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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安德海熟读《孟子》，他一定漏读了这两句：“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不知轻重，摆不正的自己的地位，确实很尬尴，如果这个人恰好又处于关键的职务位置，那真就要了命了。

同治八年（1869 年），正当捻军、陕甘回乱渐次平定，慈禧当政顺风顺水时，却突然发生了一件令她大丢颜面的事。这件事呢，说大不大，但说小也不小：说“不大”，是因为不过杀了个太监；说“不小”，则是因为被杀的是慈禧太后最宠信的太监安德海。

清同治八年（1869）七月初，慈禧太后宠信的太监安德海率两只太平楼船沿京杭大运河顺流南下，楼船上悬着两面大旗，写着“奉旨钦差，采办龙袍”八个大字。大旗上又有一面小旗，中绘一个太阳，内有一只三足乌。安德海在船上挂出三足乌旗，无异于公然宣告：为慈禧太后办差。楼船的两旁插有若干龙凤旗帜，随风飘扬；楼船上仪卫煊赫，且有女乐成队，品竹调丝，所经之处，两岸观者如堵。

飞扬跋扈的安德海以钦差大臣身份出现，沿途一些趋炎附势的地方官不但不敢告发，还争先恐后地逢迎巴结，使得他更加忘乎所以、为所欲为。七月二十日，楼船进入山东德州境内，次日，安德海竟然在船上为自己做寿，带领众人向所带龙衣罗拜，引得民间议论纷纷，轰动德州城，也惊动了山东巡抚丁宝桢。 丁宝桢迅速命东昌府知府与济宁州知州等沿途府州县将安德海等“一体截拿在案，解省由其亲审”。同时于七月二十九日将此事以四百里奏折火速上呈两宫皇太后和同治皇帝。

无视祖制，公然出京

丁宝桢(1820—1886)，字稚璜，贵州平远(今织金)人，咸丰进士，后任翰林院编修。咸丰年间曾先后任湖南岳州知府、长沙知府，后任山东按察使、山东巡抚。同治七年(1868)，西路捻军向定州进军，逼近京师，丁宝桢率兵驰援，保卫了京城安全，清廷数次降旨褒奖、器重有加，后升任四川总督。督川十年，体恤民情，实心办事，深受民众爱戴。丁宝桢为官廉洁刚烈，被誉为晚清“中兴名臣”，尤其是任职山东期间，智斩权监安德海，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声誉。

丁宝桢

丁宝桢，晚清笔记中说他“器量恢豁，廉刚有威”。他与安得海也有一段宿怨。

那是同治七年春，丁宝桢率军征伐捻军有功，皇帝召他入京觐见。按大清礼仪，凡是大臣陛见，均要脱了官帽叩头，然后俯伏听皇上垂问，皇上问毕，臣下谢恩，才带冠退出。但丁宝桢那次入觐，告退时忘了将官帽子带出来，被安得海捡到了。翌日，安得海托人带话给丁宝桢：要赎回官帽子吗？拿四千两银来。丁宝桢开始以为安得海只是戏言，便不置可否。安得海又传话来：“如不以银赎帽，我即将帽悬挂于宫门，写明山东巡抚丁宝桢之帽。”丁宝桢听后尴尬不堪，不得已掏了二千两银子，将帽子赎回来。

安德海(1844—1869)，祖籍直隶青县，10岁入宫，充内廷太监。由于他办事机敏，善于察言观色，因此深得慈禧太后欢心，成为慈禧太后身边备受宠信的大红人。之后，安德海恃宠而骄，虽然只是六品的蓝翎太监，却连小皇帝载淳、恭亲王奕訢等朝中大臣亦不放在眼里。安德海还经常搬弄是非，挑拨同治和慈禧太后的母子关系，使得小皇帝常被慈禧太后训斥。他目无皇帝，越权胡为，已经到了令同治皇帝忍无可忍的地步。

安德海

同治八年(1869)，久在宫闱的安德海想出宫游玩并借机敛财，遂借口预备同治帝大婚典礼，再三请求慈禧太后派他到江南置办龙袍、预备宫中婚礼所用之物，获得慈禧太后许可。有了太后的支持，安德海置慈禧不许太监擅出宫禁的祖制于不顾，带领着一班随从，前呼后拥地出京了。

清朝开国之初，顺治帝鉴于明朝宦官专权、国事日非的历史教训，颁布上谕对太监严加管束，将“太监行为六不许”铸成铁牌立于宫内交泰殿门前，后又增加“越分擅奏外事”、“上言官吏贤否”等内容，明确规定：有违反者，“即行凌迟处死，定不姑贷”。

