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今天闹情绪了，你去沟通一下。”
“我妈脾气不好，你就不能让让她，态度好点吗？”
“明天领导来视察，你来接待，穿得专业一些，面带微笑。”
如果作为女性，你经常听到这些话，那么你正在被要求进行一种
隐形的、令人疲惫的劳动——情绪劳动。
“女性被不断告知要微笑，并有义务让他人开心。女性不仅要对自己的情绪表达负责，还要对他人的感受负责。”
这是
英国记者罗斯·哈克曼在她的新书《情绪价值》
中提出的观点。
《情绪价值》
[英]罗斯·哈克曼 著
徐航 潘沂然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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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 年，社会学家阿莉·霍克希尔德首次提出了“情绪劳动”的概念；
最容易理解的“情绪劳动”，是空乘人员的
“微笑服务”
，无论乘客多么无理，多么态度恶劣，都需要保持亲切。
四十年后，英国记者罗斯·哈克曼
历时七年
，
采访了数百位女性
，融合了心理学、社会学和性别研究，透视了女性生活的方方面面，最终完成了这项关于“情绪劳动”的
鼓舞人心又令人愤怒的研究之作
。
这本书一上市，就得到了许多读者的共鸣，得到
豆瓣9.1
的高评分。
作者罗斯·哈克曼
情绪劳动的分配是不平等的，女性的好情绪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男性的“体贴”则被视为加分项；
情绪劳动是隐形的，数十年照顾家庭生活的中年女性，总是感到精疲力尽，甚至怒不可遏，只因为“贤妻良母”本来如此；
情绪劳动也是无偿的，如果
空乘的微笑服务可以得到薪水，那为什么在家庭中的忍让、迁就，不被承认有价值？
哈克曼在《情绪价值》中，将情绪劳动被忽视的价值公之于众，揭露了情绪劳动在性别间的不平等运作，以期唤起读者对现存性别秩序的全新思考。
对情绪劳动的不公正分配，正在构成对女性最为隐秘的剥削……
四十年前，社会学家阿莉·霍克希尔德首先提出了这一术语。她当时写道：“
由于缺少其他资源，女性将感受作为资源，并将其作为礼物提供给男性，以换取她们所缺的其他资源。
”
而我们早已习惯女性在私人领域无偿地承担这种工作，和承担其他无薪工作一样。
家庭中的情绪劳动
情绪劳动包括对老人和儿童的照护，各种家务劳动、维护人际关系。家庭、 共同福祉和家庭维系方面的责任主要该由女人承担。
美国妇女政策研究所 2020 年 1 月发布的《美国时间利用调查》 报告显示，女性平均每天比男性多花 37% 的时间在无偿的家务劳动与照护工作上。
还有一种方法可以看出一项情绪劳动不平等：通过观察谁有更多的闲暇时间。2018年的数据显示，
男人每天的闲暇时间平均比女人多49分钟
。
在电影《奥本海默》中，有这样一个片段。
奥本海默结束工作后回到家，发现昏暗的家中没有开灯，而孩子哭个不停。他对妻子凯瑟琳说起一天的工作，妻子一一回应。突然奥本海默问道：“孩子在哭，亲爱的，你不打算去哄哄吗？”
凯瑟琳突然情绪失控：“我已经哄他一整天了。”
《奥本海默》剧照
即便夫妻二人都能听到孩子的哭泣，都知道孩子需要情绪安抚，男性却默认把这项工作归为女性的“应做之事”。
职场上的情绪劳动
职场上的女性需要付出额外多的情绪劳动。
以他人为导向，重视、考虑他人和公司的利益，善良，关怀，慈爱以及表达体贴，避免显得对权力太过饥渴，或太过热切地想取得成功。
事实上，当一个女性不得不去提供情绪价值，不得不去关注自己的外表是不是精致，行为是不是温柔亲切的时候，她的时间就只能更少地用来展现能力。
书里有一个案例，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时候，
希拉里因为笑得不够、不讨人喜欢而被持续攻击
。
希拉里
后来希拉里一次采访里说，与她的男性政敌不同，她感到别无选择，
只能每天花一小时准备妆发
。在竞选总统的600多天里，她光是损失在妆发上的时间加起来就有
25天
。
保持美丽也要付出情绪劳动
保持美丽，展示、呈现自己的外貌，被迫进行这种具象化的情绪劳动，为他人创造情绪体验，被迫把自己包装成可享用、可消费的商品—让他人用以盈利。
