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届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论坛分论坛简讯（9-12）

经济研究 · 公众号 · · 2017-11-02 1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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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九：人口、劳动与健康经济学2

2017年9月23日下午，分论坛九“人口、劳动与健康经济学2”在暨南大学经济学院319室举行。分论坛主持人为《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魏众。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石安其琛、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付眀卫、四川大学经济学院赵绍阳、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万千、暨南大学经济学院郑筱婷为本场分论坛带来精彩的报告。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石安其琛报告的题目为《医疗保险保障水平的提高会有效减轻家庭医疗负担吗？——来自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证据》。作者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简称“新农合”）从2016年起与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合并为背景，运用CHIPS的2007-2008 年的面板数据研究了新农合报销水平的提升对于农户家庭医疗支出及医疗负担的影响，得出结论：随着报销比例的提升，农户的医疗支出会下降，自付比例下降。从医疗保险报销基金的利用情况来看，高收入家庭比低收入家庭的医疗支出高；老年人家庭的医疗支出高，这意味着老年人家庭面临着更大的医疗负担；与家中自评健康良好的情况相比，家中有人健康差更多的使用医疗保险报销基金。异质性分析显示，随着报销比例的提升，高收入家庭更加敏感，会更多得利用医疗资源，有更大的医疗支出，从而更大程度得利用报销比例提升带来的福利；而相反，低收入的家庭对此并不敏感。以上情形可能导致新农合的“亲富人”效应并使得其减贫效应效果打折，低收入人群仍然非常脆弱，政策的利好对他们的影响有限，他们仍然更容易受到负向冲击；进一步落实过程中，应选取合适的报销比例，着力提高基层卫生机构的服务水平，并加强对于低收入人群报销政策的宣传。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付眀卫报告的题目为《医药分开改革与“看病贵”》。作者基于北京市实施医药分开改革的背景，探究了医改试点的“洼地”和“高地”效应，通过利用医院2011-2013年四个病种的门诊患者数据进行断点回归分析，得出结果表明，医药分开改革使得次均门诊费下降6.92%，次均药费下降16.53%，次均检查化验费下降14.23%。这表明了，医药分开改革有效降低了患者的看病负担。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赵绍阳报告的题目为《医院所有制形式和医疗服务费用及质量》。作者基于详尽的住院患者与医疗机构匹配的数据，从微观视角考察我国民营医院近些年的发展状况。实证结果发现：（1）从细分的疾病种类来看，民营医院提供的医疗服务已经超过了所有疾病种类的 50%，并且部分病种上民营医院已经占据了相对较高的市场份额；（2）在控制疾病种类、患者个人的基本特征以及医疗机构特征之后，民营医院就诊的住院患者花费显著高于公立医院，且对不同的病种，民营医院与公立医院住院费用的差异也存在较大的差别；（3）民营医院住院患者的报销比例显著高于公立医院，主要原因是民营医院更有可能使用医保报销目录内的服务和药品；（4）以出院患者的死亡率，非自愿离院率以及再入院率来衡量医疗服务质量，民营医院的服务质量也显著低于公立医院;（5）民营医院的进入也产生了一些积极的作用，降低公立医院的费用，主要降低的是不必要的花费，包括药占比、检查费用等。

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万千报告的题目为《教育改善健康：基础教育VS高等教育》。作者使用中国家庭跟踪调查数据，将义务教育法和高校扩招分别作为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工具变量，利用工具变量估计值为局部平均处理效应的特性，识别和比较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对健康的因果影响并考察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基础教育显著改善健康，高等教育对健康没有影响。稳健性检验排除了义务教育法自选择问题、教育政策交互干扰以及青少年时期营养差异对回归结果的影响。内在机制表明除心理健康外，基础教育显著改善了家庭收支状况、认知能力、BMI状况和健康行为，高等教育未显著改善家庭收支状况等五类变量，最终导致不同阶段教育对健康的影响存在差异。各阶段教育均未提升心理健康，映射出当今教育忽视心理健康的现状，由于心理健康是解释教育影响健康的重要渠道，关注学生心理健康发展有助于进一步发挥教育对健康的促进作用。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郑筱婷报告的题目为《人力资本投资风险与个体的教育选择——高校招生录取率变化对初中毕业生教育选择的影响》。作者指出，当面临多个人力资本投资的选择时，不是所有人会选择高风险高收益选择，很多人会选择低风险低收益的选择。而当高收益选项的收入风险降低或低收益选项的收入降低时，更多个体选择高收益的选项。收益和风险的权衡可以解释上世纪90年代城乡居民普通高中入学人数的快速上升。作者利用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和各省历年普通高校报考及招生的数据，研究了1997-2000年间初中毕业生的高中教育选择。研究结果表明：普通高校招生录取率的变化与初中毕业生选择读普高显著正相关，即录取率提高越多，考不上大学的风险越低，初中毕业生读普高的概率越高；与男性相比，录取率变化对女性的影响更大。

