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反思—15国医疗卫生总投入的风险矫正比较

认为伴随着我国居民对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和消费能力的逐年上升，中国在医疗卫生总投入占比上与其他发达国家（世界各国平均水平）差异还是较大的。我国在稳步提升医疗卫生整体服务能力和水平的情况下，还需进一步加强医疗卫生总投入，进一步满足人民日益增加的更广泛的需求，进一步适应人口结构变化，或者增强抵御突发性公卫事件带来的风险的能力。

但是，当考虑到有些国家不单单是医疗卫生总投入的GDP占比高，他们的人均国民总收入也相对较高，形成了一个波峰叠加的过程。换句话说，这一类有较长的寿命、更容易获得安全饮用水、优质环境资源甚至更低的婴儿死亡率的国家居民， 他们在医疗卫生的总投入上的实际获取量更高。既他们本就富足的国民实际上得到了更多的、更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资源。为了矫正这个差异带来的影响， 本文使用人均国民总收入（GNI）和消费者物价指数（CPI）进行风险调整，来矫正经合组织（OECD）五个国家，金砖五国（BRICS），以及中低收入五个国家组的医疗卫生总费用的GDP占比， 希望能从中得到些启示。

曾有美国学者提出，美国对于其国民的医疗卫生投入过高。来看一下他的算法，在拟合一系列国家人均GDP与居民人均医疗卫生投入时，发现美国的人均花费超出正常拟合范围（如图一）， 形成一个异常值（outlier）。图一给笔者两点启示：一、美国人均医疗消费超出了趋势线范围，可以说高的离谱。这与美国医疗卫生总投入占GDP比重将近20%的比例分不开，他的直接正向投入世界第一。  二、人均GDP越高的国家，他的居民人均医疗消费越高，这是一个正向相关（positive correlation）的走势。这表明，各国的人均医疗卫生支出不单与医疗卫生总投入GDP占比相关，还在很大程度上基于各国的人均GDP。图一显然能说明这一点，越富有的国家，人均医疗卫生支出越高。

如果中国在这张拟合图上，我们会在哪个位置？笔者整理了经合组织五国，金砖五国和世界银行划分的中低收入五个国家的2018年（or most latest available）系列数据，拟合了图二。从直接数据可以看到，中国的人均医疗费用不到一千美金，远低于OECD五国。OECD五国选取的都是世界划分的高收入国家，其中中西班牙的人均医疗卫生费用较低，2018年数据达到3322美金。五国中最高的是德国，达到5986美金。从趋势线可以已看出，我国人均医疗费用在整个走势中吻合较好（非离群值），但是人均医疗卫生费用在同等级人均GDP国家中也相对偏低，在金砖五国中仅高于印度。请注意，图二再一次验证了越富有的国家，在人均医疗卫生投入上越多的状态。

简单介绍下我们选取的对照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经合组织；英语：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 有35个全责成员。选择其中选世界银行划分的“高收入经济体”，5个， 包括：瑞典， 挪威，德国，法国和西班牙。金砖五国（英语：BRICS），是指五个主要的新兴市场国家，分别为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这五国面积大、人口多，在全球占有重要份额，并且被认为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中低收入组，是根据世界银行的定义，使用汇率法计算的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某个标准的经济体，称为中低收入经济体，本文选择的五个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低于4000美金。

用于校正的风险系数1由人均国民总收入生成，GNI出自世界银行官网。特指世界银行使用图表转换集（Atlas method）系数以美元为单位计算国民收入（之前称为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收入的一种方法。我们可以认为人均国民总收入是一个国家的最近一年的收入除以人口的价值，反映了一个国家公民的平均收入。这个指标与其社会，经济和环境指标密切相关。例如：居住在较高的人均国民总收入国家的人民往往有较长的寿命、更高的识字率、更容易获得安全饮用水、更低的婴儿死亡率。该指标正式我们开篇提到的，造成波峰叠加的主要指标。

我们的第二个风险系数产生于消费者物价指数(Consumer Price index)，英文缩写为CPI，是反映与居民生活有关的产品及劳务价格统计出来的物价变动指标，也就是市场上的货物价格增长百分比，通常作为观察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这是一个典型的反向指标。例如，在过去一年，消费者物价指数上升5%，那表示，生活成本比12个月前平均上升5%。当生活成本提高，你的金钱价值便随之下降。也就是说，一张100元纸币，只可以买到价值95元的货品及服务。一般说来当CPI涨幅>3%的增幅时我们称为通货膨胀；而当CPI涨幅>5%的增幅时，我们把他称为严重的通货膨胀。通胀率高的时候，投入同等数量的金钱，是会造成投入量不足的，我们也要把这个风险考虑进来。

当我们使用最小值法用两个风险系数针对各国医疗卫生总投入占GDP比重进行校正后，明显可以看到，各组间的差异扩大化明显。由于比金砖五国和中低收入组五国有人均国民总收入GNI以及CPI上的优势，经合组织五国在校正后的医疗卫生总投入比实际数值普遍要高。换句话来讲，这些欧洲的富裕国家，不单是由于医疗卫生总投入占比较高占优，人家本身人均国民收入高，通胀率小，进一步造成居民拥有更多的医疗卫生投入。

按这个逻辑，我们看看中国。我们的CPI 在表中15个国家排名第9，我们的GNI在表中排名第7， 但是我们的原始值，医疗卫生总投入排名第11， 这使得我们在风险校正后的医疗卫生总投入占比低于原始值，由原来的6.2%降低为3.0%。这种差异表明，在考虑到风险系数GNI和CPI后，我国居民获得的医疗卫生总投入占比较预期值低了一倍。OECD五国矫正后平均值为15.3%， 金砖五国校正后平均值为2.8%， 中低收入五国矫正后均值为2.0%。我国矫正后占比仅略高于金砖五国平均值，达到OECD五国均值的五分之一。

综上，本文在考虑到一个国家的医疗卫生总投入GDP占比并不能直接显示该国居民获得的医疗卫生投入状态时，引入了人均国民总收入GNI，以及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对其进行风险调整。艾力彼认为一个国家的人均国民总收入与其社会，经济和环境指标密切相关，并且由CPI涨幅造成的金钱价值下降也是影响居民获得医疗卫生总投入的影响因素。选取经济较发达的经合组织五国，经济潜力较大的金砖五国以及经济欠发达的中低收入五国进行比较，全部数据来自WHO，世界银行以及OECD官网。在引入两个校正因子后，经合组织五国的医疗卫生总投入占GDP比重普遍提升，然而，GNI和CPI较低的其它国家有所下降，造成了由GNI和CPI引起的差异扩大化。艾力彼认为在我国居民对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和消费能力的逐年上升阶段，中国在医疗卫生总投入占比上与其他发达国家无论是绝对数值还是相对风险调整值都差异较大。我国在医疗卫生总投入层面，要达到OECD五国的平均水平，要提升4倍。在稳步提升医疗卫生整体服务能力和水平的情况下，中国还需进一步加强医疗卫生总投入，进一步满足人民日益增加的更广泛的需求，进一步适应人口结构变化，或者增强抵御突发性公卫事件带来的风险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