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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皮贸易与17世纪俄国的西伯利亚拓殖运动

世界历史编辑部 · 公众号 · 历史 · 2021-04-28 00:22

正文

·欧美 史 ·

毛皮贸易 与

17世纪俄国的西伯利亚拓殖运动

内容提要 毛皮贸易是17世纪俄国整个拓殖运动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依托西伯利亚丰厚的毛皮资源与西欧庞大的毛皮消费市场，毛皮贸易成为俄国拓殖西伯利亚的重要形式。自1581年越过乌拉尔山至17世纪中叶，俄国人将西伯利亚大部分土地收入囊中，并在该地区大力开展毛皮贸易。俄国政府通过征收毛皮税、实行贵重毛皮专卖制度等渠道获得大量毛皮，毛皮收益遂成为西伯利亚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毛皮贸易的开展促进了西伯利亚社会经济发展。随着紫貂皮资源的萎缩，俄国对西欧毛皮出口陷入了困境。17世纪末，俄国人加速进军中国毛皮市场，并继续向东寻找新的毛皮产地。毛皮贸易是俄国人持续向东方拓殖的重要推动力。

关键词 俄国西伯利亚毛皮贸易拓殖运动

17世纪是俄国拓殖西伯利亚的重要时期，亦是西伯利亚毛皮贸易的黄金时代。 1598年占领西伯利亚汗国之后，俄国东扩势力并未停下脚步。为了将西伯利亚地区纳入版图，占有那里的毛皮资源，大批毛皮商和狩猎者在政府的支持下越过乌拉尔山，成为俄国拓殖西伯利亚的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毛皮贸易的发展加速了俄国人向西伯利亚拓殖的历史进程，西起乌拉尔山脉、东至太平洋沿岸的广袤土地很快成为俄国毛皮贸易的商品供应基地。

关于毛皮贸易与17世纪俄国的西伯利亚拓殖运动问题，国外学者已取得一些重要成果。18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俄国学界关于毛皮贸易与西伯利亚拓殖运动的研究多散见于通史类著作中。德裔历史学家、圣彼得堡科学院院士格·弗·米勒在结束1733-1743年北方大考察以后，以档案文献和实地调查资料为基础，撰写了俄国历史上第一部关于西伯利亚史的学术著作——《西伯利亚史》，其中不乏与17世纪西伯利亚毛皮贸易有关的法令。此后，以尼·米·卡拉姆津和尼·伊·科斯托马罗夫为代表的俄国历史学家充分肯定西伯利亚毛皮资源开发对俄国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但对毛皮贸易与西伯利亚拓殖运动之间关系的分析略显不足。苏联学界在该领域的研究或注重于西伯利亚毛皮业的探讨，或聚焦于俄国征服西伯利亚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部分苏联学者称俄国对西伯利亚的拓殖为“迎着太阳”的运动，即视毛皮商和狩猎者为西伯利亚“新土地发现者”，实际上在为沙皇俄国扩张政策辩护。苏联解体之后，一些俄罗斯学者受美国“边疆学说”影响，将俄国对西伯利亚的拓殖与美国的西进运动进行比较分析；另有部分学者重新审视了哥萨克在西伯利亚毛皮贸易或拓殖运动中的作用，或从法律视角解读俄国政府的西伯利亚毛皮贸易政策，等等。总体而言，俄罗斯学者在该领域的研究成果趋于多元化，但很少从毛皮贸易的角度考察俄国的西伯利亚拓殖运动。在欧美学界，大多数学者将研究重心放在俄国对西伯利亚的征服上，仅有雷·亨·费舍尔等少数学者论及毛皮贸易与俄国拓殖西伯利亚的关系问题，然而却未深入剖析毛皮贸易与西伯利亚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关联。我国史学界对世界毛皮贸易史的研究多侧重于北美毛皮贸易，较少关注北亚毛皮贸易。有鉴于此，本文在借鉴国内外史学成果的基础上，试图厘清17世纪西伯利亚毛皮贸易与俄国拓殖西伯利亚的关系，探究毛皮贸易的兴衰对西伯利亚乃至俄国社会经济造成的影响，以期为对俄罗斯及其东部边疆历史的认知提供一个新视角。