分论坛十：金融理论与应用1

2017年9月23日下午，分论坛十“金融理论与应用1”在暨南大学经济学院503室举行。分论坛主持人为《经济研究》编辑部谢谦。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张小茜、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杨洁飞、东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程航、厦门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倪骁然、国防科学技术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鞠晓生、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温军为本场分论坛带来精彩的报告。

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张小茜报告的题目为《关联关系、融资约束缓解与投资动态调整——来自担保贷款的融资与风险权衡》。作者首先考察什么类型的公司进行担保，发现担保贷款公司在利润率、破产风险上显著好于非担保贷款公司，担保贷款更多地表现出“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关联关系比贷款金额对担保贷款可得性影响更大，以关联关系作为工具变量考察企业投融资互动性发现这种关联关系直接约束后续各年度的投资。担保贷款确实能够缓解民营企业融资约束，而且这种缓解作用无论从数值还是显著性上都强于其他类型贷款；但另一方面，担保贷款也放大了企业贷款后的风险，比其他类型的贷款更显著，这个结论揭示了风险管理在担保贷款问题上的重要性；担保贷款企业的融资-风险权衡表现为，融资影响1年后的投资调整、风险影响2年后的投资调整。作者还进一步考察了贷款路径、逐年效应等结构性变化，发现：有适度贷款历史的公司获得担保可能性显著高于其他公司；担保贷款成为企业事后发展的“紧箍咒”，导致企业3年后投资收缩。担保贷款在缓解民营企业融资约束的同时，在破产风险、后续投资上都带来了新的问题。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杨洁飞报告的题目为《卖空限制与公司违规行为》。作者以2010年3月31日至2016年8月30日我国A股市场上市公司因违规行为而被监管层处分的数据为研究对象，对融资融券机制与公司治理违规行为的关系进行研究。研究发现，金融市场的卖空交易者能挖掘企业的负面信息，并进行较活跃的卖空交易；违规行为越严重的融资融券标的公司，卖空交易越活越；卖空机制的推出使得融资融券标的企业发生违规行为的概率显著降低。此外，公司治理结构会影响卖空机制的治理规范效应，管理层持股比例较高时会抑制融资融券机制对公司治理违规行为的治理规范作用。进一步研究显示，上市公司持续再融资和并购扩张等经营战略的需求促使管理层改善公司治理，导致卖空机制发挥治理效应。这一研究从公司治理的角度研究融资融券机制对实体经济的外部治理效应，为金融市场制度安排与公司治理改善提供新的思路。

东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程航报告的题目为《党组织参与外部治理能够抑制国企高管的私有收益吗？》。作者以中纪委自 2014 年起实施的中央企业专项巡视工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方法，研究党组织参与国有企业外部治理是否能够抑制高管私有收益。研究结果显示，中纪委巡视不仅有效降低了被巡视央企高管的货币薪酬和在职消费，而且还抑制了他们在关联交易掩盖下的利益输送行为，说明中纪委巡视在抑制管理者私有收益方面能够发挥外部治理功能，有助于缓解中央企业较为严重的内部人控制问题。进一步的研究显示，中纪委巡视对央企高管货币薪酬和在职消费的抑制作用并没有降低被巡视央企的激励有效性，不足以引发央企高管的不作为倾向。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倪骁然报告的题目为《劳动保护具有治理作用吗？来自大股东资金侵占的证据》。作者以2008年《劳动合同法》实施为准自然实验展开研究发现，劳动保护加强后，企业中大股东资金占用程度显著降低。劳动保护提升了企业的经营风险，并强化了经理人对大股东的约束作用，这使得大股东掏空动机减弱，扶持的动机增强。进一步研究表明，大股东的扶持降低了企业的代理成本，提升了企业业绩和市场价值。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鞠晓生报告的题目是《企业创新的公司治理：基于创新型企业理论》。作者使用中国上市公司制造业企业数据，分析了创新型企业理论提出的战略控制、组织整合和财务承诺等治理条件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拥有发明专利者担任高管能够提高企业科技人员创新参与意愿、提高创新效率，对企业创新产出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使得发明家高管企业的专利申请量显著高于非发明家高管企业；员工分享企业价值增值比高管股权激励更能促进企业创新；企业决策权集中、高管内部晋升更有利于企业创新。考虑到模型可能存在的反向因果等内生性问题，作者分别通过高管换届冲击、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变更被解释变量和估计方法等进行稳健性估计，结果显示结论一致。研究意味着，创新型企业理论提出的公司治理原则有助于培育和激励企业创新，新一轮的国有企业改革中决策者应该吸纳新的治理理念。

