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天然：《說苑》札記

摘要： 本文從《說苑》的三個層面，探討了十個問題。首先，“目録通釋”“篇名辨析”二題，討論劉向校理編撰工作層面的問題，由此可以略知子政校書及《說苑》成書流傳之情實，進而論及曾鞏校書與北宋館閣校勘制度。其次，由字詞文句層面考察，擇取“形近混同”“數詞變化”“同義替換”“相類文句”“對舉邏輯”等戰國秦漢間古書中具有共通性之五題，嘗試總結了校讀方法。最後，通過考察“文本語境”“文本流動”“擬言立說”三題，或可推進我們對戰國秦漢間古書文本特徵的認知。

關鍵詞： 說苑  劉向  曾鞏  通例

弁言

去歲（丙申）校讀《說苑》，思而有得輒書於向宗魯《校證》眉端。今將小識分作十題，別紙録出，以待批評。

首先，“目録通釋”“篇名辨析”二題，討論劉向校理編撰工作層面的問題。其次，“形近混同”“數詞變化”“同義替換”“相類文句”“對舉邏輯”五題，討論字詞文句層面的問題。最後，“文本語境”“文本流動”“擬言立說”三題，討論文本層面的問題。其中多爲戰國秦漢間古書共有的問題，相關方法也是理解這類古書的通法。本文名爲“《說苑》札記”，實欲藉此書雜採舊文而成的性質，於出土簡帛日益豐富的條件下，進一步探索古書之通例，積累校讀之通法，以期接續前修如俞樾、余嘉錫的工作。 [1] 所論雖取徑於具體的一書一事，旨趣卻在其外。

然限於體例，文中尚有未能展開、深入之處，這些問題以及對《說苑》的系統認識，將另文討論。本篇所涉《說苑》之文皆據向氏之書，必要處兼顧宋元衆本。徵引諸家均用簡稱，謹此一並致敬，拙見則標“按”字，以示區別。

一、目録通釋

1.劉向“ 說苑序奏”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說苑》雜事，及臣向書、民間書，誣校讎，其事類衆多，章句相溷，或上下謬亂，難分別次序。除去與《新序》復重者，其餘者淺薄不中義理，別集以爲《百家》。後令以類相從，一一條別篇目，更以造新事十萬言以上，凡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號曰《新苑》，皆可觀。臣向昧死”。 [2]

此文《說苑校證》題作“序奏”。按，劉向因校書所作或稱“目録”，或稱“敘録”，或稱“書録”，或稱“別録”。《漢書·藝文志》云：“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旨意，録而奏之。” [3] 名雖參差，所指略同。 [4] 宋元刊十一行、九行兩版本系統《說苑》並無作“序奏”者 [5] ，蓋向宗魯據《論衡·變虛篇》之稱自題（敘例頁1）。梳理衆本可知，今見刊本皆源出曾鞏校理之本。其中當以元大德本爲代表的十一行本系統，與子政所作之録最爲接近：元本先題“目録”二字，後列篇目，再接旨意，詳見圖1。 [6] 劉向《新序》一書同樣經曾鞏校理，今傳宋刊本亦有“目録”，惜篇目之後子政奏敘已佚，可參圖2。 [7] 我們由此類殘存信息，尚能略窺劉向校書之程序。向氏又云“明鈔本、經廠本皆目録在前，奏在後，與元本同。考《荀子》目録亦在奏前，則元本是也”，以爲目應在前，此說不錯。但對劉向“目”“録”之義存在誤解，而將二字與篇目等同，此即認録爲目。余嘉錫早已揭示劉氏“但自名爲録，實兼包篇目指意二者言之”。 [8] 具體到此處，即包括二十篇篇目（圖1中甲部分）及校上之奏（圖1中乙部分），其實元本（及其所據之宋本）“目録”之名已突出篇目而與“録”並列。

“所校中書《說苑》雜事”，《校證》於“雜事”亦出書名號標記。按，“雜事”蓋非書名。 [9] 此處“說苑”與下文“新苑”對言，“雜事”與下文“新事”對言。即名爲“說苑”而所記爲雜事。

“誣校讎”，盧文弨云“《論語》‘焉可誣也’，《漢書·薛宣傳》作‘可憮’。蘇林曰‘憮，同也，兼也’，晉灼曰‘憮音誣’。疑此‘誣’亦與‘憮’同義”。 [10] 按，若不改讀，誣有與、以之義。《廣雅·釋詁》云“歛、㰟、匃、貸、誣、䛳、授、施、裨、禀、付、載、埤、分、越、以、气、遺、予，與也”，王念孫疏證曰“此條與字有二義。一爲取與之與，歛、㰟、匃、貸、授、施諸字是也。一爲與共之與，誣、䛳、越、以四字是也。……誣、䛳，謂相阿與也”。 [11] 參以他書敘録，《孫卿書録》有“所校讎中《孫卿》書凡三百二十二篇 [12] ，以相校 [13] ，除復重二百九十篇” [14] ，《管子敘録》有“所校讎中《管子》書三百八十九篇，太中大夫卜圭書二十七篇，臣富參書四十一篇，射聲校尉立書十一篇，太史書九十六篇，凡中外書五百六十四，以校，除復重四百八十四篇” [15] ，《列子新書目録》有“所校中書《列子》五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校讎，太常書三篇，太史書四篇，臣向書六篇，臣參書二篇，內外書凡二十篇，以校，除復重十二篇” [16] ，與本篇“所校中書《說苑》雜事，及臣向書、民間書，誣校讎”文例正同。 [17] 皆言中書共校、或中外書同校，此即“以相校”“以校”“誣校讎”之義。

“淺薄不中義理”。按，《漢志》小說家類載《伊尹說》二十七篇、《師曠》六篇，班注皆云“淺薄” [18] ，蓋與此文所指相近。而“義理”當爲六藝經義，考今本《說苑》所存伊尹、師曠故事語涉怪誕，如《辨物》篇“晉平公出畋”章（頁467），“不中義理”者蓋指此類。

“別集以爲百家後令以類相從”。按，“別集”即另集，與劉向“別録”同例。 [19] “百家”，學者多認爲即《百家》一書。如姚振宗《漢書藝文志條理》卷二之下小說家“《百家》百三十九卷”條下云“‘別集以爲百家’，似即此《百家》，蓋《說苑》之餘” [20] ，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卷十“新序”條亦云《百家》即別集以爲百家者也 [21] ，魯迅也據此推測“《說苑》今存，所記皆古人行事之跡，足爲法戒者，執是以推《百家》，則殆爲故事之無當於治道者矣”。 [22] 而持此說者多將“後”字下讀。 [23] 但也有例外，如王鍈云“‘後’字應連上讀，《漢書·藝文志》‘小說家’類之末有‘百家’，爲三十九卷。 [24] ‘別集以爲百家後’意即列於‘百家’之後，實即小說家類之最末尾”。 [25] 此說既欲指“百家”爲《百家》，又以“後”字上屬，其不完滿處在於《漢志》所載《百家》之後再無他書。故若以姚說爲是，此句當點作“別集以爲《百家》，後令以類相從”。若跳出姚說，不將此句“百家”指實爲小說家之《百家》，則亦可點作“別集以爲百家後，令以類相從”，“百家”乃諸子 [26] ，此言另集而列於諸子百家最後。而以《七略》爲基礎的《漢志》，諸子略最後正爲《百家》，蓋劉歆依向意列置而亦名爲《百家》也。

