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腹生子： 不为人知且乱象丛生的地下代孕市场

无法生育正成为越来越多的中国夫妇面临的人生困境——如今平均每六对夫妇中就有一对遭遇不孕不育的危机。

日益累积的急切需求下，地下代孕产业在隐秘角落里生根发芽，渐渐发展成了一门规模庞大的生意。

手握重金却难续香火的财富阶层、具备生育能力却收入微薄的贫寒女性、渴求更高物质回报的妇产医护人员，嗅觉灵敏的地下中介捕捉到三者间潜藏的商机，将各方需求对接在一起，构建起了一条以新生婴儿为交易物的地下产业链，并盘踞各方之间，抽取巨额分成。

这是不受法律支持且周期漫长的灰色交易，不到孩子成功降生的一刻，交易便始终在各方难以相互信任的情形下向前推进，期间多有相互猜疑、隐瞒乃至欺骗。

爱情、繁衍、财富、欲望、伦理、法律等多重因素交织在一起，催生出了一个不为人知且乱象丛生的神秘地下市场。

《智族 GQ》编辑前往北京、上海、深圳、武汉等地，遍访地下代孕产业链各个环节，还原隐秘利益链条的运转机制，并尝试去探寻人性在其间发挥着何等作用，又会将其导向何方。

陆晓琳不知道她乘坐的七座轿车会开向哪里。眼罩蒙住了她的大半张脸，前排的人收走了她的手机，黑布堵死了车窗上可能透光的缝隙。

车里还有三个女人，和陆晓琳一样，她们身陷黑暗，不知自己身在何方，将去往何处。

陆晓琳看不到其他三人的面孔，却知道她们登上这辆车的缘由，都是为了赚钱。

其中一人和她一样，为不孕不育者提供代孕，满足他们借腹生子的心愿。另两人不愿付出十月怀胎的代价，只是出售自己的卵子。

几小时后，几颗与陆晓琳并无血缘关系的胚胎将植入她的子宫，十个月后若能顺利生产，她将获得18万元的酬劳，而提供卵子收回孩子的一方，将为此付出七十余万元。

两笔金额间的差价，将落入组织这次行程的代孕中介和医生手中。这是游走于灰色地带不受法律保护的地下代孕交易，车辆驶往京郊一处不可公开示人的手术场所，中介与医生合伙建立的“实验室”。

陆晓琳平日里被叫做“代妈”，而在重金求子的客户面前，中介又把她唤为“志愿者”，“为爱心孕育事业无私奉献的人”。

中介把高额酬劳吸引来的“志愿者”们集中在一起住宿，24小时看管，不准随意外出，不准乱吃东西，不准穿高跟鞋，不准交头接耳，不准跟任何人透露住址。

唯一鼓励做的，就是什么都不要做，在八人一间的宿舍里等候移植胚胎的通知。等待的时间或许几天，或许几个月，还有人等了四五年，其间每天只领20元生活费，“这钱别人挣得了，我为什么就不能挣？”

身处黑暗当中，陆晓琳失去了方位感，也不知时间过去了多久。就在她渐生睡意时，车辆抵达了目的地。摘下眼罩，明晃晃的阳光刺得她睁不开眼。

相较于与中介长年合作的私立医院，实验室设备更先进，移植成功率更高，但只有中介完全信得过的代妈，才有去这里移植胚胎的资格。代妈们既能帮中介赚取高额利润，也能使其遭受惨重损失，双方关系微妙，往往相互提防。

有人怀孕五个月后一走了之，有人收到第一笔佣金随即报警，有人鼓动全宿舍代妈集体“跳槽”到另一家中介。

实验室包藏着地下代孕市场最核心的机密，昂贵的医疗设备、违规操作手术的医生、客户提供的胚胎均聚集于此，若是曝光抄查，对借此赢利的人堪称灾难。

很难从外观上察觉到实验室内部的秘密——一栋白色二层别墅，一层是厨房客厅，二层有四个房间，一间用于取卵移植，另三间供代妈们术后休息。院里有游泳池，种菜养鸡，满是生活气息。

陆晓琳觉得自己能来这里，是因为“待的时间长、性格老实好欺负，不惹事”。

中介此前已安排她尝试移植四次，无一成功。心想着着比自己晚来的人纷纷怀孕搬进两人一间的公寓，领取客户支付的每月两千元生活费，自己却只能挤在阴暗潮湿的上下铺宿舍里每天领20元，她满心懊恼，反复祈祷这次一定要成。

