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人 间】0001期 || 何光顺：人类纪的哀歌——郑小琼诗歌的底层写作及其突围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从物化到物感的中华美学时空思维结构演进研究” ( 项目编号： 18BZX136) 的阶段性成果。

自从1980年代的朦胧诗的大潮消逝以及四川第三代诗的异军突起以后，1990年代至21世纪初叶，真正能代表中国文学面孔并具有世界性影响的中国诗歌流派，当数以珠三角为中心的打工诗歌的兴起。1990年代以来，因为市场经济的活跃与工业技术的发展，人类身体普遍遭到各种工业污染物侵蚀，它普遍昭示着人类身体和精神遭受的双重痛苦，我们可以将这样一个记录人类痛苦的时代称为“人类纪”时代，郑小琼的诗歌成为这个时代底层苦难承受者的文本见证，见证了他们被技术暴力和资本暴力连续伤害及这种伤害的隐而不彰，她的诗歌以现场直击与意象鲜明的书写揭示了人类纪时代的底层的苦难呻吟，以具有典型性的妓女群像和个体形象的描绘显现了一个正走在发展进程中的社会的模糊的面孔，以具有绸质光泽的诗句在历史的污泥中发出熠熠的光辉，指明了现代诗歌是源自于城市的自由者的独立发声，这注定了诗歌是一个城市的灵魂，诗歌的缺失遂导致城市的沉默。在此意义上，郑小琼就是这个时代的少有的具有现代城市的真正写作者，她的诗歌就不仅仅是底层苦难的表达，而且是对于底层诉求与诗人良知的揭显。

一、底层打工诗歌的崛起

随着珠三角打工诗人群体的涌现，那种原先以北京、上海、江浙、四川为中心的板块化诗歌地图也随之被打破。1990年代，底层打工诗群的崛起无疑成为当代中国诗歌界的最重要的文学现象。1994年，佛山《外来工》杂志创刊，标志着底层打工诗歌的崛起，2001年，罗德远、许强、徐非、任明友等一起创办《打工诗人》杂志，标志着打工诗歌进入其辉煌阶段。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以郑小琼、邰筐和辰水等人为代表的底层诗歌写作，为衰落中的中国诗歌重新赢得了生机，他们在展现中国城乡二元化结构状态和描写高速工业化时代的底层打工群体的伤痛方面，为中国诗歌史和文学史翻开了新一页。

我们如果与更早时间段比较，也可以看到，1990年代由底层打工诗歌崛起所开启的文学格局，显然已不同于20世纪初叶由胡适提倡新诗和新文化运动时所叙述的中国古典传统的平民化的底层白话文学，也不同于1950-1970年代的无产阶级叙事中的劳动人民的文学。当然，底层打工诗人，肯定是属于底层平民，也是属于普通劳动人民，但他们却不再是传统小农社会中的安土重迁的只能承受残酷剥削和压迫的被动谋生者，而是在现代社会分工和大机器生产中主动寻求改变命运的远离乡土的一群勇敢的劳动者。底层打工诗人既仍与传统农村有关，因为他们的户口身份还联系着遥远的故乡和泥土，但他们的常住地工谋生地却是沿海的城市特别是以珠三角为中心的新兴工业城市群。底层打工诗人的这种撕裂性的身份存在，奔波于打工城市和家乡故土的身心二元分裂状况，就成为打工诗歌崛起的现实条件和作者基础。应当说，中国底层打工诗歌就既是与全球化的技术和资本文明的渗透密切关联，又是与当代中国社会的特殊政治、经济结构深深粘附的。

对于这样一个人依靠工业机器和社会化大生产完全主宰自然，而人本身又被这种宰制性结构所奴役的时代，人类的身体也普遍地遭受着工业物的渗透，自然物开始远离人的自然生命，化肥、农药、塑料、各种重金属不间断地侵袭着人的身体，也让人在曾经盲目相信技术而盲目乐观时，又反向陷入了无尽的痛苦和生存的绝望挣扎，而这就被一些学者称作“人类纪”（ Anthropocene）的时代 ① 。在这样一个人陷于物役的人类纪的时代，中国农民打工者成为承载着后发工业国家的最悲剧性命运的受难者。一种看不见的慢暴力在伤害底层的同时又被权力和资本转移和延宕着对伤害结果的展现，但这种伤害却被这批身受其痛的底层写作者血淋淋地揭示在这个世界的面前，而这就是这种底层写作的历史意义所在。