一、西伯利亚毛皮贸易的勃兴

西伯利亚拥有得天独厚的毛皮资源。 16世纪末，鉴于欧俄地区毛皮资源日渐衰减，加之西欧对毛皮的庞大需求及毛皮贸易可观利润的刺激，俄国人展开了对西伯利亚毛皮的狂热追求，毛皮贸易遂成为俄国人拓殖西伯利亚的重要方式。西伯利亚毛皮贸易的勃兴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丰富的毛皮资源是西伯利亚毛皮贸易迅速兴起的先决条件。西伯利亚素有“毛皮王国”之称，在乌拉尔山以东至楚科奇半岛的广袤区域生存着紫貂、狐狸、貂鼠、松鼠、海狸、狼、海獭等种类繁多的毛皮动物。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西伯利亚是世界著名的紫貂产地。由于缺乏相关记载，西伯利亚紫貂的具体数量难以估计，但无疑是巨大的，这反映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在每年的捕猎季（10月至次年4月）一名优秀猎手能够获得120-280张紫貂皮。其二，西伯利亚紫貂皮交易量不可胜算。仅以毛皮交易中心大乌斯丘格为例，1642-1647年，该市场平均每年出售9579张紫貂皮。考虑到欧俄地区拥有数十个类似的毛皮交易中心，可以想象西伯利亚紫貂资源之丰富程度。其三，俄国每年从西伯利亚获得丰厚的紫貂皮收益。以17世纪30-50年代为例，俄国人从西伯利亚获得了394，600张紫貂皮，价值600，600卢布。西伯利亚其他种类的毛皮数量更为惊人。据俄国学者帕·尼·巴甫洛夫统计，17世纪西伯利亚每年可供应200万张松鼠皮、20万张白鼬皮、5万张北极狐皮等。

其次，欧俄地区毛皮资源的枯竭加快了俄国人越过乌拉尔山脉寻找新毛皮产地的步伐。毛皮贸易是俄国传统的经济活动。基辅罗斯建国之前，整个东欧平原为一片茫茫林海，栖息着大量珍贵的毛皮动物。10世纪至13世纪中叶，基辅以“欧洲毛皮贸易仓库”著称。实际上，基辅高质量的毛皮除了远销拜占庭帝国和西欧之外，亦是伏尔加-保加利亚、阿拉伯帝国等伊斯兰国家的抢手货。14-15世纪，诺夫哥罗德几乎垄断了西欧的毛皮供应，将毛皮产品大量销往吕贝克、汉堡、伦敦、布鲁日等城市，成为西欧毛皮产业中心。16世纪初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形成之后，毛皮依旧是俄国出口贸易的主打商品。然而，经过俄国人几个世纪的肆意捕猎，16世纪下半叶北德维纳河流域和伯朝拉河附近的毛皮资源已趋于枯竭。为了继续向海外市场供应数量充足的毛皮商品，17世纪以后俄国毛皮兽捕猎活动基本上转移到西伯利亚地区。

再次，毛皮的高额利润驱动着西伯利亚毛皮贸易的兴起。毛皮的价格取决于品种与质量。在西伯利亚品种繁多的毛皮中，以紫貂皮最为高档。紫貂皮奢华轻柔，色泽光润，绒毛密实、经久耐用，历来属于毛皮中的珍品，享有“软黄金”“裘中之王”“金羊毛”等美誉。由于拥有极高的保值增值功能，紫貂皮的价格愈益昂贵。17世纪，每索罗克紫貂皮的平均售价从20年代的32卢布涨至40年代的57卢布，到80年代高达104卢布。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紫貂皮的价格翻了3倍多，有的甚至开出400-1000卢布的天价（当然，价值超过400卢布的紫貂皮仅是凤毛麟角）；各类狐皮的平均价格为每张0.75卢布，但优质玄狐皮的价格甚至高于紫貂皮，每张10-50卢布；再者为貂鼠皮，每索罗克10-20卢布；松鼠皮则是西伯利亚最常见的毛皮种类，每1000张仅售价7-20卢布……毛皮的高昂价格触碰着幻想一夜致富的社会底层及一些商人、渔猎者的每一根神经，成为他们竞相涌入西伯利亚的强大动力。

