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秦帝国到圣殿骑士团：东西方金融流派的大分流

前言： 最近有好多人在问，这段时间我写东西的频率些稀疏。回思了一下，真是如此。倒不是偷懒，一来人到保温杯的年龄，总是七七八八的混帐事多，家庭，教学，科研….随便就纠织成一张蛛网，将人陷了进去。二来也一直在思考，公号这种时评类的零碎写作，更多的是满足一种多巴胺式的快感，短暂的兴奋刺激后很快的就忘了。

是否能找到一条“纵贯线”，把散落的现象穿起来，以某种更系统的方式呈现？这样的思考和写作，也许更像浅阅读时代的一个量杯，多少可以呈现出一杯水的形态。这种摸索的过程，比我想象的要复杂和艰难很多，在深深浅浅的阅读和写作中，时停时走，每一步都有“discovery”的快感，也充满一团乱麻似的挫败。最大的好处是真的明白了，哪里有前人完全没有讲过的知识，是人类选择性的遗忘罢了。倘若脑子常有“伟大思想”的幻觉，那一定是读书太少的缘故。

说来惭愧，作为一个金融学博士，这么多年了，讲了那么多金融市场的“现象，规律”，回国以后目睹了许多金融改革的方案或实践，也作深沉状试图用“产权理论”包打天下地解释过东西方金融大分流。。。。。却始终没有问过自己一个问题，如果金融就是一系列的跨期价值交换契约，那么这些“契约”的设计执行是如何进行的？这些契约产生的社会制度和契约之间，是外生给定，还是内生演化？如果是内生演化，那么东西方金融分流，或者很多很多的“分流”，是否要在历史演化的轨迹中寻找线索？更重要的是，如果“制度”和“金融”是交互生长的生态系统，那么在金融的演化改造中，究竟是“人定胜天”还是“天人合一”？

我不知道答案，也不知道在历史的长河里谁能给出肯定的答案。历史太复杂，无法一言以蔽之。历史太偶然，只有一个样本点，无法重复和试验。或者，我们只能回望历史的时候，谦卑而理性的从中找到些必然的蛛丝马迹。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开始试着模仿欧美的金融体系，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改变“直接融资”一统天下的局面。再往前一点点，不用多远的过去，其实“中国人民银行”也只是隶属于财政部的一个部门而已。然而历史并非羚羊挂角，无迹可寻。中国也不是一个缺乏“金融传统”的国家，早期丰富的金融铸币史，最早的纸币，发达的商业汇票体系。。。。。无不反映出一个强盛的帝国的井然金融秩序，也反映出这个帝国金融演化的制度特征——中央货币财政体系。

在这个体系下，一切金融发展都以中央财政为核心，税收和资源分配是重点，货币政策屈从于财政目标。这套重“协调管理”的制度对于维持一个统一的巨大集权式帝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当然也伴随着国有经济控制和民间信用脆弱两大特征。

和中华帝国的大一统政治形态不同，欧洲的金融体系产生在四分五裂的欧洲城邦国家里，从圣殿骑士团开始，银行这种私人信用机构就崛起为欧洲的公共财政金融机构，以一张互相制约的“信用网络”代替了至高无上的“王的信用”，逐渐形成了以信用抵押扩张为核心的一套现代金融体系。

帝国篇——中国的中央货币财政体系

1. 帝国财政的历史渊源

公元前221年到公元200年间，中国发生了两件影响深远的事：第一件是秦始皇建立了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虽然历经朝代更替，但在幅员辽阔的疆域上，高度中央集权的帝国形态却从此绵延不绝——和欧洲的“君权神授”不同，中国的皇帝是“天子”，神权和王权合二为一，因此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信用。第二件则是汉武帝时期的桑弘羊实施“官山海”的政策，建立了一整套盐铁专卖的国有企业机制，经济生活的国有控制从此成为中国社会的最大特征之一。

对于金融的演化来说，这些制度特征非常要紧 —— 中央集权保证了统一的货币和市场的形成，极大的促进了商业交换的繁荣，工农商业大发展，财富累积和人口繁衍加速，经济增长。到了唐宋两代，这种货币经济空前发达，唐朝拥有兴盛的商业汇票业务——飞钱，宋朝则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

中央集权背书的货币经济是中国在农业时代长期处于经济领先地位的原因，但也反过来造成了中国金融历史演化的另外两个特点：第一，中央集权依靠一个庞大的官僚政治体制进行运作，所以财税收支的协调管理能力就成为了国家的核心问题， 换句话说，自秦朝之后，中国的金融发展是以中央的财政为核心的，税收和资源分配是重点，货币政策和国有经济控制都是为了满足财政需求；第二，不受约束的皇权使得民间的财产私有权得不到保障，民间信用一直非常脆弱。

以财政为核心的，中央集权背书的强大货币经济是中国金融演化的制度根源——我们可以称其为“中央货币财政体系”。这个体系的特征表现为经济生活的国有化（e.g. 国有企业）和民间信用的脆弱——从秦以始，到现代中国，几千年金融发展的形态各异，但这个核心几乎从未变过。