在底层诗歌的写作中，一个时代堆积在淤泥深处的残酷被裸露在阳光之下。诗歌想象与底层经验的关系问题真正凸现在关心诗歌的人们面前。胡续冬的《为一个河南民工而作的忏悔书》首次叙述了作为知识精英的诗人与作为底层的民工的天堑殊隔。此后，徐非、罗德远、张守刚、许强、任明友、曾文广、沈岳明、许岚、何真宗、刘大程、汪洋、郑小琼、黄吉文、李明亮、柳冬妩、魏先和、刘洪希、曾春祈、舒雪、蓝紫、郑建伟、刘付云等，都集中展开了以打工生活为题材的底层书写。柳冬妩《盲流》写打工者的漂泊： “被命运所推/我们走动/改变了路的形状/铁栏与我们构不成秩序/胀裂的背包泄露出/无数有声有色的遭遇/在异乡/ 我们注定是一群睁眼的瞎子…… ”谢湘南《洗车的人》叙述打工者的生活：“在路边吸烟，蓝色的工作服/蹲成一排/车子停了下来，从自己的速度里/洗车的人涌上去。”高平《城市》写农民对城市的孤注一掷：“农民不甘差别/扑向城里的圣火。”陈芳《抚摸某一个酸痛的部位》诉说工业对于农业的伤害：“在诗歌的扉页抚摸每一个酸痛的部位/农业的根须吐着苦涩的气息。”底层诗人的崛起让诗歌唤醒现代化经济与技术压制的自我，重构被现代工业文明碾碎的主体，展现着对抗官僚权力与资本力量的话语策略。

在这样一个异军突起而又深入时代灵魂深处的诗歌写作群体中，打工诗人的知识结构和写作视角也随着这个时代的急遽变化而不断改变。如邰筐的作品《凌晨三点的歌谣》就以一个失眠者的视角叙述一切人性的温暖被金钱交易洗劫的无奈，拾垃圾者、风尘女子和诗人在某个时刻偶遇，“像一家人，围着一张桌子吃早餐”，然而，“这一和睦场景持续了大约十五分钟，/ 然后各付各钱，各自走散…… ”。雷平阳的诗歌《欢乐的蚂蚁》则以丑陋微小而常见的动物“穿过原野”，“它们中的几位，还被草叶/打断了肋骨”来叙述打工者所遭受的身体摧残。而在这个群体的写作中，郑小琼的诗歌写作是值得刮目相看的，从浅层次的苦难直击进入到全球化视野下的人性、资本、权力、技术、体制的多角度审视，郑小琼的写作则可以看作社会边缘群体试图通过写作在想象中重构自我的例证。诗人关怀生命和关注被压抑的自我，她用诗歌在贫穷与流浪的打工生活中重构自我的内心灯火：“虽然诗歌在这个商业化的时代已沉入了物质的海底，但是它永远是用来拒绝我精神坍塌的内在力量，是它支撑着我的内心不会随着商业时代的到来而倒塌”，“诗歌更应该给予生命自身的无限的空灵的自由飞翔。”

