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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尼为什么要在“寸土寸金”的
东京银座造一个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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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踏入位于东京银座的索尼公园是在 2018 年,当时,这座楼仍是一个“未完成的试验”。在这 7 年里,人们一直在问一个问题:索尼为什么要在“寸土寸金”的东京银座造一个公园?更有趣的是,公园还不是一次建完,而是分成两个阶段依次完成。公园的第一阶段落成后,在 2018 年 8 月到 2021 年 9 月的 3 年间,索尼用这个公园做了一轮品牌试验,吸引约 854 万人到访。紧接着,索尼继续花 3 年关门改建盖楼,2024 年公园竣工。2025 年 1 月 26 日,Ginza Sony Park(银座索尼公园)正式开门营业。在此之前,我又一次见到了索尼公园的负责人、索尼企业社长永野大辅,与他聊了聊现在被很多人关注的“公园商业”。
银座索尼公园位于银座地铁站 B9 出口的正上方,刚好占据着连接有乐町与银座街区主干道的十字路口的一角,邻居是爱马仕银座店与东急集团旗下综合商业设施 Tokyu Plaza 。在建公园之前,这块地皮上伫立着东京人熟悉的“索尼大厦”。从 1966 年竣工到 2017 年因建筑老旧开始拆除,50 年来,索尼大厦一直是索尼展示产品的信息传播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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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座索尼公园占据着连接有乐町与银座街区主干道的十字路口的一角,与晴海大道、外堀大道和索尼大道三条街道相邻——一般而言,东京大部分街角建筑只会与两条街道相邻。
索尼 2013 年就启动了一个“重建索尼大厦”的新计划,但银座也确实不缺各种有创意的建筑地标。当时,与外观重建时要考虑的各种细节相比,这家公司更加在意的是,如何在这里继续呈现一个“高品牌价值”的场所。
2013 年项目启动时,刚好是东京成功申办 2020 年夏季奥运会的时候,许多新建筑在东京拔地而起。永野大辅意识到,如果只是建一座普通的大楼,它将淹没在众多新楼中,无法体现品牌的独特性。因此,他们提出了一个不同的选项:既然大家都在建新楼,为什么不选择不建?永野大辅说,索尼是一家以创新著称的公司,其 DNA 中蕴含着“做别人不做的事”的精神。于是,一个看似荒唐的结论诞生了——不建新楼。
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那这块地该用来做什么?永野大辅和团队开始重新查阅 1966 年索尼大厦竣工时的资料。当时,索尼创始人盛田昭夫委托建筑师芦原义信,在银座为索尼盖一座综合展厅大楼。这座楼地下三层、地上五层,充满着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期的生机、创意与野心。芦原义信用一个突破传统楼层概念的“花瓣结构”设计方案,将每一层分为田字形的四部分,以中间的柱子为中心,将四个部分稍微错开 90 厘米,从而形成一个螺旋式下降的方形花瓣结构,引导人们通过一个纵向连续的“步道”,进入索尼的品牌世界。在不同的高低错层,索尼搭配了餐厅、购物街以及停车场等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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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66 年竣工的索尼大厦设计方案上,建筑师
芦原义信突破传统楼层概念的“花瓣结构”设计方案,将每一层分为田字形的四部分。
但这样一来,电梯就必须安装在田字形的外侧。在面向交叉路口的边角地,芦原义信留出一片空地,造了一个 33 平方米的庭院“ Sony Square ”。索尼将这个庭院作为建筑内部与街道连接的外部空间,搭配季节与节庆推出各种活动,像是春天满开的非洲菊花田,或是夏天清凉的水族馆,为到访者提供一个歇脚处。盛田昭夫很喜欢这个地方,把它称为“银座的庭院”。东京一直被诟病缺乏像西方大城市那样的公共空间,因此,索尼在高地价的银座留出一块“向城市开放的设施”,确实是一个兼具品牌价值与公共价值的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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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尼公园第一阶段(2018-2021)。东京一直被诟病缺乏像西方大城市那样的公共空间,索尼在高地价的银座留出一块“向城市开放的设施”,确实是一个兼具品牌价值与公共价值的举措。
