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丨银行家杂志
作者 | 王日爽 张梓靖 徐明圣
充足的资本是银行抵御风险的基石，也是银行稳健经营的坚实保障。近年来，受净息差收窄、外源性资本补充门槛较高以及资产质量边际弱化等多重因素影响，我国城商行资本补充压力较大。城商行需要从自身的资本管理现状出发找出存在的问题，从提高盈利能力、拓宽外部融资渠道、优化业务结构等多个维度着手打破资本约束困境，保持资本补充和业务发展的平衡，实现可持续发展。
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风险抵补能力整体较高，资本充足率保持较高水平，但城商行一直面临着资本补充压力。截至2023年末，城商行资本充足率为12.63%，低于大型商业银行（17.56%）和股份制商业银行（13.43%）（见图1）。在过去的5年中，城商行的资本充足率低于行业平均水平，资本紧张状况未得到显著改善。资本充足率由资本净额与风险加权资产比率决定，银行不仅要关注资本净额的变化情况，也要关注风险加权资产的变化情况。分子端的资本净额可以衡量银行抵御风险的能力；分母端的风险加权资产可以衡量银行在资产端面临的潜在风险。从分子与分母两端着手，才能更加透彻地分析资本充足率的现状。
数据来源：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网站
图1 2019—2023年各类银行机构资本充足率比较
头部城商行内源性资本比例较高。
留存收益是银行内源性资本补充的最主要来源，具有融资成本低、不稀释股东权益的优点，但留存收益数量有限，在盈利情况较好的条件下，银行才有足够的净利润用以补充资本。从样本城商行①2019—2023年留存收益②增量占资本净额增量的比例可以看出，规模较大的城商行，留存收益增量的占比也相对较高。其中资产规模超过5000亿元的城商行，近五年留存收益增量占资本净额增量的比例的均值超过50%（见图2）。
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
图2 2019—2023年不同规模城商行留存收益增量占资本净额增量的比例
核心一级资本补充渠道相对不畅。
上市融资方面，在A股或H股上市融资的城商行共29家，募资总额为1590.60亿元，实现较大规模的资本补充。然而，自2023年下半年起，A股市场IPO阶段性收紧，多家城商行的IPO一直处于排队或辅导状态。增发（定增）方面，自2017年《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出台后，从严规范再融资定增，中小银行定增难度加大，2020年至今，仅7家城商行用定增方式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可转债方面，完成转股后能以较小的融资成本弥补中长期核心资本不足的问题。但目前城商行存量可转债中约70%的可转债转股比例不足1%，多数发行时间在2020年之后，剩余年限相对宽裕，可转债实际转股比例存在不确定性（见表1）。
数据来源：iFinD数据库
永续债等创新资本工具是商业银行补充其他一级资本的重要工具。
相对于其他资本补充方式，永续债对发行主体的资质要求略低，非上市城商行也可以发行永续债补充资本。2020—2023年，A股上市城商行永续债发行总额累计约4487.05亿元，约占统计期间A股上市银行永续债发行总额的32.96%（见表2）。
数据来源：iFinD数据库
二级资本债是二级资本补充来源的主要工具。
由于发行程序相对简便、发行门槛较低，二级资本债是城商行提高资本充足率和抗风险能力的主要手段，但对发行主体的资本管理和合规要求较高。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统计数据显示，现存发行主体多为中小银行，发行期为10年的债券占比在90%以上。2020—2023年末，所有城商行共发行二级资本债168只，对城商行补充资本发挥了重要作用。
近10年，我国城商行群体风险加权资产增速均值总体呈下降趋势（见图3）。2020—2021年，风险加权资产的增速有短暂提升，说明疫情期间我国城商行资产端的潜在风险有所增加。从2022年开始，城商行群体风险加权资产增速均值又开始逐步降低。
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
图3 2014—2023年城商行风险加权资产增速和资本净额增速
从城商行个体来看，2023年，厦门银行、徽商银行风险加权资产增速较低（分别为5.69%和8.96%），资本净额增速较高（分别为18.29%和19.73%），说明这些城商行业务运营较为稳健，而且资本补充较为充足。盛京银行、哈尔滨银行风险加权资产增速为负（分别为-8.57%和-0.27%），资本净额增速较高（分别为12.05%和14.82%），说明这些城商行在主动优化资产结构、减少贷款风险敞口、调整信贷策略等方面取得一定成效（见表3）。
表3 部分上市城商行资本充足率及相关指标对比（%）
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