实验室里有两男两女四名医护人员，陆晓琳觉得一名男医生的脸孔有些眼熟，随口闲聊了几句，果然见过。中介之前为了安全隐蔽，曾送她到山东枣庄一家医院做胚胎移植，当时主刀的医生正是此人。对方说他已辞去当地公职，到北京这家实验室专职做胚胎培育移植。

按照医生安排的手术流程，供卵者在先，代孕者在后。等待期间，护士让陆晓琳不停喝水，喝到膀胱发胀，并且不准上厕所，说为了手术方便，B超看得清楚。

躺上手术台，陆晓琳抬头看了一眼窗户，对面房间摆放着两个冒着冷气的大桶，里面都是冷冻胚胎。医生用金属窥阴器撑开阴道口，在 B 超指引下放入胚胎移植管。这是一根极为细小的管子，顶端还有一小段更细且具有弹性的小管。助理递给医生一个连着细小管道的针筒，将胚胎注入了陆晓琳的身体。

整个过程不到五分钟，也无痛感，但陆晓琳觉得无比漫长。按照医生的叮嘱，她继续平躺了四个小时。再次蒙眼坐车回到宿舍时，已是傍晚。

胚胎移植后第14天，中介安排陆晓琳到医院抽血检测移植结果。得知成功的消息，她忍不住掉了眼泪，用被子蒙起头努力控制哭声，不让其他代妈听到。

距离她来到这家名为爱加国际的代孕中介公司的那天已过去了半年多，她觉得苦日子总算有了到头的时候。

漫长等待，并不只是为了赚取18万元的佣金。她还想借助这笔钱过上踏实安稳的生活，找个好男人，重新拥有一个她曾经拥有过却只能舍弃的孩子。

若不是2011年冬天的一个下午在美容院帮人梳头时偶然看到一条电视新闻，当时21岁的陆晓琳命运或许会是另一种走向。新闻讲述的是一位女大学生为赚取五万元酬金投身地下捐卵市场，却因手术事故意外致死。

陆晓琳更关注的不是死讯，而是高额酬劳。她模仿节目中的记者上网搜索“北京捐卵公司”，根据检索结果拨通了一个电话号码。

一个东北口音浓重的女人在电话里反复劝说她“抓住赚大钱的机会”——解决来回路费与食宿，从来例假的第二天开始促排卵算起，整个流程12天，就比打工三四年赚的还多。

陆晓琳将信将疑，最终还是难抵诱惑。但等到了北京，事情却成了另一番模样。对方告诉她，捐卵价格取决于学历、身高、长相，五万元是“清华北大高材生”的价格。

按她初中学历、身高不足一米六的条件，最多只能赚五千元，对方反复鼓动她改做代孕，包吃包住，不到一年就能赚18万。

陆晓琳觉得受了羞辱。尽管对方反复解释代孕不会跟人发生性关系，孩子也不会和她有任何血缘关联，但她仍然觉得是很古怪的事，心里别扭。

辛辛苦苦怀胎，可又说跟自己没关系，别人付一笔钱把孩子抱走了，这算怎么回事，和人贩子有什么区别？

类似的疑虑不仅发生在她身上，也存在于交易的另一端。一位曾在地下代孕市场混迹五年的前中介说，他当年多半精力都用于说服客户相信代妈和孩子没有关联。

一位南方女客户曾在代妈面前反复问他：我和我老公这么白，她这么黑，生出的孩子皮肤白一块黑一块怎么办？

几番劝说无效，东北女人变了脸色，甩给陆晓琳一张“入职协议”：要么拿200元路费回家打工，要么在这好吃好喝住一年挣18万，哪条路好走，自己看着办。

爱加国际与代孕者签订的“入职协议”

犹豫了一会儿，陆晓琳还是拿过那张表格，依次填写身高、年龄、学历，出生年月、血型、是否结婚、是否生育、生育日期、顺产/剖腹产、例假时间、能否接受双胞胎、能否接受剖腹产等条目，并签上名字。

随着入职申请表一起收走的，还有她的身份证。对方并不掩饰这样做就是为了约束行动自由。

为防止代妈怀孕期间中途逃跑，18万元的佣金分五次发放，最多的一笔在生育后支付。在此期间，代妈外出活动需事先申请，时间不得超过两小时，严禁夜不归宿，春节期间也不得外出。

一位代妈因母亲去世申请回家处理丧事，遭遇强硬拒绝。中介说：谁去世也不准回。家里人叫你回去无非是为了分摊费用办丧事，你在这挣钱了，打五万块回去就行，家里人肯定乐意。