索尼最终决定延续“银座的庭院”这一概念,将这块地改造成公园。永野大辅认为,这既展现了索尼的独特性,也让建筑具有了历史延续性。但那时,他对公园一无所知。负责索尼大厦重建项目之后,他开始大量研究全球各种公园项目。
永野大辅和他的团队发现,全球各地的公园,无论是纽约的中央公园,还是伦敦的海德公园,都有广阔的草地,也有大量树木、喷泉和长椅。但银座索尼公园所在的那块地总共只有 707 平方米,而在步行 10 分钟的地方,就有占地超过 16 万平方米的日比谷公园。真要比拼公园的传统印象,靠一块 700 平方米的地皮实在有点难。
索尼需要找到一个能用 700 平方米承接的公园概念。他们最终得出结论,
公园的本质并不在于草地、喷泉、大量树木或长椅,而在于“余白”—一个未定义用途的空间。公园的意义在于让到访者自由决定要做什么,
比如散步、吃便当、跑步、玩飞盘或练习吉他,也就是一个没有事先定义用途,可以让人做自己喜欢的事的自由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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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nza Sony Park是一个企业
运营的城市公共空间,多个出
入口都呈现对外开放的姿态。
墙体采用裸露的清水混凝土,
以展现同桥梁、高速公路等设
施类似的公共感。
银座是全日本地价最高的街区,2024 年,银座平均每平方米公示地价超过 2504 万日元(约合 117 万元人民币)。在这样高商业价值的街区里,很少有这种“余白”性质的公共空间。2017 年,综合商业体 GINZA SIX 开业,约 4000 平方米的屋顶庭院也是银座少有的公共空间性质的休憩所。索尼这个项目,地下二层与地铁银座站地下站厅相连,地下三层与区域内最大的一座停车场相连,很适合成为人们购物后休息或约定碰面的场所。不仅如此,它的地面条件也很优越,与晴海大道、外堀大道和索尼大道三条街道相邻—— 一般而言,东京大部分街角建筑只会与两条街道相邻,与三条街道相邻给银座索尼公园带来了很强的开放感。它还面向银座数寄屋桥十字路口,极佳的地理位置让它不愁客流,永野大辅设想的多功能公共空间也因此有了实现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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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nza Sony Park
地下二层与地铁银座站地下站厅相连,地下三层与区域内最大的一座停车场相连,很适合成为人们购物后休息或约定碰面的场所。
然而问题也出在这上面。一般而言,公园属于公共设施,由各级政府所有。索尼是土地所有者,也是公司。在索尼大厦时期,各层楼都有餐饮商业租金收入,即便要起到展厅大楼的品宣功能,对索尼来说,这也是一个可以带来收入的项目。一旦改建为公园,索尼必须承担一个风险:在一个高价地皮上的项目收入可能会降低。
索尼选择了一个两步走的策略。在最初的几年内,将这个场地改造成 Ginza Sony Park 第一阶段:拆除大部分露出地面的建筑体,地面上只保留一个露天公共区域,不建新的建筑体;在地下保留建筑构造。第一阶段的公园运营 3 年后,再封闭施工,在原有结构基础上重建一个延展到地面上的建筑,作为 Ginza Sony Park 的最终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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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座索尼公园项目分为3个阶
段:拆除索尼大厦,一个主体在
地下的“地面平坦型公园”,以
及最终改建完成、建筑延伸至
地面的“建筑型公园”。
对永野大辅来说,第一阶段的运营周期,正是一个关键的试验过程。“当然可以通过开发产品、内容或服务等品牌活动展现索尼的独特性,但公园也是一种品牌活动。”他说,“虽然(第一阶段)平坦型的公园可能会减少楼层数量,但我认为,比起收入产生的价值,品牌价值会有所提升。我把这称为‘品牌收益’。这种方式可能比索尼大楼出租商铺的商业收入更少,但品牌收益会高于建筑带来的收益。”
他说服了索尼的同事们。索尼公园开始试着做成一个平台型的项目,用一个“余白”的空间躯壳,不断引入各种企划活动。永野大辅为这个项目树立的目标是:
为 10 年后的索尼培养新的粉丝。
