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渡香港

没有一座城市比香港更喧哗，没有一座城市比香港更孤独。

它毕竟只是一座小岛，一座被安排了太多戏份的小岛。

1997逐渐成为一个重叠了过去与将来的时间，它在1984年被划入红色世界前被埋藏，直到14年后的暴力开掘人们才意识到它的存在。存在的是血缘，血缘亦是伤口。

从不安、烦躁到沉默，就像湾仔高楼林立间不可掠过的棚户与油污，香港摩登美学的矛盾性不只是审美，也是彼时香港人复杂心性的隐喻：在悲观中保持遐想，戮力向上但又不知根系。熊熊烈火只能暗烧于巷尾的焚炉中，激烈却无法冲破。曾经看过一个比喻，港人的心犹如面朝维多利亚港的码头：只能待渡，却不能问渡轮将把他们带到何处。

越来越多的大陆人来到香港。表面风平浪静，彼此的内心却暗流汹涌。不同于白人对黑人的歧视与非歧视，不同于富人对穷人的怜悯或不怜悯。港人（主要是底层百姓）对大陆人的心态是极其复杂且细思极恐的，时而将大陆人假想为信德中心大巴车缝隙中乌秧涌动的小红旗旅游团，时而将大陆人想象为雪茄墨镜一掷千金不断将香港的财物吸入囊中的横行者。他们对这个群体充满不解、轻蔑和畏惧。

他们的排斥不无道理。随着大量外籍人士的涌入，暴涨的房价和物价让香港平民无处徙身。在中环的写字楼里，港人的比例寥寥。港岛和九龙主要的大型新楼盘，例如贝沙湾、一号银海、君汇港，鲜见港人踪迹。在远离尘嚣的舒适离岛，例如愉景湾、柏丽湾，则是与港人无关的白人世界。

港人有富有贫，极少数的“蓝血”牢牢把守着自己的“保留地”----深水湾、浅水湾、半山和山顶。这些区域就像北京的四合院、英国的贵族宅邸，尽管年久陈旧，却始终象征尊贵雍容。

而大量的香港普通民众，则居住在密密麻麻的笼屋里。

据香港政府统计处资料显示，现在香港有超过20万人住在笼屋、劏房、板间房等狭窄空间。“劏”字在粤语中有宰杀的意思，是指从肚皮切开动物，再去除内脏。顾名思义，“劏房”指的是把一套几十平米的房子分成几个独立单位。有的“劏房”里住着一家几口，所有的吃喝拉撒就在这几平米里发生。

我曾经问过一个香港小妹，香港房子这么贵，年轻人结婚怎么买得起。小妹说，租房啊，或者去新界买一套二三百尺（合二三十平米）的老屋。“这样一套老屋通常有两间卧室，很宽敞啦！300万港币左右，首付只要１成！”

低廉的住房按揭，免费医疗，完善的失业救济和老人补贴，给香港百姓设置了体面的安全线。

但这些能保证的只是生存，不是生活。

这也是每一个超级大都市的“本地人”的纠结：看似出身优渥，实则生来没有退路。除了被汹涌人流夹着往前挣扎，别无选择。

香港人很拼，勤奋是他们的生存技巧。在投行里一直眉头紧锁戴着耳机接电话和加班的永远是香港人。他们知道在这座拥挤的岛屿胜出有多难。他们没有白人的语言优势，也没有大陆人的人际关系优势（香港企业大多面向大陆市场），他们除了更努力，别无选择。越来越多金融机构的香港白领努力和大陆的客户打成一片，送孩子去普通话教学的学校，也兴冲冲地在大陆中产阶级聚居的社区买房。似乎觉得这样更为“主流”。

不是每个港人都能走进中环。大部分香港毕业生只能走进湾仔、尖沙嘴的老楼，摇摇欲坠的电梯缓慢而昏暗，办公室墙皮脱落转椅都没有足够空间旋转。

还有大量的劳动人民。有无数港人依旧延续着百年来的老业，日日撑船出海捕鱼，然后用推车拉进香港仔或西贡的鱼市场。

香港的巴士分官方和私营，私营小巴俗称“亡命小巴”，每日像疯狂的老鼠一般在狭窄的道路上疾行，要下车的人必须大喊“要落唔该”，司机则潇洒地伸一下左手，以示知晓。我曾问过一位司机开了多少年车，他说30年。他说他想转做出租车司机，但现在香港一个出租车牌已经被炒到1000万港币，开出租车成了他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还有无数老无所依的老人囚禁在养老院的囹圄中。香港有900多家私营养老院，近六万床位，接近总人口数1%。养老院格局类似。一层楼用木板隔成无数四平米见方的狭窄空间，只能摆得下一张单人床和一个床头柜，间隔用的木板墙上挂着三两件衣物，亦或是家人的合影。老人们担心自己健忘，却无法阻止被遗忘。

