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批评者们认为，贸易是加剧劳动者间不平等、削弱经济安全感的罪魁祸首。这也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提高关税的逻辑支持。但是为何这一理念会在美国乃至发达经济体之外产生共鸣，甚至连那些通常被描述为全球化主要受益者的发展中国家的劳动者都有所响应呢？
自由贸易根本不是造成全球不平等和没有安全感的唯一原因，甚至连主要原因都不是。一个持续存在但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问题是：金融继续主导着世界经济，并持续产生极大的不稳定和使类似于导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风险不断积累。此外，一些国家持续通过财政紧缩政策，而不是通过打击大型公司和富人的大规模避税和逃税行为来巩固自身的预算状况。同时，不断开发和使用节省劳动力的创新导致一些群体“技术型失业”。
有些人认为自由贸易被妖魔化只是因为人们不明白究竟什么才是符合自身最佳利益的。但这种看法既傲慢又简单化了整个问题。即使自由贸易最终产生了广泛的益处，但事实依然是不平等现象随着贸易更加自由而加剧。
造成这种状况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当前的全球规则使一些大公司能够从贸易中攫取越来越大的增值份额。具体而言，全球价值链的不断扩张使得强大的跨国公司能够控制可贸易商品和服务的各个环节，包括设计、生产和分销，即使其中有很多环节会被外包给远离最终市场的小公司。
这些跨国公司通常能够获得知识垄断的好处，并通过旨在强化企业实力的自由贸易协议加强优势。这使他们能够获得大量经济利益，特别是在价值增值和利润最大的预生产（包括设计）和后期制作（营销和品牌）阶段。
与此同时，生产阶段日益激烈的竞争压低了价格，使实际的生产者——无论是雇主还是工人——在价值蛋糕中的份额日益减少。这种体制导致许多本应从价值链全球化中受益的发展中国家仍然从事着低生产力的活动，而这些活动只能产生有限的经济价值，甚至无法促进广泛的技术升级。
即将发布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18年贸易和发展报告》揭示了顶级企业是如何逐步增加其在出口总额中的份额并最终主导全球贸易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这一趋势进一步加剧，使得人们开始关注少数公司具有的过分巨大的市场力量以及顶层那1％的富人所获得的巨额收益。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研究还表明，不管是对发达国家还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融入全球价值链与出口中国内增加值占比下滑具有相关性。实际生产在国内增加值中的份额也有所下降，增加值中劳动力成本的占比亦如此。后一趋势的一个潜在驱动因素是中国和印度等多人口国家全球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大幅扩大了全球劳动力的供给，从而提高了资本对劳动力的议价能力。
这些趋势中唯一一个明显例外的国家就是中国，因为中国专门出台了相关工业政策以增加国内增加值的份额并改善工人的工作条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些有助于抵消部分自由贸易负面影响的措施，遭到了特朗普的谴责。
坐视少数跨国公司掌握如此巨大市场力量的影响还在进一步扩大。一方面，这种集中化的经济力量使得各国更难以实现工业化，因为当地公司无法指望与那些成熟跨国公司竞争。另一方面，这还会妨碍发展中国家从商品价格上涨中获取全部收益，但价格下跌时却没有任何保护。大公司压低自然资源价格的能力也会导致过度开采、污染和环境退化——这些后果都被它们假惺惺地称之为“发展的代价”。
消费者也深受其害。确实大型跨国企业可以提供低价商品。但是，他们巨大的市场力量使消费者在各个领域都受到他们的支配，从制造业到金融服务再到数字技术。
这些公司拥有的权力越大，它们攫取得就越多，因为它们会利用其影响力来影响监管体系、经济政策甚至税收制度。最终造成的结果就是一个为少数人的利益服务而不是保护多数人的弱势国家。声称再分配可以充分解决这一问题的人必须回应这样一个事实：那些自由贸易中的“输家”迄今为止只收到了极少的赔偿（如果真有的话）。
全球化批评者认为自由贸易造成了严重不平衡的观点是正确的。但是贸易战却是不得要领的手段。问题不在于自由贸易导致了过度的全球竞争，而在于它使少数企业能够获得垄断或近乎垄断的地位，也正是这一点导致了大规模的不平等，公然寻租和掠夺行为。只有遏制了这些趋势，贸易的益处才能增加，公平才能被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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