二、郑小琼诗的底层苦难写作

我们在这部分所要诉说的是底层诗歌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普遍性的资本和技术力量控制中所表达出的深刻而恒久的苦难主题。在这里，每个个体都在可见的或不可见的承受着痛苦、伤害、磨难。国家之间相互侵害，发达国家将垃圾转移到正在发展中国家，正在发展中国家向更贫穷的国家掠夺矿藏和资源，资源被最具优势的阶级和地区所消耗和浪费，而污染看似被更落后的地区和阶层承受，这种表面的一方残害一方，其最终结果实际是人类的整体环境终究被污染和损害。大量废料，包括废塑料、电子五金废料和石化原料在全球范围内重新积聚和分布。来自边缘的声音被“非重点化”，被转移到“主流意识形态”和“想像的共同体”之外。慢暴力变得不可见，我们遭逢的实际上是“承受的无语”。底层承受的苦难在公共空间里很少有表述，没有文本，想象缺失，各种塑料、废金属、废气所具有的毒性因为不会立刻致死就成为生态和生命必须承受的理由，或者承受在得到认识和重视之前就被交换给金钱、数据、结构性分析和解决措施；这些承受本身没有一定的范畴和结构、没有语言，甚至没有事实，因为难以量化而不被言说。

诗人郑小琼就从承受者的角度展示了慢暴力所即将引发的危机。在她笔下，打工者对“贫穷”和“失去” 的承受与城市对致命之物的承受是互为映照的。在《人行天桥》的开篇，诗人就展示了各种身份的人所具有的经济利益驱动下的相互欺骗和侵害：

广告屏幕上的明星的微笑、人行天桥上的乞丐、商贩子、流浪汉、三个证件贩子、难以数得清的桥下的各色轿车所装载的人们、小商人、小市民、出卖肉体的暗娼，都是为着一个目的，那就是如何挣得金钱，如果获取更大优势。“一阵从汽车和空调排出的热浪和工业的废气象一支军队一样直冲进我的肠胃肝胆脾”，汽车和空调所排出的热浪和工业的废气，冲击着诗人的肠胃肝胆脾，其实也侵害着我们每个人，而在随后的章节中，诗人更展示了这种侵害的无处不在：

每个人都在食物链上的各个环节被追逐，人们看不见这个食物链的最高端和最低端，只有无处不在的逃生的恐惧在裹挟着每个虚弱的个体，人们没有敬畏和信仰，然而，反讽的是，“在这个不祈求上帝的年代，教堂如雨后春笋一样拔地而起”，“啊祈求的钟声象飘柔香水一样雾气缭绕，它们清洗着我的背，它们在清洗着我的嘴。我信仰的诗集让一个时髦小姐撕了三页走进了公共厕所。官商们共建的楼群在不断的繁荣着腐败虫与贪污鸟。”赤裸裸的权力与资本的共谋，造成了每个人都进入伤害和被伤害的没有尽头的循环。最后就连非人类的植物也受到这个充满毒素的世界的侵害：

噢你开始倾听植物们的交谈，它们绿色的语言重金属的垃圾，一棵棕榈医生对病态的忍青冬说着铅与镉的毒素，变异的黄是硫与锶—90的杰作。玻璃的光源致使交通意外136次死亡138人，用钚代替钙生产的口服液，柔软的银白色的锡在空中浮荡，它们冲进你的肺叶与血管，砷在吞食着你们的性欲，汞杀死了河中的水藻与鱼类，硒使河道发出腥臭，浮在水面的塑料泡沫连同钢筋水泥110分贝生活环境扼杀了你所有的想象力。剩下是一位香港明星在半空中贩卖着化妆品与速冻食品，据统计每年新出生的婴儿中有100000个左右是缺陷儿。 ④

在人类纪的时代，整个人类的灵魂被掏空，他们的身体变成了各种化学物质和重金属的试验场，毒素被他们的身体所吸收又被排进了这个物质的世界，植物、水藻与鱼类、肺叶和血管都承受了这个人类纪的特殊的伤害，成为资本和工业的产品，并清晰地展示出，作为个体生命的人类和作为生态环境的植物和世界，都在承受着这无尽的苦难，不再有活物的河流和不再能饮用的地下水，回收工人、他／她的身体以及周围的生命网络就是地球共同的生态危机发生的场所，他们的手上和脸上的伤痕、肿胀的关节、变色的皮肤、无名的病痛和被扼杀的想象力是后工业时代的被延宕、被移置的慢伤害的结果，他们承受着病痛的身体正是整个时代灾难的缩影，他们承受着不可言说的极限，承受着生命不可承受的伤害。对生命不可承受 的物的认识正是拒绝慢伤害的起点。