其中,核心目标族群是 30 岁以下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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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尼公园负责人、索尼企业社长永野大辅相信用公园这个平台,通过“余白”与活动,索尼可以抓住十年后的消费者。
从第一阶段银座索尼公园的空间划分计划来看,一楼地面空间交给园艺咨询师(他给自己的称谓是“植物猎人”)西畠清顺布置成可以休息的公共庭园,里面的植物会陆续出售,植物景观也不断更换变化。公园入口处,一直停着一辆可移动卫星演播车,播放最新音乐资讯,传递潮流文化。地下四层空间,既可以与停车场、地铁站连通,也有活动空间、快闪店、咖啡店与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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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银座索尼公园的一层地面空间由“植物猎人”西畠清顺布置成可以休息的公共庭园,地下空间成为过一个多月的轮滑场,也举办过各式各样的展览、活动、快闪等。
当时,很多人曾以为索尼在公园里设置租户是保障收入的重要因素之一。实际上,索尼大厦时期的所有楼层都设有餐饮空间,根据法律规定,即便拆除了地面部分,在索尼大厦既存空间里,原本有餐饮店的地方必须继续保留餐饮服务。但到第二阶段重建建筑之后,规则有了“重置”的机会,永野大辅想让公园保持更加纯粹的余白状态,暂时不引入餐饮等租户。
“如果引入了租户,通常至少会签订一年的合约,那这个空间就会一直被租户占用、定义了。而我们希望来访者每次都能获得新的刺激或新的体验。”他说。
这种“纯粹感”也影响了银座索尼公园的活动策划。开业第一年,公园没有展示过一次和“索尼”这个品牌有关的内容与商品。
永野大辅拒绝让银座索尼公园变成一家“索尼商店”。他认为,在告诉人们索尼要在银座建一个公园时,如果一开放就摆满了索尼的产品,人们会说,这不是公园,是展厅或者商店。这不利于品牌塑造。所以在第一年,银座索尼公园完全没有展示索尼的产品、服务或内容。
但他和团队也担心这么极端地推进,是否能真正传递索尼的品牌价值。所以,每天他们都会对顾客展开问卷调查,也会针对每个项目做单独的问卷调查。他们在问卷中问来访者,“觉得这个地方怎么样?”,有意思的是,“很像索尼”这一选项始终排名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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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重建建筑之后,规则有了“重置”的机会,永野大辅想让公园保持更加纯粹的余白状态,暂时不引入餐饮等租户。
“比起盖楼,先造公园——这一行为本身就被人们印象深刻地认为是‘做别人不做的事’,这正是索尼的风格。所以,无论我们在这里举办什么样的活动,这个地方本身已经带有索尼的特色了。”永野大辅说。
他终于放心了。之后,人们发现,像是 Walkman 40 周年、《捉鬼敢死队》( Ghostbusters ,发行商为索尼影视娱乐),以及东京斯卡乐团(经纪公司为 Sony Music Artists )的活动陆续出现在银座索尼公园,这些都是索尼旗下的内容和产品。但那时,人们已经不再对银座索尼公园的属性抱有强烈的质疑感,而是将这些活动当作银座索尼公园的日常活动企划之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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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尼影视娱乐发行的《捉鬼敢死队》的活动在银座索尼公园。
即便如此,银座索尼公园仍然拒绝做索尼产品的促销与展示,因为索尼直营店 Sony Store 可以承担这项职能。
那段时间,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项目是日本时尚文化制作人藤原浩在公园里的店铺企划“ THE CONVENI ”,从陈列到商品,到访者都仿佛身处便利店,但店里销售的又大多是仅在此处可以买到的限量原创商品,由此也吸引了不少年轻人。
而最成功的模式,是将特定主题、艺术家和技术相结合的活动,像是与 QUEEN 、 King Gnu 、东京斯卡乐团合作的活动,以及总结第一阶段的“ Sony Park 展”,都是高客流量的优质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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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日本时尚文化制作人藤原浩在公园里的店铺企划“ THE CONVENI ”、2021年举办总结第一阶段的“Sony Park展”和与 QUEEN 、 King Gnu等合作的活动都是高客流量的优质活动。
