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力革命之二：数据化推动供给侧从“裂变”到“聚变”

前情提要：

在 上一篇 中，我们讲到，新冠疫情带来巨大风险的同时，也蕴藏着巨大的机会，这个机会就是经济发展范式的转换。

从 二百年前的工业革命到现在，我们始终在进行 生产力革命，如今正处于从生产力革命到服务力革命的范式转换关口。 越是 重大的范式转换，潜在收益越大，但是受到的阻碍也越大，这种阻碍在历史上往 往表现为经济危机和战争。

服务力革命是最为彻底的一次范式转换，因此面临的阻碍难度可想而知。 这次新冠疫情带来的经济暂时性休克，对经济结构以及人们心理产生巨大的影响，要超过经济危机和战争，有可能成为推动这场范式转换的关键契机。

这场服务力革命的最初胚胎形态如何， 如何推动， 什么东西会成为这场服务力革命的“珍妮机”？

接下来我们将逐一揭开这些谜团。

一、工业化的本质，是分解基础上的“数据化”

在对服务力革命进一步展开之前，我们需要回过头来，总结一下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到现在，供给侧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 正在发生的数据革命和智能革命，又会把供给侧改革引向何方。

首先，我们要深刻理解“工业化”这个词。 只有彻底理解了“工业化”到底意味着什么，才能理解生产力革命的含义，“服务力革命”的含义也就昭然若揭。

根据教科书中的描述，所谓工业化，从宏观上看，指工业在一国经济中的比重不断提高以至取代农业，成为经济主体的过程。 简单的说，就是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化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 其中又伴随着“城市化”过程，也就是农业劳动力大量转向工业，农村人口大量向城镇转移，城镇人口超过农村人口。 从微观上看，则是机器大生产代替的手工劳动，多人分工协作代替了工匠式生产，用能源驱动的机械力代替人力畜力。 这正是建国七十年以来中国正在发生的一切。

然而，上述描述只是现象，还未涉及到本质。

工业化的真正内核，不是机器生产，也不是城市化，而是“数据化”，更加精确的表述，是以“分解”为主要特征的“数据化”。 如果要对数据化再加一个限定，那就是“初级数据化”。

换句话说，供给侧数据化不是产业互联网才带来的新趋势，而是在两百年前的工业革命发源之初就已经存在，只不过如今要将数据化扩展到更大的深度和广度，以及更高的维度。

人们通常把珍妮纺纱机、蒸汽机这些有形设备作为工业革命的标志。 但是，第一次工业革命过程中真正决定性的变革，是无形的 “标准化革命”。 推动标准化革命的先驱，是美国工业家伊莱·惠特尼（EliWhitney，1765年12月8日－1825年1月8日）。

惠特尼的纪念邮票

1798年，美国正笼罩在随时与法国爆发战争的阴影之下，联邦政府急需四万支燧发滑膛枪。 然而，新生的美国仅有两家国有兵工厂，无法满足如此海量的生产需求，联邦政府决定向私人公司求助，预算为八十万美元。

当时，惠特尼因创业失败深陷债务泥潭，他将这笔金额巨大的政府采购视为天赐良机，他立即找到负责采购项目的主管官员，表示愿意承接一万支枪的制作。 主管官员对惠特尼将信将疑，因为惠特尼此前从未接触过枪支生产。 但由于战势危急，主管官员也是病急乱投医，他决定相信这个年轻人，他孤注一掷地与惠特尼签订了期限为两年的一万支枪的合同，并将另外三万支枪的合同，分包给其他二十六家承包商。

难怪主管官员不相信，这个数量实际上远远超出当时人们对生产力规模的想像。 按照当时的制作工艺，每支枪由一名技术熟练的铁匠承制并负责装配，他必须制作所有部件，还要使各部件吻合，生产进度极慢。 如何才能完成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呢？