2.  历史照进现实：官办金融

当历史映射回现实，我们会发现，欧美的资本市场（债市，股市，交易所）都是在民间慢慢的演化形成，而中国现有的金融市场，全部是自上而下，为中央财政目标进行的“顶层设计”——比如说，上个世纪90年代A股市场的设立就是为了“替国有企业解困”：改革开放之后，低效的国营企业已经濒临破产边缘，国家财政背负不起这个重担，如何吸引民间储蓄来为国有企业输血就成了一个重要的财政金融目标—— 在这个驱动力下，A股市场从成立之日起就有诸多的带计划经济色彩的“歧视性条款”，像上市的配额制，不准流通的法人股，都是为了实现“为国有企业提供新的融资渠道”这个目标，后来虽然历经多次市场化改革，但是股市仍然保留了很大的“计划控制”的色彩，也为各种权力寻租留下了空间，造成了内幕消息乱飞，庄家操纵，价格跌宕起伏，“熊市长，牛市短”的A股之怪现状。

股市绝对不是唯一的例子。债券市场上混乱的监管分割，产品发行上的歧视政策；银行业以致存在的巨大“利息剪刀差”；还有市场上见啥炒啥，从邮票到石头，各种此起彼伏的资产泡沫——这一系列的问题，看似是独立事件，但是背后的制度根源都是一个：中国“官办金融”的模式。所谓官办金融，指国家完全掌控金融资源，依据国家制定的产业发展战略，决定信贷规模、资金成本、和资金流向，也就是俗称的“集中力量办大事”，引导经济增长。

这个模式的直接后果是：为了获得大量廉价资金，银行必须压低储户的存款利率，同时压抑和扭曲资管市场，迫使老百姓的储蓄以极其低廉的价格流入银行体系，最后导致银行一支独大，资源配置不合理，国有大企业盲目投资，银企关系不良，直接融资市场步履蹒跚。而另外一方面，百姓的理财需求被正规金融体系所压抑，只能在各种“民间金融”市场上开始冒泡——这种情况早年间就体现为各种“非法集资”案件，从前几年开始找到“互联网科技”这个出口，就立马燎原成了互联网理财产品的大火。

“官办金融”模式几乎就是“中央货币财政体系”思路的现代版本，这说明了我国即使在进入现代社会后，开始模仿欧美国家进行现代金融市场的建设，但只是借鉴了其金融产品的“形”，其内核并没有变。从“中央货币财政体系”出发，到“官办金融”— 我们绝大部分的金融行为都是自上而下，为了实现中枢机构的财政目标而开始的。

这套金融逻辑的最大优势是拥有强大中央集权背书的国家信用，能控制和调配大量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也造就了早期中国货币经济的辉煌。但另一方面，经济生活的国有化和民间信用的脆弱也造成了我们和现代金融体系的文化和制度隔阂。直到今天，中国金融市场的各种魔幻现实，比如银行一支独大，直接融资市场发展缓慢，正规金融受压抑，得不到满足的民间投融资需求以各种面目在灰色地带此起彼伏，都是这一金融制度下的产物。

封建篇——欧洲的银行货币信用体系

1. 圣殿骑士团的故事

欧洲的金融实践非常复杂。如果化繁为简，我们从最原始的金融机构开始。看过《达芬奇密码》的人都知道一个叫“圣殿骑士团”的神秘机构，这个机构掌握着基督教的秘密和财富，因此遭到了长达数个世纪的迫害。电影小说当不得真，但是圣殿骑士这个机构却是真实存在的，他们是十字军东征年代产生的宗教团体。

到14世纪，圣殿骑士团成为了一个大型的超政府机构，欧洲各国国王，贵族之间的金融业务，包括资金汇兑转移，账户管理，信托理财，吸储放贷，发行土地抵押债券……几乎全部从这个神秘组织起步发展。14世纪，在圣殿骑士团衰落之后，意大利的汇兑银行，荷兰的各种证券创新，法国的土地抵押银行，英国的储蓄银行和中央银行才相继出现，或多或少的继承了这个神秘组织的金融遗产，逐渐奠定了现代欧美金融体系。所以，理解圣殿骑士团的金融活动，可以理解为什么在欧洲发展出来一套和大中华帝国完全不一样的金融制度和金融逻辑。

在开始我们的故事之前，你需要知道两个史实（1）自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覆灭后，基督教势力衰落，宗教圣地耶路撒冷都被伊斯兰教势力占领：（2）从1096年开始，在罗马教皇支持下，西欧的贵族和骑士开始了一场长达200年的十字军东征运动（Cruciate），旨在收复地中海沿岸的领土。

公元1119年，十字军东征占领了耶路撒冷后，将这座城市开放给欧洲各地的朝圣者。最开始圣殿骑士团成立是为了保护这些朝圣者的人身安全，不久之后发现这些朝圣者都带着很多钱财，需要一种安全的托管方式 ----圣殿骑士团于是创立了一个异地汇款系统：朝圣者可以在欧洲存钱，然后在圣地取用。