永野大辅在总结银座索尼公园第一阶段的数据时也发现,来访者有接近 4 成是 30 岁以下的年轻人,而且其中很多人表示自己并没有用过索尼的产品。这些人说,自己的“第一件索尼”是银座索尼公园。在某种程度上,这也实现了索尼做公园项目的初衷。
当然,这些人并不会马上去买 Xperia 或者 PlayStation 。但未来,当他们需要买电视、游戏机或者什么内容产品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回想起当初在银座索尼公园看到的那些活动与体验,建立起与索尼这个品牌的连接,在同等性能和价格的前提下,有可能选择索尼的产品。
“这种影响可能不会立刻显现,但这就是品牌的力量。如果没有这样的接触点,这种感觉就不会产生。我认为第一阶段创造了这样的机会。”永野大辅说。
他也探索出一个比收取租金更有盈利空间的商业模式。索尼公园由索尼集团旗下的“索尼企业株式会社”管理运营,主要收入来源是场地费——在银座这样的地段,场地费非常高。因此,很少有人能长期租赁场地,但如果能只租一天的话,就会有人愿意试试看,而且他们也付得起。
他的想法与那些迫切想大批量复制的投资者完全不一样。“如果引入固定租户,这个场所就会变得一成不变,人们就没有理由再来了。对于企业来说,固定租户确实能够带来稳定的收入,但从访客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地方会变得无聊。”
“所以,与其固定租户,不如将空间留为‘余白’,满足那些只想租用一天、一周、两周或者一个月的人的需求。这种需求更多,因此场地费自然会成为收入来源。但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永野大辅说。“这样单价更高,累积的收益也更多。”不仅是外部公司与项目,索尼集团旗下不同公司的各类业务都可以在银座索尼公园开展品牌传播活动。但即使是内部公司,场地费也不能免。除此以外,活动的策划费、施工费、运营费用等也会产生收入。通过叠加这些项目,最终可以实现盈利。
经过 3 年的实践,以及调研体现的用户满意度、反馈等相关数据,银座索尼公园找出了最契合的活动方向——艺术和音乐。因为在一个放松的环境下,艺术作品的观赏者与音乐的听众可以决定他们如何看待这些作品。这与银座索尼公园设定的由来访者自由定义“余白”的概念方向一致。与之相对,永野大辅发现,销售推广活动与公园契合度不高。因为如果来访者想要休息,却被突然推销产品,“这会让人关闭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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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尼公园经过 3 年的实践,以及调研体现的用户满意度、反馈等相关数据,银座索尼公园找出了最契合的活动方向——艺术和音乐。
还有一个挑战是安全性。银座索尼公园是一个“没有大门”的公园。虽然会装一些围栏,也有 24 小时监控,但并不会配置 24 小时值守的员工。公园斜对面就是一处警察岗亭,客观上也提供了一定安全保证。事实上,几年运营下来,确实也没有发生安全事故与寻常公园常常遇到的醉酒、流浪汉等社会问题。
永野大辅把这个做法的一部分初衷归于“信任”。他承认,现代社会是非常封闭的。人们不相信社会,不相信城市,不相信人,所以总是倾向于关闭状态,嚷嚷着“别进来,别进来”。但是在推进这个项目的过程中,他还是觉得应该相信城市和人。这种信任的风险不可能完全为零,但通过开放,更具有包容性,能变得更加安全。关闭反而会带来更多风险。“从品牌角度来说,这样做也是更正确的。”
我担心是不是有人会冲进去破坏艺术品或展品,但他停顿了几秒钟,回答说:“是的,有被破坏的可能性,但那是犯罪,无论破坏的是不是艺术品。在街上破坏建筑物也是犯罪,砸碎窗户也是犯罪。如果从这个角度考虑,那什么都做不了。”
正因为前面 3 年的安全运营给了团队更大的信心,永野大辅得以继续实践城市开放空间的概念。从数据上看,第一阶段的运营试验共举办了 15 次大型活动, 200 多场小型活动,吸引了约 854 万人到访,是索尼大厦公布要闭馆那几年平均拜访人数的 1.2 倍。多次拜访者达 400 万人,其中有 1/4 来过 3 次以上。这些数据也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佐证:
并不是建高楼就能吸引更多的人,开放式的空间更能吸引人们的到来。