合同签订后，惠特尼在康涅狄格州（Connecticut）纽黑文（New Haven）郊外建了一座工厂。 他亲自设计厂房，招募工人。 在工厂里，他将枪分解成若干部分，用专门设计的模子和夹具加工制作同一种部件，再让工人将各部件组装成枪。 他还将以前制作过的机械工具加以改进，制造出了用来切割金属的第一部铣床。 他设计的机具使生产的部件之间的误差非常微小，以致每一支枪的每个零件都可以与其他枪替换。

燧发枪的关键结构

整整两年时间，惠特尼一直在试验和改进他的“可替换零件”和“标准化”生产方式，合同期限很快就到了，惠特尼一支成品枪也没造出来。 负责该项目的官员大为恼怒，将惠特尼传唤到首都接受审查。

1801年1月，惠特尼从已经生产出的零件中，好不容易凑出能够组装出十支枪的零件，带着这些宝贝来到刚刚建成的首都华盛顿，向联邦政府解释“标准化”生产方式原理。 在即将卸任的上届总统约翰·亚当斯和当选总统托马斯·杰弗逊及众多联邦政府官员和议员面前，惠特尼将这些枪拆散，再将拆下来的部件堆放在一起。 然后，他蒙上眼睛，从一大堆部件中随机抓取重新组装成十支枪。 按传统方式生产的枪，每支枪之间都存在一定差异，部件不能混用。 因此惠特尼的表演对于当时的人来说宛若魔术，在场的政府官员和议员们都被惊呆了。

深谙生产工艺的总统杰斐逊马上就认识到，惠特尼的发明对于工业发展的决定性意义。 杰斐逊当场发表了一番被载入史册的即兴演说，他认为惠特尼发明的不仅是机器，而且是新的生产工序以及管理方法。 只有机器以它们不变的形状和规格的切割，才能生产可替换部件。 杰斐逊进一步指出，这一生产原理能大大降低成本，并对于后勤保障具有重要意义。

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

惠特尼的演示以及总统杰斐逊的亲自讲解，使得标准化生产的原理深深震撼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惠特尼不但没受到指责，还得到国会进一步的拨款以加快研发进度。 1801年9月26日，第一批五百支枪交货，质量之好远超过人们的想象。 1809年1月，惠特尼完成了合同规定的全部定额。 尽管比合同晚了整整9年，但惠特尼没有受到任何处罚，相反地，他生产的枪受到广泛好评，以致此后直到他去世的那一年，美国陆军军械部的所有合约都指定要惠特尼公司生产。 各州也纷纷与惠特尼签订枪支制造合同，惠特尼公司从一家濒临倒闭的小厂，一跃成为美国最大的轻武器承包商。

对于当时严重缺乏劳动力和技术工人的美国而言，惠特尼发明的“标准化”生产理念极大刺激了制造业的发展，惠特尼去世以后，他的合伙人约翰·L·霍尔（John L Hall）成功地将这种新的生产原理用于各种枪械的制作中。 继惠特尼之后，多位发明家将他的生产方法加以改进，运用于各种金属加工业中，如科尔特（Samuel Colt）的左轮手枪，杰罗姆（Jerome K Jrome）的钟、罗宾斯（Royal E Robbins）的表，耶尔（Linus Yale ）的锁，辛格（Isaac Merritt Singer）的缝纫机等。 工程师们研发出了大量的新型加工机械，随着机器质量的提高，生产出的零部件的精度与质量也大大提高，生产效率也极大提升。

惠特尼由于实现产品标准化，大大提高生产效率，方便了产品在使用过程中的维修，迈出了工业走向大批量化生产的关键一步，因此，惠特尼又被称为“现代工业奠基人”。

惠特尼的发明，也标志着工业化力量开始深刻影响到人类的战争形态。 在同一时期的欧洲战场，由于工业化力量的介入，战争的烈度和规模空前增长，甚至出现几十万人规模的大会战。 世界战争史也正式从中世纪跨入近代。