宿舍隐蔽在海淀区知春路附近的居民小区里，一套两居室，每间卧室两张上下铺。住了一段时日，陆晓琳才渐渐知道，先以捐卵之名引人过来再说服其转做代孕乃是常态，东北女人也并非这里的专职员工，而是游走于各家代孕中介之间提供代妈资源，每促成一单，抽五千元介绍费。

这是一个时常有人员流动的临时集体，代妈们来自全国各地，习惯不同，性格各异，处理好人际关系不是件容易事。

为维持秩序，中介鼓励代妈们相互监督检举，举报者奖励，违规者罚款，例如如果有人逃跑，全宿舍每人罚款五百元，十天不发放零食。

陆晓琳性格内向不爱讲话，为躲避是非，她买了一只黄色的玩具狗每天躺在床上发呆，盼着早日领到佣金恢复自由。

事情并不如她预想般顺利。接受移植前，代妈们需注射黄体酮，服用补佳乐，目的是增厚子宫内膜，抑制妊娠子宫的活动，使受精卵植入后产生胎盘。

但她连续三个月内膜厚度都达不到移植标准。中介指示她拼命喝豆浆，第四个月终于体检通过，却移植失败，还得了盆腔炎，卧床休息了半个月。

第五次尝试前，公司遭到举报，中介将所有代妈召集在一起开会，宣布转移住宿地点，移植一律暂停。看着五六十个挺着大肚子的女人们密密麻麻地挤在一间屋子里，陆晓琳既感到惊讶，也有些心急：她们都能怀上，我为什么不行？

催生出这番带有魔幻色彩情景的，是日益庞大的不育群体积蓄起的急切需求。中国人口协会2009年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育龄人群的不孕不育率已经攀升至15％，这意味着平均每六对夫妇中就有一对无法生育。

一对南方中年夫妇婚后七八年间试遍了治疗不孕不育的方法，其间女方遭遇意外，子宫整体切除。万般无奈下，他们选择了去美国加州代孕，终于在女方40岁时有了孩子。

身边有人暗地里议论“孩子不知道从哪儿来的”。

他们觉得这些人完全没有理解他们的难处：“我们这种情况，代孕是唯一的办法，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我特别为我俩感到骄傲，能坚持到这一步的，都是真正经得起考验的感情。但凡有一点不合，哪经得起这么多年的煎熬折腾？早离了。”妻子说。

类似的强烈需求催生下，地下代孕产业在隐秘角落里生根发芽，渐渐发展成了一门大生意。

一端是手握重金却难续香火的财富阶层，一端是具有生育能力却收入微薄的贫寒女性，另一端是渴求更高物质回报的妇产医护人员。

嗅觉灵敏的中介捕捉到三者间潜藏的商机，将各方需求对接在一起，构建起了一条以新生婴儿为交易物的地下产业链，并盘踞各方之间，抽取巨额分成。

这是不受法律支持且周期漫长的地下交易，不到孩子成功降生的一刻，交易便始终在各方难以相互信任的情形下向前推进，期间多有相互隐瞒乃至欺骗。

等待移植期间，陆晓琳常常和四五个代妈一起被叫到中介的办公室，接受客户的询问挑选。谈话双方地位并不对等，客户有权询问代妈的各种私人信息以做出决策，代妈却绝不能打探对方的信息，这是不可触碰的禁忌。一些客户为防止泄露隐私，带着帽子、墨镜与口罩，几乎要把整张脸都盖起来。

然而，代妈们告知客户的，也未必都是实情。每次面对客户前，中介都会叮嘱陆晓琳一套话术，例如虚报例假时间，让客户觉得可以尽快移植。遇上介意年龄的客户，中介还会事先告诉代妈一个年龄，并作好假身份证提供给客户。

经历了重重波折后，陆晓琳终于在第六次尝试移植时怀孕成功。然而一个多月后，她觉得状况有些反常。以往在宿舍里每顿饭只吃一碗面条，移植后却要吃两三碗，并且吃完一小会儿就又开始发饿，心慌头晕，腰部胀痛，浑身出虚汗。

曾经的生育经历让她觉得，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

陆晓琳当时还未结婚，但曾经生过一个孩子。20岁那年她未婚先孕，男方母亲嫌弃她个头矮小家境一般，不但否决婚事，还把孩子送给了别人。陆晓琳深受刺激，决心一定要多赚钱让人瞧得起，一脚跨进了代孕行业。

