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遗产价值论视野下盐城自然遗产阐释的批判性讨论

将特定的地点视作“自然遗产”，并在相关联的场馆或遗产地现场面向公众开放，阐释其价值，这样的做法在国内外都已常见。本文试图以遗产价值论为视角，以江苏省盐城市为例，对此类做法的现状及其未来可能性予以探讨。之所以要开展此研究，原因在于：若以遗产类型来视之，学术界关于遗产价值论的影响在文化遗产领域内着墨较多；而在自然遗产领域内，却一直缺乏更多的探讨，尤其是对阐释工作的影响方面，着墨也较为稀少。从博物馆学的角度出发，尽管当下以自然遗产为主题的博物馆愈发兴盛，但传统的博物馆学研究更注重对馆内空间的专门讨论，未曾与遗产研究中的相关理论充分对话。对于以自然遗产为主题的博物馆而言，常常面临的状况是，该博物馆所在的城市往往拥有一处或多处自然遗产地；这也意味着，若缺乏与遗产研究中相关理论的对话，也将致使该地博物馆工作与遗产工作在一定程度上相互脱节，不利于博物馆拓展其视野并达成联动效应。

值得说明的是，本文运用“阐释”一词来贯穿全文的分析，但与博物馆学语境和遗产研究语境内所提及的“阐释”并非完全一致。这在周婧景、付梓杰、李振鹏等学者的研究当中便能看出来。对于博物馆学而言，“阐释”一词的使用可以被认为是有意识区别于传统的“展示”，在目的性上强调不再仅为了单纯的设计美或者单一物件的“不言自明”的重要性，而更注重信息传达、观众反馈。因此，即便同样是在对展览进行分析的文章当中，以“阐释”而非“展示”为题的文章往往更注重物与物之间的组合关系、非文物或非“重器”的现场视觉手段（如图文展板、装置、辅助展品等的使用）等。而对于遗产研究而言，“阐释”一词的使用最主要是为了强调遗产相关工作的全流程也有面向公众的一面，并且主要针对遗产地、遗产保护区内的现场工作，多将遗产地、遗产保护区内的环境、景观、标识等也视作阐释相关联要素而予以讨论。在具体的阐释手段上，遗产研究的相关讨论不及博物馆学深入，并且在自然遗产地的语境下，部分文献中所谈的“阐释”（interpretation）实则更多指向的是不以视觉手段为基础的“解说”工作。

基于此，本文使用“阐释”而非“展示”一词的原因在于：本文在对相关场馆和遗产地现场进行分析时，更加强调物与物之间的组合关系、现场整体视觉手段的分析；对遗产地现场的分析，也会囊括对遗产地现场整体的环境景观或标识的讨论。因此，运用“阐释”一词更为贴切。

而之所以选择盐城为例，原因在于该城市常年被誉为建在生态湿地之上的一座绿色之城，自然遗产资源丰富，且具备重要的学术与教育意义。2019年“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盐城便是该遗产项目所依托的主要城市之一。目前来看，城内自然遗产地与相关联场馆数量众多，可充分体现本文所关注的遗产价值论与阐释之间的关系。为此，本文选择了该市中心城区范围内最主要的两处自然遗产相关阐释地作为分析对象，即中国黄海湿地博物馆与丹顶鹤湿地生态旅游区。

基于上述背景，本文将尝试梳理遗产价值论在自然遗产语境中的特点，以及盐城上述两处自然遗产相关阐释地的现状，在发现这二者之间的“默契”的基础上，提出批判性的探讨，借此探索自然遗产阐释在未来的可能性。

将特定的区域因其“自然”层面的价值而视作值得被保护的对象，这种做法自19世纪以来便已出现。通常认为，1864年美国约塞米蒂州立自然公园是世界上首个现代自然保护地。就我国而言，1956年我国诞生了第一个自然保护区（鼎湖山国家自然保护区）；截至2017年，我国的自然保护地已超过12000个。在类似做法被普遍接受的同时，为了理解后文即将提到的自然遗产阐释中所存在的现状特点，我们有必要对这类做法的底层逻辑（即本文所关注的遗产价值论）作出更为细致的分析。

