按照“垂帘听政”章程，上谕须经慈禧太后加盖“同道堂”印讫，方才生效。慈禧利用这一程序，将上谕“留中两日”，即扣留了两天不予批准。醇亲王上疏力争，慈禧这才无奈发下“查拿之命”。

安得海伏诛及后话

八月初六，上谕送达济南。次日，丁宝桢即将安得海押赴刑场正法，并暴尸三日。这名可悲可恨的小太监，被杀时不过二十三岁。随从的二十多人，也被处斩。

也有稗官野乘记述，军机处发出“严拿正法”的上谕之后，慈禧又心生悔意，另降谕旨，饬将安得海解京讯办。未久丁宝桢复旨：“臣已将安得海遵旨处决。缘奉斩决旨在前，解京旨在后，臣罪恶该万死。”

“臣罪万死”不过是丁宝桢的托词，事实上，安得海伏诛可谓大快人心。时任湖广总督的李鸿章从邸钞（相当于中央政府公报）上获悉消息，立即传示众幕僚，兴奋地说：“稚璜（丁宝桢字稚璜）成名矣！”年迈的曾国藩得信，也对幕僚薛福成说：“吾目疾已数月，闻是事，积翳（白内障）为之一开。稚璜豪杰之士也！”可以想见，趾高气扬的安得海多么不得人心。

从丁宝桢的官场履历看，慈禧也并未因宠监被诛而开罪于他。丁后来官至四川总督，逝世时，朝廷还追赠“太子太保”衔，赐谥“文诚”，哀荣备至。慈禧到底是有政治眼光的，安得海只是她饲养的走狗，被杀了还可以再养一条（果然数年之后，慈禧又培养了另一名宠监——李莲英），丁宝桢则是不可多得的国家栋梁，那么，何必为着一名于社稷而言无足轻重的狗奴才，而冒天下之大不韪，损害自己的权力形象呢？只有像安得海这样的蠢物，才不知天高地厚。

回顾一下诛杀安得海的过程，我们会发现这其实是一个权力博弈的过程：丁宝桢与安得海在棋盘上厮杀；慈禧与慈安、恭亲王等帝国领导人在幕后对弈；祖制所象征的正式权力与“恃宠而骄”的隐权力在比拼“杀伤力”。最后，祖制战胜了隐权力。

丁宝桢能以霹雳手段杀了当朝太后的宠监，不仅因为他个人“有肝胆”，更因为他得到同治皇帝、恭亲王等帝国领袖的暗中授意与配合支持，这是丁宝桢的隐权力，安得海固然“朝中有人”，但丁宝桢显然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更重要的是，丁宝桢的背后还有祖制撑腰，诛杀私出的内宦名正言顺；而安得海只有隐权力护体，毫无合法性的隐权力，在庇主鞭长莫及的情况下，庇护作用其实非常脆弱。因此，手执祖制之利器的丁宝桢，能够突破慈禧太后的保护伞，斩下安公公的头颅。与其说安得海死于丁宝桢之辣手，不如说他死于“祖制”之权威，死于隐权力的致命缺陷。

眼见他手眼通天，眼见他人头落地。宠监安得海之死，给晚清内宦的震动也非常大。随后得宠的李莲英虽然也有“骄倨老横”、“恃宠弄权”的时候，但他能引安得海之祸为鉴，没有忘乎所以，该装孙子时就装孙子。曾经在批本处当差、与李莲英相处过的光绪年间进士金梁评价说，“李莲英奸而有礼”，每次遇到他“必请安问好，行必让道，坐必侧席。”不仅对金梁是如此，“凡遇士大夫皆然，不似众阉之傲慢也”。

李“恃宠弄权”、运用隐权力的手段也远比安得海高明：在外官面前，他“善伺太后意旨，假喜怒以作恩威”；在太后面前，则“谓己系贱役，不敢与闻军国大事”。当时攀附李莲英的人很多，李“但婪财而不猎高官”，分寸把握得不错。

光绪十二年（1886年）四月，慈禧命李莲英以监军身份陪同醇亲王、李鸿章到天津校阅北洋海军，李公公这次“阅兵”之行的谨小慎微，与当年安得海采办龙衣的妄自尊大，恰好形成了鲜明对比。一路上，李莲英坚持不住预备好的豪华舱舍，说：“我怎敢跟七王爷、李中堂比呢？”他也不跟任何官员接触，白天就在醇亲王跟前站班侍候，给亲王提长杆烟袋；晚上则给醇亲王准备好洗脚的热水。李公公这么识趣，慈禧也很高兴，说：“没白心疼他。”

当然，对李莲英的受宠、奸滑，也有耿直的廷臣看不过眼，因而上疏参奏。但光绪朝时的慈禧太后，其权力已远盛于同治朝，对宠监的庇护能力也远胜从前，因此，李莲英虽多次受到廷臣弹劾，却始终安然无事。

光绪末年，慈禧去世，李莲英自知他的后台、保护伞、隐权力基石已然倒塌，不敢再在深宫中呆下去。他将历年所敛财物，装了七大捧盒，献给隆裕太后（光绪帝正宫娘娘）：“奴才现已年老体衰，乞求离开宫廷，这些宝物，奉还给主子。”退居闲散的李莲英，在晚清诡谲多变的政局中，最后得以善终。时人说他“罪浮于安得海，而结果大异”。

有清一代，尽管先后出了安得海、李莲英两代权阉，但因“祖制”的余威犹在，加之隐权力的先天性缺陷，宠监的权力到底未能发展至乱政祸国的地步。不过，历史总是充满吊诡，大清的灭亡，却阴差阳错地由另一名太监——小德张一手促成。

话说光绪皇帝驾崩之后，三岁的宣统继位，由生父载沣摄政监国。服侍隆裕太后的太监小德张艳羡李莲英之权势，盼望着隆裕能像慈禧那样垂帘听政，自己也可狐假虎威。恰好辛亥兵变，袁世凯临危受命，回京入主内阁，因摄政王监国如故，内阁总理大臣的权力大受掣肘，袁也有心逼摄政王下台。小德张探知袁世凯的心事，竟自作主张引荐袁入觐太后，并请袁吃了一顿饭，袁则出手甩给了小德张一万两银票，砸得小太监脑袋发晕，心想：吃一顿饭就得万金，若助袁总理挤走摄政王，岂不是富贵无可限量？

于是乎，小德张极力怂恿隆裕太后采纳袁世凯所请，撤销摄政王监国而恢复垂帘听政的旧制。隆裕听信其言，便下诏令摄政王退归藩邸。诏既下，小德张再屁颠屁颠跑去找袁世凯，要他上疏提请垂帘，却遭袁世凯一通教训：“内监不得出宫招摇，违制者罪无贷。”这才知道受了袁的欺骗。而大权在握、再无掣肘的袁世凯，则日日以危言要胁太后，威迫小皇帝逊位。最后的结局众所周知：大清亡了，袁世凯变成了袁大总统。

记录这段掌故的清末人金梁不无讽刺地感叹道：“昔明之亡也，太监曹化淳首迎降；今则功在小德张。何内监之多伟人也？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