随着腹部日渐隆起，腰部胀痛也愈发剧烈，这与她首次生育时的感受大不相同。她担心身体会出大问题，害怕自己挺不到拿满18万酬劳的那一天。

大部分代妈们进入这一行的原因都是贫穷。有代妈曾在同一家代孕中介长期驻守，五年生了四个孩子，因为“做什么事都不可能这么容易赚钱”。

这门生意显著改善了代妈们的物质条件，不少人对此流露出感激之情。陆晓琳接触过的代妈最大40岁，最小的刚成年，一个来自云南农村的代妈常常跟她念叨：每天什么都不用干就能赚这么多钱，我从来没有过过这么舒服的日子。

在代妈圈子里待久了，陆晓琳发现这里像个小社会，不同人心态差别很大，活法也不同。中介三番五次让她介绍朋友来代孕，每笔提成五千元，她总是不好意思跟人提起这件事，怕让人瞧不起。

可身边另一些人却总有办法拉新人入伙，不但收入颇丰，还在代妈中扮演起领袖角色，姿态潇洒。

除北京外，广州、深圳、武汉等城市也是地下代孕产业的高发地。

珠三角聚集着大量女工，一个人做代孕尝到甜头，往往会去工厂里鼓动一批人加入。陆晓琳生怕家人知道代孕的事，一直谎称在北京打工，而另一些代妈不但不避讳，还把村里的亲戚邻居一一叫来，全村女性集体代孕，“共同致富”。

更有头脑活络的人，尝试向代孕产业链的上游迈进。陆晓琳认识一个负责管理代妈日常起居的董姓女子，多次代孕失败，却因“脑子聪明，会来事儿”深得老板信任，还把丈夫也拉进公司当司机。

“这种情况太多了。”我在武汉见到一位朱姓中介，聊起这件事时他说道：“过两年肯定自己单干，毕竟做这个都是为了赚钱，谁也不可能甘心给别人打一辈子工。”

朱本人的从业轨迹正是这样。他今年33岁，大学毕业后回老家山东日照做旅游工艺品生意，月入三四千元。2012年，在武汉的大学室友联系他说在做试管婴儿业务，事情太多，希望能过来帮忙。 “试管婴儿，听上去很高大上嘛对不对，那就过去看看吧。”

到了武汉，朱才了解到同学在做代孕中介，虽谈不上违法，但也不受法律保护。就在他犹豫时，同学带他见了一个刚刚代孕成功的客户。

据他描述，这位41岁的失独女老师跟同学说了几句感谢的话便失声痛哭，还差点下跪。朱说当时感受到了一种“神圣感”，当即决定入伙。“怎么说呢，我们做这个事情，挣钱也是真的，但也是为很多家庭造福啊，就有种做慈善的感觉。”

当时正是武汉地下代孕市场的爆发期，同学精力有限，便将大部分业务都放手交给朱去打理，客户、代妈、医生全都接触，日子久了，他渐渐摸清了这门生意的门道，两年后开始自己单干。

他坦承这是“没什么门槛”的生意，看似高精尖，但具体技术环节由医生解决，中介只需把各方撮合在一起。

早先跟医生建立合作还需三家中介推荐担保，现在已不需要，因为在武汉敢做地下代孕手术的医疗团队从一家变成了四家，相互争抢客源。代妈也无需费力寻找，因为产业链已经细分到出现了专门向各家中介供给代妈的角色。“只要你有本事拉到客户，就可以做。”

朱向我总结道，寻求代孕的客户主要分三类，一类是失独夫妇，一类是不孕不育症患者，一类是渴望生育二胎却年龄过大难以生育的家庭。

随着二胎政策的放开，第三类客户的数量急速上涨。低门槛高利润的驱使下，仅武汉一地，大大小小的代孕中介公司已经超过了一百家。

其中很多并不能称为公司，动辄六七十万的代孕费用打入的是个人账户，没有办公室，和客户见面通常约在高级酒店大堂，“君子协议，主要看双方人品”，“有办公室又怎么样？说白了也就是个皮包公司”。

朱感叹道，不做这一行，不了解人们要孩子的心愿有多迫切。他称曾接待过一位女客户，尝试了两年仍未成功，情急之下她瞒着丈夫换了一份别人的精子，终于有了结果。

 “她说她不管，无论如何得有个孩子，不然在家里实在没地位。”

各家中介之间并非只是竞争关系。朱向我展示了一个中介微信群，每天都在分享信息，相互介绍资源。“中国人这么多，代孕市场这么大，大家互相帮助一起赚钱嘛，对不对？这是你好我好的事，不是你死我活的事。”