二、手工业时代的价值网

在这则关于工业化的历史故事中，有几个重点需要关注：

1、标准化带来的可替换零件，是促进生产力指数级发展的关键要素。

这样一来，人们就可以把一件产品分解为多个零件，将依靠高超的工匠技艺实现的复杂工序，分解为一系列不断重复的简单工序，这样就可以极大降低对工人技术的要求的同时，极大提升生产效率。

所谓的标准化，就是根据标准的设计图纸生产零件，并将零件的各项参数方差控制在可接受范围内。 因此，这就是以“分解”为主要特征的“初级数据化”。

蒸汽机固然提供了工业的“动力机”，但如果没有数据化的“工作机”，就如同拥有巨大力量但不懂控制的莽汉，澎湃的动力更适用于破坏而无法用于建设，也就没有多大的无用武之地。

因此，工业化的内核，就是生产过程的数据化。 通过生产工艺的“数据化分解”，从而促成了生产力的爆发。

这就是标题所说的“供给侧裂变”！

2、范式变革的前提，是存在足以撕裂原有价值网的需求场景。

数据化既然这么牛X，为什么没有早出现呢？ 如果单单从能力上看，人类应当早就具备这种水平的数据化能力了。

任何一种技术发明诞生并发展的前提，是存在足够的应用场景。 瓦特在改进蒸汽机时就说过类似的话，如果不是有巨大的应用场景（以及由此带来的钱景），我才不会费这牛鼻子劲去改进蒸汽机。

工业化的目的是实现大规模生产建设。 但讽刺的是，以大规模破坏为目的的军事需求，恰恰是催生工业化的前提。

人们的需求，才是推动工业革命发展最重要的动力来源，比物理世界的能源还要重要。

在大规模热兵器战争出现之前，人们找不到大规模标准化生产的应用场景。 农业时代工具都很简单，村头的铁匠就能搞定，其他各种手工艺也大抵如此。

首先，手工艺生产不需要标准化，甚至反对标准化。

产品依赖匠人的技艺，而匠人的技艺高低直接形成产品的区分度，技艺好的匠人生产的产品自然会大受欢迎，匠人们为了突出自己的特色，会不断磨练精进自己的手艺，也就是所谓的“工匠精神 ” ，同时会给自己的产品打上独特的烙印。 至于那些高端定制化需求，比如铸剑大师欧冶子的几把剑： 湛卢、纯钧、胜邪、鱼肠、巨阙，每一把都有独特的名字和故事，都是有灵魂的艺术品。

再比如，我们熟悉的三国时代，吕布用方天画戟，关羽用青龙偃月刀，张飞用丈八蛇矛，这些产品都是根据使用者的特点量身定制，体现了用户自身的特点和独特品味，每一把都是传奇。 （当然这是小说虚构，但是反映了人们的认知）

你要说关羽拎着一把标准化生产的制式刀具SB-007上阵斩华雄，听着就差了十万八千里，哪有半点武圣风采。

在这样的环境下，你说要进行毫无灵魂的标准化生产，目的是为了降低工艺门槛，简直就是low穿地心，直接就落到鄙视链的底层。

其次，手工艺生产也不需要规模化，甚至反对规模化。

今天的人们回望过去，似乎很难理解这一点。 其实今天的我们面临类似的困境，但大多数人也是浑然不觉。 这就是无处不在的价值网导致的心智束缚。

三、价值网的具象形态： 匠人行会

匠人手工的产量低，所需要的市场容量有限，在本地就可以消化； 与此同时，中世纪交通不便，导致物流成本很高，产品通常只在本地销售。 匠人们为了避免彼此间的恶性压价竞争，也为了抵制封建领主的压榨勒索，便逐步联合起来加强自己的力量与地位，按照不同行业组织了行会。