最后，毛皮凭借自身所代表的特殊含义而成为人们梦寐以求的物品，毛皮市场因而久盛不衰。毛皮作为一种奢侈品，向来是人们身份和社会地位之象征。在俄国，统治者经常将毛皮作为礼物赐予王室成员、有功之臣、宗教人士或外国君主，以维系统治阶级内部团结、巩固对外关系。譬如，为了假借神圣罗马帝国之手遏制奥斯曼帝国，1595年沙皇费多尔·伊凡诺维奇赠予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鲁道夫二世价值40万卢布的毛皮，作为援助后者对土耳其作战的费用。俄国政府利用毛皮的外交价值，既加强了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关系，又达到削弱竞争对手之目的。正是毛皮的特定寓意与功能使毛皮贸易在西伯利亚乃至俄国经济中处于显要地位。

在中世纪西欧，毛皮是社会上层的专属品，深受特权人士和富裕阶层的青睐。英王爱德华三世曾颁布法令：只有国王、王后及其子女、高级教士、伯爵、男爵、骑士、贵妇以及年薪100里弗圣俸的教士才有资格穿戴珍贵皮草，违者将受到国王的任意处罚。换言之，统治者以法律形式剥夺了被统治阶级享有毛皮的权利。地理大发现之后，由于美洲金银的大量流入，西欧商业发展获得了持久动力，“限奢令”已经无法阻止人们对毛皮的追求。经济的繁盛和财富的增长为毛皮服饰在西欧社会的广泛流行创造了条件。当时，新贵族视皮草为彰显尊贵身份的重要方式，中低产阶级亦趋之若鹜：穿戴皮草主要为了炫耀，并非为了保暖。质量优良的西伯利亚毛皮成为西欧上层社会争先抢购的奢侈品。1673年，“汉堡商人将俄国水貂皮抢购一空，然后制成畅销德意志的女士帽子，以至于俄国人竟然没有水貂皮服饰可穿戴”，这样的描述虽含有夸张成分，但折射出西欧消费者对西伯利亚毛皮的钟爱。

在上述因素推动下，西伯利亚毛皮贸易蓬勃兴起。为了最大限度地占有西伯利亚毛皮资源，以波索夫、斯科雷宾、沃雷帕耶夫、菲拉季耶夫、尼基京为代表的商人家族经常斥巨资组织大型渔猎远征队直接猎杀毛皮动物。例如，1642年6-7月，波索夫兄弟的代理人托尔斯多日科霍夫在雅库茨克组织了一支由17人组成的捕猎队伍，携带价值650卢布的物资装备前往维季姆河捕猎。一时间，大大小小的狩猎组织纷纷涌现于西伯利亚各毛皮产地。1642年，超过三千名狩猎者向东横渡勒拿河，其中共有839名紫貂狩猎者留在雅库茨克附近活动。1620-1680年，共有15，983名狩猎者活跃于曼加泽亚、叶尼塞斯克和伊利姆斯克地区。由于毛皮动物狩猎业的迅猛开展，从鄂毕河到勒拿河流域的辽阔地区出现众多大小不一的紫貂猎场。

除了雇用职业猎手捕猎毛皮动物之外，欧俄商人还活跃于西伯利亚各大毛皮市场。1637年，斯科雷宾分别在曼加泽亚、叶尼塞斯克采购了3506张、2645张紫貂皮；1659年，沃雷帕耶夫家族从雅库茨克购买了价值6882卢布的紫貂皮。菲拉季耶夫家族更是屈指可数的毛皮巨头之一。1636年，菲拉季耶夫家族购买了价值9000卢布的上等毛皮；1690年，该家族的毛皮及其他商品交易额高达16，000卢布。中小毛皮商的交易规模较小，一般为200-300张紫貂皮。例如，1643年，商人苏汉·伊万诺夫在奥列尼奥克集市采购了291张紫貂皮，瓦西里·库罗奇金则购买了260张。因此，不管是富商大贾还是中小商人，均可从西伯利亚紫貂皮贸易中积累可观的财富。