二說相較，似前者更爲合理。上文言“其事類衆多，章句相溷，或上下謬亂，難分別次序”，可見《說苑》原書初未分篇，而《漢志》所載《百家》正稱卷不稱篇，蓋原書細碎恐非一意相承之文。篇卷確有等同的情況，但並非一例。大體古書爲立言者多稱篇，以傳記諸子最爲顯著。蓋因立言之體，主旨一貫而首尾較明。不以立言爲務者則多以卷稱，數術方技中有其例。而六藝之“詩”，兵書之“圖”，或因篇數繁多而內容較簡短，或因形制特殊，均以卷計，則篇卷之稱又與文獻之實際有關。

若再進一步討論，作爲經義闡釋的傳記之學，實亦“一家之言”，《七略》《漢志》將介於經子之間的部分傳記歸入六藝。然“事語”類文獻中尚有不少戰國傳記舊文的零篇散章 [27] ，而這些未經整理的“百家言”在劉向看來不中義理，自不能歸入六藝。

“後令以類相從，一一條別篇目，更以造新事十萬言以上，凡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號曰《新苑》，皆可觀”。按，上文所言校中外書、除去複重爲劉向整理古書習用之法 [28] ，而此句所言則爲子政校理《說苑》時稍顯特別之處，即通過以類相從、條別篇目 [29] ，使之由“淺薄不中義理”至於“皆可觀”。其更造者，即自以義法部勒，而成一家之言。 [30] 如《善說》之首徵引衆說點題，若一篇之序，以明篇旨立主腦，當即出於劉向之手。由此，更造之“新苑”稍後得以從小說家入於儒家 [31] ，由“小道”入於“可觀者九家”之列。 [32]

2.曾鞏“ 說苑序”

“劉向所序《説苑》二十篇。《崇文總目》云：‘今存者五篇，餘皆亡。’臣從士大夫間得之者十有五篇，與舊爲二十篇，正其脱謬，疑者闕之，而敍其篇目，曰：……向之學博矣，其著書及建言，尤欲有爲於世，忘其枉己而爲之者有矣，何其徇物者多而自爲者少也？……令向之出此 [33] ，安於行止，以彼其志，能擇其所學，以盡乎精微 [34] ，則其所至未可量也。……編校書籍臣曾鞏上（《説苑序》頁1-2）”。

此文《說苑校證》題作“說苑序”，向云“《元豐類稾》及彭氏刻曾集俱作《説苑目録序》，他選本亦同”。按，宋刊本《曾南豐先生文粹》、元刊本《元豐類稿》“說苑序”作“說苑目録序”，金刊本《南豐曾子固先生集》作“說苑序”。嘉祐中曾鞏編校史館書籍，稍後充館閣校勘 [35] ，其間的工作也正是劉向當年的事業，而子固校書方法程式悉仿子政故事。這種效法落實在敘録寫作中，自然也兼包篇目旨意二事。具體到本文，“而敍其篇目曰”曰字之前言涉篇目，之後論及旨意。而曾集所收因館閣校讎而作敘録之“序”體，與他序不同，多有“目録”二字，如“新序目録序”“列女傳目録序”“戰國策目録序”等，自有道理。這一細微差異正提示我們，此類序文與當時館閣校書制度密切相關，而與其他序文體例絕不相同。 [36]

“忘其枉己而爲之者有矣”，向云“茅選‘忘’作‘至’”。按，茅坤《宋大家曾文定公文抄》“忘”作“至” [37] ，而宋元本《說苑》、宋金元本曾集均作“忘”。茅本恐無更多版本依據，且循此文義作“忘”亦長。蓋“忘”“志”形混，“志”“至”音混，遂致此誤。

二、篇名辨析

3.“ 敬慎”篇

向云篇名“《治要》作‘法誡’，《郡齋讀書志》亦作‘法誡’，蓋皆由避宋諱改”（頁240）。

按，避諱之說清人已有。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十著録“說苑二十卷”篇名亦爲“法誡”，並云“闕第二十卷。曾子固校書，自謂得十五篇於士大夫家，與崇文舊書五篇合爲二十篇，又敘之。然止是析十九卷，作《修文》上、下篇耳”。 [38] 吳騫舊藏明刊本中，孫志祖跋云“晁氏《郡齋讀書志》敘《說苑》篇目，避宋孝宗諱，易《敬慎》為《法誡》”。 [39] 孫猛按語曰“疑公武所見爲孝宗時本子”。 [40] 是孫志祖即以晁氏著録本作“法誡”是避宋孝宗諱，而改原篇“敬慎”的結果，孫猛進而懷疑此本爲宋孝宗時本。

然二人於晁氏所記恐皆未諦，避諱之說不足信。因《郡齋》著録者爲實際收藏，故此本當爲晁氏親見，所記亦應是實録。由此可知：其一，晁氏所見本“敬慎”作“法誡”；其二，此本無“反質”篇，而是析《修文》爲兩篇以合二十卷之數者；其三，此本當與曾鞏校後、“反質”篇尚未補入之本有密切聯繫。 [41] 據此，晁氏所見本當屬北宋中期曾鞏校理本一系，保存的應是北宋本較早的面貌。《郡齋》原文未涉所謂“避孝宗諱”的問題，此說實爲後人臆測。 [42] 向氏所舉《群書治要》之例，也無法作爲避諱說的證據。《治要》爲域外回傳文獻，其早期版本今有日本宮內廳書陵部所藏鐮倉時期寫本可參，此寫本正作“法誡”。尾崎康曾指出此本或有避唐高宗諱字的痕跡 [43] ，可見日寫本《治要》底本淵源有自、時代甚早。 [44] 如此，避諱之說便更爲可疑。

其實對此問題，我們不妨跳出避諱思路，從篇名構詞方式角度再作探討。本篇首章即云“聖人重誡，敬慎所忽”，“敬”“慎”猶“戒” [45] ，詞義上實與“法誡”略同，但《說苑》其他篇名未見作並列結構者，“敬慎”的構詞方式與他篇不協。而“法誡”則非並列結構，本篇全文之旨在“誡”不在“法”，此處“法”當訓正，乃偏正結構 [46] ，與“正諫”“善說”“權謀”“雜言”等篇相類 [47] ，且此類篇名均涉言語談說。由此可見，“法誡”的構詞方式與這些篇名如出一貫，當與劉向條別篇目時的面貌更爲接近。