要理解这类做法所蕴含的遗产价值论的特点，可从具体的保护做法入手。

首先，在国内外的自然保护具体举措方面，通常都要对自然保护地进行分类；而分类这一行为本身就意味着一套遗产价值论已经在发挥作用。因为当一处地点被纳入“保护”的框架之前，其往往是一处融合了地质、生态、景观乃至人文价值的地点；而当该地点需要进入“保护”这一框架之后，通常都会由各个母学科的研究者先基于自身的研究，对该地点做出价值高低的评判，以及在此基础上确定保护优先级，从某一个角度剖析出该地点的主要价值特性，如此才有了所谓的保护目标的差异，进而催生出所谓的“分类体系”，确定该保护地的主题。以我国为例，我国的自然保护地分类体系主要依据森林、湿地、海洋、地质、野生动植物等不同的单一保护目标的差异而构建。

其次，具体的评估过程同样蕴含着遗产价值论的影响。以成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国家公园体系为例，这套体系常被认为是对世界自然保护运动影响最为深远的官方体系之一。当一处地点被评估能否被列入国家公园体系时，首先需要由专家团队系统考量该地点的“全国性意义”；对于自然保护地而言，这里所谓的“全国性意义”，同样是从地质、生物、景观等单一角度分别论证该地点的价值；随后，再从实际现状出发考虑其“适合性和可行性”。再以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保护公约》发布之后所形成的“世界自然遗产”体系为例，在现今所能看到的世界遗产体系当中，其与价值相关的论述实际上可分为两个层级：其一，提出了所谓的“突出普遍价值”的十条标准，其中与自然遗产相关的四条标准分别对应某个单一学科，即美学、地球演化、生态系统以及生物多样性。因此，凡是想要被提名成为世界自然遗产地的地点，均需先对自身的价值进行剖析，从而自证自身符合这样的价值标准中的某一项或多项；其二，在符合价值标准之后，世界遗产体系还需考察相应地点在现状层面的真实性与完整性，也就是考察其价值是否以一种真实且完整的状态留存至今。陈雪琦、宋峰曾指出，这里所谓的“完整”实际上也是一种现状判定，即与价值有关联的所有属性在当下都已被包含，并未出现消失破坏或衰败，且不受威胁。

综上所述，从上述例证中能够看出，在自然遗产语境下的遗产价值论可被认为至少具备如下两方面的特点：

其一，基于价值高低、优先级别或紧急程度排序的考量，最终呈现出来的价值导向具有单一性特点。换言之，对于特定地点而言，会倾向于剖析出该地点最值得被保护的价值是生物、地质、景观等层面的某单一要素，并将其作为后续一系列保护实践工作的主导价值 。

其二，所谓的价值判定带有更强的现状判定倾向，更注重强调特定地点的当下状态能否表现出特定的价值，后续的保护实践也以维系这种现状为主要目标。

这两方面的特点在后文即将提及的馆内和现场阐释中会进一步得到体现。

上文的讨论旨在提炼所谓的遗产价值论的特点。接下来，本文将重点回到盐城的现状之上。本文将对盐城中心城区最主要的两处自然遗产阐释点的阐释现状予以分析，并理解其所折射出来的内涵与遗产价值论之间的“默契”。

（一）两处阐释点的基本阐释现状

本文认为，盐城中心城区关于自然遗产的最主要阐释点集中在中国黄海湿地博物馆和丹顶鹤湿地生态旅游区。

1.中国黄海湿地博物馆常设展览

常设展览最能体现一家博物馆的阐释特点。中国黄海湿地博物馆的内容设计可被视为一直在两个维度之间交替进行：其一是紧扣盐城这一城市的在地性展开，其二则是不突破盐城局限，呈现更为广普性的自然科学智识。

