捧哏

2023年年初，董润年拍完了他导演的第二部电影，《年会不能停！》。同年底，电影上映，因为切中当下的职场生态和官僚主义，既讽刺，又鲜活轻松，获得超10亿元票房和豆瓣8.1的高分，成了年度黑马影片。

在《年会不能停！》的首映礼上，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副教授王红卫说，董润年的天津人基因终于觉醒了——这部电影董润年也是编剧。

“其实我是天津人里最不幽默的。”董润年自己感到不好意思。从血缘上来说，他祖父母来自山东，爸爸在北京长到八岁时去了天津，但知青时期在哈尔滨度过，与哈尔滨姑娘结婚、生子。董润年家从不说天津话。他和同学聚会，“所有同学都比我幽默。”

他更擅长贫嘴、接下茬，放在相声里，就是捧哏。除非技艺超群，捧哏往往是舞台上的配角，但实际上捧哏需要掌握比逗哏更多的段子，才能时时点破或深化。这似乎也是他的天性使然，对抒情和崇高过敏，时不时想戳破它们一下。“和朋友相处，或者自己在家，也是爱说个怪话，有一种想要解构严肃和正经的欲望。”

因此也很好理解，从毕业后第一次编剧写《清明酒家》到《年会不能停！》，董润年写了不少喜剧。

2024年11月，他执导的第一部电视剧播出，《不讨好的勇气》。主角吴秀雅过着外人看来的舒适生活，在大公司人人挤破头想进的内宣部谋职，与颇有前途的男友谈婚论嫁，如果不是意外讲了一次脱口秀，她大概永远不会觉得自己的人生哪里有问题。

《不讨好的勇气》（以下简称《勇气》）和《年会不能停！》（以下简称《年会》）的剧本创作是同步进行的，并且共享了一套故事背景和职场素材，但它们又是截然不同的戏剧尝试：

《年会》通过一名钳工被错调、官升三级的故事来揭示大公司这个系统如何被维护，《勇气》则假想了它的反面，在系统中兢兢业业工作的人真的过得好吗，如果要从这个系统中脱离出来，很可怕吗？24集电视剧，本意是侧写一种脱口秀行业的初始生态，同时讨论职场女性的处境，更深一层，是鼓励对自我保持诚实、勇敢。

大公司是改革开放后的重要社会场景之一，人的社会化、新的劳资矛盾乃至整体的时代氛围，都在其中发酵。它像极端高压的战场而使董润年十分着迷。从2017年到2022年，董润年陆续采访过不少打工人，第一轮采访，大家都在抱怨领导和公司；第二轮，更多人开始焦虑，对经济形势产生隐忧；第三轮，无论如何要保住一份工作成了打工人心态的最大公约数。

其中最让董润年感到好奇的是，“一个好端端的人进去（职场）就异化了，它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他看那些上班的人，“好像人人都会（上班），但据我观察，也不是真会，有人在那假装，假装好像应该怎么样，甚至这些假装我都怀疑是从电视剧里学来的。”

《年会》与《勇气》都是对表象的戳破，前者以讽刺，后者以治愈。

▲《年会不能停！》 剧照

棒喝

董润年15岁的时候就想成为导演，因此高考前独自前往北京参加了艺考。他考上了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读到研究生毕业。但是毕业后的十几年里，他一直都在做编剧。

起初其实运气不错，他没当过枪手就有了正式署名的情景喜剧，导师带着他一起写的电视剧也在中央电视台播出过。

但这时候他单独去见导演、演员们，却发现对不上话，被推翻、拒绝。有一回，他写的剧本已经拍完一半，还被叫到剧组去，说是需要调整。去了，聊完，他才发现自己原本写的后半部分几乎要全部重来。

渴望被认可而不得，又害怕冲突，董润年那时候有了讨好心态，“我希望别人看到我的东西，为我做的工作而满意而开心，逐渐就会答应很多可能不应该的诉求，比如交稿时间，或者剧本的改动。”

最颓丧的时候，他有话但不说出口，听到电话铃响就会心跳加速，避而远之。他也没办法去找一份其他工作，因为不敢见人，更别提和他人共处一室办公，只好整天昼伏夜出，埋头写作。如果没有人找他，他就半个月不出门。

“整个人面无血色。”他的妻子、也是他长久以来的工作搭档应萝佳说。偶尔应萝佳拉着丈夫出门逛街，也感觉他心不在焉，“我就会觉得说，你没有活在当下，很不尽兴。”