4.“ 談叢”篇

向云篇名“宋人所見有作‘叢談’之本，以下篇《雜言》例之，似作‘《叢談》’爲勝”（頁383）。

按，今檢衆本，十一行系統之元大德本、明鈔本，九行本系統之宋咸淳本，兼有兩系統特徵之吳騫舊藏明刊本，目録中之篇目雖均作“叢談”，而內文十六卷卷首皆作“談叢” [48] ，詳參圖1、3、4、5。 [49] 可見目録之“叢談”當爲後人據“雜言”辭例臆改，內文則尚未及改。其實“談叢”一篇較爲特殊，録“談”而無“事” [50] ，篇名或仿“說苑”，而並非與兼載“言”“事”之“雜言”同例。由此，亦可略窺《說苑》一書的本質在“說”不在“事”。 [51]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品）

三、形近混同

5. 《權謀》篇“ 晉文公伐衛”章

“公子慮俛而笑之”（頁341），盧云“慮”字“《列子·說符》篇作‘鋤’” [52] ，楊云“仲父曰：《說苑·正諫》作‘趙簡子攻齊，公盧大笑’。蓋卽一事而記者互異。盧鋤音讀相近”。 [53]

按，楊樹達由異文讀音角度解釋，很有道理。而異文的形成或有多種可能，戰國楚簡中“ ”“虘”有混同現象 [54] ，此處異文也可能是二旁混同所致。了解文獻中形近混同情況，是探索古書間異文形成緣由之一途。《說苑》中還有一些形混之例，如“得”與“見”混 [55] 、“大”與“而”混 [56] ，掌握這些常見易混字形，也有助於我們理解古書中的疑義。

四、數詞變化

6.《君道》篇 “楚文王有疾”章

“申侯伯將之鄭，王曰：‘必戒之矣，而爲人也不仁，而欲得人之政，毋以之魯、衛、宋、鄭。’不聽，遂之鄭。三年而得鄭國之政，五月而鄭人殺之”，向云“《左傳》文王之卒在莊十九年，申侯見殺在僖七年，則申侯居鄭已歷二十二年矣，三年五月之說，疑未足據”（頁26）。

按，此處三年五月皆虛指。又如《奉使》篇“楚使使聘於齊”章爲客主問答體，多誇飾之辭。其中“子胥被髮乞食於吳。闔閭以爲將相，三年，將吳兵，復讐乎楚，戰勝乎柏舉，級頭百萬，囊瓦奔鄭，王保於隨，引師入郢，軍雲行乎郢之都，子胥親射宮門，掘平王冢，笞其墳，數以其罪”（頁308）云云，多有不可信者 [57] ，“三年”亦爲虛數。 [58] 再如《雜言》篇“楚昭王召孔子”章載子西之言“長管五官有子貢者乎”（頁419），“五官”可泛指百官，《史記·孔子世家》即作“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此處之“五”亦非實數。可見三五爲虛數之例，古書習見。而理解數詞的虛實之變 [59] ，則有助於我們讀古書而不泥於字句。

五、同義替換

7 . 《正諫》篇“ 孝景皇帝時”章

“欲湯之冷”，向云“‘冷’，《漢書》作‘凔’，《選》注作‘滄’。《說文》‘凔’‘滄’皆訓寒”（頁236）。

按，戰國楚簡中“倉”及从倉之字多可表“寒”。學者或以“義同換讀”“同義換讀”釋之 [60] ，或以“誤摹”“形近混用”釋之。 [61] 此文所涉枚乘近於策士，其表達方式也與《戰國策》一脈相承 [62] ，多引古語爲辭 [63] ，且乘爲淮陰人，《漢書》《文選》所保留的可能正是楚人的用字傳統。 [64] 而《說苑》作“冷”，則爲“凔”“滄”的“同義替換”。 [65] “同義替換”與“義同換讀”“同義換讀”不同，後者指某字被讀作與其詞義相同或相近之詞。“同義替換”則包括後人以易懂之字替代理解上存在隔膜之字的情況，而這恐怕已屬於文本改寫的範圍。

8.《政理》篇“ 子貢曰葉公問政於夫子”章

“政在附近而來遠”，向氏引《史記》“來遠附邇”及《爾雅·釋詁》注所引《尸子》“悅尼而來遠”（頁154）。

按，“近”“邇”“尼”亦同義替換。相似之例又如上博簡《民之父母》“何詩是迡”，今本《禮記·孔子閒居》作“何詩近之”。“近”“邇”爲同義詞，差別主要在於使用的時代。“邇”多用於春秋以前的典籍，春秋戰國以後多用“近”。 [66] “近”與“尼”“迡”亦同義，但在古書中的出現頻率卻有很大差異。 [67] “尼”“迡”作爲非常用詞，自然與常用詞“近”形成了“難易”的對立。綜上，《說苑》此文相較於《史記》所據及《尸子》佚文當更爲晚近。而通過分析異文的“難易”來判斷文本的早晚，這一方法或許有助於我們還原古書形成的歷史。 [68]

六、相類文句

9 . 《復恩》篇“ 趙宣孟將上之絳”章

“刑於內者應於外”，向云“‘刑’本多作‘形’，二字古通，今從宋本、明鈔本”（頁128）。 [69]

按，“形”字後起，需要進一步說明的是今本《說苑》中“刑”“形”用法似有細微差別。《善說》篇載相類之言曰“君子誠能刑於內，則物應於外矣”，字亦作“刑”。 [70] 而《雜言》篇“有諸內必形於外”、《修文》篇“獨居樂德，內悅而形”“感於物而後動，故形於聲”“情動於中，而形於聲”等字皆作“形”。 [71] 可見，一指內一指外。“刑”者，法也。聯繫作爲鑄器之法的“型”，“刑”或“型”可表成形於內之義 [72] ，蓋與型範鑄造有關。《荀子·彊國》云“刑范正，金錫美，工冶巧，火齊得，剖刑而莫邪已” [73] ，即描述了型範鑄器成形的過程，最終“剖刑”乃得器。“形”者，象也，則指物的外在表現。 [74] 此爲二者之別。

而《修文》篇“獨居樂德，內悅而形”還可進一步討論。《韓詩外傳》與此相類之句作“則獨居而樂，德充而形”，屈云“此當以《外傳》爲是，《說苑》誤也。蓋‘悅’爲‘充’之挩；‘內’爲‘而’之譌，又誤在‘德’下”（頁481）。按，屈說迂曲，強合《外傳》。《說苑》之文或可與郭店《性自命出》簡54“ （獨）凥（處）而 （樂），又（有）內 者也”聯繫。 [75] 《性自命出》簡22“ ”字、簡23“ ”字，上博《性情論》簡13相當之字分別作“ ”“ ” [76] ，即“ ”（喜）字。李零云“郭店本從心從豊，字之誤也” [77] ，裘錫圭進一步解釋爲“郭店簡是把‘ ’字所从的‘壴’誤寫成了與之形近的‘豊’字簡體”。 [78] 竊疑“ ”字亦“ ”字之訛，只是此處可能誤作了“豊”之繁體。 [79] 若果真如此，則《性自命出》之“內喜”即《修文》之“內悅”，《說苑》之文當自有淵源。

