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友发:最近十年,中国的文娱产业一直在做一件事——给文娱产品降维,即降低它的内容维度。例如以前流行的长剧,一个女人从发现丈夫出轨再到智斗小三是一段需要漫长铺垫的过程,是非常复杂的剧情,甚至要演个五集、十集。现在流行的短剧会将长剧的铺垫去掉,只留下具体的节点,上述剧情在短剧的第一集前三分钟就能给你讲完,这就是一种内容的压缩和降维,观众只需要知道要点就可以,甚至剧情可以不需要合理性。
从长视频到短视频也是内容的降维。以前我们会花几个小时看电影、看剧,但现在只需要给我们三分钟好笑的东西,在三分钟内给我最浓烈的情绪就可以了,这样让大家更容易获得表层的感官性快乐,刷短视频像是一款游戏,快速划动屏幕-获得即时反馈-继续划-再反馈,大家不停地在这个过程中获得快乐,内容从业者不停地把内容降维也是为了让大家更快地获得快乐。这个视角一定程度地回应了为什么现在电影票房惨淡,因为电影是目前为止最复杂的文化工业产品,就像我上期播客所说的,已经有行业人士将电影比作一种深度阅读了,哪怕是看商业电影。
我觉得这就像吃饭,高级料理的烹饪工序复杂并且需要等待,但现在的加工食物直接把味道分解,将其中最刺激性、最工业性的东西给消费者。但这类产品能否让人获得真正的快乐,我对此存疑,因为它过度地利用了人们容易被满足的那部分需求。其实以前媒体也会做这样的事情,一些商业媒体通过暴力、色情内容吸引用户,给到的几乎是大量的、直给的情绪,现在这个时代更加普遍、更加泛滥。
其实人的需求是复杂多元而非单向的。现在的文化产品能够满足人最简单易得的需求,让人沉迷其中,但是真的会获得快乐吗?我觉得未必,很多人刷抖音会觉得空虚就是这个原因,因为它只满足了你丰富需求中的一部分。有时候我会去看一些算法技术不是很成熟的平台,你看了一条美女跳舞的视频,下一条可能会给你推小说解读或者剧情解读,完全不精准,但正是因为不精准,有时候反而能满足更多元的需求。
王鹏凯:所以人是不是更容易对短的信息成瘾?当人们越容易获得连续、相似、快速的信息流时,就越容易对这类信息流成瘾,反之长内容或者更精良的内容则不容易上瘾。
董子琪:听起来这是一种即时满足,知道你需要什么就立刻补上,并且不断地持续加强,导致你的阈值越来越高,进而越来越需要它,逐步形成病态的依赖。
王鹏凯:成瘾的目的不一定是快乐,也可能是获得一种脱离现实的体验。之前读到李翊云的一篇小说,有一个情节给我的印象特别深:故事发生在90年代,女主人公是北大毕业的高材生,回到家乡县城的师范学院教书,她作为大龄未婚女性反复地被母亲催婚,在当地变成了loser一样的存在,每天下班以后回到家最大的爱好就是坐在沙发上吃着瓜子看肥皂剧。书里写,她吃瓜子的时候就像是进入到一种幻觉,一边看电视剧一边沉浸在自己的想象里面,让她忘记时间。很有意思的地方在小说结尾,她发现自己经常去买瓜子的熟食店被警察端了,因为熟食店的老板在瓜子里面放了罂粟壳,实际上瓜子本身真的有让人成瘾的物质在里面。
我感觉作者的处理还蛮有意思的,一方面主人公本身对嗑瓜子看肥皂剧这个行为成瘾,同时作者又真的安排了一个成瘾物质在里面。个体在失落的状态下通过让人成瘾的物质和行为去获得一种体验,这其实也是一种蛮有代表性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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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子琪:你说的这个女性形象很像得了“包法利夫人综合征”,就是通过诗、言情小说和滥情电视剧来得到空虚的补足,但是这只是一种短暂补偿,它需要持续不断地加强以获得和日常生活不同的超越性的体验。石一枫的小说中也写过这种女性角色,都有类似执迷不悟的、不断加强的形象和情节。