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温军报告的题目是《股票流动性、股权治理与国企绩效》。作者从金融市场微观结构视角考察了中国上市公司股票流动性对国有企业价值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效果，并基于2003-2015年951家A股国有上市公司数据，采用面板数据模型以及倾向得分匹配（PSM）和倍差估计量技术（DID）对理论结论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中国资本市场股票流动性的提高有助于机构投资者低成本进入企业，国有大股东有效减持股份，显著优化公司的股权结构，这不仅能增强股东全体对管理层的监督和约束，削弱经营者决策时的非股东利益最大化行为，还能提高对控股股东的讨价还价能力和监督水平，有效减少大股东或控股股东对中小股东的利益侵占和剥夺，通过降低双重委托代理成本的方式，共同提高国有上市的短期绩效和长期价值，且这种作用在竞争性国企中表现的更为明显。因此，可通过系列政策设计，提高资本市场的流动性，推进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

分论坛十一：金融理论与应用2

2017年9月23日下午，分论坛十一“金融理论与应用2”在暨南大学经济学院406室举行。分论坛主持人为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罗知副教授。浙江财经大学会计学院赵刚、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赵文庆、暨南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周浩、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潘健平、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杨薇、厦门大学经济学院魏志华为本场分论坛带来了精彩的报告。

浙江财经大学会计学院赵刚报告的题目为《独立董事独立性的价值——基于高校独董辞职事件中的显示性偏好分析》。独立董事的独立性对公司具有何等价值，是学术研究与实践中的难题。作者借助2015年教育部、中组部等规范高校教师兼任公司独立董事政策，以高校独董不同选择行为刻画其独立性高低，研究发现：首先，当高校职务的潜在政治利益高于独董薪酬带来的经济利益时，高校独董更可能选择辞去独立董事职位。其次，高校职位的相对重要性影响了独董的独立性，政策下辞去独董职位的高校独董，独立性更强，在职期间更可能通过投票行为表达异议，所在公司获得非标审计意见的概率更低。最后，显示出较高独立性的独董，任职期间公司业绩更好，市场价值也更高；同时，市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捕捉到不同特征高校独董对公司价值的作用，对于高校独董辞职的公司做出了更大的负向市场反应。作者的研究为我国资本市场上，高校独立董事独立性的价值提供了实证证据。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赵文庆报告的题目为《分析师现场调研与公司创新》。作者基于深交所强制上市公司披露分析师现场调研这一中国特有数据，利用2011-2015年深交所的上市公司样本，研究分析师现场调研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具体而言，以上市公司所在地是否开通高铁作为分析师调研的工具变量，研究结果表明，分析师现场调研会显著提升公司的创新产出和创新质量,分析师调研次数每增加一次，公司的创新产出和质量分别增加2.7%和2.6%。进一步研究发现，分析师调研提高了公司股价信息含量和完善公司治理是两个潜在的作用机制。