那段时间董润年反复问应萝佳：我是不是真的不适合做编剧。“他知道自己不可能（不写），因为他真要放下，真觉得自己不适合，他不会这么问我。”应萝佳说，她大多时候还是鼓励董润年，也帮他想过办法，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扭转作息。

因为在电视剧《火线三兄弟》剧组担任制片人，应萝佳每周都要和编剧李晓明碰头开会。李晓明说他早睡早起，长年在上午写作。这个方法被应萝佳带回家，告诉董润年，并很快起效。

“在我身上，它确实是改变我焦虑状态的很重要的一点。我们有时候极大的内耗，其实是那件事情一直拖着不敢碰。”董润年说，早上就开始写作可以减少内耗，况且，“这个行业的特点是熬夜比较多，早上确实没人打扰你。”

写到2009年，一天下午，董润年忽然觉得自己会写了。“差不多就是这个点。”他停下，掐了一下手机，屏幕显示下午4点半，“可能就是写的字数足够多了。”他粗略估计每年要写60万字，写就是他的方法。

“以前我老觉得说要保情节，要语不惊人死不休，最后违背了人物内心的发展，后来我发现其实这两者并不完全是矛盾。”这样的顿悟时刻，在禅宗里叫作“棒喝”，棍棒击头，或对其大喝，以启悟对方。

“血色又回来了。”应萝佳笑。

那之后，董润年与导演管虎合作《厨子戏子痞子》《老炮儿》，为导演宁浩编写《心花路放》《疯狂的外星人》剧本，并且在2019年拍出了自己的第一部电影《被光抓走的人》，成了电影导演。

在《不讨好的勇气》中有一个不起眼的细节，吴秀雅误打误撞在酒吧讲了一次脱口秀，成为她人生的转折点。那家酒吧的招牌上两个字一大一小，远看像“捧哏”，近看是“棒喝”。

▲《不讨好的勇气》 剧照

剧作的螺旋

与董润年的温吞内敛不同，应萝佳是个直爽的南方人，浙江省慈溪中学的最佳辩手。她和董润年在大学时认识，毕业后结婚。

头十年里应做制片人、宣发，董只管写剧本，相安无事，甚至可以互相支持，互为主心骨。比如应萝佳在职场遇到难处，会寻求董润年的建议；董润年每次写完剧本，第一个就给应萝佳看，结果往往是被指出漏洞，气人的是，妻子往往是对的。

“这个事我有一阵子怀疑过，两个人关系这么好，不正常啊。我说是我运气太好了呢，前辈子积德遇上这么个人，还是怎么着？”应萝佳说，“直到我们开始一块儿工作。”

“说明同事就是地狱。”董润年在一边幽幽接了一句。

应萝佳发现自己有些想法无法再转述给他人的时候，她决定参与到编剧的工作中，《年会》和《勇气》都是如此。与此同时，他们俩的争吵变得频繁且激烈起来，“（生活中）有些事他其实让着我，但是工作没法糊弄，创作就是容不得半点虚假，不对就是不对。”

不过他们多数时候吵架时间短，半天到三天不等，最后还总能吵出一些新想法。“在吵的过程中才真正明白我们在表达什么，有时候就是他写的东西我误读了，我按我的理解出招，然后开始别扭，吵着吵着他也意识到自己没有把真正的表达写出来。”应萝佳说，“还有就是，我们互相在很生气、很拧巴的过程中，倒是也能激发一些潜能。”

比如2020年，董润年和应萝佳因为《年会》的剧本大吵一阵，濒临放弃的时候，他们冒出了写一部关于脱口秀电视剧的想法。那一年，《脱口秀大会》第三季播出并破圈，线下脱口秀行业蓬勃发展。

过完年，董润年和应萝佳就去了一趟上海，跟三十多个脱口秀演员见面、采访。“跟年终做述职汇报似的，一个一个往办公室走，你是12点到1点，我是1点半到两点半。”脱口秀演员童漠男说，“比我们董事长问得还细，咱们董事长都没有问过我们，什么事你怎么想的。”

这些脱口秀演员后来都参与了《年会》和《勇气》的拍摄，担任编剧、策划甚至演员。童漠男经常被叫去参加剧本会，他没见过应萝佳和董润年争吵，倒是经常见到应萝佳把剧本推翻。

“这是黎明前的黑暗。天快亮了，就差那么一点。”应萝佳以前经常这么说——董润年又在一旁捧哏：“天亮了以后还是会黑的。”