徐鲁青:刚刚我们聊到什么是成瘾,什么是成瘾品和非成瘾品,以及国家产业和普通人之间的博弈,曾经有经济学家定义过成瘾性经济并将其称为“边缘资本主义”。所谓的边缘资本主义,指的是一个技术先进但是社会倒退的商业体系,在这个商业体系中,企业会借助政府甚至犯罪集团来鼓励人们过度成瘾。以快餐业为例,当一些人因为快餐消费得了强迫性饮食障碍的时候,就意味着治疗糖尿病和减肥手术的外科医生有了更多生意。因此,对于边缘资本主义而言,能够让人深度成瘾的项目相较于普通消费品项目更好。
此外,成瘾机制是由各种环境因素共同塑造的。有个关于成瘾的著名实验,科学家首先拿来一只小老鼠并提供了两瓶水,一瓶是纯净水,一瓶是掺了海洛因的水,当科学家让小老鼠自由选择时,小老鼠选择了一直喝掺有海洛因的水直至死亡,随后科学家们改变了实验条件,做了一个老鼠乐园,其中有小老鼠很喜欢的玩具、朋友等等,这时候再拿出两瓶不同的水,小老鼠的选择变成了纯净水。从这个实验来看,造成成瘾的不仅是成瘾物的吸引力,同时还要看环境是否推着你往成瘾的方向走,就像鹏凯刚刚提到的,在非常空虚的时候很容易对一些成瘾物上瘾。
王鹏凯:昨天正好看了一篇关于成瘾的文章,作者是女性主义理论家塞吉维克(Eve Kosofsky Sedgwick),文章标题叫“Epidemics of the Will”,中文大意是“意志的流行”。塞吉维克梳理了成瘾在社会发展中的过程,最开始人们并不认为成瘾是一个问题,直到19世纪,成瘾转变成为一种需要被治理的病,尤其以福柯理论为代表,酗酒、毒品成瘾都被视为需要治理的事情。
但后面又发生了新的转变,成瘾的范围不断延伸,它不再只是通过某种具体物质来达成满足,而是指向几乎所有人类行为,用王尔德的话说:“如果过于频繁地去做,任何事情都会变成一种乐趣。”例如工作成瘾变成工作狂,购物成瘾变成购物狂等等。至此,成瘾被视为一种自由意志的体现,并被赋予伦理价值,成为晚期现代个体自由的终极象征。
塞吉维克对这一观点进一步提出了批判,就像鲁青刚刚提到的,这种自由意志并不是真的自由,它背后反映出的是资本主义体系下人与人的不平等关系。以吸烟成瘾为例,并不是所有吸烟者都有能力解决抽烟带来的健康问题,这甚至可能导致对弱势者的经济剥削,因此这种所谓“自愿”并不是我们认为的自由意志,它是一种被消费主义系统或者说被资本主义结构影响乃至强迫的自愿。
董子琪:《疲于做自己》书中提到,现在基本上都是通过药物治疗抑郁症,而这类解决精神痛苦的药物也会造成成瘾与依赖,这就造成了矛盾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抑郁症患者提不起对生活的兴趣,觉得淡漠和无意义;另一方面,治疗抑郁症患者的药物是通过刺激重新唤起患者的情绪,它能改善症状,尽管不能消除痛苦。据作者观察,百优解(抗抑郁药物)广告中呈现的形象就是一位有自由意志的、无所不能的企业人,就是所谓的entrepreneur精神,他能在生活中完全调动能动性,勇往直前,但其实重新勇往直前的代价是可能药物成瘾。
《疲于做自己》
[法]阿兰·埃伦贝格 著 王甦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