曦蕾国际是深圳规模较大的几家地下代孕公司之一。一位前员工提供的成本核算清单显示，收费65万元的套餐，成本为35.25万元。“这一带的写字楼里至少有五六家代孕公司，都是那边的业务员出来单干的。这事又不难，多认识些人就行了。这么高利润，谁不想自己赚？”

曦蕾国际的“65万元代孕套餐成本计算表”

若要追溯这一局面萌生壮大的源头，绕不开一个名字——吕进峰，AA69代孕网创始人，自称“中国代孕之父”。

这个41岁的江苏人的确是地下代孕产业里公认的先行者。某种程度上，后来者大多是复制他创立的经营模式。投身地下代孕产业前，这个大专毕业生在苏州从事物流行业。

2004年因妻子怀孕，他天天泡在母婴论坛里学习相关知识，发现大量身陷烦恼的不育家庭，由此捕捉到商机。

未掌握任何资源的情况下，吕进峰注册了一批 QQ 号，声称自己是代孕公司负责人，疯狂群发广告，用这种如今看似过于简单粗暴的方式将客户、代妈、医生链接在了一起。

随着客户越来越多，吕开始招募工作人员，进行团队分工：有人负责招揽客户，有人负责招聘代妈，有人负责打点医生，还将代妈聚集在一起住宿，进行封闭式管理，这在后来也成为了大多数代孕中介的标配。

吕进峰的生意的确帮助不少家庭走出了多年无子的困境。有夫妻双膝跪地泪流满面，称赞他是“活佛再世”。很多收到高额佣金的代妈也将他视为改写命运的恩人。

吕进峰觉得自己所做的事让参与各方各偿所愿，皆大欢喜，言语间满是自豪之情。与大多数惧怕曝光的地下中介不同，吕进峰多次高调接受采访，自称“中国代孕之父”，反复声称从事的是“助人为乐的爱心慈善事业”，本着“强烈的责任感”。

一些媒体对他的说法并不买账，发表态度鲜明的文章质疑他以积德行善之名行谋取暴利之实。吕也不介意，无论褒贬都全文照收在 AA69代孕网密密麻麻的媒体报道清单里。他还让手下员工做了几十座奖杯摆放在办公室，一个奖杯对应一家媒体，底座上刻着接受采访的时间。

不止一家中介向我表示，这正是吕的聪明之处。“不懂行的人只会觉得这么多媒体愿意报道这个人，一定信得过。谁有耐心一篇一篇翻着看？”

媒体报道提升了吕进峰的知名度，也为他带来了持续不断的客源。尽管他曾数度因过于高调而遭遇麻烦，但消停一阵后一切照旧。有中介说：“每次罚老吕那点钱，他几单生意就轻松赚回来，有什么关系？反正也没哪条法律能把他抓起来。” 

早年间跟随吕进峰的工作人员后来大多自立门户，复制他的经营模式。有人打着他的旗号骗取钱财，受骗者常找他赔偿，令他苦不堪言。

后来他定下规矩，所有客户必须与他本人当面签订协议，否则概不受理。他将“与董事长吕进峰先生当面签约，是您权益的唯一保证！！！”写进协议，还将“当面签约”四个字用红色加以强调。

如今，吕进峰的生意已遍及全国各地，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山东等地均设有上百平米的办公室。相比于他的高举高打路线，更多的中介小本低调经营，武汉的朱姓中介带着两名助理，每年接十几单生意，也有数百万利润。

“老吕摊子太大，成本自然也就上去了，最终还得客户买单。我们的服务其实跟他一样，但是能比他便宜七八万。”

吕进峰不仅激发了地下代孕市场的野蛮生长，还创造了一套行业术语，例如“大包”。“大包”指的是包成功、包性别的“无风险套餐”，价格如今已水涨船高至一百万至一百二十万元。

中介们声称，签订“大包“协议客户只需提供精子和卵子，无需与代妈见面，两年协议期内保证得到一个健康男孩。

然而，美好承诺的背后却暗藏风险。近几年由于三代试管婴儿技术的成熟，可在胚胎移植前就对性别进行检测，“大包”风险有所降低。而在早先，只有怀孕6周以上才可鉴定男女，这意味着代妈怀孕时将经受一场结局难料的赌博。

为提高怀上男孩的概率，中介往往会一次性植入多个胚胎，视性别检测结果流产或是减胎。而这必然会对代妈的身体造成额外伤害。

陆晓琳便不幸成为了伤害的承受者。随着腹部一天天隆起，身体不适也愈发严重，腰痛到走路都很难挺直身体。尽管中介明令禁止私自去医院检查，但她还是偷偷去做了B超。检查结果让她当场情绪崩溃：她怀了四胞胎。医生警告说，按照她的体质若执意生产，恐有性命危险。