行会在当时起到了保护劳动者利益的作用，实际上就相当于手工业时代的“工会”——它们都是一种劳工保护组织。 匠人有自己的作坊和生产工具，有帮工和学徒各若干。 学徒经过三至五年升为帮工； 帮工经过二至三年可以升为匠人，独立开业，成为行会会员。 这样形成了“学徒—帮工—匠人”的等级制度，大多数行会在匠人之上还有若干更高等级以实现管理。 匠人本人参加劳动，但对学徒、帮工有程度不同的剥削。 行会由会员选出若干人组成领导机构，这些人成为行会的上层分子。

匠人行会为了保护手艺不外传，也是操碎了心。为了防止技术秘密泄露，制定各种黑话、暗语、符号仅供本行会人员内部交流，加入行会以及手艺传承有种种限制，例如必须有会员介绍，加入之前有漫长的考验期，比如“传男不传女”啦，世代单传啦，还有一系列复杂的仪式。 如同自然界中的捕猎者会划分地盘，匠人们也会划分势力范围，各有山头，不能随意跨界。 比如史书记载，中世纪威尼斯的玻璃器皿商人没有事先拜好山头，跑到别的城市建立分店，遭到该城市的玻璃行会派人暗杀。

匠人行会的规矩听着像黑社会，实际上有历史渊源的那些黑社会比如三合会、山口组神马的，前身就是匠人行会。 中世纪欧洲的匠人行会可不是如今看上去人畜无害的非政府组织，本身就带有准军事性质，是城市民兵最重要的力量。比如发生在1302年的金马刺之战，就是弗兰德斯的匠人行会组织的军事力量，干翻了全副服装的法兰西贵族骑兵。这么强大的力量，个别匠人妄想反抗岂不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

金马刺之战

行会规章严格，成员只能墨守成规，禁止个别会员技术创新，因为这会导致其他会员的利益受损，谁要创新会受到全体会员的排挤打击。 除了技术创新以外，行会还禁止生产过程中进行技术分工。 例如原来的铁匠分化成制刀匠、制剪匠、制钉匠、制马掌匠等。 比如，王铁匠特别善于打造刀剑，而且跟他的学徒进行分工，学徒打造毛坯和次要部位，他来打造刀刃，不仅打得快还利润高。 于是王记铁匠铺打算专门打造刀剑，不接其他铁匠活。 在行会制度下，不准这么干！ 除非你有实力跟全城工匠对着干，否则绝对不能坏了这些规矩，要不分分钟人家带人上门砸了你的场子！

如果说现代工业受到供给侧思维的限制，不善于解决需求形态变化的问题，中世纪的匠人行会则为了防止已有技艺失效，甚至连需求形态都不允许变更！

在工业革命之前，生产力效率低下的手工艺已经形成了一整套与之适应的价值网。 这套价值网在保护手工艺的同时，也限制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 工业化发展到今天，这种匠人习气仍然在一些局部显现。 说相声的郭老板常常吐槽在成名前被同行排挤，但在自己成名之后也用匠人那一套规矩。

这样的价值网之下，根本就不存在大规模标准化产品的应用场景。 唯一例外的场景就是大规模热武器战争。 大规模战争需要征召平民入伍，平民不像贵族从小进行军事训练，因此武器低使用门槛就很重要，这就需要武器都是制式装备才便于训练；热武器战争把任何耐用品都变成了易耗品，因此可补充可维护变得非常重要，只有零件标准化才便于后勤和修理； 热武器是巨大的物资消耗，也就倒逼生产效率的提升，提升效率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零件标准化和分工协作。至于匠人行会？在国家战争机器面前，再强大的民间组织也不过是螳臂当车了。

在中国历史上，战国后期的秦国，由于大规模平民战争的需要，并且采用的主要兵器弩箭类似热武器，包含多个零件并且是易耗品，诞生了大规模标准化生产的雏形。 兵马俑考古发掘中发现的秦朝兵器精度极高而且零件可互换，与参差不齐的六国兵器完全不同。 但是秦朝统一之后，这种工业化雏形由于很快失去了应用场景没有得到持续发展，被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