这道上谕后来成为清朝皇室的祖宗家法，但凡有太监触犯，多会被处以极刑。同时《钦定宫中现行则例》还规定：太监级不过四品，非奉差遣，不许擅自出皇城，违者杀无赦。

同治以前的清代最高统治者们对这个“祖制”是尊重的。在两百多年时间里，都没有出现像明朝刘瑾、魏忠贤那样的大宦官，但到了慈禧时期，历史悄悄地转了个弯，甚至可以说，慈禧第一次执掌权柄，就是从违反“祖制”、让太监干政开始的。咸丰十一年，咸丰帝病死承德行宫，慈禧派心腹太监安德海窜回北京，串通当时正主持与英法联军议和事务的奕訢，密谋叔嫂联手夺权。奕訢到来之后，慈禧与他反复进行“沙盘推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动政变，终于大功告成，“劳苦功高”的安德海也因此被晋升为总管大太监。

恃宠而骄，终丢性命

安德海虽号称钦差，却并未携带任何公文，一路又过于威风张扬，因此在途经山东德州境内时，德州知州赵新闻讯对此颇感费解：既是钦差过境却为何未接到“明降谕旨”并部文传知(按例清朝派遣大臣出京，军机处外发公文，沿途地方官员按礼迎送)

仆役下船购买物品也未出示“传牌勘合”(清朝奉命出京兵员由兵部签发身份证件，途经各地，不需花钱买东西，可凭证取得地方官府供应的物资)。为谨慎起见，赵新立即将此事上报巡抚丁宝桢。

丁宝桢早就对安德海的仗势骄横非常愤慨，接报后立拟密折，痛陈安德海种种“震骇地方”的不法行径，并申诉了自己职守地方，“不得不截拿审办，以昭慎重”的充分理由：一、清朝二百余年不准宦官与外人交接，“亦未有差派太监赴各省之事况”；二、龙袍系御用之衣，自有织造谨制，不用太监远涉糜费，且皇太后、皇上崇尚节俭，断不须太监出外采办，即使实有其事，亦必有明降谕旨并部文传知；三、太监往返照例应有传牌勘合，绝不能听其任意游兴，漫无稽考；四、龙凤旗帜系御用禁物，若果系内廷供使的太监，自知礼法，何敢违制妄用；五、出差携带女优，尤属不成体制。

八月二日，安德海在泰安县被知县何毓福抓获，与其随从陈玉祥等三人随即被先行押往济南，由丁宝桢亲自审讯。八月六日，丁宝桢接到由军机处寄发的密谕，内称：“该太监擅离远出，并有种种不法情事，若不从严惩办，何以肃宫禁而儆效尤。著丁宝桢迅速派委干员于所属地方将六品蓝翎安姓太监严密查拿，令随从人等指证确实，毋庸审讯即行就地正法，不准任其狡饰。如该太监闻风折回直境，即著曾国藩饬属一体严拿正法。倘有疏纵，惟该督抚是问，其随从人等有迹近匪类者，并著严拿分别惩办，毋庸再行请旨。”八月七日，丁宝桢亲自查验确实后，遵旨将安德海就地正法于济南，此日距安德海被抓不过五天。

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安德海是慈禧太后身边红得发紫的权监宠宦，他在经过顺天府、直隶境内时，各级地方官吏怕得罪慈禧太后身边的亲信，皆隐忍不敢发，何以能被山东巡抚丁宝桢在济南斩杀？

在闻知安德海出宫消息，同治即暗地里找东宫太后慈安密商：“安得海必出都门，出都门一步即可斩。只是不知哪个地方官敢下这辣手？”慈安也非常看不惯安得海“秽乱中宫”，便给皇帝提议了诛杀安得海的人选：“山东巡抚丁宝桢是有肝胆之人，可以依靠。”于是，同治下了一道密诏给丁宝桢，让他预做准备，相机而动。所以安得海尚未出发南下，丁宝桢那边已经得信预知他将途经山东。

丁曾将捕杀安得海的计划透露给来访的薛福成（薛福成是两江总督曾国藩的幕僚，他的弟弟薛福保则是丁宝桢的幕僚）：“我听说安得海将往广东，必过山东境，过则拿下杀掉，向朝廷奏报其罪，如何？”薛福成、薛福保都说：“ 这是不世之业啊。不过其难度堪比剿平一巨寇，必须布置严密，行动迅速，否则，恐怕诛奸不成，不惟自己贾祸，也将使安得海气焰更嚣张而贻患无穷 。”丁宝桢听后连连点头。可见捉拿安得海治罪要冒很大的风险。