西伯利亚土著居民亦卷入毛皮贸易中。俄国人到来之前，西伯利亚本地人猎杀毛皮动物主要是为了满足日常之需，然而俄国人出现之后，西伯利亚土著居民视俄国商品为财富、地位之象征，越来越依赖欧俄商品。由于西伯利亚大部分地区生产力水平落后，当地人与外界联系较少，难以理解毛皮对俄国人的重要性，对于西欧对毛皮的需求情况毫不知情。他们认为毛皮仅是一些常见且不值钱的物品，因而乐此不疲地用毛皮换取俄国人的廉价商品，甚至出现“用18张紫貂皮换取一把斧头”的现象。简言之，交换双方均认为自己用不值钱的物品换回了贵重的商品。另有一部分西伯利亚农民将自己猎取的毛皮拿到市场上出售。1640年，曼加泽亚农民格里戈利耶夫、西多罗夫和费多罗夫运至大乌斯丘格市场的紫貂皮分别为777张、640张和123张（包括70张带脐紫貂皮在内）。从毛皮交易量可以判断，这三名农民很可能已经脱离农业，转变成职业商人。

在西伯利亚毛皮贸易催生下，毛皮交易市场如雨后春笋般遍布于俄国大城市。17世纪，欧俄地区比较重要的毛皮交易中心数莫斯科、阿尔汉格尔斯克、大乌斯丘格、索利维切戈茨克等。西伯利亚毛皮进入这些市场之后，再转销俄国其他城市或者出口国外。以莫斯科为例，1691-1696年，西伯利亚共向莫斯科输送91，214张紫貂皮、38，005张带尾紫貂皮、3689张带脐紫貂皮、8296张狐皮、14，536张北极狐皮、306，119张松鼠皮和5890张白鼬皮。可见，在17世纪末西伯利亚紫貂日益减少的情况下，莫斯科市场仍是西伯利亚贵重毛皮最重要的集散地。

17世纪，作为俄国与西方进行经济联系的最大港口，阿尔汉格尔斯克成为西伯利亚毛皮销往西欧的枢纽与门户。当时，从西欧运来的工业品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卸载，然后销往俄国各大城市和西伯利亚地区，存放于阿尔汉格尔斯克的西伯利亚毛皮再随商船返回西欧市场。17世纪四五十年代，即西伯利亚毛皮贸易鼎盛时期，经阿尔汉格尔斯克出口到西欧的毛皮总值曾高达200，000卢布，约占该港口商品出口总额的一半。从17世纪下半叶起，出于提防欧洲人借道西伯利亚探寻通往中国之路、向东方探险及捕猎毛皮动物的考虑，俄国政府将毛皮出口业务局限于阿尔汉格尔斯克及其他为数不多的边境城市。俄国每年经该港口向西欧输送数十万张西伯利亚毛皮，促使阿尔汉格尔斯克成为俄国人与西欧商人进行大宗毛皮交易的北方基地。

当时，西欧是西伯利亚紫貂皮的最大买家。根据1647-1655年出使莫斯科的瑞典商业代表罗杰斯的报告，1653年俄国经阿尔汉格尔斯克向西欧输送了总额为98，059卢布的西伯利亚毛皮，包括23，160张紫貂皮、18，742张带脐紫貂皮和紫貂尾皮、598张紫貂边皮、15，550张紫貂尖皮，价值64，857卢布，即各类紫貂皮的价值占阿尔汉格尔斯克毛皮出口额的66.15%；其次是狐皮，共15，970张，价值11，978卢布（12.21%）；其余的毛皮，如貂鼠皮、松鼠皮、水貂皮、白鼬皮和猫皮，共422，145张，价值21，196卢布（21.64%）。这表明，紫貂皮在俄国与西欧的毛皮贸易中占绝对优势地位。