冒着遭受训斥和罚款的风险，她拨通中介的电话表示抗议。对方冷冷地说：谁让你自己去检查的？我们早就知道你怀了四个，怕吓到你就没告诉你。你安心打两个月针，到时给你减胎。

中介所说的打针，是指注射黄体酮。这是一种孕激素，胚胎移植成功后，通常要连续注射75天帮助保胎。黄体酮针是油剂，随着注射增多，皮肤吸收会变慢，也给代妈带来痛苦。

陆晓琳的臀部至今仍有硬块，时常红肿疼痛，睡觉时很难平躺。她在家人面前装作若无其事，一个人在家时，偷偷用土豆片敷在臀部消肿。

陆晓琳此时最在意的已经不是酬金，而是性命安全，为此她决定主动滑胎。

一些代妈会故意流产，移植成功后偷吃螃蟹、山楂、桂圆等容易导致滑胎的食物，赚取四千元移植费，休息一阵后换家中介再来一遍。从小食素的陆晓琳效仿她们，在安贞西里一家餐厅里吃了几百块的螃蟹，撑到无法起身，却毫无效果。

后来她又尝试做剧烈运动，爬楼梯、蹦跳、俯卧撑、仰卧起坐，折腾了一阵子，还是没用。她有点害怕动作过大会大出血伤及性命，便放弃了流产的尝试，等待手术减胎的日子。

手术那天上午下着大雪，她一早便坐在宿舍窗边等待电话通知。转眼到了下午仍无动静，她打电话问中介何时动身，对方说：怎么说呢，客户来看你手术的路上出了点问题，电话里不好说，你明天来公司一趟吧。

陆晓琳从对方的语气中感受到了一丝异样。

陆晓琳一夜未眠，反复猜测客户那边出了什么问题。她设想了各种糟糕的可能性，但第二天听到的消息，还是超出她的预料。

一个代妈称呼为刘总的女人向她声称客户在来医院的路上车祸身亡，事先没有付费，让她把孩子打掉，公司补偿两万元损失。

陆晓琳气得浑身发抖。她觉得对方一定在说谎，客户是否真死了暂且不论，说事先没付钱也不合常理。按照公司和客户签订的协议，拿不到首款，公司不可能启动流程。而按照她和公司的约定，这种情况应当补偿五万元。她想多要一些补偿，对方并不正面回应，让她先打掉孩子再说。

爱加国际的创始人是一对名叫李爱加和苏建军的夫妇。我在微博上向苏建军发私信预约采访，当天就收到答复。比起陆晓琳的曲折经历，李苏夫妇口中的代孕产业，则是另一番模样。

苏建军与我约见的办公室位于北京西城区一座平米价近20万元的高档居民小区内，隔壁就是西城区政府。办公室墙上贴着七八张李爱加与各界名人的合影，门口还摆放着一张近一人高的易拉宝，印着她的宣传照片，下方印着两行字：

心有爱-孕更加-爱加国际

爱加品牌故事（中国第一传奇女人）

按照李爱加讲述的故事，她原名李巧林，今年58岁，早年在呼和浩特从事保健品医疗器械生意，后逐步打进北京市场，生意兴隆，身家上亿。苏建军比她小19岁，包头医学院毕业，21岁时进入李爱加公司工作。

9年后，二人顶着舆论压力完婚。因年龄过大不适合生育，李巧林通过试管婴儿技术生下三胞胎，并在此过程中意识到代孕的商机，就此转移生意重心，改名李爱加，创建爱加国际。

随着代孕生意的开展，夫妇二人频繁登上《鲁豫有约》等电视节目，讲述“50岁英雄母亲生下三胞胎”的“传奇经历”，并将节目视频一一挂在爱加国际官网上，赢取客户信任。

李爱加反复向我强调“中国第一传奇女人”的称号，声称自己有3.3亿粉丝，从事的是伟大的慈善事业。“你要是有机会帮我做事的话，未来可是价值无限，身上这个光环不得了啊！”

陆晓琳并不相信李爱加慷慨激昂的宣言。做完流产手术后，她在医院躺了五天，公司还是只愿意给她两万元。她打电话向刘总表示抗议，对方说飞机马上起飞不方便细聊，匆匆挂了电话。