所谓在地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展览的主要叙事脉络从在地性开始，并以在地性结束。展览第一展厅从盐城这座城市入手，强调盐城在建设绿色生态城市方面的基本成就；第二展厅围绕“黄海生态区”、第三展厅围绕“候鸟迁徙”、第四展厅围绕“淤泥质海岸”，叙事视角向更为广普的科学智识展开；直到第五展厅“和谐共生”，叙事再次聚集回盐城本身，探讨该地从古至今人地之间呈现的和谐状况。其二，即便是在中间的二、三、四展厅探讨更为广普的问题时，在地性的影响依旧存在。该展览二、三、四展厅所讨论的广普问题都基于盐城该地最为突出的生物或地质特征展开，盐城及周边地区的材料构成了此部分展厅最主要的展品来源。

所谓的更为广普性的自然科学智识，主要体现在上文已述的二、三、四展厅的内容设计上。其传播目标已经显然不局限于盐城当地的地方性知识，而借助对更广空间内的相关联信息的比较和对照，试图呈现盐城以外的更广普的生物或地质现象的“全貌”。例如，观众在这部分所能看到的展品材料，会随着“黄海生态区”这一主题了解到盐城以外黄海地区其他湿地的情况，随着“候鸟迁徙”这一主题看到迁徙路线上的全球情况。这样的做法使展览具备了更强的延展性，也更契合展览在序言中便已明确的“科普”定位。

其次，除了上述内容层面的设计之外，论及该展览的阐释现状之时，也不能忽略其现场所呈现出来的诸多视觉手段。

中国黄海湿地博物馆为体现其“科普”定位，在该常设展览中大量使用了知识窗式的图文展板，这有助于将信息从特定展品上一定程度地抽离出来，引导观众对更为广普的知识展开思考。并且，该类展板大多与一定的互动装置相结合，以提问的方式引出，从而更利于形成观众自主探究和思考的效果。

此外，在该常设展览中，中国黄海湿地博物馆还大量使用了科普场馆中常见的场景式做法，并且对场景的使用显得更具层次感。在该常设展览中，服务于不同目标的场景可分为三类：其一，更接近于场景整体复原，配合标本裸展，旨在给观众更为清晰直观的整体印象，其典型例证为“黄海生态区”部分对各个湿地片区的场景搭建；其二，仅复原场景局部，旨在配合标本、说明文字，放大该场景中的某部分特定信息，同时也起到将特定的标本展品放置回原初语境，以便让观众理解其具体内容，其典型例证为“淤泥质海岸”的海岸剖面场景；其三，相较于前两者而言，不具备太强的信息传达目标，仅作为视觉转换、空间填充或气氛烘托而设置的场景式装置，其典型例证为展厅三层空间顶部的候鸟迁徙景观。

如果说上述图文展板和场景的使用都尚属于科普场馆中的“常规”阐释手段的话，那么中国黄海湿地博物馆所具备的“非常规”的现场视觉手段便在于其有效实现了室内外空间的联动。紧邻中国黄海湿地博物馆，2021年当地建成开放了盐城湿地博物园。单独来看，该博物园具备独立的城市公园性质，同时也以湿地景观、动植物科普为主要目标；从中国黄海湿地博物馆的官方介绍来看，其也有意打造“室内与室外、虚景与实景”相结合的展示形态；具体到展览现场来看，诸多与室外景观相关联的信息知识点，策展人都会在馆内相应的展项处设置提示语，提示观众关于此部分内容更具真实性的场景可移步室外博物园观看，并在馆内设计导引标识，导引观众前往博物园。如此一来，有效地避免了博物馆式展示难以摆脱的去语境化困境。

2.丹顶鹤湿地生态旅游区的现场阐释工作

相较于中国黄海湿地博物馆，丹顶鹤湿地生态旅游区的现场阐释工作较为简单。徐秀娟故居、丹顶鹤博物馆以及丹顶鹤救护繁育中心是该旅游区内较为集中的三个展示点。其中，徐秀娟故居与丹顶鹤博物馆是较为常规的专题博物馆的做法。前者以原状陈列、实物展品和图文展板为主；后者规模较大，以丹顶鹤标本为主，配合图文展板和少量场景复原进行展示。丹顶鹤救护繁育中心兼具科研与游憩双重职能。其主要目的在于繁育丹顶鹤，同时也面向观众开放，观众可隔着围栏观赏到丹顶鹤更为自然的生活状态。现场同步配合图文展板进行基本的信息阐释，并且在特定时间面向观众开放驯鹤表演。此外，园区内整体的湿地生态景观也对观众开放，观众可以自由漫步其中。而在此过程中，整个湿地区域内都会在特定的动植物或景观旁匹配相应的标识说明牌，对该动植物或景观的基本信息予以阐释。