三、底层写作见证诗人的良知

在我看来，对于“人类纪”时代的深层苦难的书写，就让郑小琼的诗歌始终具有一种灼痛和燃烧的力量， “ 把打工者的身体和痛感当作信息和符号来阅读、来观看”，“通过‘看到’后工业时代之物与生命体之间的冲突，她写出了身体对这个时代的生产方式的承受过程”。 ⑧ 在郑小琼这里，诗歌介入政治和历史的批判性维度都得到充分地展现和书写，世界的疮伤和痛苦在她的笔下化成镌刻道道伤疤的文字雕塑。生命良知的存在和见证被真正说出。一个弱女子的身躯毅然承受了这个太过苦难的世界的承受者的伤痛，她的诗歌于此显示出了很多男人无法达到的雄浑魄力与大气粗砺，在拒绝媚俗和抵抗黑暗中，她完成了具有恢宏气势和巨量篇幅的史诗性写作，这是真正诗人的真正勇气与才力的展示。世界普遍性的精神和个体化的痛苦被诗人的内心织就的丝线牵连而成为真正的锦缎，被伤害的底层个体获得进入绝对本质和世界精神的尊严，卑微的大众在这样的深沉劲健的写作中得以出场和言语。

卑微者出场，身体说话，无疑是1990年代以来如许立志、郭金牛、罗德远、许强、冉乔峰、郑小琼等底层打工诗人们共同带来的。我们这里以郑小琼为中心展开叙述，不仅仅是因为她是这众多底层写作者中唯数不多的女诗人，也不仅是是她的超乎一般底层诗人的卓越的艺术，而更重要的是她将这个人类纪的普遍灾难展示放置在这个残酷的工业化进程所带来的中国现代图景的幕布上。因此，正如学者指出的：“‘打工诗歌’从本质上说只是特殊时期和国情下一种难以复制的诗歌经验存在，随着诗歌个人化内在创作机制的凸显和强化，‘打工诗歌’的称谓已逐渐不能覆盖其命名之下所有诗人的创作个性，更难以决定任何一位打工 诗人的题材与情感选择。” ⑨ 郑小琼的写作已不再仅仅是打工者的特殊化的展示，她终以自由不羁的个性与深层的苦难体验展现出史诗化的气势与特质，一种弥漫在她的笔尖的现代中国的普遍性苦难，让读者感到一种揪心的疼痛。我们试着来分析她的《中年妓女》，这首诗歌的开篇就以强烈的画面感显现出一个城市的阴翳的角落里的苦难承受者：

然而，诗人并不想只是从外面去将一批中年妓女写成完全没有灵魂的人，她却要写出这些妓女们看似在一种淤泥中的生活里却同样有一颗闪光的心，虽然没有达到追求柏拉图式的理想国的高度，却也是有着疼和痛：

“一颗母亲的心”，“妻子的心”，以及“女儿的心”，她们除了在妓女以外，仍旧是有着家庭角色的，是一个个普通人，很多有形无形的力量在压榨着这些始终无法逃脱身体和精神被双重奴役的个体生命，“在黑暗中叹息”，“掩上门后无奈的叹息”。这些直面底层痛苦的写作见证着诗人的良知，并让残酷的真相裸露在世人跟前，在诗人的笔下，“国家的面孔/如此模糊”，某种对于现实和政治的怀疑渗透于诗句的无声的留白和空隙里，无数弱者的被忽略的诉说反衬着虚假的理想主义的迷失，“妓女的眼神”撤下了某种意识形态化的崇高的冠冕。勇敢的诗人在历史的污泥里播下种子，并在它黑暗上空洒下微光，在捕捉时代脉搏的强劲跳动中，她写出了一个时代的痛和疼，泪和苦，揭显出那辉煌掩盖下的阴影和压抑，时代的疮疤和世界的真理同时被照亮。