屈氏又云“《淮南子·主術》篇：‘此皆有充於內，而成像於外。’意與此同。高誘注云：‘充，實也。’《莊子》有《德充符》篇，卽‘德充’二字所本”。按，《韓詩外傳》《淮南子》《說苑》三者皆言內外相應，莊書《德充符》全篇則言德充而不形、而忘形，與三者不同。屈氏言《外傳》“德充”二字本於《莊子》，其實德形內外相應爲儒家常見之說，《莊子·德充符》篇即針對儒家此說立言，展開的是另外一種表達 [80] ，故不必以《外傳》本於《莊子》。總之，對讀法是理解古書中相類文句的常用方法，但相類文句間也需仔細辨析，因相似的表述中也可能隱含著不同的表達。

七、對舉邏輯

10.《談叢》篇 “兩高不可重”章

“兩高不可重，兩大不可容，兩勢不可同，兩貴不可雙。夫重、容、同、雙，必爭其功”（頁407）。

按，重容同雙爲韻，且義皆相通。“語”中叶韻，其例甚多。而音義兩方面均存在聯繫者，應特別予以注意，因叶韻本屬形式特徵，而循此形式卻可加深我們對韻字內涵的理解。如《後漢書·儒林傳》“時人爲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 [81] ，雙重爲韻，義亦相通。即趙翼《陔餘叢考》所謂“漢人諺語多七字成句，大率以第四字與第七字叶韻。……五經無雙、許叔重。重平聲，與雙通也”。 [82] 此類韻文兼具對舉特徵，而這一特徵實爲漢語構詞造句的常用方法。了解古書中的對舉邏輯，細緻分析對舉內容，也有助於我們理解古書，如下文之例。

11 . 《談叢》篇“鍾子期死”章

“惠施卒，而莊子深瞑不言，見世莫可與語也”（頁406）。

按，“深瞑”前人多有誤解，僅以影響較大的《漢語大詞典》爲例，釋作“緊閉雙目”，恐爲望文生訓。 ^[83] 此處與上文“鍾子期死，而伯牙絕絃破琴，知世莫可爲鼓也”構成對舉 [84] ，“瞑”當通“冥”，深瞑即深冥，也就是道家常言的“窈冥”。如《老子》第二十一章云“窈兮冥兮，其中有精” [85] ，又如《莊子·在宥》云“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 [86] ，均表深貌，藉以形容至精之道。 [87] 《荀子·勸學》“冥冥之志”“惛惛之事”，楊注也正以“專默精誠”爲解。 ^[88] 此處之“深瞑”也應理解爲這種深默精誠的狀態，其具體表現即不言。 [89] 另向氏引關曰“‘深瞑不言’，《淮南子》作‘寢說言’” ^[90] ，已將二者相連，惜未申說。 [91] 《淮南子·本經訓》又有“鉗口寢說，遂不言而死者，衆矣”之語 ^[92] ，寢說即鉗口，即不言，《淮南子》“寢說”也與此文“深瞑”相合。總之，利用漢語的對舉邏輯來考察古書中的疑義，雖不能中亦當不遠，又如下文之例。

12. 《談叢》 篇“ 謁問析辭勿應”章

“謁問析辭勿應，怪言虛說勿稱”，向氏疑“謁問”當作“楛問”（頁391）。

按，顯然向氏已覺“謁問”不應從字面理解 ^[93] ，但該說尚無更多證據。依下文“怪言虛說”之例，“謁問”當與“析辭”並列，且義近而有別。故“謁”當讀爲“竭”，“問”與“辭”“言”“說”相通，不必是具體的提問。 ^[94] 而“應”“稱”亦爲對言，另如佚文“昔鄒忌爲齊相”條有“淳于三稱，鄒忌三知之，如應響”一句 ^[95] ，“稱”“應”相關，均指言語。綜上，此文是對盡言辨辭的批評。 ^[96] 此例即由對舉而知“謁問”一詞存在疑義，理解對舉邏輯並加以利用，至少可以幫助我們在閱讀古書時發現問題、減少錯誤。

13. 《立節》篇“ 左儒友於杜伯”章

“左儒友於杜伯，皆臣周宣王。宣王將殺杜伯而非其罪也，左儒爭之於王，九復之而王弗許也。王曰：‘別君而異友，斯汝也！’”，向云“盧從《御覽》四百二十一改作‘黨’。案四百五十五引亦作‘黨’，《周春秋》仍作‘異’”（頁91）。

按，前人有以“異”通“翼”釋爲“幫助、庇護”者 [97] ，但結合異文“黨”字考慮，或許還有其他解釋。《新序·雜事二》“梁君出獵”章有類似表述云“梁君忿然作色而怒，曰：‘龍不與其君，而顧與他人，何也？’” [98] ，其中“與”字與異文“黨”，詞義若合符節。另，《說苑•立節》《新序•義勇》中又有數章以“與”“不與”兩種情況對舉，皆涵黨與之義，也和此文用法相似，可以參看。 [99]

而聯繫“異”“與”二字的結點卻有多種可能，本文暫將二者視爲訛混，因爲古書中確有混淆之例。如《韓非子•二柄》“人主將欲禁姦，則審合刑名者，言與事也”，王先慎云“乾道本‘與’作‘異’”。 [100] 又如《墨子•大取》“長人之異短人之同，其貌同者也，故同”，俞樾云“當作‘長人之與短人也同’”。 [101] 以上均爲“與”訛“異”例，故此文之“異”可能也是“與”字之誤。

進一步觀察，此處訛誤或出於後人臆改，即欲和“別君”相對而改作“異友”。 [102] 若果真如此，這一臆改本身也運用了對舉邏輯。其實小自遣詞造句，大至連句成章、積章成篇，對舉在漢語中無處不在。詞句層面的對舉一般不難發現，而古書中篇章層面的對舉也應重視，這對我們理解古人思考的路徑實有助益。

八、文本語境

14. 《正諫》篇“ 吳以伍子胥孫武之謀”章

“遂蒙絮覆面而自刎”，向氏引相類文獻《呂氏春秋》作“乃爲幎以冐面死”、《吳越春秋》作“死必連繴組以罩吾目”，並云“《喪禮》有幎目，此雖自慚，亦古禮也”（頁231）。

