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聪明
（中国钱币博物馆 北京 100031）
在中国历史上，宋代历史具有显著的独特性，唐宋变革论、宋代近世说等都是中外学术界对宋代历史独特性的概括。万志英曾指出：“唐宋变革时期的中国经济发生了剧烈变化，而这反映出基础制度的根本性转变”
（崔传刚译，《剑桥中国经济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83页）
。宋代延续唐后期开始的土地私有制、募兵制和财税制度的变化，商品货币经济空前繁荣。货币在国家财政和社会经济中的作用前所未有，宋代还产生了世界上最早的国家信用纸币。这一现象吸引了中外学界的关注，成为宋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一、宋代财政的货币化
财政的货币化是指国家财政收支中货币部分的占比远远超过了实物部分。从税收来源看，这些货币收入主要来源于传统农业税之外的工商税收，如商税及盐、茶、酒等消费品的政府专卖收入。因为这些税收项目并非向生产者或消费者直接征取，而是来自于商品流通环节的征税，是一种间接税，所以说宋代财政的货币化和税收主要来源于工商间接税是同一个事物的一体两面。
20世纪40年代，全汉昇《唐宋政府岁入与货币经济的关系》
（《史语所集刊》第20本上册，1948年）
对唐宋政府赋税收入情况进行了比较，指出北宋时期的政府税收不仅远高于唐代，而且其中货币的比重同样远高于唐代，唐代天宝年间货币部分占全部税收的比例为39%；而北宋治平二年，政府税收中货币部分的占比则达到一半以上。此后，贾大泉《宋代赋税结构初探》
（《社会科学研究》1981年第3期）
对北宋时期的赋税收入进行了统计，将实物部分按物价进行折算，认为宋以前历代国家赋税主要取自农业和农业劳动者；而到了宋代，赋税来源的组成结构却发生了变化，田赋逐渐退居次要地位，商税、专卖税、矿税等则逐渐升居主要地位；国家财政三分之二以上来自农业二税以外的赋税收入。此后关于宋代财政史的研究也得出了大致相同的结论。
南宋时期没有全国性的财政税收数据，但是南宋新增的税种多是货币收入，以局部地区财政收入的数据来看，也反映出南宋财政税收中货币部分的占比进一步上升。由于折帛钱及经总制钱中添酒钱、七分增税钱等附加税的增加，财政收入中货币部分进一步提升
（高聪明《宋代货币与货币流通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
。北宋时期税收的货币化及军需采购的市场化趋势，仍在南宋得到进一步强化。淮东总领所的财政数据显示，在南宋时期，税收从实物向货币转型变得更为急剧，现金收入占12世纪下半叶总领所收入的75%—87%，两税中的粮食收入则大幅下降
（万志英《剑桥中国经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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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引人注意的是，宋代财政货币化的程度不仅远高于前代，而且同样高于后来的明清两代。明清两代在人口数量、疆域面积方面都超过宋朝，明代晚期至清代前期工商业有很大发展，市场规模并不逊于宋代，但是工商税收或者说财政货币化的程度则远不及宋朝
（李华瑞《宋代的财经政策与社会经济》，《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7期）
。刘光临等指出宋代间接税在财政收入中的占比超过了都铎王朝时期的英格兰和1650年至1790年间的尼德兰
（刘光临、关棨匀《唐宋变革与宋代财政国家》，《中国经济史研究》202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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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财政货币化已经成为宋史学界的共识。但是在财政货币化与商品经济的关系方面，学界却存在不同的认识。
二、宋代财政货币化与商品经济的关系
财政货币化与商品经济的关系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宋代财政的货币化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还是超越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的政府强制的结果。第二个问题是财政的货币化是促进了还是抑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在第一个问题上，日本学者宫泽知之的观点具有代表性。他认为在政府和市场之间，政府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宋代实物税向货币税的转变是财政需求导致的。财政的货币化并非市场经济发展的反映，而是财政流通体制对生产和商业的支配作用不断加强的反映。他甚至认为，作为财政税收收入的现钱不应该理解为一般意义上的货币，而是在政府军费支出中一种有特定用途的实物。北宋时期虽然铸造了30000万贯铜钱，但是在11世纪晚期却仅有约3000万贯铜钱在市场流通。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宋代存在市场导向的商品经济，货币只是政府的财政工具
（宫泽知之《宋代中国の国家と经济：财政·市场·货币》，创文社，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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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学者也有类似的观点。包伟民基本上同意宫泽知之的观点，“我们并不能从宋代商税数据直接推论出当时社会自发商品流通的规模。在这一问题上，宫泽知之的研究，对我们的论证具有基础性的意义”。他认为对于宋代商税所反映的自发性商品流通的水平，不应估计过高。宋代高额的征榷收入，并非商业发展的结果，本质上属于专制政府利用行政强权向社会征取的间接税，本质上与土地税同样都是属于国家赋税，只不过征取方式有所差异而已。这也就否定了宋代财政税收货币化转变的意义