在郑小琼的作品中，还有非常多的这样描写底层群体和个体生活的篇章，如《小青》写一个名叫“小青”的年轻的妓女：“像稻菽上的滴露 十七岁赤脚的姑娘/像屋后竹林的明月 清新而空寂/撒落在城市无边的楼群 她的生活/遍布乡间的贫穷与城市的欲望/城中村的发廊 祼露的身体曲线/廉价的香水胭脂 口红与眼影/疲惫的肉体与精神 多少次/我经过 她们谈论生意…… ”这首诗中小青没有说话，而只有年长妓女的说话，“说冷清的生意 ‘ 像钓鱼一样/四桩或者五桩  旁边的年长女人/坐在门口一天 连试饵的都没有/莫说上勾了’ 说完哈哈大笑” ⑬ ，年长妓女的放肆和年轻妓女小青的无言的反衬，显示出某种生命的辛酸和苦难，年轻的女子的青春还没有开始，就已经被埋葬，她还没有儿女，她的身体却可能已经腐烂，或者她最终也会像年长妓女一样变得不知廉耻，然而到底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羞耻，诗人并不给出答案，她只是要写出底层生命所遭受的痛和苦，这正如诗人所说的：“ 打工，是一个沧桑的词……在海洋里捞来捞去，捞到的是几张薄薄的钞票和日渐褪去的青春。 ” ⑭ 小青的苦难浓缩着打工者的感伤，她在诗人的诗篇里的沉默或许是诗人并不忍心去写她的言语，小青的形象，就是一个时代的承受苦难的底层打工者的失语的象征，诗人的写作就是要“为 失语者发声，让无力者前行” ⑮ ，而这就构成了郑小琼诗歌的写作姿态及其精神旨归。

四、绸质的诗句在历史的污泥中闪光

我们身处“人类纪”中的后工业文明时代，人类不再是亲近大地和诸神的，他们内心的信仰早已死亡，他们的灵魂只能被他们所制造的物所替代或奴役。这正如侯马在《飞越黄昏的塑料袋》中以戏仿的方式嘲笑“人类最初的梦想”“如此轻易地”就被“塑料袋实现了”，“它在天上飞/远处掠过南归的雁”，“在那无遮拦的天空中，挂满了塑料袋干瘪的倒影”，诗人以戏仿经典的方式描写塑料袋的不可生物降解的物性对人类生命灵性的挑战和对北岛一代先锋诗人有关人的信念的嘲弄。塑料袋在诗歌中的在场，拒绝和推延着人们从道德和情感深处与以往熟知的诗句所表达的感动、世界观、梦想和信念再度链接的机会。无生命之物代替了人类的思考和言说，世界变得喑哑无声。这种喑哑状态就是郑小琼在她的诗歌中反复诉说和表达的。在《灯》这首诗中，诗人表达了对于国家暴力机器所塑造出的英雄的怀疑：“历史的孤灯之下，英雄的阴影/有着模糊的可疑性，思想饮尽/杯中的大海，遇见鲨鱼与人民的/白骨，战争的新闻从报纸延伸到/枪膛，悲剧似峭壁样高耸” ⑯ ，这里其实不仅是反英雄的主题，而且也是对于人民的主题的反思，“人民”被借用着而成为托出“英雄”的白骨，“在树叶落尽的秋天，闪电之光/将照亮英雄们暴力的面孔”，郑小琼的诗句就像闪电之光，在一个寒气渐生的秋天，让人窥见严寒逼人的真实图景。

我们在郑小琼的诗歌中能够读出普遍的沉默与愤怒，读出底层者的苦难的无法诉说和喑哑无声。“石头”和“铁”是她的诗歌中最具象征性的意象，如在《石头》一诗中，诗人写道：“石头在黑暗中描述着思想的纯粹/自由在密闭的水晶间漫步”，在这个时代，个体生命只能变成沉默的石头，每个人都追求成为石头，坚硬冷漠，“石头是她白色的信仰/也是她黑色的钢铁”，一个柔弱的女子也渴望成为这坚硬的不能被人知道其内里的坚石，然而，“她却不幸/成为风暴中悲悯的水银” ⑰ ，水银是透明的，在风暴中她被吹散而粉碎，让人悲悯。一个时代的沉默是可怕的。这正如诗人艾青所说的：“在这苦难被我们所熟悉，幸福被我们所陌生的时代，好像只有把苦难喊叫出来是最幸福的事，因为我们知道，哑巴是比我们更苦的。” ⑱ 时代喑哑无声，不是因为它唱出的宏大的国家主义的乐曲，而是卑微的劳苦者失去言语，他们的沉默表征着一个时代的伤痛。