西伯利亚毛皮在东方各国的毛皮市场上亦占有一席之地。1646年，俄国经阿斯特拉罕将价值4251卢布的紫貂皮输入布哈拉；1665年，俄国向波斯输送了价值26，000卢布的紫貂皮和6000卢布的带脐紫貂皮。17世纪中叶与中国建立直接联系之后，俄国开始将西伯利亚毛皮销往中国。当时，在俄国输入中国的商品中，85%-100%属毛皮。不过在1689年之前，受双方政治关系影响，俄国仅是不定期地向中国派出官方商队，中俄双边贸易并不十分活跃。

可见，西伯利亚毛皮贸易的兴起既有资源禀赋优势，又得益于巨大的毛皮消费市场。加之毛皮贸易是一项低投入高回报的暴利性行业，吸引着欧俄商人、猎人的目光，西伯利亚土著居民亦牵涉到毛皮贸易中。在多种因素推动下，西伯利亚成为17世纪西欧毛皮供应中心。

二、毛皮贸易

与俄国的西伯利亚拓殖政策

16世纪末，由于欧俄地区毛皮产地的缩减和国际市场对毛皮奢侈品需求的扩大，俄国政府从西伯利亚毛皮贸易中看到了解决国家经济困难的希望，也看到了拓殖运动的新途径，于是掀起一场大规模的西伯利亚拓殖运动。俄国以开发毛皮资源为拓殖手段，通过征收毛皮税、实行贵重毛皮征购制度和专卖制度，使毛皮收益逐渐成为国家收入的重要来源。毛皮资源的开发有助于毛皮贸易成为西伯利亚的支柱产业，大大促进了西伯利亚社会经济发展。

伊凡四世执政末期，为了摆脱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沙皇政府企图从开发西伯利亚毛皮资源中寻找出路。旷日持久的利沃尼亚战争（1558-1583）、连绵不断的饥荒与瘟疫使国家财竭力尽，经济生活每况愈下。尤其是“大混乱”时期（1598-1613），俄国经济遭受巨大破坏，沙皇政府在面临外敌入侵与内部叛乱时显得束手无策。倘若利用西伯利亚的毛皮换取西欧的金银，则可迅速缓解社会经济压力。同时，丰富的毛皮资源可为俄国征服西伯利亚提供持续动力。随着拓殖运动的广泛展开，城市兴建、行政管理及移民开发等均需要巨额资金。考虑到17世纪初国家的财政状况，沙皇政府无力支付庞大的殖民支出，于是“从被征服者手中攫夺大量贵重毛皮”成为拓殖西伯利亚的主要目标之一。

征服西伯利亚是沙皇政府的既定方针。1547年伊凡四世加冕之后不久，即自封为“全西伯利亚土地和北方诸国的统治者”，可见沙皇俄国对盛产毛皮的西伯利亚觊觎已久。在占领喀山汗国和阿斯特拉罕汗国之后，俄国于1555年逼迫西伯利亚叶吉格尔汗称臣纳贡，令其每年缴纳1000张紫貂皮和1000张松鼠皮作为贡物。1581年，在俄国富商、大封建主斯特罗甘诺夫家族的指使下，叶尔马克率数百名哥萨克和军役人员翻越乌拉尔山，于1598年征服了西伯利亚汗国。此后，俄国每年从该地区获得200，000张紫貂皮、10，000张玄狐皮、500，000张松鼠皮和海狸皮。但是，俄国并不满足于兼并西伯利亚汗国，而是图谋将西伯利亚地区的全部毛皮资源据为己有。