按，向說甚確，而此禮又與“面縛”相關。謝肅即據《左傳》語境認爲當由喪禮考察“面縛”，並已指出“面縛”即“幎目” [103] ，今就《說苑》此文及其相類文獻再略作補充。《儀禮·士喪禮》云“幎目用緇，方尺二寸，䞓裏，著，組繫”，鄭注“幎目，覆面者也”。 [104] 幎目即此文中吳王所蒙之絮，鄭注云“著，充之以絮也”，可見士喪禮中覆面之物是以絮填充的。鄭注又云“組繫，爲可結也”，賈疏“云‘組繫爲可結也’者，以四角有繫，於後結之，故有組繫也” [105] ，亦即《吳越春秋》所謂“連繴組”。而《左傳》僖公六年載“許男面縛”，兼及克殷舊事云“武王親釋其縛”，武王所解者即幎目四角組繫於頭後所打之結。反觀杜注“縛手於後，唯見其面”，恐爲望文生訓。 [106]

15. 《正諫》篇“ 孝景皇帝時”章

“吳王濞反，梁孝王中郎枚乘字叔聞之”，向云“《漢書》云：‘爲吳王濞郎中，諫王不納，去而之梁，從孝王游。’則此乃諫吳王書時，未嘗仕梁也，‘梁孝王’三字疑衍”（頁234）。

按，此文與《漢書》枚乘前奏略同，但不可據《漢書》輕言《說苑》文本有誤。因下文其書自稱“君王之外臣乘”，可知“梁孝王”三字不衍，《說苑》原文如此，當有依據。朱季海已知“固說與向不同，當別有所據”，但又云“豈枚皋輩欲爲叔重，故刪書首‘外臣’云云，以爲文帝時作耶” [107] ，本已得出《說苑》《漢書》各有依據這一認識，卻最終又落入缺乏根據的臆測。

16.《佚文輯補》“柳下惠死”條

“夫子之不伐，夫子之不謁，謚宜爲‘惠’”，向氏引《列女傳·賢明》“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信誠而與人無害兮，屈柔從容不強察兮，蒙恥救民德彌大兮”云云，並言“‘竭’，當從《書鈔》作‘謁’，謂無所請謁也”（頁546）。

按，當以讀“竭”爲長。《謚法解》謂“柔質慈民曰惠”“愛民好與曰惠” [108] ，可見《列女傳》所云展禽行事正與“惠”字相合。此文“不謁”亦當與之相關，故“謁”當讀“竭”而訓“盡”。

17. 《修文》篇 “孔子至齊郭門之外”章

屈氏引《論語·述而》“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並云“此文蓋其解說”（頁499）。

按，此章將《述而》所記孔子之言的語境補足。《漢志》“論語類”載“說”數種 [109] ，蓋《修文》所存與《論語》相關者即屬此類文獻。 [110] 《論語》難讀，歧義叢生，多因語境的缺失。此類文獻正以補足語境爲方法 [111] ，對《論語》作出解釋，與章句訓詁之法自有分別。以上諸例或據文本語境校讀古書，或揭示補足語境亦爲解說之一法，均體現了文本語境的闡釋功能。

九、文本流動

18.《談叢》篇 “夫小快害義”章

“夫小快害義，小慧害道，小辨害治”（頁385）。

按，馬王堆帛書《老子》甲本道篇云“知（智）快出，案有大僞”，乙本“快”作“慧” [112] ；郭店《老子》甲簡1云“ （絕）智（知）弃 （辨）” [113] ，《權謀》云“先問鄶之辨智果敢之士”（頁340），《指武》云“此五者，皆有辨知聰達之名”（頁380）。如此，“快”可讀爲“慧” [114] ，而古書中“辨（辯）”“知（智）”常對舉、連言。

若引申言之，戰國秦漢間文獻中的“辨（辯）”“知（智）”，一方面有非常具體即策士說客這樣的所指，如《戰國策·東周策》直稱“辯知之士”；又如《秦策三》載蔡澤之言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願以爲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此亦澤之自道；再如《齊策四》“辯知並進，莫不來語”，也指說士。 [115] 另一方面又存在於諸子百家的論辯之中，如《平原君列傳》載“平原君厚待公孫龍。公孫龍善爲堅白之辯，及鄒衍過趙言至道，乃絀公孫龍”，裴駰《集解》引劉向《別録》所記鄒衍之言曰“辯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亂，杼意通指，明其所謂，使人與知焉，不務相迷也。故勝者不失其所守，不勝者得其所求。若是，故辯可爲也。及至煩文以相假，飾辭以相惇，巧譬以相移，引人聲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 [116] 此文是對辯知關係的辨析，也是對名家之辯的反彈。本質上，諸子百家語即“知（智）辨（辯）”之一種。 [117]

回到此文，“快”“慧”“辨”皆當訓智，實爲相類概念的對舉。而《文子·微明》中對當文句作“小德害義，小善害道，小辯害治” [118] ，則是不同概念的對舉。戰國秦漢間古書文本流動而不凝滯，隨欲立之說改易文本乃常見現象，這與中古之後典籍文本的固化迥然有別。但其中也有妄改之例，這是應該明確區分的，如下文之例。

19. 《君道》篇“高宗者武丁也”章

“武丁恐駭，飭身修行”，向云“‘飭’，《大傳》作‘側’，《論衡》亦云‘側身而行道’，則‘飭’字疑後人肊改，本書《敬慎》篇、《家語·五儀》篇，亦皆作‘側’”（頁22）。

按，向說是。《大雅·雲漢序》言周宣王“遇烖而懼，側身脩行”，孔穎達疏云“側者，不正之言，謂反側也。憂不自安，故處身反側”。 [119] “遇烖而懼”與此章所記桑榖生於朝而商高宗武丁恐駭正合，可見原文當作“側”，如此“恐駭”二字方有著落。後人或以“飭”“修”對文，而有此改動，實則減損了原意的完滿。古書隨文改寫乃習見之事，然不顧語境終屬臆測妄改。

20. 《佚文輯補》“ 北塞上之人”條

“胡夷大出虜”，向云“‘虜’字疑衍，今《淮南》作‘胡人大入塞’”（頁541）。何云“《藝文類聚》兩引及《太平御覽》兩引皆作‘胡夷大出’，無‘塞’字。《漢書》及《後漢書》注引作‘胡夷大入’，亦無‘塞’字”。 [120]

按，今檢宋刊本《藝文類聚》卷四〇、卷九三，引《淮南子》均作“胡夷大出”。宋刊本《太平御覽》卷五六一引《淮南子》、卷八九六引《說苑》也皆作“胡夷大出”。 [121] 可見唐宋類書所引本無“虜”字，向氏輯佚有此字，蓋從盧文弨《群書拾補》、嚴可均《全漢文》録文。 [122] 類書的編纂或利用前代類書，或直接取材於原書 [123] ，所用典籍底本多爲寫本，引文常與傳本存在出入。 [124] 由此亦可觀察寫本時代向刊本時代過渡階段的文本變化，此類變化正生動勾勒出文本由流動到凝固的過程。

十、擬言立說

21.《君道》篇 “明主者有三懼”章

“明主”，向云“《外傳》‘明主’上有‘孔子曰’三字，‘主’作‘王’”（頁18）。

按，古書中多有“主”“王”錯出之例，如《大戴禮記》“主言”篇記孔子與曾參語“明主之道”，而《孔子家語》作“王言”。 [125] 這一現象，恐怕不能簡單以字形相近易混解釋。