将审美劳动视为私人活动，其功能与贬低市场上的其他女性化劳动（护理、服务、性或者家政工作）相似。
持续警戒是一种情绪劳动
暴力和骚扰的威胁，构成了女性情绪负担，这也是一种特定的情绪劳动：付出更多的情绪成本，产生精神重负。
遭受侵害的危险始终存在，意味着女人被迫进行情绪劳动以求生存，这给她们的生活带来了寒蝉效应。
通过以上这些持续的以情绪为中心的行为，女性在职业和私下环境中的角色在世界上被固定下来：照顾者、劝解者、倾听者、共情者、从属者。
表达同情很糟糕吗？不。用情绪帮助他人很糟糕吗？不。但
期待女性应该主要负担这种角色的行为应该停止。
这种期待指向一种习以为常、令人不安却持续已久的
权力分配
。
过去一百年，世界上一些国家的女性的生活发生了极大变化。
女性获得了投票权、更多的工作机会、对自己身体的掌控权（如美国的合法避孕）……
是的。女性已经取得了进步，但这仍是一个男性主导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女性被期待承担情绪劳动的重任并非偶然。
经济学家报告说，在新冠肺炎疫情最严重的几年里，
女性的辞职率是男性的两倍。
2022年初，男性基本恢复就业岗位，但
女性就业人数仍比两年前少100万。
据说，在这短短几年间，女性取得的经济进步倒退了一代。
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女性更多集中在疫情前线低薪、与人接触频繁的服务岗位上，也因为女性可能承担了疫情期间加重的育儿和看护责任。
这场危机只加重了长期以来的隐性不平等。
2020年《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称，如果为2019年美国女性在家中
提供的无偿工作支付最低工资，那么其价值可达1.5万亿美元
。
日剧《逃避虽可耻但有用》中，女主因为不想工作，以做家务来换取薪酬。但当男女主角进入恋爱关系后，家务劳动却变为无偿的了。
同年，乐施会的一篇文章称，
女性的无偿照顾工作每年至少为全球经济创造10.8万亿美元的财富
，这个数字是科技产业的三倍，相当于《财富》世界500强企业中最大的五十家公司的收入总和。
该报告陈述：“这一数字虽然巨大，但仍被低估了。由于数据可用性，这里使用的是最低工资而非生活工资，并且没有考虑到照护工作对社会的广泛价值，也没有考虑如果没有这种支持，我们的经济就会停滞不前。”
女性虽然可以与男性并肩进入正式的工作场所，但
她们依然首先被期待承担那些维持经济运转却低薪或无薪的支持性工作
，其中包括照护儿童和老人、家务和家庭工作、维护人际关系，以及保持社团活跃与联系的社群工作。
人类需要吃饭、穿衣、居住、教育、被爱，感到价值感、归属感和联结感被满足，才能更好地建设经济。
即便经常被低估和忽视，这种支持性工作也是非常有价值且必不可少的
。而我们仍理所当然地认为这种工作是女性化的，以至于女性成为可以被剥削的对象。
父权制最精明的伎俩之一，是
将所有被视为女性的工作扭曲为女性固有特质、无意识的表达
——无论这项工作需要投入多少时间、努力和技能。维持一个让女性几乎没有报酬却为社会及他人（尤其是男性）利益服务的系统的最好方式，就是让社会相信她们根本没在工作。
哈克曼在《情绪价值》中给出她的结论：
“比起性别，
我们当前系统中的情绪劳动与权力有更大关联
。这让我们能认识到
其他弱势群体也被强加了这种受到贬低的工作
。这些群体也与女性有交集，他们包括穷人、黑人、原住民、有色人种、签证不稳定的移民等。”
情绪劳动是一种与女性气质联系如此紧密的工作，以至于我们已经麻木，无法感受女性长久以来如何被强迫服从，并被恶意地维系在这种状态中。
此外，
情绪劳动的不公平分配同样影响着男性的生存质量
。
如果只允许男人表现出支配、攻击、竞争、冒险等一小部分情绪，也就从他们身上剥夺了能让生活充实、健康，能让他们与别人保持联系的必要组成部分。
情绪劳动
是一种深刻、深远、毫无疑问具有价值
，而且值得被看到、被重视的工作，只是还
需要更平等地进行分配
。
日剧《我，到点下班》
哈克曼写道：“这正是《情绪价值》这本书的声音所在，也是通过新闻工作和生活经历，
让我相信这本书所讨论的主题的急迫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