香港是很多元化，但多元化的是人种、语言、收入，不是价值观。

来了香港，每个人都毫不掩饰地谈论钱。

对移民美国的人，“移民美国”本身就是终极目标，至于去了美国干什么，不那么重要。阳光沙滩住房教育已经足以构成理由，其他都是附加值。

对移民香港的人，则不然。没有人是为了来香港而来香港，每个人都是被职业和业务所驱赶，聚集在这座拥挤的岛屿上。所以大家的目标简单清晰，那就是赚钱。

大家在乎钱，确实也有钱。和香港本地人的贫富分化不同，在港工作的大陆人绝大部分是有着良好教育背景的中产阶级，收入不菲却无法放松紧迫。在美国年薪10万美元就可以满足地安度一生了。但在香港，你就是个不折不扣的穷鬼。

年薪一百万的人觉得自己很穷，年薪一千万的人依然觉得自己很穷。不论存折上数字多大，大家都西装革履地在中环写字楼挑灯夜战，夹着笔记本电脑健步如飞地穿梭于各个客户办公室。

大家觉得工作努力是一种美德，已经忘了停下来的感觉。当我问一位年薪千万的领导“你最快乐的事情是什么？”他说，“看到客户给予肯定的眼神。”我心想，完了，又是一位被洗脑者。

激烈的同辈竞争中，怎能不埋头工作，不攒个几百万都不好意思生孩子。香港普遍要孩子晚，幼儿园家长会就像 领袖峰会，家长都是40岁上下儒雅成熟的风范。偶尔遇到30岁左右的父母，大家都会围观惊呼“好年轻”！

男人们太拼命，女人们就纷纷退居二线，在家相夫教子。我从未在其他地方见过这么多家庭妇女。随着大陆资本外逃的热潮，在香港的大陆妈妈们卖保险蔚然成风。然而，拿了保险经纪执照者众，真的认真跑业务的却寥寥无几。

一位女邻居在一次夜聊中特别真诚地对我说，“我卖保险一年坐在家里赚100万并不难。但我转念一想，100万也干不了什么啊！”我无言以对。

相对于有钱的大陆人，还有一批来港的大陆人则是《甜蜜蜜》电影里张曼玉的画风，八九十年代怀着淘金的梦想来到香港，遗憾的是，时至今日这批人的生活状态并不理想。

香港单身汉一度流行去大陆“买老婆”，如今有许多福建和广东的大陆女人就是20年前随只见过一面的“港台富商”来到这里。

“买来的老婆也要疼啊！花钱越多，反而越珍惜！”一位出租车司机给我讲，他当年花了全部积蓄去台山娶了老婆，如今孩子都成年了，老婆却一个人回大陆去住了。“她说香港没有她想的好！她宁可抛下孩子也要回去！”

反过来，也有给男人钱的大陆女人，只为假结婚来香港。我在足疗店遇到当年假结婚来港的大陆女人，她一边熟练地给我搓脚，一边讲“真结婚又怎样，还不是嫁给香港的泥瓦工！香港这些男人来了大陆装成富商，其实个个都是穷鬼！”

“广东话里情和钱的发音是一样的，普通话也一样吗？”出租车司机曾这样问我。我说当然不一样。他说，“哦，不一样好。情是情，钱是钱。”

中环是香港现代社会的心脏，它的英文名很直白，就叫Central。

白天的中环像一部机器，夜里的中环像个疯子。

我去过世界大部分主要城市，却从未见过谁比香港更“城市”。冯唐在其文章中描述：建成的高楼仿佛德国造的万宝龙笔，每个细节都在不露声色中被精确地照顾到，每一寸土地都被顶级的建筑师用当时最好的技术和工艺压榨出最大的功效。高楼之间游廊相连，人车全部分流，商务会晤步行可达无需坐车，打雷下雨不用打伞。

每个人都带着早期抑郁症的表情，穿着紧绷到无法喘气的衬衫西装，穿行在钢筋水泥中。如果你衣着宽松，表情明快，那你一定不属于中环，你是游客。

回到办公室，中环人们便瞪着斗鸡眼死盯屏幕。中环大部分写字楼都有着无敌海景。但我在办公室里从未看到任何一个人在任何一个窗前瞭望。碧海蓝天只是背景，千篇一律的曲线图界面屏幕才是真正的风景。

