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秋战国这个变革时代，推动学者对未来的可能或可欲的政治体制、政治形态，提出种种不同设想。法家主张“法治”，儒家主张“礼治”，道家主张小国寡民的“无为而治”。这是先秦诸子提出的三种最重要的政治理想。
“无为而治”以小国寡民、结绳而治的原始时代为典范。（有学者说，是以“原始村社制”为背景的。）在帝制时代，这个思想主要以“政治哲学”的形态发挥作用。在汉初，“黄老无为”思想被利用来论证“休养生息”的正当性。在魏晋时代，“治之由乎不治”的申说，用以寻求君主垂拱，以适应门阀专政（王仲荦语）或大族放纵（唐长孺语）。值皇权低落之时，激进派的玄学名士公然走向反叛，指君主为罪恶渊薮，伸张“无君论”，在中国思想史上写下了不可或缺的一页。这个“无君”之说，仍是以人类史的原初“自由”状态为参照的。
法家的“法治”当然不是现代法治，只是“以法治国”的意思。法家的政治理念颇有现代性，因此非常容易用现代政治学概念来解释。其“法治”基本内容就是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和官僚政治。这恰好就是战国历史变革的中心内容，构成了秦以后两千年帝国体制的基本骨架。从身份角度说，这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从管理角度说，这是一个“行政化”的社会；从结构角度说，这是一个“组织化”的社会。
在各个传统社会的比较中，如果我们说帝制中国的官本位、行政化和组织化程度是较高的，庶无大谬。
至如孔子、儒家所主张的“礼治”就不那么容易用现代政治学术语来解析了。儒家传承“周礼”，用古代语词，或参用王国维的概括，“礼”的基本精神就是“尊尊”、“亲亲”与“贤贤”。“尊尊”区分尊卑，事涉政治系统，是政治行政等级；“亲亲”区分亲疏，事涉亲缘系统，是宗法亲缘等级；“贤贤”事涉贤愚，事涉文教领域，是文化道艺等级。“君”是政统之最贵者，“父”是亲统之最贵者，而“师”则是道统之最贵者。在这个框架中，可以说法家是只讲“尊尊”的，而政统、亲统、道统的互相渗透，君道、父道、师道的三位一体，“尊尊”、“亲亲”、“贤贤”的相济相维，就是儒家“礼治”的精髓所在。
理解中国历史，就必须理解这两个人：孔夫子、秦始皇。孔夫子奠定了中国文化的主调，秦始皇奠定了中国制度的基石。可以说，儒法二家支配了两千年的政治体制和政治理念，甚至影响到现在。毛泽东云：“百代都行秦政法，孔学名高实秕糠。”
但我们绝不能认为孔子、儒家的政治理念只是一纸空文，其历史影响深入到政治体制的层面。
第一，中国古文明孕育出了一个士人阶层，任何统治者都无法忽略而必须面对这个阶层。儒家是士人利益的代表者。而“士人政治”或“士大夫政治”，是中华帝国的最大政治特色，并得到了科举制度的坚强保障。秦汉王朝以军功爵构建社会身份（参看西嶋定生等），而明清王朝以科举功名构建社会身份（参看张仲礼等），这就是儒家“君子治国”思想的历史胜利，是“士大夫政治”的历史胜利。
而西方的政体类型学，尚未提供一个有效的分类概念，为这种文人政治定位，因为这不是他们的历史问题。
第二，儒家意识形态对帝国政治的文化影响力，是无法忽略的。“亲亲”的政治原则，通过“拟化”的方式，塑造了中国君权的合法性形态。“仁政”之“仁”是从“亲亲”引申出来的。君主、官长为民父母，爱民如子，“子民”事君如事父。君权具有“父权”的性质，并应提供“父爱”。忠、孝一体化。
孟德斯鸠和黑格尔都指出了中国皇权具有父家长的性质。按，专制主义（despotism）被这样定义：“一种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是主奴关系的统治形式。”（《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然而古希腊的despotes的词源，其本义是“户主”、“一家之主”；由于家中还有妇女和奴隶，这个词才有了“奴隶的主人”之意。很有意思的事，亚里士多德已看到，主人式统治与家长制统治很不相同：“主人执掌统治权力时，总是尽多地注意着自己的利益，即使有时也考虑到奴隶的利益，那是因为奴隶如果死灭，主人的利益也就跟着消失了”；而“家长对于妻子和子女以及一般家属的统治是第二个种类；这种统治主要是为了被统治者的利益，同时也为了统治和被统治两方面的利益”。众所周知，亚里士多德的政体类型学的依据，一是统治者的人数，一是统治的目的，即为了谁的利益。有人认为，中国政权不是专制主义的，因为它不是为了皇帝个人利益的，而是为了公共利益的。如何认识父家长式的君权，特别是儒家式皇权，显然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
第三，我们把儒家的理想政治秩序称为“礼治”而不是“仁政”，因为“仁政”只是其一个方面，这个秩序还有一个制度层面，体现为“礼”。打算了解儒家政治理想，不能只看孔孟之书，还应该认真研读儒家的礼书与礼论。
礼书与礼论，在战国两汉已蔚为大观了。儒家不只是提供一般道德原则，还认为这些原则必须寄托于特定形态的礼制之中。“礼”的人文精神，我们旁置不论，这里想指出的是，“礼”是无所不包的，从朝廷政制到民间的婚丧嫁娶，遍及人类生活的各个层面，这是一个对社会生活的总体设计；“礼”由圣人制订与贯彻，而在现实中“圣人”只能是统治者，是国家。换言之，儒家“礼治”中含有这样一种态度：统治者有权插手和干预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这无疑有浓厚的家长主义的意味。因“全能主义”之类术语有特定所指，对“礼治”的这个倾向，暂时称为“总体主义”。
法家是总体主义的，而儒家是另一种总体主义。
总之，若不对儒家思想做制度审视，我们无法理解儒家的全部社会意义。这就展示了制度研究的特殊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