盈利能力下降，内源资本补充压力增大。
2014年，样本城商行净利润占资产规模的比例为1.07%，到2023年这一数值降低为0.51%，说明城商行盈利能力下滑明显（见图4）。城商行盈利能力下滑的主要原因在于净息差持续收窄：一是城商行主动采取多种措施向实体经济减费让利，盈利下行压力增大；二是大型银行业务下沉竞争，挤压了城商行的生存空间；三是城商行对传统业务的依赖性相对较强，非息收入来源相对较少，在利差收窄的大环境下受到的影响更大。盈利能力下行，减少了城商行可用于留存的内源性资本金。城商行留存收益增速，从2014年的61.26%下降到2023年的12.97%。
不良资产上升，侵蚀净利润。
近年来，城商行的不良率有逐渐上升的趋势，从2014年0.90%上升到2023年的1.75%（见图5）。不良率上升会导致拨备计提的增加，从而导致银行用以补充资本的内源性资源减少。
房地产行业和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可能会进一步影响城商行的资产质量。
2024年1月至6月，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19.0%，其中住宅销售面积下降21.9%；新建商品房销售额同比下降25.0%，其中住宅销售额下降26.9%（见图6）。房地产行业的债务违约风险依然保持高位，房地产上下游相关行业的违约风险也较高。当前地方债总量庞大，也是导致城商行资产质量承压的潜在因素。截至2024年5月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423838亿元。财政部2024年7月发布的《地方政府债券市场报告》显示，商业银行持有的地方政府债券比例高达81.39%。城商行与地方经济的关联性较强，一旦地方平台债务违约，难免会冲击其资产质量。
分红与资本补充难以平衡。
分红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银行的留存收益，进而影响资本补充。从2023年上市城商行分红情况来看，有6家分红比例为30%或略高于30%，12家分红比例在20%到30%之间，5家分红比例在10%到20%之间，6家未分红（见表4）。对上市城商行而言，分红比例高，有利于股价提升，但不利于资本的内生增长。在资本补充压力较大的情况下，如果分红比例过高，将对银行自身发展造成负面影响，不符合股东长远利益。如何在分红与资本补充之间确定平衡点，是城商行面临的一个难题。
表4 上市城商行2023年分红比例及金额（亿元）
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
外源性资本补充资质受限。
从核心一级资本补充角度看，上市要求高、普通股发行成本高、审核周期长、使用难度大，且受限于发行规模和市场环境，资本补充速度和规模有待进一步加强。在目前IPO排队的城商行中，东莞银行、广州银行、湖州银行、湖北银行均提交了A股上市招股书，但部分城商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偏低、不良贷款率偏高，上市存在阻力。增发方面，中小银行面临发行价格、规模、间隔期、财务性投资等多方面的限制。
发行成本相对较高。
从市场端看，城商行信用评级相对较低，发债成本偏高。以二级资本债发行利率为例，近两年国有商业银行发行债券利率均值下降至3%以内，而城商行发行二级资本债票面利率多在3%—3.5%区间徘徊，成本相对较高。从政策端看，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制定的《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以下简称“资本新规”），要求商业银行二级资本债的风险权重从100%提高至150%，而且要穿透资管产品底层，银行无法再通过委外投资和资管产品投资降低二级资本债的风险加权资产。预计银行表内持有二级资本债的意愿将下降，二级资本债的发行成本也将有所提高。
资本新规实施后，部分业务风险权重加大。
根据资本新规，存量的房地产开发贷款业务、还款实质性依赖于居住用房地产所产生的现金流业务、已违约的业务、同业债权、次级债等资产的风险权重增大，短期内可能对部分城商行的风险加权资产产生一定影响。
部分规模较小的城商行，风险资产规模增速较高。
样本城商行中，资产规模在5000亿—10000亿元的城商行风险加权资产规模增速最低，仅为9.25%；规模在2000亿元以下的城商行风险加权资产增速均值最高，为12.79%（见图7）。规模较小的城商行风险加权资产增速均值偏高，一方面可能是由于资产规模增速较高导致风险加权资产规模增速相应较高，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资产业务结构不够合理。
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
图7 2023年不同规模的城商行风险加权资产增速均值比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