香港的办公室里从不闲谈，第一因为大家都很忙很忙很忙，第二因为文化如此，第三因为大家来自世界各地所以共同语言有限。办公室厨房的清洁工阿姨是整个公司性格最开朗的人，拥有办公室里最多的熟人，因为只有当人们到厨房倒咖啡，才会短暂地回到人间有片刻的闲聊。

而当夜幕降临，这座城市才睡眼惺忪地苏醒。

炊烟袅袅升起，饥肠辘辘的人们让这座城市突然有了人间气。

人间气也分三六九等。香港人气最旺的餐厅有三类：米其林3星（通常提前两周预定），中环的商务餐厅（午餐晚餐都人满为患），旺角或香港仔的鱼蛋大排档（摊位前永远人头涌动）。

土豪要和土豪拼手快，中产要和中产抢座位，贫民要和贫民比嗓门。在香港不论是谁，要轻松吃一顿心满意足的饭都并非易事。

但吃罢，一定觉得努力值得。香港的米其林每一间都不虚其名。若是如志魂、柏屋的日本料理，定是采用来自日本筑地的食材、新泄的米，鱼腹部最上乘的大脂。若是如Pierre、L’Atelier de Joel Robuchon等法餐，定是摆盘如艺术品且不会辜负味蕾，婆罗门参、鱼子酱、芝士和松露 ，一定是法国空运而来。若是如龙景轩的粤菜，则是地处最昂贵的酒店，以银箔天花板衬托壮丽夺目的维多利亚海景，将最寻常的粤菜菜目用最昂贵的食材而烹：烧卖以松露而烧制，肠粉以石斑鱼灌装，叉烧以扇贝而搭配。

鱼蛋大排档则绝不输米其林的气势。走在铜锣湾狭窄的街道上，耳畔都是像板船调子一样的吆喝声，两侧的小格子摊位闪烁着温暖的灯光，照亮着热腾腾的鱼蛋、花枝丸、贡丸、章鱼丸…10块港币就可以买到满满一碗，挤上香浓的麻酱、红油、麻辣粉，站在路边迫不及待地送进嘴里，然后不知是辣还是烫而龇牙咧嘴。

酒足饭饱，却离回家尚早。

港人和大陆人喜欢徜徉在商场里，香港的店铺几乎都开到晚上10点，铜锣湾越晚越熙攘，在随时可能发生踩踏的街道上，竟然还时不时挤过一只荧光夜巡的杂技团。

但最晚睡觉的是白人。兰桂坊在晚上10点以后就成了纽约的布鲁克林。狭窄的道路上挤满了喝酒的白人，一个个满脸通红，兴奋不已手舞足蹈。街边摁喇叭无法通行的车辆、戴着魔鬼面具到处吓人的小丑，乃至地上横流的污水，都无法干扰他们的雅兴。

我不知道住在香港的白人为什么如此热爱酒精。兴许是原本不受约束的种族，却阴错阳差被困在了严肃高压的香港中环，野马没了草原，只能在深夜对酒当歌，释放白天的迷失和压迫。

贵一些的酒吧集中在更高的楼层。在加州大厦的顶层，有熊熊燃烧的假火，还有雾状喷射的冷气。衣着光鲜的人们坐拥着半山的霓虹灯火，优雅地品评凤霞珠的红酒、新鲜薄荷叶的mojito，或者朗姆为基酒的California dream。那一刻，这夜美好的不知身在何处。

长夜长，有人欢笑，亦有人哭泣。

我曾晚上11点在中环的写字楼下遇到一个满身酒气的白人。他把西服甩在空中，大声吼叫“Why I’m f**king on this island!”就这样吼叫着一路向东，消失在深夜深处。

有多少写字楼的厕所隔间里，不堪重负的实习生嚎啕大哭，又擦干眼泪回到工位上。

假结婚来香港的女人给最后一位客人洗完脚，忆起20年前踌躇满志的自己，一声苦笑。

深巷的老人院里，有人望着木板墙上的全家福一声叹息，默然熄灯。

香港的昼与夜，就像《百年孤独》里写的那样：过去都是假的，回忆是一条没有归途的路，以往的一切春天都无法复原，即使最狂热最坚贞的爱情，归根结底也不过是一种瞬息即逝的现实，唯有孤独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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