秦国军用弩

四、“惠特尼范式”下的广义摩尔定律

二百年来的工业化，从早期的简陋机器生产发展到如今遍布全球的精密复杂的供给网络，看似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本质上不过是沿着惠特尼的道路继续前进，从而进一步释放生产潜力，仍然是在拆解的基础上进行更小颗粒度的数据化。

从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来，工业的主要动力始终是电力，动力形式在一百年间没什么变化，但是生产力水平仍然在指数级提高，就是源于在数据化基础上更加精细化的生产控制能力。

惠特尼范式之下的随着数据精细化程度提升，导致生产力水平指数级发展的规律，其实就是“摩尔定律”的实质，我把它称作“广义摩尔定律”。

今天的工业生产母机，已经发展为极高精度的多轴数控机床，相对于一百年前人工操作的机床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加工环节只是供给侧的一小部分，在物流、仓储、人员、流程等方面，还有巨大的效率提升空间。

一百年前，人们把数据化方法从直接的生产环节扩展到对人的管理、物的管理，流程的管理，诞生了泰勒的科学管理方法，由此掀起了管理学革命。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戴明博士发展了全面质量管理（TQM），日本丰田公司将戴明的理论发挥到极致，被称为“精益生产方式”（Lean Production）。 八十年代，摩托罗拉提出六西格玛管理方法，其内涵是制定极高的目标、收集数据以及分析结果，通过这些措施不断循环，来减少产品和服务的缺陷。 美国的通用电气（GE）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将六西格玛从全面质量管理方法演变成为一个高度有效的企业流程设计、改善和优化的技术，并被许多大公司所采用，成为科学管理技术达到登峰造极的标志。

到此为止，惠特尼开创的工业化范式走到了理论和实践的极限。

执行六西格玛质量标准，意味着出错率不能超过百万分之3.4，再进一步提升控制精度不仅难度极高，而且也失去了现实意义。 也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美国的工业开始大规模向中国转移，因为这些传统工业门类已经发展到尽头，无法通过技术和管理改进提高效率。 美国金融资本对传统产业失去了兴趣，转而通过产业资本全球化配置来榨取利润，并将主要兴趣投入新兴的信息技术产业，也就是如今所说的ICT行业，只有这里才有足够的利润回报。

前文提到的“摩尔定律”，也正式被因特尔公司的联合创始人摩尔所提出。 在信息技术的推动下，ICT行业挑起了工业化的大梁，也是惠特尼范式之下的两百年工业革命最后一波高潮。 发展到今天，作为材料加工数据精细化颗粒度的顶端，集成电路制造工业的关键尺度已经逼近3纳米，也基本达到物理极限。

惠特尼范式的生产力发展已经逼近极限，此后的发展空间极为有限，根本不能承载拉动全球经济发展的需求。 就算把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5G等先进技术统统怼上，充其量也就是把供给侧的出错率都逼近到百万分之3.4而已，这点效益提升，连技术投入的天量成本都填补不上，更别提发展了。

因此未来的所有希望，都寄托在通过范式变革寻找新的出路之上。

五、传统管理学已山穷水尽

以上列举的管理学这一派聚焦于对象和过程的数据化，因此被称为“大泰勒主义”（如果回本溯源的话，应该称为“大惠特尼主义”，但是研究管理学的这帮人只记得一百年前的始祖泰勒，早已忘了二百年前的真正始祖惠特尼）。 与大泰勒主义相对，管理学还有一派关注人际关系以及人的心理对生产力的影响，这一派从梅奥博士主持的霍桑实验为起点，因此也被称为“大梅奥主义”。