本書《政理》篇“仲尼見梁君”章載“仲尼對曰：‘千乘之君，萬乘之主，問於丘者多矣，未嘗有如主君問丘之術也。’”，向云“萬乘之主”四字似衍，並云“孔子所見固無‘萬乘之主’，且是時以主爲大夫及大夫妻之稱，萬乘之君不得言主也。《家語》正無此四字”（頁153）。而盧云“主君”之“主”字衍。 [126] “萬乘之主”“主君”皆戰國習語 [127] ，後人對此類用語出現於孔子之言中顯得格外敏感，必以衍誤解之。 [128]

上述《韓詩外傳》卷七與《君道》此文相類之句及大戴《主言》之例，也正與孔子相涉。蓋後人以孔子不當言戰國時語，而多有臆改，故使不同文獻間“主”“王”錯出。其實此類情況，似應理解爲戰國人爲立說而擬言，不必盡信爲孔子語。1973年河北省定縣40號漢墓所出竹簡《儒家者言》，正有相類文句作“曰明主有三懼” [129] ，與《說苑》一致未見發言者，且“明王”作“明主”。由此，一方面可見《外傳》擬言立說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亦可見《說苑》文本當自有依據。

進一步說，此類現象也並不僅見於和孔子有關的文本之中。如《反質》篇“禽滑釐問於墨子曰”章，墨子言夏殷之王云“二王者以化身先于天下”（頁515），據張舜徽校記，蓋敦煌寫本《反質》殘卷“王”作“主” [130] ；“秦穆公閑問由余曰”章“古者明王聖帝”（頁519），寫本作“明主聖君”。這類錯出，恐怕也不能一律以字形相近訛誤解釋，而當是流傳過程中後人爲符合戰國之前及戰國初期的文本語境，臆改字句的結果。這背後隱藏的觀念是“主”相對“家”而言，故無法用於追述古之明君。總之，“王”“主”隸楷之形雖僅一筆之差，但在改動者看來卻是天子諸侯卿大夫之間的區別，也是由殷商西周而東周、由春秋而戰國時代更迭的反映。 [131] 實則上舉之例，當以寫本作“主”者更接近文本原貌，其與語境時代構成的不協，卻正透露出此類文獻晚成，應多爲戰國中晚期的擬言，而擬言的目的則與文本立意密切相關。

小結

本文由《說苑》的三個層面，論及十題。同時藉該書性質，兼涉古書通例、校讀通法的揭示與總結。

首先，通過一至二題的討論，可以略知劉向校書通例及《說苑》成書流傳的相關情實。如對子政“目”“録”本意的還原，進一步理解《漢志》所載每書校畢“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旨意，録而奏之”之義，並由此窺見劉氏校書的程序。又如對《說苑》敘録進行條理，還可知程序通例之外，劉向編纂此書與校理群書之不同。再如通過考察曾鞏序文，也可加深我們對北宋館閣校書制度的認識。此外對《說苑》篇名的辨析，又觸及到此書流傳過程中的諸多細節，以及該書文體形式上的本質特徵。

其次，通過三至七題有關字詞文句層面的考察，擇取戰國秦漢間古書中若干共通性問題，嘗試總結了校讀方法。如掌握常見易混字形、注意相類文句對讀、理解數詞的虛實之變，皆有助於我們理解古書疑義。又如重視古書同義替換現象中異文的“難易”，並由此探索古書形成的過程，這裡不僅關注作爲結果的成書問題，更關注作爲過程的古書形成的全部歷史。再如理解漢語對舉邏輯並加以利用，既可幫助我們在閱讀古書時發現問題、減少錯誤，又可沿著古人的此類思考路徑去理解古人的思考。

最後，通過八至十題的考察，揭示戰國秦漢間古書文本層面的一些特徵。如此階段古書文本流動而不凝滯，與中古之後典籍文本的固化迥然有別。又如以立說爲目的的擬言，在該階段的傳記子書中實爲常見現象，認識這一現象方能真正讀懂此類古書。

二〇一七年二月九日初稿

二〇一七年三月六日二稿

二〇一七年十月一日三稿

二〇一八年八月廿七日改定

附記：本文修改過程中先後承石瑊、瞿艷丹、馬楠、李春桃、董岑仕、董婧宸諸位先生提供寶貴意見，謹致謝忱。而文中謬誤，責在本人。

編者按： 本文發表于《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刊》第十一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年11月。如需引用，請參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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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係中國博士後科學基金資助項目（2014M550972）成果。

[1] 俞樾《古書疑義舉例》及後人增補之作皆措意於古書字詞文句，余嘉錫《古書通例》則用心於古人著作之體，取向實又不同，而各有所長。因後者尤能深察著述變遷之跡，故兼有學術史之意。

[2] 向宗魯：《說苑校證》，中華書局1987年版，“序奏”第1頁。下引《說苑》之文、向宗魯說、屈守元說皆據此書，僅隨文括注頁數，不再出注。

[3] 陳國慶：《漢書藝文志注釋彙編》，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6頁。

[4] 所指雖略同，然各名之間尚有細微差異。詳見余嘉錫：《目録學發微》，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24-34頁。

[5] 元大德七年雲謙刊十一行本作“目録”，此本上海圖書館藏有一部完本，而俄羅斯國家圖書館（Российска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библиотека該館位於莫斯科，與聖彼得堡俄羅斯國家圖書館有別）尚存海源閣舊藏刊本，目驗此本的學者，或以爲即雲謙本所據之宋刊本（詳見程翔《發現莫斯科國家圖書館藏宋版〈說苑〉》，《中國典籍與文化》2014年第4期，第47頁），或以爲與雲謙本同板而刷印較早（詳見丁延峰《俄羅斯國家圖書館藏〈說苑〉非宋刻本考》，《圖書館雜誌》單篇優先，網絡出版時間2017-05-03），今據程氏之文所附俄藏本書影與雲謙本對勘，傾向於丁氏的意見（看校補記：丁氏之前郭立暄已指出俄藏本即元大德翻本，詳見《中國古籍原刻翻刻與初印後印研究·實例編》，中西書局2015年版，第151頁）；宋咸淳元年鎮江府學刊元明遞修九行本作“劉向說苑”；而兼有兩系統特徵之明翻咸淳本則作“說苑目録”（詳見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吳騫舊藏明刊本《說苑》，善本書號：07484，該書所附孫志祖、吳騫、黃丕烈題跋皆以爲宋刻，恐非。較早通過版式特徵論證此本爲明刊本者爲傅增湘，詳見《藏園羣書經眼録》，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544-545頁；《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494頁。此問題進一步的討論請參徐建委：《〈說苑〉研究——以戰國秦漢之間的文獻累積與學術史爲中心》，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53-54頁）。