从这个角度说，在这个时代，郑小琼的写作为就为诗神赢得了其应有的尊严。作为从华夏大地上涌动的亿万打工者中走出的打工诗人，她并没有因为诗歌写作的成名，而离弃这个晦暗世界的沉默的群体，她仍旧承载着作为打工者群体的普遍性的命运。在另一首直接以沉默无声而开启的诗篇《喑哑》中，诗人这样写道：

“我以为”是现代汉语诗歌凸显主体自我特征的体现，是主体对曾经有过的信念的确信，这种信念可能来自于现实和制度的规训。然而，诗人发现“时间会让真相逐渐呈现”的信念不过是一种虚妄，没有所谓的迟到的正义，正义前是不能加修饰词的，任何修饰都只让正义被疏远与被离弃。没有正义者能在历史的时间中绝地反击，历史越积越厚的淤泥只能让真相被层层埋葬，诗人为此感到“沮丧”，“喑哑的/嗓音间有沉默的结晶：灼热的词与句”，有一种东西在凝结，而这种凝结的是一种语词的力量：

诗人的构思新奇巧妙，“夜行的火车/又怎能追上月亮”，我们不能想像小琼如何能想到这样的奇妙的诗句，作为一个打工者，想来她对坐火车的感受当极其深刻，她能感觉到凛烈的秋风，而这秋风中又能“抽出”“绸质的诗句”，“柔软的艺术饱含着厄运”，这厄运来自时代的无处不在的压力和贫困，来自“人类纪”时代的机器工业文明的将人当作工具化和资源化的运作，而其中的反对者则被禁止言语，被囚禁，他们说话的权力被剥夺：

“他们的名字”，我们不知道是谁的名字，诗人无法说出，自然的冰川，谈不上被禁止，然而，这些人的“名字”却成了冰川一样被冷藏，被禁止，被冰冻在幽暗深处。这“被挤压的语词”，并不是无色无味的，而是带着某种特有的味道，那就是给人类的身体以必须的“盐”的元素，人的灵魂需要营养，人的身体需要食盐，“盐”就有一种近乎“灵”的特质，就是要让这贫困的时代获得某种必须的可贵的元素，因此，诗人要作时代的见证者，他不会失去那“盐”的元素，也就是失去“灵魂”的清醒，“在见证的诗学里，有愤怒和泪水，但支撑它的，是良知，是爱，是柔软的、由外部转入内心的建设；它抵御的是外部胜利的凯歌和冷漠对人性的摧毁和对疼痛、苦难的生命存在的无视；它在胜利的废墟上要建立的是一根不被利益遗忘和摧毁的支柱。” ㉒

相对于某些诗人“为文学史写作”或为传记、派别、政治意义写作的姿态，郑小琼唯独专注于自己的内心，专注于“失语者”和“无力者”的生活体验及其对这种体验的非功利性 书写。正是这样一种专注，使得她在面对诗歌“写什么”“如何写”以及“为何写”等写作伦理时，表现出难得的澄明和坚韧，并轻而易举地使得自己的写作超越性别差异，理所当然地挺进一个属于精神层面的文学背景。 ㉓ 当诗人为黑暗和压迫而只能感到莫名的悲伤时，当她看到各种暴力的冲突，涌溅着的血和倒下的良民时，他的肉身的躯体也感到一种“愤怒”：