现在她说：“做影视剧就是螺旋式上升。”

“螺旋式上升，这是我跟应老师学到的最重要的一点。”童漠男简直快要击节赞叹，“在我都濒临崩溃的边缘，应老师就如此开导我说，这就是螺旋式上升，漠男你不要慌，大家不要慌，稳住。”

《年会》的剧本写了五年，完整的剧本被推翻过七八次。但2021年《勇气》启动后，两个剧本交替进行，其中一边卡壳，就切换到另一边。《勇气》的细腻、顺遂消解了《年会》的焦灼。

虽然将背景设置在2015年的《勇气》与当下语境存在时差——脱口秀行业在九年里经历了火爆、暂停和复苏，打工人心态也渐趋保守，时代已经转变风向。但对于还在不断摸索、尝试新内容的创作者，它切实地提供了抚慰。

“有一段我们会陷入这个项目（《年会》）是不是根本不适合我们？其实做不起来？要不别做了。到这儿再去写《勇气》，在那写主人公怎么去突破，怎么鼓起勇气。跟我们的创作心境非常像，要鼓起勇气去碰《年会》，是特别有趣的一个互文照应。”应萝佳说，就像从未来的全知视角看眼下，“是不是我们也坚持一下，就可以有所突破？”

如今看来，也正是应萝佳所说的温情、积极，和董润年对崇高的习惯性消解、对极端情境下人性的好奇，共同组成了《年会》和《勇气》的底色。

▲制片人、编剧应萝佳 图/受访者提供

不讨好谁？

“其实‘不讨好’后面缺少一个宾语，就是说，不讨好谁？”在第一次采访时，董润年说，“我们天然地会认为是不讨好别人，但其实当你要面对自己的时候，也不能讨好自己。”

在他的故事中，人物百转千回，最终都会回到自己的迷宫。《被光抓走的人》讲的是对亲密关系的不信任，也是对自我的不坦诚；《年会不能停！》中胡建林、马杰、潘怡然发现了那些矫饰的自我麻痹的东西，必须作出抉择；《不讨好的勇气》里，吴秀雅与男友郑昊分手，理由是以前的她有所掩饰，但郑昊说，如果你一开始展示了真实的自己，未必我会不喜欢你。

“你真的了解你自己，真的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吗？当你面对真实的自我，你接受得了吗？你承受得了自己真正的内心吗？”董润年重新讲到了毕业时那段颓丧时期，焦虑有一个非常具象的表现，“就是我每天快结束的时候都会回看这一天，然后充满了懊悔，哎，我刚才要是多写一点就好了，或者打电话的时候那么回答就好了，我为什么没有那么做？”

“但后来我觉得引发这种内耗的重要原因，其实是我并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是什么？才总是在做一种实时的反馈。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真正的松弛和快乐的源泉是你能自洽，能够接受自己的欲望、不足之处，接受自己的渺小和想要的东西之间的差距。”

他一直知道自己想做导演，但做导演“是个概念”，并非一劳永逸的事，他需要不停问自己的是，做导演究竟是为了什么？为了把自己的观点传达出去获得共鸣，还是为了创造这件事情本身？

做导演甚至是一件越来越复杂的事情，“其实不管电影还是电视剧，观众都在流失，观众可能以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去看短视频，对我来说，讲什么东西就变得很重要。现实主义的创作最根本的是要探讨新问题、探讨真问题，只有这两个，观众才有可能来看。”董润年说，“我们现在最大的难度是，任何事情我们都很难形成共识。当观众对这个东西形不成共识的时候，我们到底怎么表达？”

后来他发现自己早就知道答案，只是中途有一阵子忘记了。他说起初二时去电影院看电影的经历。1995年，世界电影处于发展的黄金时期，中国开始引进好莱坞大片。董润年看的第一部是《亡命天涯》，第二部是《真实的谎言》，第三部是《阿甘正传》，第四部是《狮子王》。

看完《阿甘正传》，董润年很震惊，从没想过电影可以这样拍。回到家他开始默写整部电影，那是他人生中记下的“第一个剧本”，他觉得特别开心。

直到今天，他仍觉得创作本身确有其迷人之处，“我们在模拟一个世界，这就像科学家在做的事，通过模拟试图找到某种世界运行的真相，去解释它，去理解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关系，理解自己真实的处境，人的命运到底是被什么左右的？我后来意识到我做导演，其实真正痴迷的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