[6] 圖1取自《中華再造善本》影印上海圖書館藏元大德本《說苑》，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年版。另，俄藏本亦目在敘前，可參程翔《發現莫斯科國家圖書館藏宋版〈說苑〉》一文所附書影，詳見《中國典籍與文化》2014年第4期，第45頁。

[7] 圖2取自《中華再造善本》影印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宋刊本《新序》，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版。

[8] 余嘉錫：《目録學發微》，第25頁。

[9] 今本《新序》有以“雜事”名篇者五，當與中書舊題之事分而觀之，此處的“雜事”應在本篇敘録語境內加以理解。

[10] [清]盧文弨：《群書拾補》，載《清人校勘史籍兩種》，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年版，第1021頁。

[11] [清]王念孫：《廣雅疏證》，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98-99頁。

[12] 書名當作“孫卿”而非“孫卿書”，下文“管子”亦同。“中……書”者，“中書”也，通讀今存子政敘録自知。“中書”亦即“內書”，均與“外書”相對而言。劉歆《七略》云“外則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則有延閣、廣內、祕室之府”，詳見陳國慶：《漢書藝文志注釋彙編》，第4頁。以《七略》爲基礎的《漢書·藝文志》正著録作“孫卿子”“筦子”，均無“書”字。即余嘉錫所云“古之諸子，皆以人名書”，詳見《古書通例》，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215頁。這種子書命名方式也影響到後世，如《史記》之正稱乃《太史公》，由此也透露出一家私書的特徵。此問題請參錢穆：《太史公考釋》，載《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三），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版，第22-23頁。

[13] 此處及下引《管子》《列子》敘録“以校”後皆當點斷。

[14] [清]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中華書局1988年版，第557頁。

[15] 黎翔鳳撰，梁運華整理：《管子校注》，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3頁。

[16] 楊伯峻：《列子集釋》，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277頁。有學者懷疑《列子》敘録不出劉向之手，然該說並無過硬證據，尚難信從。

[17] 向氏《校證》“民間書”後原作頓號，今據文例、文義徑改作逗號。

[18] 值得注意的是，班注稱爲“淺薄”者也僅此兩書。詳見陳國慶：《漢書藝文志注釋彙編》，第159、160頁。

[19] 阮孝緒《七録序》云“昔劉向校書，輒爲一録，論其指歸，辨其訛謬，隨竟奏上，皆載在本書。時又別集衆録，謂之《別録》，卽今之《別録》是也”，“別録”之義甚明。詳見《廣弘明集》卷三，《四部叢刊》影印本，第10-A頁。

[20] [清]姚振宗撰，項永琴整理：《漢書藝文志條理》，清華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304頁，標點略有調整。

[21] 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552頁。

[22]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5頁。

[23] 如姚振宗、魯迅均下讀，唯余嘉錫於此處句讀似不統一。或引作“別集以爲百家，更以造新事十萬言以上”（《古書通例》，第246頁），則以“後”字下屬；或引作“又《說苑》録曰‘今以類相從，一一條別篇目’”（《目録學發微》，第28頁），則以“後”字上屬。《四庫提要辨證》雖也徵引此句，但此書標點未必盡符余氏本意，故暫不以之爲據。然“後”字若上屬，實不能與他主張的“百家”即“《百家》”說相圓融，即與下文王鍈說的問題相同。而余氏以“令”作“今”，不知是否出於偶然筆誤，若爲有意徵引，則“今”字缺乏早期版本依據。十一行本、九行本兩系統早期版本中，目前所見尚無作“今”字者。僅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九“說苑二十卷”條引作“今以類相從”，而點校本校記云“盧校本‘今’爲‘令’”，且《直齋》久無完本，四庫館臣由《永樂大典》輯出重編爲二十二卷。該書引文並非直接的版本證據，可靠性也存在疑問。詳見[宋]陳振孫撰，徐小蠻、顧美華點校：《直齋書錄解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71頁。

[24] 三十九卷應爲百三十九卷。

[25] 詳見王鍈：《〈說苑校證〉校點獻疑》，載《語文叢稿》，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180-181頁。至於盧文弨云“後”處疑有脫文（詳見《群書拾補》，第1021頁），孫詒讓云“後”爲“復”字之譌（詳見[清]孫詒讓撰，雪克、陳野點校：《札迻》，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288頁），皆別無顯證，暫不取。

[26] 如《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言賈誼“頗通諸子百家之書”。詳見[漢]司馬遷：《史記》，中華書局點校本二十四史修訂本2014年版，第3020頁。又如史遷自道“以拾遺補蓺，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是《史記》亦爲百家之一家。詳見[漢]司馬遷：《史記》，第4027頁。另，此類文獻正屬秦燔之範圍，即《史記·秦始皇本紀》李斯所謂“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李斯列傳》作“臣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蠲除去之”）。詳見[漢]司馬遷：《史記》，第325-326、3091頁。

[27] “事語”二字見劉向《戰國策》敘録“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脩書》”（詳見《戰國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195頁），有事有語可稱“事語”，應是一個較爲寬泛的概念。由“《說苑》雜事”判斷，劉向所面對的似可歸入此類文獻。

[28] 可參《戰國策》《晏子》《荀子》《管子》《列子》諸書敘録。《風俗通》佚文所引劉向《別録》敘其校讎之事亦詳，余嘉錫已引以爲證，並又指出劉向於經書皆以中古文校今文，篇數不同則兩本並存，而不刪除複重，此與諸子傳記不同。詳見《古書通例》，第271-274頁。

[29] 《說苑》各篇篇目當爲劉氏所加，故此項工作與他書之“條其篇目”尚不盡相同。

[30] 詳見余嘉錫：《古書通例》，第246頁。

[31] 《漢志》儒家類載“劉向所序六十七篇”，班注云“《新序》《說苑》《世說》《列女傳頌圖》也”。詳見陳國慶：《漢書藝文志注釋彙編》，第114頁。

[32] 劉向對於“可觀”的標準，當與《漢志》諸子略小序“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一致，而非 小說家類後引孔子語（今本《論語·子張》作子夏語）“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所指者，因此語尚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爲也”一句。 詳見陳國慶：《漢書藝文志注釋彙編》，第163、164頁。

[33] 《說苑校證》本“令”作“今”，宋咸淳本《說苑》、元大德本《說苑》、宋刊本《曾南豐先生文粹》、金刊本《南豐曾子固先生集》、元刊本《元豐類稿》皆作“令”，故徑改。本文所參宋金元本曾集，皆以《中華再造善本》影印本爲據。