第二阶段的银座索尼公园在 2024 年竣工。这一次,它延展成了一座地上五层、地下四层的建筑。受“银座规则”这一地区规划的影响,为保护城市景观,建筑物高度被限制在 56 米以内。而新建的 Ginza Sony Park 高 33.86 米,高度不到“银座规则”规定的上限的 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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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nza Sony Park第二阶段
建成后,一边试运营活动,一
边完善内部装修与设备。它既
是展厅,也是人们可以进来休
憩的地方。
它依然延续了开放这一理念,地面部分为一个开放的中庭空间,地下部分则尽可能避免设置门或墙,让人们可以在公园开放时间内自由穿行。整个建筑地面入口通过一个宽敞的楼梯引入建筑内部,沿缓坡继续深入,可以依次感受到半室外空间的开放性与内部空间的节奏感,最终通过螺旋楼梯引入顶层平台。
它还解决了一个城市建设难题。通过加固浇筑旧索尼大厦的地下外墙,使其能够独立承载负重,构建了类似浴缸形状的结构,并在其内部建造了新的地下结构体。这种方法不仅保护了建筑免受银座地下水和土壤压力的影响,还确保了未来建筑重建时无需再在地下外墙上叠加新结构,从而解决了因建筑重建导致地下空间逐渐缩小的城市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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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公园的外墙覆盖着金属框架。在视觉上,这能够避免混凝土带来的过于冰冷的感受,同时让建筑看起来更加紧凑;在功能上,它可以减少雨天时的雨水,降低墙壁损耗。这些框架还可以用于自由张贴招牌、传播企划或活动宣传的面板,或者在框架内部铺设电线和管道,灵活性
很高。
与很多著名建筑项目不同,这个项目并没有某个单独凸显的建筑师名字出现,设计者是一个索尼内外合作的综合团队:Ginza Sony Park Project 。
这与索尼产品设计时展现的 Designed by Sony 一致,设计师的名字并不会被显著标注,因为它是索尼的作品。比起寻找高知名度的建筑师完成一个建筑师作品,永野大辅更看重建筑师能否实现索尼公园项目想要的目标。他确信,如果不去做那些“别人不做的事情”,不去追求独特性,这个项目可能就会变成一座“普通的大楼”。
在研究公园的时候,永野大辅挺喜欢纽约布莱恩特公园项目。因为这是一个与以往公园运作方式不同的“有规划的公园”,他觉得这种思路、理念和过程非常有趣。比如,布莱恩特公园的运营方会根据每天来访者的数量调整椅子的数量,在夏天会举办电影节,冬天会设置滑冰场,并经常策划一些能让来访者可以参与乐享的项目。通过活动吸引赞助商,运营方也能获取收益。而这样一个受欢迎的环境,也让周边不动产价值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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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冬天,布莱恩特公园的绿草坪就会变成雪白的滑冰场。作为纽约市内唯一的免费滑雪场,它每年会迎接 25 万名滑冰者。通过活动吸引赞助商,运营方也能获取收益。
如今,银座索尼公园本身也成了常常被人研究与分析的对象。永野大辅也收到了来自一些地方政府和东京公共机构的咨询。人们特别关心一个问题:“你们是如何建造这样的公园的?”
索尼的模式是,在建造新建筑之前先把场地变成了一个公园。它提供了一个样本:即便不是公共机构,私人公司也能实现这个职能。永野大辅期待这类城市公园建设模式可以流行起来:如果其他企业在建造新建筑之前也能够先建一个公园,东京的街区就会有更多的公园。
而且,这些公园是可以“移动”的。“施工现场可以暂时改造成公园,过一段时间,比方说 3 年后,又可以在其他地方建一个公园。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城市形态:不是公共机构建造公园,而是私人企业在建造建筑的过程中将场地临时改造成公园,我认为这是一种全新的公园形式和城市面貌,也是我的愿景。”永野大辅说。
他进一步设想,公共部门可以给予将场地变为公园的机构一些激励措施,像是减免固定资产税,或者一旦将场地改为公园,持有新(物业)资产时,可以放宽容积率等限制,这样更容易推动公园的建设。
但这也不意味着这种公园模式可以适配任何地区。“余白+活动”是银座索尼公园模式的两个基本因子。在城市里,这两个因子可以吸引那些追求刺激和想要获取信息的人。在地方性的公园中,也许仅靠“余白”就已足够。在永野大辅看来,这也是城市中的公园特有的解读方式。
新的银座索尼公园即将拉开它的新篇章,以每年 4 场大型活动、小型活动与周末型活动并行举办的方式,在银座街区继续这场品牌试验。人们也将在这个都市丛林中的十字路口,邂逅属于自己的“余白”与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