暨南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周浩报告的题目为《地理距离、契约设计与企业内部资本市场借贷风险防控——来自中国企业集团内部借贷交易的证据》。地理因素对保持距离型市场交易的影响已被大量文献证实，但系统考察地理因素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内部经济活动的研究仍十分匮乏。作者基于手工搜集整理的企业集团内部委托贷款数据，实证考察了地理距离对企业集团内部借贷契约设计的影响及相关的风险防控问题。实证结果显示，借贷距离越远，针对借款者的契约设计越严苛，不仅贷款方更可能要求借款方提供抵押担保，而且对贷款用途施加限制的概率也大幅增加。进一步研究发现，与远距离阻碍了信息传递和项目监督的经济直觉一致，距离对企业内部借贷契约严苛性的推高作用在以下情形相对更强：（1）借款企业信息不确定性越大和“软信息”更具价值的情形；（2）贷款企业管理者面临的时间约束越紧。而且，基于借贷违约信息的检验结果表明，作为应对信息不对称的机制，贷款者通过调控契约严苛程度有效降低了贷款违约风险。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潘健平报告的题目是《企业的合作文化促进创新了吗？》。作者以2006—2015年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建立了与“合作”词义相关的近义词词库，基于上市公司网站对于企业文化的叙述和年报董事会报告两份本文，采用文本分析方法，构建了两个度量企业合作文化强弱的指标，并研究企业合作文化对企业创新产出和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文化越强调合作，企业的创新产出和创新效率就越高。另外，这种正向的促进作用在民营企业、高科技行业以及地区信任水平较高的样本中更为显著。在影响机制方面，合作文化对企业创新的正向作用是通过提升员工的凝聚力实现的。研究结论在使用人均水稻播种面积作为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后依然成立。

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杨薇报告的题目是《企业内部薪酬差距与人力资本结构调整》。作者基于员工不同教育程度作为人力资本层次的划分，考察薪酬差距如何影响企业内部的人力资本结构变动。研究发现：（1）薪酬差距的增加显著降低了本科与大专学历员工的比例，同时提升更低学历的员工的比例；（2）在一个区分“自愿离职”还是“被动解雇”的场景下，上述关系主要是基于员工自主离职选择；（3）在薪酬差距水平较高的情况下，薪酬差距的增加显著吸引了更有可能进入企业中高层的高学历员工。在薪酬差距水平较低的情况下，扩大薪酬差距显著提升（降低）了低学历（大学学历）员工比例，一个可能原因在于不同学历员工的议价能力差异。（4）薪酬差距与人力资本结构变化之间的相关性主要体现在规模较大、管理者平均年龄较低的企业，但是对高学历员工的吸引主要体现在创新型企业样本中。最后、由薪酬差距导致的人力资本结构变化，显著影响了企业的创新能力，而企业也要在高学历员工提升创新与中、低学历员工降低创新之间做出复杂的权衡。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魏志华报告的题目是《IPO首日限价政策能否抑制投资者“炒新”？》。为了加强新股上市初期的交易监管，遏制新股炒作，沪深交易所于2013年12月13日出台了相关规定将新股上市首日申报价格限制为不超过新股发行价的144%（以下简称“IPO 首日限价政策”）。作者以2009-2015 年在中国沪深 A股进行IPO的1194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对IPO首日限价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1）IPO首日限价政策加剧了新股上市初期的炒作，它使新股表现出显著更高的实际首日收益率、连续涨停次数以及实际换手率；（2）IPO 首日限价政策也助推了次新股炒作，它显著增加了新股上市后的股价波动率、换手率以及股票定价，导致次新股股价长期居高不下，进而削弱了新股实际首日收益率与未来市场表现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拓展性研究还发现，在IPO首日限价政策实施后，具有炒作概念（如发行市盈率低、募资额低以及中签率低）的新股其炒作现象反而更严重；2014 年推出的 IPO 发行定价管制则与 IPO首日限价政策产生了政策叠加效应，强化了后者的负面影响；此外，IPO首日限价政策还显著增加了新股上市后的股价同步性。综合来看，IPO 首日限价政策的实施效果事与愿违，它不仅未能抑制新股炒作，反而对投资者“炒新”产生了“刺激效应”，不利于新股价格发现，并降低了股票市场定价效率。

分论坛十二：环境经济学

2017年9月23日下午，分论坛十二“环境经济学”在暨南大学经济学院323室举行。分论坛主持人为《经济学动态》编辑部李仁贵。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方颖、暨南大学经济学院王兵、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崔静波、华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王林辉、南京大学商学院宋建为本场分论坛带来了精彩的报告。