面对我的来访，李爱加反复宣称她是在“为人类造福”。但她却在电视节目上对代孕二字及具体流程闭口不谈，取而代之的说法是“爱心助孕”。她数次打断我有关代孕细节的提问，提示我要站在“更高的境界”上看问题，文章才能写到点上。

她对以吕进峰为代表的大型代孕中介不以为然：“代孕只是个买卖，我们这是一份事业，我这种人有情怀，格局不一样，使命也不一样。”

李爱加曾在2014年举办“私人定制中国梦财富大会”，声称要成为全球卓越的“定制婴儿”及“胚胎基因测序筛查技术”服务商，实现胚胎强则国强的中国梦。这次会议的目的是招募加盟商，每促成一单120万元的“大包”，返利20万元。

李爱加请来的演讲师在现场发出慷慨激昂的提问：“等到人到中年的时候，发现自己富可敌国，财富多得要命，什么都不缺就缺一个孩子。你的心痛不痛？你买个爱马仕包包几十万眼睛都不眨，给你生一个健康宝宝，一百万你还觉得贵吗？”

“不贵！”台下回应道。

演讲师继续问：“越高端的人群越有这个痛苦，而今天我们赚钱要赚什么人的钱？赚钱要赚有钱人的钱！我告诉你，今天这个会场这个项目从来不是给穷人玩的，同意吗？”

“同意！”

“有幸跟爱加国际牵手，你就是来当观音！这是一个赚钱很多的项目，但是用它赚钱实现财富的同时，还能够帮助别人解决心中永远的痛。难道这不是最大的大爱吗？还有哪个事情会比这个事业更加受人尊重？同意不同意？”

“同意！”

爱加国际与客户签订的“合作协议”

手握爱加国际的两万元补偿金，陆晓琳心灰意冷。此时距离她来到这里已过去了一年多。她无心再经历种种波折，到浙江宁波的一家美容院重拾旧业，给人梳头发。

相比于李爱加对代孕生意的用力赞美，也有中介对这一行心生厌恶，失望离开。例如曾在广州从业五年的米姐。这个家在北方农村、曾误入传销组织的中年女人曾为吕进峰做过几年助理，后南下自立门户。

米姐觉得自己当初是抱着“赚钱行善两不误”的心态进入代孕行业，但后来觉得这个圈子乱到无法忍受。

“人一多就鱼龙混杂了。有些老油条来了以后在宿舍里一忽悠，把代妈全拐到别家去了，拐一个她拿五千块提成，就干这种缺德事。有些人胚胎都移完了，挺着大肚子就跑了，你让我怎么办，客户怎么办？良心丧尽。你们报纸杂志上老写代孕妈妈多弱势多可怜，要我说是大错特错。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米姐南下时，正赶上广州地下代孕的野蛮生长期，据她描述，仅她所在的小区周围，就密密麻麻地分布着几十家中介。重金吸引而来的医生也越来越多，起初还是大医院里的专业妇产医生，后来连一些刚刚卫校毕业的普通医护人员也加入进来，边做边学。

“他学历水平不高，但是他熟练。你想想正规医院才做多少手术？这边一会儿一个，一会儿一个，太快了，太熟练了。”

米姐觉得代孕行业参与各方的素质一路下滑，突破了她的承受底线。以代妈而言，起初，她通过代孕网站和百度贴吧招募代妈，感觉效果不错，甚至不乏年轻漂亮的女大学生。“早些年有能力上网查信息的都是相对有头脑有素质的人，合作起来很愉快。”

但后来，能招到的基本都是她认为缺乏工作能力，甚至“好吃懒做”的农村妇女。

“做这个除了生的时候疼一下，她一天到晚的上网玩儿。有些人生完走的时候豪言壮语，再也不做了，过两年觉得受不了打工的苦，还是这个钱容易赚，又回来了。”

在宁波美容院打了几个月工，工资每月一千多元，陆晓琳渐渐开始厌烦这种从早忙到晚的日子。她回想起代孕时的生活，包吃包住，每月还有两千生活费，其实也算不赖。

如果重来一次，应该不会再这么倒霉了吧？她心想着。过了半年，她又回到了爱加国际。

和新认识的代妈一块闲聊时，有人偶然提起：听说以前有个代妈，要减胎的时候客户正好死了，你说倒霉不倒霉？陆晓琳尴尬地笑笑：那个人就是我。

几天功夫，故事就在代妈间传开了。陆晓琳总感觉有人对自己指指点点，露出不怀好意的表情。她虽心里难受，但已顾不得计较这些，只希望能早日怀胎，拿到酬金嫁人生子。

回归爱加国际几个月后，陆晓琳又一次移植成功。但没过多久，她在吃饭时自然流产，愿望再度落空。

又过了几个月，她第三次怀孕，并且度过了三个月保胎期。与前两次失败时不同，这一次她在怀孕前提前见到了客户。在中介安排下，双方在一辆白色别克车上见面，客户坐前，陆晓琳坐后。对方戴着眼镜口罩，长脸，一米八以上的瘦高个，说自己是天津人，但不愿透露年龄和职业。客户问了她几句基本信息，不超过五分钟，就敲定了这单交易。