基于上述考虑，俄国哥萨克马不停蹄地向东部扩张，从一条河流经连水陆路来到另一条河流，攻占一个又一个毛皮产地。1600年，俄国已经将势力延伸到鄂毕河中下游和额尔齐斯河中下游地区。紧接着，俄国屡次进犯鄂毕河上游和叶尼塞河一带，试图占据这块盛产毛皮的土地。至17世纪20年代，整个鄂毕河和叶尼塞河流域被纳入俄国版图。1618年，俄国在叶尼塞河西岸建立了叶尼塞斯克，以此为基地向附近居民征收毛皮实物税并向贝加尔湖地区扩张。据统计，1620-1623年，俄国政府平均每年从叶尼塞斯克获得1700-2000张紫貂皮，1647年为4500张，1664年超过五千张。17世纪30年代，俄国人经下通古斯卡河和维柳伊河抵达勒拿河流域，在此建立的雅库茨克城（1632）很快成为俄国人攫取整个勒拿河流域及东北亚地区毛皮资源的据点。1639年雅库茨克送交俄国国库的紫貂皮达到23，969张，带脐紫貂皮24，379张、带尾紫貂皮398张，总值28，331卢布20阿尔滕2坚加。同年，勒拿税关验收了紫貂皮88，830张、带脐紫貂皮86，400张、带尾紫貂皮1660张、玄狐皮150张。征服勒拿河流域之后，俄国人快马加鞭地向东部挺进。他们越过因迪吉尔卡河和科雷马河，于1639年抵达鄂霍茨克海岸，将毛皮疆界推至太平洋沿岸。17世纪末，俄国打开了堪察加半岛的大门，并获得大量毛皮。

毛皮商和狩猎者在俄国拓殖西伯利亚过程中的作用不可小觑。譬如，为了寻找毛皮动物和海象牙，沙皇政府代理商阿列克谢耶夫和探险家杰日涅夫于1648-1656年率领一支“远征队”越过西伯利亚东北部的科雷马河流域，沿着楚科奇半岛东岸抵达阿纳德尔湾。之后，他们在楚科奇半岛的海岬（今杰日涅夫角）附近居留了7年，除了从事毛皮贸易，还在当地行使征收实物税的权力。因此，由于毛皮商和狩猎者对毛皮利润的追求，以及沙俄政府对西伯利亚的觊觎，西伯利亚被迅速纳入俄国的政治版图。

在拓殖西伯利亚的过程中，俄国政府多措并举，力图最大限度地占有西伯利亚的贵重毛皮。

第一，设立“貂皮司”，专营西伯利亚毛皮业务。

随着西伯利亚拓殖运动的深入开展，俄国政府于17世纪中叶成立了“貂皮司”。作为西伯利亚衙门的附属机构，“貂皮司”地位显要，其下设有毛皮估价局、财务局、商务局、硝皮局等部门，负责征购、加工与销售毛皮。俄国政府通过各种途径获得的毛皮首先由毛皮估价局分门别类，厘定价格。在莫斯科，毛皮的价值比西伯利亚高20%-500%，但大多为20%左右。例如，1627年，凯特人向沙皇政府送交了价值866卢布的毛皮实物税，估价局将其定价为1298卢布，毛皮升值49%；1628年，曼加泽亚的毛皮什一税收入为10，749卢布，在莫斯科定价为12，952卢布，这批毛皮的价值提高了20.5%。“貂皮司”根据莫斯科的毛皮价格对西伯利亚毛皮进行重新定价，有助于俄国政府从西伯利亚与莫斯科的毛皮价格差异中赚取丰厚收益。

第二，征收毛皮实物税和什一税，使毛皮成为俄国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征收毛皮实物税是俄国政府统治西伯利亚的基本形式，亦是获取西伯利亚毛皮的主渠道。实物税又称“雅萨克”，最初是蒙古人向被征服的东斯拉夫人收取的一种捐税。俄国政府在西伯利亚拓殖运动中沿袭这一税收制度。实物税的征收以紫貂皮为主，有时也允许用狐狸皮、海狸皮、白鼬皮、松鼠皮等代替紫貂皮。在毛皮动物稀少的地方，当地居民可缴纳牲畜、皮革、货币等，但以紫貂皮为计算单位。俄国政府规定，15-55岁的西伯利亚男性税民均需缴纳实物税。实物税额度通常为已婚者10张、未婚者减半，不过也因地而异，如彼尔姆人5张/人、苏尔古特人11张/人。除了缴纳实物税，西伯利亚税民还有义务为沙皇献上以紫貂皮为主的赠礼，以示敬重。为确保西伯利亚居民按时、足额缴纳实物税，俄国政府软硬兼施、恩威并重。对于“忠诚的”税民，俄国政府赠送粮食、布料、各种小饰品及刀具、铁斧等稀缺商品作为奖励，至于逃避或者拒绝缴纳实物税者，则施行人质制度，通过扣押部落首领或者妇孺，进而要挟整个部落迅速缴纳实物税。事实证明，这些办法非常奏效，俄国从西伯利亚土著居民那里获取大量紫貂皮。