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方颖报告的题目为《中国排污收费政策治污效果的检验——基于省际污染数据的实证分析》。作者利用中国2007-2014年间各省份二氧化硫排污费征收标准调整改革这一准自然实验，采用倍差法检验了中国排污收费政策的治污效果。研究发现中国排污收费政策具有显著的减排作用，排污费征收标准的提高能够显著降低污染物的排放。这一研究结论在考虑不同的模型设定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在影响机制上，排污收费政策的污染治理效果主要通过促使企业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改善生产工艺以及加强污染末端治理得以实现。在取得显著减排效果的同时，排污收费政策也形成了重要的节能激励。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王兵报告的题目为《环境规制与外商直接投资：一种成本视角的分解》。作者通过FDI的子向量距离函数定义“环境规制”生产技术和“非环境规制”生产技术，并以此构造环境规制的成本效应，测度了中国30个省份1999——2015年的环境规制成本及其分解，并在此基础上对实际FDI变化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各省份的环境规制成本呈现先波动下降后稳定上升的趋势，投入的变化是导致我国环境规制成本增加的唯一因素，东部地区的环境规制效果最为明显，而西部地区的效果最差；环境规制下，中国各省份实际FDI的变化呈现先加速增长后减速增长的趋势，2015年之前，第二产业对FDI的吸引力最强，2014年开始，第三产业对FDI的吸引显著增强，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初显成效，反事实检验显示经济规模效应是导致我国FDI变化的最主要因素。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崔静波报告的题目为《环境权益交易机制诱发了企业绿色创新吗？——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绿色专利数据的证据》。作者基于1990-2010年间我国深沪股市上市公司绿色专利数据，运用三重差分的方法，通过比较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试点政策实施前后、试点地区相对于非试点地区、污染行业相对于清洁行业，企业的绿色专利申请占比是否提升来检验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诱发作用。研究发现：首先，相对于非试点地区以及相对于清洁行业，排污权交易试点政策诱发了试点地区污染行业内企业的绿色创新活动。其次，该政策对绿色创新的诱发作用主要针对于绿色发明专利，而非绿色实用新型专利创新。第三，相对于国企而言，非国企的绿色创新活动对试点政策的诱发反应强度更为显著。这些结果意味着，以市场为导向的排污权交易政策能够促进我国企业绿色专利创新，为建立全国统一的碳排污权交易市场并深化企业绿色创新提供相关理论基础和研究拓展。

华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王林辉报告的题目为《政策规制、清洁技术创新与中国环境质量》。作者构建了一个包含两部门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数理演绎政策规制、清洁技术创新与环境质量及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结合我国相关经济数据数值模拟政策规制对清洁生产转型升级及环境质量的影响。数理模型演绎结果显示，清洁型中间产品与非清洁型中间产品的生产数量取决于内生技术进步水平，清洁技术水平和非清洁技术水平会对环境质量产生直接影响；政府补贴与污染税收通过调整技术进步方向和部门劳动需求影响部门产品产量进而改善环境质量。数值模拟结果表明，在自由生产条件下，由非清洁型中间产品向清洁型中间产品的发展历程极其缓慢，环境质量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处于不断恶化的状态；政府补贴与污染税收政策的实施，能够加速技术创新向清洁方向的转变，有效缩短环境质量恶化的时间，动环境质量改善；相对于政府补贴政策，采用征收污染税收的方式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经济增长。因此，只有适宜的研发补贴与污染税收政策组合才能实现环境质量改善与经济增长的双重目标。

南京大学商学院宋建报告的题目为《环境污染对产业结构变动的传导机制研究——基于国际细分行业全要素生产率视角》。作者认为，现有关于环境污染和产业结构变动的研究，多聚焦在环境污染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而很少涉及环境污染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内在传导机制。鉴于此，作者将环境因素纳入产业结构模型，分析结构变动的“成本效应”与“需求效应”的内在逻辑机制，以上述理论推导为依托，基于 SEA行业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产业结构调整体现为一种“价格效应”，环境污染通过全要素生产率的“价格效应”与产业结构之间发生影响；环境污染与行业价格指数之间存在“U”型关系，主要是生产性服务行业导致的；环境污染与产业结构调整之间存在“倒 U”关系，而这主要是由劳动密集型行业所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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