这年七月中旬，安得海带着太监、亲属、管家、女仆、车夫、僧侣、差役、标兵，一行浩浩荡荡从京城启程，在通州雇了两只太平船，沿京杭大运河南行。离京前慈禧还谆嘱他“沿途万分小心”，但安得海改不了政治暴发户的嘴脸，极尽显摆之能事，所坐太平船插着龙凤旗帜，上书“奉旨钦差”、“采办龙袍”，又雇有女乐“品竹调丝”，一路上“招摇煽惑，声势赫然”，就差没有组织绅民手执鲜花、标语夹道欢迎了。安公公所到之处，地方官吏自然盛情款待，奉上银子，递上名刺，希望公公回京之后，多加提携提携。

七月廿日，安得海一行进入山东德州境内（德州是山东的北部门户）。次日正是安得海寿辰，安得海便在德州逗留一天， 船上男女一一上前给安公公磕头祝寿，还请了艺妓作乐，最后安公公还高兴地吃下了众人精心准备的“烧鸭寿面”。

此时，丁宝桢已经密嘱过德州知州赵新：“传闻安得海将过山东，如见有不法事，可一面擒捕，一面禀闻。”巡抚大人的命令，安公公的招摇过境，让这名深谙官场利害关系的地方小吏深为苦恼，他当然晓得安公公的隐权力之大，要他贸然下手“擒捕”，那是万万不敢的，所以当他率领随从驰往查问时，安得海已开完Party，扬帆出了德州境，沿运河南去。至于如何向巡抚大人“禀闻”，赵知州也是感到左右为难：不上报吧，必将得罪丁大人；上报吧，又恐一旦不能除掉安得海，则自己“反撄其祸”。最后在幕僚的建议下， 赵新采用“夹单”密禀， 夹单不是正式公文，不存卷，安得海断不会知道；如果丁宝桢上折参奏，则祸福由丁一人担当，与地方官无涉。

丁宝桢获悉安得海行踪后，又密饬德州下游的东昌府知府程绳武跟踪截拿，抓获后解赴省城亲审。程绳武头戴斗笠，脚穿草鞋，乔装打扮（估计是怕安得海认出他来），率人跟踪了三天，却迟迟不敢动手。安公公果然是有威慑力。

但丁宝桢也不是吃素的，他知道文官系统顾忌宠监的淫威，但地方上还有自成体系的武装系统，未必畏惧安得海的权焰，所以他加派驻扎在东昌府的总兵王正起发兵追捕。

丁宝桢又将安得海招摇出京的不法情状，用“四百里”驿递上奏朝廷：

“本年七月二十日闻访有北来太平船二只、小船数只，驶入山东省境，仪卫煊赫，自称钦差，并无传牌勘合，形迹可疑；派人密访，据称系安姓太监。臣接阅之下不胜骇异。伏思我朝列圣相承二百余年，从不准宦官与外人交结，亦未有差派太监赴各省之事。况龙袍系御用之衣，自有织造谨制，倘必须采办，但需一纸明谕，该织造等立即敬谨遵行，何用太监远涉糜费？且我皇太后皇上崇尚节俭，普天钦仰，但不需太监出外采办。即或实有其事，亦必有明降谕旨并部文传知到臣。尤可异者，龙凤旗帜系御用禁物，若果系太监，在内廷供使，自知礼法，何敢违旨妄用？至其出差携带女乐，尤属不成体制！似此显然招摇煽惑，骇人听闻，所关非浅。臣职守地方，不得不截拿审办，以昭慎重。”

八月初二，王正起率兵追至泰安县，在代理知县何毓福、守备刘英魁、泰安营参将姚绍修的协助下，终于将安得海拿获，并连夜解往省府济南。安得海一路搜刮来的财物也被悉数查缴，计有骏马30余匹；黄金1150两；元宝17枚；巨珠5颗；真珠鼻烟壶1枚；翡翠朝珠1挂；碧霞朝珠1挂；碧霞犀数十块；其余珠宝亦甚多。

一年前还气焰嚣张地向丁宝桢勒索四千两银的大内总管太监安得海，就这样成了丁巡抚的阶下囚。但是，从前面的叙述，我们知道捉拿这个安公公非常不容易。按祖制，太监擅出皇城，地方官有权、有责查问究竟，但安得海从直隶一路南下，“所过招纳权贿，无敢发者”，当时的直隶总督曾国藩也未敢过问，以曾国藩的人品学问，不可能不知道祖制，更不可能喜欢弄权的太监，他之所以不敢动招摇过境的安得海，唯一的解释只能是他曾总督忌惮安公公的隐权力。而决意要“法办”安得海的丁宝桢，虽已密令山东的地方官“擒捕”，但德州知州赵新、东昌府知府程绳武等都投鼠（安得海）忌器（隐权力），差点让安得海走脱。假如丁宝桢不是得了同治皇帝的密旨，是否也有胆气拿下安得海？

安得海案背后的权力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