（《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15—2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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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宫泽知之的观点不同，高聪明从货币流通渠道的角度对宋代国家财政和市场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纵向流通是国家财政为内容的货币投放和回笼，横向流通是货币在市场的流通。货币投放是横向流通中货币的来源，只有经过横向流通后，货币才能再转化为政府的财政收入，从而进行下一次流通，如此循环往复。在这个过程中，横向流通是基础，纵向流通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所以说财政的货币化是依赖于商品经济发展的。财政货币化的程度最终决定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同时，纵向流通对横向流通也有很大影响。通过对宋代商品流通总额估计，熙宁时期全国商品流通总量为15000万贯，同时期政府货币收入为6000万贯。政府货币收支占商品流通总量的三分之一，说明财政货币化有商品经济这一基础，同时政府的货币支出创造了一个庞大的消费市场，是刺激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宋代货币与货币流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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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个问题上，一种观点认为宋代的财税政策对商品经济发展主要是抑制作用。贾大泉认为这一政策是唐以后“重农抑商”政策的进一步发展，它严重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把刚刚开始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因素窒息在胚胎之中， 对社会的发展起了阻滞的作用
（《宋代赋税结构初探》）
。这种认识与改革开放初期，学术界思想解放不够，分析历史的理论工具单一有一定的关系。
多数研究者认为宋代财政货币化对商品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加藤繁、宫崎市定、郝若贝（Robert Hortwell）和伊懋可（Mark Elvin）所信奉的关于唐宋变革的经典理论认为，宋朝的货币和财政变革促进了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力进步，并创造了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
（万志英、周星辉《宋代货币史研究的创新——评宫泽知之〈宋代中国の国家と経済〉及高聪明〈宋代货币与货币流通研究〉》，《宋史研究论丛》第13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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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志英、刘光临都认为宋朝财政税收制度是政府对市场的利用，是政府与市场的结合，不仅没有对商品经济的发展造成破坏性影响，相反对市场和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有促进作用。万志英认为“宋朝的税收体系严重依赖非直接税收，其财政政策多半都是为了利用市场而非压制市场”
（《剑桥中国经济史》，第213页）
，征商政策并没有扼杀商业企业精神，而市场的扩张促进了农业的商业化和生产的专业化，也使绝大多数人口摆脱了劳役束缚，促进了经济资源的更合理分配。刘光临认为宋代政府为了从市场扩张中汲取财政资源，以发展经济为急务，其采取的刺激市场扩张和城市消费等经济政策是成功的。宋朝榷卖体制是构建了一个官商合作的不完全竞争市场，以间接税为主的税收政策并未对当时的贸易活动造成打击
（刘光临、关棨匀《唐宋变革与宋代财政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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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宋代国家信用纸币
宋代产生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比西欧纸币早600年。宋代开始的纸币制度经金、元两朝的继承和发展，到明代中期却又完全消失，而欧洲的纸币从产生以后不断发展，并与现代国家信用货币一脉相承。
宋代国家信用纸币的产生与宋代财政货币化有密切的关系。四川交子由民间创造，但是纸币制度的发展却是纸币官办和政府将其作为财政工具的结果。万志英《中国纸币的起源》
（戈兹曼、罗文霍斯特编著，王宇、王文玉译《价值起源》，万卷出版公司，2010年，第93页）
指出：“宋朝政府发明、发展了一系列复杂的财政政策和货币制度，包括纸币，使得政府能够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来调动经济资源。宋朝纸币在很长时间内一直作为民众向政府纳税的手段、作为私人进行商品交易的媒介，这的确是一个杰出的贡献。”
如何看待宋代国家纸币，学界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
与否定宋代财政货币化是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结果观点相一致，包伟民根据马克思关于纸币的论述和欧洲纸币产生的经验，提出宋代的纸币由政府强制发行，虽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现代命令纸币的性质，但由于它主要不是以信用的发展为基础的，从根本上看，只是由于当时金属币材不足而出现的一种替代性通货，与真正意义上的由于信用关系发达产生的纸币尚有差距。唯其如此，才能解释纸币从产生复归于消失这一曲折的历史过程，以及历代币制之种种缺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