“不可摧毁的声音”，无疑是指一种属于灵魂和正义的呼声，是属于一个底层的声音，在小琼的写作中，有一种阶层或阶级叙事，有一种内部力量的聚集和消解，然而，这种力量却在“淤泥的深处”成为“照亮的真相的烛光”。正是这种内部力量的聚集和坚韧，生成了郑小琼对于“石头”和“铁”的意象偏爱， 这正如张清华指出的：“在她的修辞中，几年前频繁出现的‘铁’，已被扩展到了更为宽阔的时代的街头巷尾与垃圾场”，“这些词语以特有的冰凉而坚硬、含混又暧昧的隐喻力、辐射力和穿透力，串连起了我们时代的一切敏感信息”，郑小琼“发现了某种最具时代性的符号”。 ㉕ 郑小琼诗歌中的“工业区”、“碎石场”、“拆迁”、“烙铁”、“钉子”、“黑暗”、“黑”、“火焰”等，都至为形象和生动地隐喻出我们时代的某些特性以及许多人群的真实生活与生命处境。

郑小琼也是把打工者的身体和痛感当作信息和符号来阅读、来观看的。通过“看到”后工业时代之物与生命体之间的冲突，她写出了身体对这个时代的生产方式的承受过程。从更广的层面说，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打工者，都在为生命的自由支付价钱，都当作出自己的忏悔，很多人已经遗忘自己作为存在者的卑微，而自视为统治者和主人，郑小琼的诗没有遗忘作为个体的本质之命运，她牵出真理的丝线，为亿万劳苦者织就美丽的锦缎。她或许就是乡土中国进入城市中国的现代织女。她是以整个当代中国底层的痛苦命运作为她愿意滞留凡尘的不舍的爱恋。在我看来，每一个真正的女诗人，岂不都是一个在曾经在天上而今降生凡尘的织女？她因为爱众生而降落世间。郑小琼的诗歌就是要写出底层的命运，写出他们的厄运和眼泪，她就是跟随着卑微者的命运哭泣和写作。

女性、女工的疼痛和创伤印记，成为了辨认打工者经历的标识，也造就了后工业时代的女工诗歌的形式。在《三十七岁的女工》中，郑小琼揭示了后工业时代的物对于生命的不可承受之重：“灯火照耀的星辰，在十月的轰鸣间/听见体内的骨头与脸庞的年轮/一天，一天，老去/像松散废旧的机台/在秋天中沉默/多少螺丝在松动，多少铁器在生锈/身体积蓄的劳累与疼痛，化学剂品/ 有毒的残余物在纠着肌肉与骨头…… ” ㉖ 铁、化学制剂、有毒的残余物在身体中发出的声音、形态、痛感和温度，表征着女工们身体中不可见的痛楚。诗人就是要成 为这种疼痛的见证者：“静谧的身影／蓄满银白色的镍和铝” ㉗ （《色与斑》），“沉默的钉子”“穿越她们的从容肉体”（《钉》） ㉘ 。“没有语言”的肉身与强大的资本逻辑的对立表征了诗人对于将身体视为卑贱的材料的抗诉。郑小琼的诗歌展示了拒绝继续承受的极限和女工们无言的痛苦，展示了生命和生态的逻辑与后工业资本的逻辑之间全面冲突的全球戏剧。

五、没有诗歌的城市是沉默的

现代诗歌是源自于城市广场的独立声音，它为自由的生命吟唱，没有诗歌的城市，就失去了其灵魂，它必然注定成为沉默之城。当一种慢暴力将城市人群特别是底层群体的尊严和身体卷入资本逻辑和权力机器之时，底层的处境就将变得更为尴尬。亿万打工者涌入并遭到肉身和心灵摧残的城市并没有为他们准备合适的表达与申诉空间。“石头”和“铁”既构成了打工者的沉默的象征性处境，也就构成了郑小琼诗歌写作的象征性话语，那就是“城市” 的喑哑无声，源于城市“广场”的沉默，源于一个底层群体的痛苦呻吟而最后延伸到每个现代市民的无言。

自从进入“人类纪”的工业文明以来，适应这个人类纪的现代文学写作的本质就是文学写作的广场化，是市民成为社会主导性意识形态的言说者和倾听者。广场成为这种言说和倾听的城市空间，也是现代新诗写作的重要空间。当中国卷入这个工业文明开启的人类纪的时代以后，城市广场就在中国现代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但中国诗人却缺少了对于现代城市广场的写作与展示。现代诗歌必须进入城市广场也就是进入城市的灵魂，郑小琼的诗歌就具有着对于人类纪时代的城市广场的无声抗诉和愤怒书写，而这种抗诉就构成了郑小琼诗歌写作的广场性品质。