（二）基于阐释现状所折射的遗产价值论

上文的讨论梳理了中国黄海湿地博物馆和丹顶鹤湿地生态旅游区这两处与自然遗产紧密相关的主要阐释地点的阐释现状。这样的阐释现状的形成与两处地点的基本资源禀赋、建成时间、技术限制以及主导者意图等因素都存在潜在的关联。本文的研究目的并非在于全面整理其背后的成因，而是意在指出：即便在这些不同因素的交互影响之下，这两处自然遗产相关联的阐释地点都呈现出某些共性特征，而这些共性特征又都与上文所提的遗产价值论的特点有着不谋而合的“默契”。

首先，在对自然遗产进行阐释的过程中，伴随着明显的价值拆分和排序的逻辑。例如，在中国黄海湿地博物馆内，“黄海生态区”体现的是生态系统方面问题，“淤泥质海岸”展现的是地质特点，二者各自统领一个展区。由于“候鸟迁徙”是该地申报世界自然遗产时最为关键的价值要素，因此在博物馆进行阐释时也被赋予了独特的地位，被单独列为一个展区。而在丹顶鹤湿地生态旅游区，主要的阐释点都围绕着“丹顶鹤”这一个最为显著的价值要素来展开。至于湿地的问题，其在丹顶鹤湿地生态旅游区当中可被看作有两处主要的出现位置，但或许均因其不属于该旅游区中最为突出的价值要素，故而未见更为详尽的阐释工作。

其次，无论是在博物馆还是在遗产地现场，关于现状的阐释在占比上明显多于对“为什么”问题的反思。这一点在丹顶鹤湿地生态旅游区表现得尤为明显。现场可见的无论是动植物或是特定景观的图文或标识阐释，更多在解释其“是什么”，而未进行更多的延展探讨。即便在中国黄海湿地博物馆，虽然相较于丹顶鹤湿地生态旅游区而言，对现状以外的问题有了相对更多的阐释，但是对于盐城如今的发展状况如何、黄海地区的湿地生态区具体有哪些、生态区内现存哪些生物、候鸟迁徙当下的迁徙路线情况、盐城周边的泥质海滩情况以及都有哪些动植物、当下盐城采取了哪些保护手段等，这一系列的问题更多是在回答现状或者“是什么”这类问题，而这一系列问题构成了该展览的主流线索。

上文的讨论呈现了盐城自然遗产阐释的基本现状，尤其是与遗产价值论之间的“默契”。在此基础上，若要为同类遗产阐释的未来寻求更多的可能性，可围绕遗产价值论为核心展开更多的批判性探讨。

凯文·沃尔什（Kevin Walsh）曾以20世纪后半叶欧美国家的遗产和博物馆阐释为对象展开批判性研究。他所探讨的问题众多，其中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对本文关于自然遗产阐释的讨论颇具启发意义。他提到：其一，当时的历史阐释只注重某些事实片段的呈现，而忽略了批判性的反思，缺乏对“为什么”等问题的持续追问；其二，在这种阐释策略下，特定的地点变成了一种“孤岛”，与所谓的“过去”呈现截然断裂的关系，与周边的地点以及整体的语境之间也脱离了联系。这两方面的问题可分别简述为“为什么”的问题与关联性的问题，这与上文提及的遗产价值论的两方面特点也是相互对应的。