这个功能和中国唐朝的“飞钱”非常像。不同的是，圣殿骑士团背后是罗马教廷，在欧洲“君权神授”的氛围中，骑士团拥有凌驾于世俗权力之上的力量，他们的武装力量保证了异地汇兑业务的安全，使得这种业务很快超越了朝圣者的范畴，在欧洲流行开来——他们替英国王室保管王冠，征收税费，替英国和法国王室经营皇家债务账户，还替各国国王和贵族进行“信托理财”。

比如英王亨利三世打仗需要军费，就用贵重物品向圣殿团抵押借款；法国国王路易九世就将自己的一个城堡抵押给圣殿骑士团，换取一笔每年300金币的永久年金产品。随着圣殿骑士团势力的扩大，这些汇款，存贷，理财，支付等标准的金融中介业务也渗透到了欧洲各个阶层，有记录表明当时地位很低的厨师也通过与圣殿骑士团签订协议进行财务支付。

作为一个中国人，难免感到奇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怎么国王打仗还需要借钱雇佣军队？借钱还要抵押？难道不是征兵征税吗？中国和欧洲的基本分野很多逻辑的根源就在于此———不像中国一直保持着一个大一统的帝国形态，自西罗马帝国覆灭之后，欧洲就陷入了了长期分裂的状态，成千上万的贵族统治着小块领土，形成了分封而治的局面，这些缺乏金融力量的大小统治者们常年征战，不得不依赖贷款来满足军事和政治需要，也有必要将财务运营委托给圣殿骑士团这样中立的，有宗教力量加持的非政治团体——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圣殿骑士团对教皇，英国，法国，甚至伊比利亚王国的君主都同样效忠，当这些国王互相征战的时候，他们的私人财产反而在圣殿骑士团这里得到了安全保障。

这段时间内圣殿骑士团的金融活动，从某种意义上，基本囊括了后来银行的核心中介业务，也将整个四分五裂的欧洲各国黏合成了一张以“信用”为纽带的网络。

到14世纪初，随着圣殿骑士团财富的不断累积，终于引起了国王们的觊觎。1307年，因为圣殿骑士团一直没有免除法国国王腓力四世的债务，腓力四世恼羞成怒，开始血洗巴黎的圣殿骑士团。随后教皇，英国国王和西班牙国王都支持了这一清洗活动，骑士团庞大的财产被瓜分，一个盛极一时的组织就此烟消云散，只留下了很多零星的传说。

2.  圣殿骑士团的金融遗产：欧洲的银行货币信用体系

到这里，圣殿骑士团的故事基本结束了。但是故事里其实可以清楚地看到欧洲和中国不同的金融制度根源。在圣殿骑士团活跃的11-13世纪，大中华帝国的宋王朝正处在历史巅峰，工商业极为发达，发明了对后世影响极大的纸币，拥有与此同时，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体制也走向非常成熟的阶段，整个国家形成了一个由中央财政驱动的中枢-附属型社会结构。这个结构是适应于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以维护着帝国庞大疆域的稳定与治理，也必然伴生着经济生活国有化和民间信用脆弱的特征。

反观圣殿骑士团的所有金融活动，其实都产生于软弱无力的政治力量和分权制衡的政治结构——封建城邦制和神权王权的分离，使得欧洲大陆缺乏一个统一的信用市场，各国缺乏系统的财政手段，圣殿骑士团的金融活动（工具）弥补了这一空白，以一张互相制约的“信用网络”代替了至高无上的“王的信用”。从这个时候开始，东西方金融的大分流正式开始了。

骑士团消失后，但是他们留下的最重要的金融遗产却没有流失——意大利城邦国家中的银行业随即兴起，取代圣殿骑士团成为了欧洲的公共金融机构。随着各国商业形态越来越复杂，这种银行信用网络也变得更加复杂，许多创造性的金融实践被激发出来：威尼斯等城邦国家的国债，荷兰的期货，股权众筹等金融工具，还有法国的土地抵押银行，英国的海运保险，中央银行相继出现，为欧洲信用网络提供了“信用创造”和“增信”的功能。与此同时，以分权为基础的社会治理模式演化又为这些金融工具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制度保证，对“信用”进行专业化运营的外部化金融市场开始形成，反过来赋能欧洲大陆的经济增长，市场扩大，规模化生产盛行，技术创新加速，欧洲崛起，工业革命时代到来。

从圣殿骑士团到意大利银行业，再到英法等国不同形态的银行业，早期欧洲的银行一直处在一个权力制衡的环境中，为软弱的欧洲各国提供着公共财政机构的功能，因此以银行为核心的，分权制衡下的信用货币经济是欧洲现代金融演化的根源——我们可以称其为“银行货币体系”。这个体系的根本特征是信用的抵押和扩张，而在信用的抵押和扩张，恰恰是现代金融体系的核心。

两种迥异的模式，孰是孰非？谁对谁错？哪个先进哪个落后？在不同的时间段上，大概答案是完全不同的。在不同的纬度看去，也可能有完全不一样的视角。还是那句老调重弹吧，历史太复杂，无法一言以蔽之。历史太偶然，只有一个样本点，无法重复和试验。或者，谦卑是唯一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