向商人收取关税是国库毛皮来源的另一途径。俄国政府规定，毛皮商在出售毛皮之前必须在指定的税关缴纳其毛皮价值的10%，即毛皮什一税。此外，根据《1667年新商法典》第39条，那些将紫貂皮从西伯利亚销往莫斯科及其他城市的商人还需缴纳过境税，税率为紫貂皮价值的2.5%。由于政府要求毛皮商优先上缴最优质的毛皮作为什一税，一些毛皮商铤而走险，从事毛皮走私活动。1640年，在托博尔斯克市场出售的毛皮约7.3%（价值442卢布）未缴纳什一税，1656年这一比例为36.6%（1378卢布），1670年升至81.3%（1693卢布），1687年高达100%（3136卢布）。为防止毛皮商逃避什一税，俄国政府制定严格的检查制度。税吏有权对经过税关的任何人实施人身搜查，脱光衣服检查的现象屡见不鲜，妇女也无一幸免。同时，税吏还仔细查看货车、箱子、篮子、衣物、食品等可能藏匿毛皮的地方。这种情况一方面表明毛皮商逃避什一税是普遍现象，另一方面也反映俄国政府高度重视毛皮税收入，不惜采取一切手段杜绝毛皮商偷税漏税的行为。

第三，推行贵重毛皮专卖制度。

俄国政府并不满足于从西伯利亚获得丰厚的毛皮税收益，而是意图垄断上等毛皮的交易。为了实现该目标，沙皇政府全面推行贵重毛皮征购制度。17世纪初，俄国政府已采取强征贵重毛皮的措施，要求西伯利亚本地人、毛皮商和狩猎者在缴纳毛皮实物税和什一税之后，将剩余的上等毛皮无条件售予国家。例如，1621年，曼加泽亚关税长根据政府命令，要求通关的毛皮商将价值超过2.5卢布/张的紫貂皮出售给政府，1635年沙皇政府将征购对象改为价值10-20卢布/张的紫貂皮。同时，俄国政府派遣代理商前往各地毛皮市场采购高档毛皮。1653年、1655年和1662年，政府代理人采购的紫貂皮数量分别为23，160张、40，000张和14，800张。随着名贵毛皮动物的急剧减少，1662年俄国政府将紫貂皮列入法定的6种专卖商品之列，1675年专卖的范围扩展到天蓝色狐皮和玄狐皮。

然而，贵重毛皮征购制度和专卖制度并未得到有效推行，首先违反该制度的是西伯利亚军役人员。俄国拓殖西伯利亚之初，军役人员已直接或间接参与毛皮贸易，由此引发一系列问题，如实物税收入减少、腐败滋生等。鉴于此，俄国政府严令禁止军役人员从事私人毛皮交易，“有违禁者，货物充公，并面临牢狱之灾”。但是，这条规定几乎成为一纸空文。为了在2-4年的短暂任期内快速致富，西伯利亚一些主要官员带头违反政府命令。例如，督军与税吏互相勾结，令后者充当自己的代理商。1685年，曼加泽亚督军指示实物税征收者用廉价小商品换取当地人的优质毛皮，将价值12，000卢布的紫貂皮及其他贵重毛皮纳入囊中，仅将价值3600卢布的毛皮实物税上缴国库。同时，毛皮商不愿将上等毛皮拱手相让，于是试图在未设税卡的城镇从事“秘密”交易，以躲避政府官员的征购行为，或者利用重金贿赂关税长，以便继续保留贵重毛皮，甚至用劣等毛皮缴纳什一税。

毛皮贸易与17世纪俄国的西伯利亚拓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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