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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不认识什么人，但是我认识它们。那些我和我的工友兄弟们用汗泪与性命换来的金属，建造了北京上海，纽约和波士顿。”
文/吴晓波（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
陈年喜站在大观舞台“年终秀”的后台，与身旁的舞者们格格不入。
他的脖子有点僵硬，就在一年前，他动了一场颈椎手术，三块金属被植入到颈椎的第4、5、6节处。
我第一次见年喜是2015年1月寒冷的皮村，那天，他和其他十八位工人诗人各自朗诵了一首自己的诗。我记得那天的皮村很冷，破败不堪的街道上，孩童们追逐着乱飞的枯叶和烟壳。“工友之家”的玻璃有一半是破裂的，里面积满了新鲜的灰尘。
后来，读到了年喜写皮村的诗。
“跑过皮村坑洼街道的孩子/穷人的孩子 他们/肠胃里盛着粗食和白薯/他们多么快乐/快乐得像一块新抹布/擦过秋天的旧桌子/他们还不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 与多少流水正失去速度。”
皮村是北京郊区最大的外来打工者聚集地。就在“年终秀”的前一夜，2016年12月29日，皮村进入综合整治期，“工友之家”的两台取暖锅炉被砸毁，那天，皮村的气温是零下七度。
“他们还不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 与多少流水正失去速度。”
年喜是穷人的孩子，他的孩子也是穷人的孩子。诗人杨炼又把他称为“游民知识分子”，因为他写诗。在过去的十六年里，他是一个命悬一线的矿洞爆破工，同时是中国最优秀的工人诗人之一。
如果不是亲历，你一生也想象不出矿洞的模样，它高不过一米七八，宽不过一米四五，而深度常达千米万米，内部布满了子洞、天井、斜井，像一座巨大的谜宫。在这样的环境下，身高1米85的陈年喜开始了他的打工与诗歌生涯。
“开头的时候，因为没有别的技术和经验，我只能拉车，就是拉着人工两轮架子车，一趟趟的从洞内把矿石或毛石拉出来。矿洞有深有浅，道路有好有坏，不变的是每天的工作都在十小时以上。”
“矿洞漆黑而低矮，为防止碰头，我总是弯着腰低着头，昏暗的手电筒挂在胸前，汗水总是模糊了眼睛。即使这样，并不防碍我的思绪飞出洞外，飞到古人和许许多多未知的事物里。以后回想起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人的宿命，在你失去一些东西的时候，会得到另一些东西。与失去的那些东西相比，得到的是那样宝贵，虽万金而不予。”
年喜的工种是巷道爆破，这可能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工作之一，与雷管、炸药、死神纠缠在一起。这么些年，经他手使用的炸药雷管大概要用火车皮来计算。他的妻弟也是爆破工，几年前，炸药炸响之前，他跑错了方向，于是粉身碎骨。
年喜家乡那个只有八户人家的村子，就有三人死于矿难。如今的年喜，疾病缠身，风钻已经令他的耳朵大半失聪，颈椎也错位了。
在坑道深处，他写《炸裂志》：
我在五千米深处打发中年
我把岩层一次次炸裂
借此 把一生重新组合
我微小的亲人 远在商山脚下
他们有病 身体落满灰尘
我的中年裁下多少
他们的晚年就能延长多少
我身体里有炸药三吨
他们是引信部分
就在昨夜 在他们床前
我岩石一样 炸裂一地
年喜是2.6亿产业工人中的一员，但是他们的生存状态却被遮蔽成了一个冰冷的秘密。他参加《我的诗篇》的拍摄过程，充满了黑色幽默的意味。下面的记述来自导演秦晓宇的夫人、北大文学博士刘丽朵。
年喜带着晓宇，到矿上跟负责人联系拍摄事宜。一听说要拍摄开矿的工作，负责人高度紧张起来。按照最新的安全生产条例，全中国的矿山几乎没有什么合格的。而如今虽然矿是国家的，开采者都是有资质的国企，但从事第一线操作的开采队是属于私人的，其中纠纠葛葛的利益关系，更非局外人所能道出一二。
负责人含糊应付了一番，并没有同意拍摄。天真的晓宇联系到了他的朋友，中央电视台法制频道的一位编导，问她在灵宝有没有什么关系，这下可捅了大篓子。“央视” “公安局”等关键词一出，矿上的人对他们立刻进入了一级戒备状态，有人找到年喜通知他被开除了。
年喜被勒令离开，他去了另一个矿工作，而拍摄的要求仍然被无条件地拒绝。
曙光突然出现了。一个神秘的人，晓宇只知道他叫“秋风”，打来电话，说他已经安排好一切。这个“秋风”果然神通广大，接下来他们没有遇到任何拍摄许可方面的阻碍。
直到拍摄结束，晓宇仍然不知道这个“秋风”叫什么名字，是什么身份，以及是如何知道此事并联系上他们的。仅有的一点点线索是：“秋风”是“我的诗篇”微信公共号的订阅者，是一个爱好文学的中年人。这一切，就像传奇。
这一切，与一切格格不入。
“在那些矿山的日子里，我常想我们忍受着寒冷、孤独、辛劳、痛楚，给大地留下一道道伤口，而挖出来的那些矿石，它们都去了哪里？”
“此刻，我看见合金的窗子、空调里的铜、一切建筑物里的钢，还有那些金银饰品。”
“在这里，我不认识什么人，但是我认识它们。那些我和我的工友兄弟们用汗泪与性命换来的金属，建造了北京上海，纽约和波士顿。”
“不久之前的那场颈椎手术中，三块金属被植入了我的颈椎。这精巧的部件，据说是美国生产的，很有可能，它们就是经由我的爆破而得见天日的一块矿石，被拿到遥远的美利坚，变成了医疗用品，再渡重洋成为我身体的一部分。而假如不是得到资助，今生今世，作为一名普通的农民工，我绝不会有钱结识这几块金属。”
“如果金属会说话，它将给我们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要评选“桂冠工人诗人”，是我跟秦晓宇商量的结果。一年一度，一度一人，它微不足道得像一声叹息，只是为了拒绝遗忘。只是为了让那些真实的诗歌，像年喜开采的矿石一样，有得见天日的一刻。
给年喜的颁奖词是杨炼写的，“年终秀”那晚，他专门从柏林飞回来。
“陈年喜很像传统中国的游民知识分子，离开乡村外出打工，辗转于社会底层，饱经世态炎凉。不同于普通游民，他有一种自觉的文学书写意识；不同于传统士大夫或现代知识分子，他是以矿山爆破这样一种后者绝不可能从事的危险工种来谋生，具有顽强的生命活力。
作为一名有着十六年从业经验的爆破工，他把在洞穴深处打眼放炮、炸裂岩石的工作场景第一次带入中国诗歌，这既是大工业时代的经验，又是能够唤起人类原始生存场景的经验。”
站在台上，年喜的答词更加的简洁：
“现在，我站在这里，既慌恐又高兴。我知道，这个诗歌奖，不仅是颁给我的，也是颁给那些逝者和生者，奖给劳动、创造、和生活的意义。我会继续写下去，努力让自己的写作对得起这个时代，对得起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民。”
他讲这些话的时候，空气凝固成一块粗劣的矿石，大观舞台安静得像五千米深的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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