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的面目看起来异常多变，写下“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的那位清代大才子赵翼就曾评价朱元璋：“盖明祖一人，圣贤、豪杰、盗贼之性，实兼而有之者也。”本质上来说朱元璋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因此不同面目所展现的是他在面对不同时期的利益，所采取不同策略时的表现。这一点，在他对知识分子态度上的转变便可一窥究竟。
朱元璋之所以能够在各路豪杰中脱颖而出，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他在战时采取的优待知识分子的策略。知识分子的眼界和谋略是他一介乡野村夫不能比的，无论是在战略部署还是在日常事务的处理上，这些读书人都很有可利用之处。况且知识分子的社会影响力巨大，在意识形态的建设和舆论导向上都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那时的朱元璋善于招揽人才，时常表现出求贤若渴的姿态。因为他很清楚在争夺权力宝座的道路上，这些文人是重要的棋子。为了争取知识分子，朱元璋刻意表现出海纳百川的胸怀，那些曾在元朝为官的文人也一律来者不拒。最著名者比如我的老乡刘伯温，老刘因“自以仕元，耻为他人用。”朱元璋就想方设法，千方百计劝刘伯温出山，写给刘伯温的信开头都是：“元璋顿首奉书伯温老先生阁下”尽显恭敬谦卑柔和之态。
然而，建国后随着这些人的重要性降低，朱元璋的态度也就发生了微妙的转变。在大封功臣时，刘伯温只封了个伯爵。原因无他，对此时的朱元璋来说，自己已经是天下共主，更重要的是巩固统治地位，因此必须传达“忠臣不事二主”的信息。而在此时朱元璋看来，刘伯温这类人是易主求名，于大节有亏。
明代危素《陈氏方寸楼记楷书卷》
祝枝山在所撰《前闻记》中，讲述了一件关于大学士危素的趣闻。危素曾在元朝为官，元朝至正二十四年（1364），奉旨出任岭北行省左丞。后弃官，潜心史学著作。至正二十八年（1368），朱元璋部攻入大都，危素欲跳井自杀殉国，友人以“国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国史也”劝阻。朱元璋闻听此事后，认为此人忠义可用，对其十分信任。危素也没有辜负朱元璋的信任，可谓恪尽职守。但天下初定之后，朱元璋就有点看他不顺眼了。一日，朱元璋坐在屏风后面，危素慢步走来，朱元璋听到脚步声于是问：“谁人？”危素赶紧答到：“老臣危素。”朱元璋不满意他自称老臣，就嘲笑说：“我只道是伯夷、叔齐来！”（危学士素以胜国名卿事我太祖，年既高矣，上重其文学，礼待之。一日，上燕坐屏后，素不知也，步履屏外，甚为舒徐。上隔屏问为谁？素对曰：「老臣危素。」语复雍缓，上低声笑曰：「我只道是伯夷、叔齐来。」）
与后来的待遇相比，刚开国时，百废待兴，各方面建设都还离不开人才，因此朱元璋对知识分子还算客气。不过此时朱元璋对知识分子已经不像一开始那样有耐心了。而对那些不肯为我所用，隐居起来的前朝遗民，朱元璋也是毫不手软。他下令：“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
发展到后来，朱元璋从对文人的轻视慢慢恶化为猜疑，并最终到了大兴文字狱的地步。关于朱元璋大兴文字狱的源起，有一则流传甚广的传闻。据《闲中今古录》所言，洪武十七年（1384）开科取士，一些武将认为朱元璋重文轻武，心里不平衡。朱元璋对他们说：“世乱则用武，世治则用文，非偏也。”这帮武将，就举了例子来说明文人的刻薄，说他们经常变着法子骂人。武将说，张九四，礼遇文人，还请儒生给自己改名字，哪成想他们却给他起名叫“士诚”。朱元璋说：“‘士诚’这个名字很好啊。”武将回答说：“《孟子》中有‘士，诚小人’之句，这不是拐着弯骂张士诚是小人嘛？”至此朱元璋就对读书人多了个心眼。
不过，这则故事只是见于民间野史，听起来也过于荒谬，可信度不高。洪武十七年，朱元璋已经年逾五十，不仅熟习经史，而且亲自批阅奏章，撰写诗文，绝不可能看不出武将断章取义。按《闲中今古录》的说法，洪武年间的文字狱是起于洪武十七年。然而洪武六年朱元璋就已经数次颁布表笺格式以及字讳回避事例。事实上朱元璋之所以大兴文字的原因，不外乎加强集权统治，厉行文化专制。
由于朱元璋出身社会底层，绝对的赤贫阶层，以至于父母死后都没钱买一口棺材来好好安葬。朱元璋日后回忆起当时的场景依旧历历在目，“殡无棺椁，被体恶裳，浮掩三尺，奠何肴浆！”