[34] 《說苑校證》本“乎”作“其”，宋元本《說苑》、宋金元本曾集皆作“乎”，故徑改。

[35] 《宋會要》云嘉祐四年“六月七日，太常博士陳洙、太子中允王陶、大理評事趙彦若、杭州於潜縣令孫洙並充館閣編校書籍。編校自是始置，須供職二年，即奏取旨，後皆充館閣校勘”。詳見[清]徐松輯：《宋會要輯稿》，中華書局1957年版，第4760頁。程俱《麟臺故事》云“嘉祐中，以太子中允王陶、大理評事趙彦若編校昭文館書籍，國子博士傅卞編校集賢院書籍，杭州於潛縣令孫洙編校秘閣書籍；其後又以太平州司法參軍曾鞏編校史館書籍。六年，以洙爲館閣校勘，於是詔編校書籍供職及二年，得補校勘，蓋自洙始”。詳見[宋]程俱撰，張富祥校證：《麟臺故事校證》，中華書局2000年版，第127-128頁。自編校爲館職之例，由此可見。

[36] 曾氏校理典籍的工作及意義，將另文討論。

[37] 茅書據日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公佈本，網絡鏈接：http://www.wul.waseda.ac.jp/kotenseki/html/he20/he20_01737/index.html。

[38] [宋]晁公武撰，孫猛校證：《郡齋讀書志校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437頁。

[39] 此本詳見國家圖書館“中華古籍資源庫”，網絡鏈接：http://mylib.nlc.cn/web/guest/search/shanbenjiaojuan/medaDataDisplay?metaData.id=5279477&metaData.lId=2713578&IdLib=402834c3409540be0141aa7d72035310。

[40] [宋]晁公武撰，孫猛校證：《郡齋讀書志校證》，第437頁。

[41] 另據陸游《渭南集》所引李德芻之言可知，以高麗本《反質》補足，當距曾鞏校書不久。《四庫提要》云“陸游《渭南集》記李德芻之言，謂得高麗所進本補成完書。則宋時已有此本，晁公武偶未見也”，是已略有此意。詳見[清]永瑢等撰：《四庫全書總目》，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772頁。

[42] 在其後的流傳過程中，“敬慎”篇名或有涉及避諱問題者，如《玉海》卷五五、卷九〇皆引作“敬謹”，但應與此處情況相區別。詳見[宋]王應麟：《玉海》，廣陵書社2007年版，第1040、1648頁。

[43] 尾崎康《群書治要解題》云“治要を政要というのは、この金澤文庫本にも卷三の尾題に殘っているが、舊唐書經籍志が理要とするのと同じく、底本書寫時の唐高宗の避諱であろうが、あるいは貞觀政要との混同か”，表達了他對此卷底本書寫時代的傾向。詳見《群書治要》，汲古書院古典研究會叢書影印本1991年版，第471頁。

[44] 據日寫本卷四三《說苑》尾題奧書云“點挍了  長寬二年（1164）五月十五日 散位從五位下藤原朝臣敦經點進”，可知即使是日寫本本身，《說苑》部分至晚也於南宋孝宗初年寫成點進。另，今所見刊本系統《反質》篇皆出高麗本，恐已略失原貌。而《治要》之文又有若干可與敦煌唐寫本《反質》殘卷相合之例（王利器早有談及，詳見《敦煌舊抄卷子本說苑反質篇殘卷校記識語》，載《龍門雜誌》1947年第1卷第5期，第6頁；趙萬里後有舉證，詳見《唐寫本說苑反質篇讀後記》，載《文物》1961年第3期，第18頁），亦可作爲《治要》底本淵源有自之證。

[45] 本篇“孔子之周”章載“安樂必戒”，《大戴禮記·武王踐阼》作“安樂必敬”，向云“‘敬’、‘戒’義同”（頁258）。又本篇“凡司其身”章載“是故君子敬以成其名，小人敬以除其刑。奈何無戒而不慎五本哉”（頁263），此處“敬”“慎”猶“戒”。

[46] 上古漢語中相類辭例如《論語·子罕》之“法語”，《荀子》的“法行”篇等。而《漢書·劉向傳》云“數上疏言得失，陳法戒”，此處“法戒”與“得失”對舉爲並列結構，與篇名“法誡”不同。詳見[漢]班固：《漢書》，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1958頁。

[47] 《權謀》篇首章引孔子語“可與適道，未可與權也”，並云“夫非知命知事者，孰能行權謀之術”，可見指權變之謀。此處篇名是偏正結構的“權謀”，而非並列結構的“權謀”。

[48] 需要說明的是宋咸淳本十六卷卷首爲後補之葉。

[49] 圖3取自《中華再造善本》影印上海圖書館藏元大德本；圖4取自《中華再造善本》影印國家圖書館藏宋咸淳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版；圖5可參中國國家圖書館“中華古籍資源庫”，網絡鏈接：http://mylib.nlc.cn/web/guest/search/shanbenjiaojuan/medaDataDisplay?metaData.id=5279477&metaData.lId=2713578&IdLib=402834c3409540be0141aa7d72035310，本文使用該書影已經國家圖書館同意。

[50] 《談叢》體例頗似郭店簡《語叢》，原簡並無篇題，“語叢”爲整理者根據內容擬加，可見整理者已注意到二者相似的特徵。

[51] 《說苑》所載多有“事”有“說”，但“事”爲“說”敘，因“事”立“說”，“說”是此書更根本的目的。

[52] [清]盧文弨：《群書拾補》，第1073頁。

[53] 楊伯峻：《列子集釋》，第246頁。

[54] 詳見裘錫圭：《糾正我在郭店〈老子〉簡釋讀中的一個錯誤——關於“絕僞棄詐”》，載《裘錫圭學術文集》第二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326-329頁。

[55] 《辨物》篇“周惠王十五年”章“是以或見神而興”，向云“《左傳》‘見’作‘得’。此及《周語》作‘見’，疑皆‘䙷’之譌。《後漢書·楊賜傳》：‘賜上書對曰：臣聞之經傳，或得神以昌，或得神以亡。’”（頁458）。

[56] 《辨物》篇“齊桓公北征孤竹”章“大人物具焉”，向氏引孫仲容曰“案‘大’疑‘而’之誤。《管子·小問篇》云：‘寡人見人長尺，而人物具焉。’可證”（頁461）。

[57] 魯定公四年（吳王闔閭九年）《左傳》記吳入郢不及伍員，更無掘冢笞墳事。詳見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1545頁。

[58] 據《左傳》，魯昭公二十年（吳王僚五年）伍員奔吳，昭公二十七年吳公子光弒王僚，是爲吳王闔閭。又九年，吳入郢。

[59] 清人汪中《釋三九》云“實數，可稽也；虚數，不可執也”，是較早論述虛數問題之文，詳見[清]汪中撰，李金松校箋：《述學校箋》，中華書局2014年版，第13頁。其後劉師培《古書疑義舉例補•虛數不可實指之例》指出“所記之數，均與實違。此則古人屬文，多出以想像之詞，不必盡合于實數。由是以推，則凡古史紀年互歧者，均可緣此例以解之矣”，詳見《古書疑義舉例五種》，中華書局2005年版，第173頁。劉氏《左盦集》卷八《古籍多虛數說》所論略同，亦可參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