陆晓琳怀孕期间，客户常常带着营养品来公寓探望她，嘱咐她好好保养身体。看着肚子一天天隆起，过往两年多的阴郁情绪也好转起来。她不再像过去那样独来独往，开始主动与其他代妈聊天，期待孩子的诞生。

苏建军和李爱加夫妇对我说，这是他们第一次在采访时愿意谈及爱加国际在从事代孕业务。

“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好多报道纯粹就是胡说八道。我觉得有必要正面地去说一下。”苏建军说。他反复强调做代孕中介是件“为人造福”的事，例如“拯救了很多失独家庭”。“很多失独夫妇年龄大了，丧失生育能力了，不做代孕还能有什么办法？真正是解决了他们的燃眉之急。”

愿意开口的原因在于，不久前《人民日报》发起了有关“代孕合法化”的调查，这让他们感受到了政策松动的可能。苏建军的助手向我展示一个手机网页：“这是一家媒体今早做的民意调查，大部分人是支持代孕合法化的。国家会考虑的。”

然而，情形未必会顺着李苏夫妇期望的方向发展。我到武汉采访朱姓中介的两天前，全武汉的代孕中介都遭遇了一场风波——上午十点半，一条记者暗访武汉四家代孕中介的新闻在央视新闻频道播出，时长近十分钟，随后每小时滚动播放一次。中午一点，卫生部门开始行动，查抄了多家中介。

几家被查的中介在中介微信群里提醒其他人：兄弟们，今年查的有点早，收拾东西，赶紧撤。有人在群里发送了一段办公室遭遇查抄后的视频：“他妈的，把老子的好东西全给搬走了。”

朱幸运地逃过了抄查，接到群里消息后清空了办公室，将存有客户信息的电脑和相关文件搬回了家里。出乎我意料的是，风波过去仅仅两天，他却仍然愿意接受我的采访。

他对此解释道，查抄并不会对生意造成实质影响，类似的事每年都有，只不过今年比以往时候来的要早一些。对中介们而言，短期内只需将移植手术转移到外地进行，过不了多久，就会一切照旧。

“其实调查曝光也未必是坏事，反倒是一种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原来还有代孕这条路可走。”他笑着说。

认为自己从事的是一门合理正当的生意，是我接触到的代孕中介的普遍心态。即便是对代孕心灰意冷的米姐，也认为自己当年从事的是件“特别干净的事情”：“很多人老说是这行暴利，中介太黑心。

可这是你情我愿的事对吧？谁也没逼谁掏钱。客户得了孩子，代妈赚了钱，各方都受益。赚钱怎么了，什么生意不赚钱？有人乱搞不等于事情本身不对。”

眼下，李苏夫妇正沉浸在代孕合法化之后引领行业风潮的畅想中。接受我采访不久后，李爱加又登上了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的舞台，宣讲她的“爱心孕育”理念。

她将爱加国际类比于滴滴出行，要“先做出高度，再谋求支持”：“你不要老等着国家给你政策，对不对？它可能想给，但它暂时还没法给，那你就自认为它已经给你了就行了。”

乐于谈论代孕正面意义的中介们，并不会主动谈及那些为他们赚取高额利润，却常常遭遇风险意外的代妈们。

例如陆晓琳。她在爱加国际第三次怀孕的结局是，怀胎八个月后再次流产。如今，她已结婚一年有余，二人曾多次尝试要一个孩子，却一直没有结果。

陆晓琳心里清楚，自己或许已经陷入了一个无法逆转的困局。做代孕是为了赚钱生子，然而经历了反复移植、流产，她很可能已经永久丧失了生育能力。

她每个月都偷偷去庙里烧香拜佛，企望上天赐予她一个健康快乐的孩子。

而她的丈夫，对此一无所知。

（应采访对象要求，陆晓琳为化名）

*文章来源：GQ实验室，ID：GQZHIZU。编辑：曾鸣； 采访：何瑫、李佳璇 、崔健一； 撰文：何瑫；视觉：梁爽；摄影：贾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