郑小琼诗歌的这种对于现代性政治的诉求及其所生长出的广场性品质，就是基于她对当代中国城乡二元分割所造成的农民工无法成长为真正的工人阶层，也就是无法成长为现代政治的主体力量的痛彻思考。这就是当代学者张宁教授所指出的：“以往的‘先锋文学’、‘新写实’、‘新生代’、‘晚生代’、‘私人化写作’、‘后现代’均以‘纯文学’为指归，而‘底层文学’则反其道而行之，重新强调文学与社会学的融合，强调现实主义写作方法。” ㉙ 在郑小琼的诗歌中，我们无疑看到了文学与社会的强烈互动，看到了某种现实主义写作方法的运用。但我们又当看到，郑小琼的诗又不全是现实主义的，她的象征主义的写作手法以及形式方面的探索，在当代诗人中都是具有前沿性的。这里我们先谈郑小琼诗歌的现实主义的态度和政治的使命感。郑小琼的诗歌对于政治的严肃性的书写，在80后诗人中是并不多见的，而其极具政治姿态的写作，又是难于被某种政治意识形态轻易利用的她始终以自己的独立的写作展现着个体生命的良知和一个诗人的责任。

这个时代的个体生命和尊严没有出路，一切都被压制在钢铁和石头组成的围城之中，而 这也是郑小琼的诗歌充斥着钢铁和石头意象的原因。石头和铁囚禁了这个时代，而郑小琼的诗歌却又似乎照亮这个时代，以让钢铁和石头筑成的围城散发出思想者的硬度与品质，以获得“囚禁中的梦想”和“耀眼的悲悯”。“石头们也涂上立场，它们/一直在用沉默反抗强制的暴力”（《暴力过后》）人们已化成石头，而思想也要有如石头之坚硬，以击破时代之铁，以获得某种压抑的光明与温暖，并实现某种照亮。张清华指出：“在这颠覆和戏谑一切的时代，我惊异于这个‘80后’的青年，居然在她的诗中一直固执地与‘历史’、‘英雄’、‘思想’、‘人民’、‘悲剧’……这些大词站在一起，而作为使用者，她和它们之间，居然是这样地对称，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㉚ 诗人对良知和责任的担当，以及对于城市的缺失的广场的无声的控诉，在她的诗篇《关系》中有着深刻的揭示：

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高贵的精英的文化匍匐在资本财富席卷而来的洪流之中，“旧三轮车驶过破旧的/街道，为历史受苦的人雨中寄着/通往匿名者的信函”，古典的历史正在消逝，当古典的余光希望在城市的残剩的小巷“寻找房门与雨伞”时，“却遇见羞涩的娼妓”，“地产商人开发书生的故居”，这个时代的人们的在资本的奴役下都只有了“一副发软的膝盖”，这是让人悲伤的，我们似乎只是在经历资本主义的初级阶段，我们还未曾看到真正的市民或公民在广场的振臂高呼，“在丽湖看见的月亮，它没有光泽”，这些都可以看着小琼的诗歌在为被迫卷入资本权力的底层劳动者和整个时代的精神贫困进行一种呼唤。而这也是她的诗歌与别的“底层写作”相比更具高格的因缘，因此，郑小琼的诗歌便不能再被简单地看做是一般的“社会问题写作”或“底层诗歌”的写作，在这首诗中，“书生”既是异己的， 同时也是她自己的另一个化身，她在为这个时代无声地哭泣。

最能够体现郑小琼对于城市广场缺席的写作的代表作品主要有《军队走过》《暴力过后》《人民》《非自由》……，这些诗作都写到人民化为沉默无声的石头， “伤口淤积着雾气与悲伤，沉默的甬道间/ 他们拉着历史的船只，我无法说出他们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