因为起自民间，深受其苦。所以朱元璋对元末法纪紊乱、政治腐败的教训记忆犹新。总结元末政局的弊病，为避免前车之鉴和巩固专制统治，朱元璋尤其注重严刑峻法来恢复和整治社会秩序。他总结说：“奈何胡元以宽而失，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因此他认为，“纲纪法度，为治之本。”他也试图通过法律框架来对官吏进行监控和管理，对功臣进行约束。
建国后，朱元璋对跟他出生入死立下汗马功劳的开国元勋们采取重用的政策，给他们的待遇也相当的丰厚。为了回馈这些文臣武将，朱元璋颁发给他们丹书铁券，也就是民间演义中所说的免死金牌，做为功臣世代保持特权的信物。铁卷可延及子孙，使功勋家族、后裔世代沐浴皇恩。对朱元璋来说，这是一笔交易，希望借此可以换取他们对明帝国的忠心，以图皇权永固。
但说实话，朱元璋对这些开国功勋还是有些不放心的。比如蓝玉这个人就时常恃功不法，《明史.蓝玉传》说他“乘势暴横”，一路立功但又一路惹事。他随意占据民田，有御史介入调查，还被他痛打一顿。北征归来，夜至喜峰关，关吏没有及时开门迎接，就纵兵夺门而入。（“尝占东昌民田，御史按问，玉怒，逐御史。北征还，夜扣喜峰关。关吏不时纳，纵兵毁关入。帝闻之不乐。”）
建国之初，朱元璋对这些人的恶行还能容忍，因为此时国家初定，屁股底下那把龙椅还没有想象中坐得那么稳固。北有蒙元残余势力骚扰，西南、东北有元朝藩王割据，各地农民起义也还时有发生。虽然像蓝玉这样劣迹累累的功勋，朱元璋也很不满意，但毕竟还有可用之途。
后来的事，大家也都很熟悉了。对于朱元璋的批评，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他屠戮功臣。后世的史学界对此也是各抒己见，所谓“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灭，谋士亡。”专制政权的排他性，决定了君臣之间的关系本来就很难处理，所以才会有伴君如伴虎之说。开国君主需要建立和巩固绝对的皇权，而屠戮功臣就是一种剪除后患的极端手段。借用李白的一句诗：“我观自古贤达人，功成不退皆陨身。”
还是拿蓝玉来举例，结局可谓悲惨。被处以剥皮之刑，并将其皮传示天下。到了明朝末年还一直存放在四川。据欧阳直在《蜀乱》中说：“初献贼（张献忠）入蜀王府，见端礼门上奉一像，公候品服，金装，人皮质，头与手俱肉身。据内监云，明初凉国公蓝玉，蜀妃父也，为太祖疑忌，坐以谋反，剥其皮，传示各省。”
明帝国统治集团内部的构成本就十分复杂，导致矛盾重重，斗争尖锐。以李善长为首的淮西集团，以刘基为首的浙东集团，还有像蓝玉、徐达、常遇春等一批农民武将。这些势力，对朱元璋来说都是有可能挑战自己权威的力量。加之年龄的增大，自己死后接班人能否驾驭得了这些久经历练的老臣就成了朱元璋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国朝典故·翦胜野闻》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朱标眼见父亲诛戮过重，于是就跑去劝告父亲慎刑；过了一天，朱元璋把儿子叫来，将一根上面满是刺儿的荆条丢到地上，然后让儿子去捡，结果朱标半天才捡起来拿给父亲。朱元璋于是将荆条上的刺儿全部削去，然后意味深长地对儿子说道：“这样你再去捡，不就容易得多了吗？”（“及太后崩,帝惨不乐,愈肆诛虐。太子谏日:‘陛下诛夷过滥,恐伤天和。’帝默然。明日,以棘杖委于地,命太子持而进。太子难之。帝日:‘汝弗能执欤?使我运琢以遗汝,岂不美哉?今所诛者,皆天下之刑馀也,除之以安汝,福莫大焉。”）
这则故事很可能只是文人的杜撰，但却也很准确的抓住了一些朱元璋的性格特征。
参考文献：
张宏杰：《朱元璋传》
候馥中：《试析朱元璋重典治官吏与屠戮功臣》
邢凤麟：《刘邦、朱元璋多杀功臣是由于他们是农民出身的皇帝吗？》
程学霖：《明太祖文字狱案考疑》
祝枝山：《前闻记》
欧阳直《蜀乱》
《明史.危素传》
《明史.蓝玉传》
《御制皇陵碑》
《国朝典故·翦胜野闻》
《闲中今古录》
翻新怪谈——剜心
二十万慰安妇的命运
消失的民国“贵族”大学
你用火锅拯救冬天，你却不了解它
二战时纳粹德国的异族军团（一）
陈子昂：老子有钱任性！ | 我唐日常（六）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
There is nothing new under the sun.
我们读史不为装逼
严肃八卦才是目的
you态度的原创历史平台
欢迎你成为其中一员
关注微信公众号：时拾史事（historytalking）
投稿：[email protected]
读者群号 5358583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