大泰勒主义又被称为定位学派，信奉“经营战略的制定可经由定量分析和定型计划流程解决”， 我们知道的安索夫矩阵、SWOT分析、经验曲线、五力分析等一系列耳熟能详的分析工具，都是这个派别创造的。 他们以此来制定战略、改变产品的生产流通环节及组织结构。 大梅奥主义又被称为能力学派，坚定地认为“企业活动应侧重于人际关系方面”，优秀的领导能力无法打分，组织的柔性无法量化。 但是既然无法量化，就变成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玄学，只能作为前者的辅助。

这两派如同华山派的剑宗和气宗，定位学派认为不管能力怎么提升，很快会被模仿，而能力的作用在于支撑企业的独特定位。 能力学派则认为，定位战略才是比较容易模仿的东西。 双方都认为对方的理论会拖垮企业，直到现在也没有争论出统一的结果。 战略领域的超级通才亨利·明茨伯格最后出来和稀泥： “一切依照实际情况。 当外部环境较重要时就使用定位学派理论，当内部环境较重要就使用能力学派理论。 ”

然而无论是定位学派还是能力学派，他们的理论框架都没有逃出祖师爷惠特尼画下的五指山： 在给定需求的前提下，求解供给效率问题。

生产力发展到今天，恰恰是要推翻这个五指山。

我们身处于VUCA（volatility（易变性），uncertainty（不确定性），complexity（复杂性），ambiguity（模糊性））时代，需求也是VUCA的，你怎么解题？

这就好比华山剑派的所有武功招式，都是以敌人是人类为前提设计出来的，因此招式冲着人体结构的要害去的，你把招式练到足够熟练，就可以克敌制胜。 但是现在，你要打的是天上飞的鸟，把这些招式练得再熟练也没用啊？

要想让经济进一步发展，光靠玄学是不行的（当然，你可以用乔布斯等个别天才的事例来反驳，但是天才的能力是没法复制的，除非你找到批量培养乔布斯的方法）。 本质上还是得以力破巧，沿着数据化的道路继续走下去，实现更细颗粒度的供需匹配，这就要打破原先限定的供给侧边界，形成“供给—连接—需求”构成的复杂系统。在需求动力的驱动之下，这个更大范围的复杂系统各个要素在复杂互动中不断涌现新秩序，让整个系统如同智能生命体一样不断演化，从而引爆服务力革命。

然而，供给侧已经形成的高度精密复杂的供应链网络，既是保证大规模工业生产的有力保证，也是供给侧进一步变革需要挣脱的价值网，起到了类似当年匠人行会的作用。

幸好，如今的用户权力也早已今非昔比 ，从相对弱势的一方逐渐变为相对强势的一方。

六、用户权力崛起的时代

两百年的工业化历程已经证明，对于供给侧来说，只要需求给定，无论这个需求多复杂多困难，比如说你很难找到比“把人类送到月球”更复杂更困难的需求，人类都可以通过数据化分解的方式把它搞定，并且可以通过数据化管理的方式将其成本降到合理范围。

比如埃隆·马斯克正在努力用这种数据化分解和管理的方法，将“把人类送到火星”的成本降到合理范围。 但人类遇到的新问题是，如何捕捉这些快速变化、高度分化且层出不穷的用户需求。

一方面，由于供过于求，捕捉用户需求已经取代了供给能力，成为市场竞争的关键要素； 买方市场的用户自然就拥有越来越大的话语权。

另一方面，由于信息技术的加持，原先分散、孤立的用户个体已经相互连接为复杂的用户网络，拥有越来越强大的力量，甚至可以在顷刻间左右企业的生死！

举个极端一点的例子，去年滴滴顺风车司机见色起意谋杀女乘客，滴滴客服处理不力激怒了公众，汹涌而来的舆论声浪迅速发酵，差点让这家几百亿美元估值的公司关门大吉，这种事情在前互联网时代是不可能出现的。 这虽然不是直接与用户需求相关，但是反映了如今用户群体和企业的强弱地位已经对调。

大众点评、淘宝信用，用户评价越来越成为商家的生死符，在更广泛的领域验证着用户权力的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