（一）对“为什么”的忽视

正如上文所提，无论是在博物馆还是在遗产地现场，针对现状的阐释在占比上明显多于对“为什么”问题的反思。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在现有的阐释体系当中毫无触及“为什么”的问题。例如，在中国黄海湿地博物馆的“候鸟迁徙”部分，整片展墙对迁徙原因的相关假说进行了说明，在“淤泥质海岸”部分，也解释了为何“阴阳水”区域的渔业资源会如此丰富等。但是，在一种更注重价值现状的倾向下，“为什么”的问题仍存在被忽视的情况。就盐城为何能够呈现当下现象而言，还有诸多问题有待阐释。例如，时间尺度的演化是理解盐城当下现象的重要因素之一；但关于这一问题，在现有的阐释点内一直探讨得较少。盐城海岸带长期处于持续的地质变化过程之中，其演化历史特征颇具可述之处。盐城地处苏北断坳区，属于一个持续沉降区，这为盐城地区海侵和沉积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构造环境。因此，在盐城的演化进程中，不得不提及的是数次海平面升降所导致的海岸线迁移、黄河夺淮泥沙堆积以及不同时期人类生产生活的影响。纵观整个展览，此方面内容在论及“和谐共生”时有部分提及，但其阐释视角已经并非主要立足于探讨盐城“为什么”会形成当前状态的立场之上了。

（二）建立多维度的关联

关于关联性的问题，实际上可以进一步细分为四个不同方面，即盐城范围内在内容上相关联的不同阐释点之间的关系、盐城自然遗产不同内容方面的关联、盐城与国际国内其他相关联的地点之间的关系、自然与人文的关联。

1.同一城市的不同阐释点之间

在不同阐释点之间关系的问题上，上文曾提及中国黄海湿地博物馆将馆内展陈与室外博物园湿地相链接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这种关联性。但是，作为世界自然遗产最核心地带之一的丹顶鹤湿地生态旅游区却未提及中国黄海湿地博物馆的相关情况，而中国黄海湿地博物馆虽然有专门的篇幅讨论世界自然遗产的范围与现状，但也未见对丹顶鹤湿地生态旅游区的专门关注。这或许与二者分属不同的管理机构有关，但这也侧面反映出同一座城市相关联的阐释性地点之间的互动还不够充分。

2.同一主题的不同内容方面之间

在自然遗产不同内容方面关联的问题上，上文曾反复提及中国黄海湿地博物馆将“黄海生态区”“候鸟迁徙”与“淤泥质海岸”各自设置一个展区的做法。这样做的好处自然是能够放大各自的特点；但其不足之处在于生态区、候鸟与淤泥质海岸之间的关联便只能隐藏其中了。在目前的阐释现状当中，在对生态区进行展示之前有专门的篇幅介绍了湿地的功能与类型，在提及淤泥质海岸时也有大量内容围绕海岸所孕育的生物多样性，这些内容都可以视作将传统的地质学问题与生物学问题联系在一起。但是，从海岸和生态的关联性角度来看，海岸带不仅为生态系统提供了环境条件，反过来，生态系统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海岸带的发育与演变，因此相互作用是这个问题的核心。现有的阐释只是将这两方面的问题分别呈现，却没有充分强调这种相互作用。实际上，首先海岸带独特的地质特征为碱蓬和芦苇的生长提供了理想的环境条件，而丹顶鹤越冬最适宜的生态环境正是由碱蓬和芦苇构成的湿地，这表明海岸带的地质特性直接影响了植物群落的分布，从而间接影响了动物栖息地的选择。其次，芦苇以及后续引入的互花米草等植物具有发达的根系，能够有效地固定土壤，防止潮汐和波浪对海岸带的侵蚀，有助于保持湿地的完整性，这一过程展示了植物在稳定海岸带地形方面的重要作用。此外，潮间带各类生物在塑造海岸带的形态也有一定的影响。例如，贝类和螃蟹等底栖动物通过其活动改变了沉积物的分布与结构，进一步影响了海岸带的形态演变。最后，各种生物之间的相互作用也不容忽视。有相关研究指出，互花米草具有强烈的侵略性，能够排挤本地植物，进而影响当地的生态构成。这种生物间的竞争关系不仅改变了植物群落的组成，还可能对整个生态系统产生深远的影响。上述例子意在说明自然遗产的不同内容之间是相互影响的关系。在当下的阐释现状中，虽然上述要素各自的价值分别得到了强调，但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却未能在整个阐释结构中占有更大的比重。

3.同一主题的不同城市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