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我们的经济增长率在金融危机前的30年里一直保持在10%左右，创造了中国的奇迹，2010年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来看，中国GDP总量和人均GDP不断增长，从1978年至2017年国内生产总值从3645.217亿元增加到827122亿元，尽管经济出现了波动，总体仍然呈增长态势。2007年之前中国经济都处于高速增长阶段，虽然在金融危机以后开始下降，但下降幅度有限，并在2012年进入新常态。随后中国经济增速逐步放缓，2003-2007年为11.6%，2008-2011年是9.6%，2012年到2013降至7.7%，2014年为7.4%，2015年达7%，2016年低至6.7%，2017年是6.9%。虽然2018年的数据没有公布，但不难发现2012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速开始下降。
总体来讲，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前30多年都是保持高速增长的，高速增长的原因是什么？我们认为需要从一些特殊因素去理解，如果说前30多年高速增长没有特殊的因素，那就说明我们过去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无法体现，如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能体现，那么也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因此，如果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那这种经济增长的体系一定有特殊的因素。我们总结为如下特殊因素：
第一，特殊的增长因素。
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特有因素的推动：一是特殊的工业化道路。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的大规模持续转移，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的大规模持续转移形成了快速的工业化，缓解了改革开放过程中的种种摩擦，在优化了产业结构的同时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二是计划经济时期奠定的工业化基础。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工业化是从比较高的初始条件基础上开始的，1978年国内生产总值为3624.1亿元，工业总产值为1607亿元，中国的工业化是在这种初始条件基础上不仅快速增长,并且这种快速的工业化不断吸收来自农业部门的大规模劳动力转移。三是体制改革的突破性进展。体制改革使得资源配置的效率得以改善。40年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基本上是沿着有利于经济效率的轨迹向前推进的。体制改革的突破性进展, 使计划经济体制初步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释放出被传统体制压抑的生产力，使资源配置效率向生产可能性曲线靠近。市场配置资源的范围日益扩大，层次由浅入深，基础性作用显著增强，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
第二，特殊的增长路径。
中国40年的经济增长是在“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的相互推进”的路径下实现的，既要实现体制的转轨，又要实现经济的增长。体制的转轨为经济的增长创造了良好的基础条件，经济的发展依赖于劳动力由农业向工业的转移。而且我国劳动力转移不同于发展经济学家所设计的那样由农村向城市转移，而是发展了乡镇企业，通过乡镇企业既转移了劳动力，又提高了收入水平，形成了平均化的消费模式。收入水平提高的同时，大批耐用消费品的快速增长又引发了消费革命，消费诱导投资，带动整体需求增长。从而能够吸纳来自农业的劳动力转移，又能通过深化分工和学习效应等动态效率，提升工业部门自身的生产率，形成生产与消费、工业与整体经济的良性循环。
第三，特殊的增长动力。
作为一个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经历了从二元经济向工业化和现代化转变的历程，在这一过程中，经济体制的改革以及制度创新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体制动力；国内需求的扩大、储蓄转化为投资以及投资效率的提高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内在驱动力；外资的利用及外贸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外在推动力；技术进步、文化教育以及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形成了创新动力；各种增长动力相结合形成了中国的“增长奇迹”。
第四，特殊的增长机制。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实行渐进式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渐进式的改革造就了一种特殊的增长机制，即效率型的增量增长机制。渐进式的改革特点不是慢，而是先不取消效率低的旧体制，大力促进效率高的新体制，通过效率高的增长量扩张加速经济增长。
第五，特殊的国情。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幅员辽阔、区域差异大、经济体系完整，由此产生了独特的空间发展优势：一是由生产要素大规模集聚产生的规模经济，促进了生产效率的不断提高；二是由产品种类繁多产生的范围经济，促进了分工的不断扩大；三是由区域差异产生的梯度效应，促进了区域之间的优势互补和协同发展。
改革开放40年的增长解决了人的生存问题，但没有解决全面发展问题。而且一些特殊因素在消退，经济增长将变得不可持续，经济发展需要升级。值得思考的是，世界经济经过黄金30年之后，全部进入了后增长阶段，因此增长目标不再是进行高速增长，而是为了提高增长质量，提高服务业比例，传统经济学理论中要素生产这些概念将无法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