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名称: 三会学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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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230  赫希曼丨利益和欲望学说的主要内容

三会学坊  · 公众号  ·  · 2019-08-15 08:00

正文


幸运的是,人们处于这样的情境中:虽然其欲望可能会促使他们做坏人,然而其利益却阻止他们这样做。




| 艾伯特·奥·赫希曼


孟德斯鸠


孟德斯鸠看到了商业的诸多优点。对他所主张的商业扩张与礼仪的传播之间的联系、我们已作了评论。对孟德斯鸠来说,商业的政治影响与其文化影响有如影之随行:在集中论述政治问题的《论法的精神》一书的第一部分,孟德斯鸠首先按古典共和论者的思路论证道,只有当财富并不过分充裕或未过分分配不均时,民主通常才能继续存在。但是,他接着又提出了“基于贸易的民主”的原则的一个重要例外。他说:因为

贸易的精神自然地带有俭朴、节约、节制、勤劳、谨慎、安分、秩序和纪律的精神。这种精神存在一天,它所获致的财富就一天不会产生坏的效果。

因为对贸易的这种赞美过于夸张,所以人们几乎被诱使拒绝这一赞美。但是,在他的后期著作中,孟德斯鸠对商业的有利政治影响做了更为详尽地、更为严密的理性论证。这论证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现在我将较为详尽地加以介绍。应当注意的是,较之刚才提到过的论证,这论证不仅不限于商业对民主的影响,而且被令人信服地应用于其他两种政体:君主政体和专制政体。在他的《论法的精神》中,孟德斯鸠通篇都在讨论这两种政体,这两种政体是他最为熟悉和最为青睐的政体。


《论法的精神》


在《论法的精神》第4卷中,孟德斯鸠讨论了贸易(第20、21章)、货币(第22章)和人口(第23章)问题。在第20章他提出了自己对一系列涉及广泛的论题的一般看法。这些论题包括从“贸易的精神”到允许贵族涉足贸易活动的明智性等。在第21章中,孟德斯鸠以对比的方式单独论述航海史和贸易史这一论题,而且试图尽量如实地描述它们。接着,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在书中讨论“贸易如何冲破欧洲的野蛮”这一节中,人们发现他突然提出一般原则问题。在这里,孟德斯鸠首先描述了教会禁止思考利益之事、如何阻碍贸易的发展和贸易如何因此而被犹太人所独占;犹太人如何遭受贵族和国王的暴行和不断的勒索;犹太人最终如何通过发明汇票来做出应对。这节最后部分得出许多令人吃惊的结论:

……这个方法使得贸易能够避免暴行,并且能够在各地维持下去。因为最富有的商人的财产都看不见了,又可被转移到任何地方,不留下任何痕迹。


……在这种意义上,可把汇票的发明归因于君主们的贪婪。汇票的发明使得贸易多少摆脱了君主们的控制。从这时起,君主们的治国便要比其自己所想象的还要明智些,因为肆行权威是无济于事的。……政府除了仁厚而外没有其他东西能够带来繁荣。

人们已经开始摆脱马基雅弗利主义,并且将继续一天天这样做下去。政府机构需要表现出更多的温和了。过去所谓政治上的妙计在当今除了产生恐怖而外,只是轻举妄动而已。


这一节以这样的句子结尾:

幸运的是,人们处于这样的情境中:虽然其欲望可能会促使他们做坏人,然而其利益却阻止他们这样做。

这句话是对我在本书所论述的问题的绝妙的说明,并被选作本书的卷首语。


这的确是一个伟大的概括。它基于这样的期望即利益——贸易及其必然结果,例如汇票——将会抑制权势者的欲望和权势者的欲望诱发的“邪恶”行为。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中的大量相关段落表明,他在第21章所提出的观点是他关于经济学和政治学之间关系的思想之重要组成部分。在下一章(第22章)中,当他讨论到君主的货币贬值政策时,提出了完全相同的观点。罗马皇帝热衷于货币贬值,从中牟取暴利。但是,自那以后,货币贬值政策是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因为大量的对外交易和套汇交易将会接踵而来:

这些强行的措施在今天是不可能发生的;当今一个君主会欺骗自己,但却无法欺骗所有人。外汇交易使银行家学会了对全世界的货币加以比较,并对其进行公正的评估……外汇交易曾摧毁了借助政府的权利而采取的重大措施,或者曾使这些措施无法实施。

第21、22章描述的两种情形之所以看来似乎更为相似,是因为这两种技巧(汇票和外汇交易)的术语几乎完全相同,其结果是导致了对政治家的约束。在他的评述中,孟德斯鸠强调了汇票的重要性;令人吃惊的是,汇票仅仅在最近才受到重视,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比汇票更有用的了;在《论法的精神》中,孟德斯鸠对财富做了大量的剖析,将其分为地产和动产,汇票属于动产的一部分。


在孟德斯鸠之前,斯宾诺莎做了相同的区分,也是出于政治目的。在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方面,他也同样流露出对前者的垂青。在《神学政治论》一书中,斯宾诺莎甚至主张所有的不动产,包括房产(如果可能的话),都应是国家财产。禁止私有财产,其目的是为了避免无法化解的争斗和无法克制的嫉妒:由于不动产的数量是有限的,同一社会的成员必将陷入这样的困境,即某人的所得正是他者的所失。所以,“公民不能拥有不动产……这对促进和平及和谐是极为重要的”。另一方面,贸易和动产完全被视为是良性的,因为它们增加了“利益,利益不是相互依赖的,就是需要借助同样的手段以便自身的增长”。对斯宾诺莎来说,个人所能够拥有的金钱的数量仅仅取决于他的努力,这种努力反过来又导致了个人相互之间的债务网,这就会加固那些把社会结合在一起的纽带正如我们将要指出的那样,与地产和不动产相关的动产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不仅被斯宾诺莎和孟德斯鸠用作类似的乐观主义的政治设想的基础,而且被斯图尔特爵士和斯密用作类似的乐观主义的设想的基础。


Baruch de Spinoza


对于公债的增长和随之而来的政府债务或“国债”总额的巨增,见仁见智,在此必须略作介绍。一些英、法作家,包括休谟和孟德斯鸠,认为这类动产的增加是有害的,而非有益的。


尽管在他们的观点中不乏“不动汇票”学说的因素,但他们对公债增长的批评主要是基于政治考虑。其实,结果倒是这样:他们的批评也是源于对政府权力的膨胀的基本担忧,这种担忧导致了他们对其他动产(例如汇票)增长的积极评价。后一类动产之所以受到孟德斯鸠和其他作家的欢迎,因为他们期望以此来限制政府所采取的暴虐的独裁行为。但是,一般说来,只有大规模借债而使国库能够为政府的运作提烘财务支持,这种能力和政府的权力才会得到增强和巩固。所以,这些作家既欢呼汇票流通的增长,也因“国债”而哀叹此种增长,这毫无不妥之处。


在说明汇票和外汇套汇如何降低权势者以其贯有的鲁莽和残暴而行事的兴趣时,孟德斯鸠只是沿着他在这篇短论——即早于其《论法的精神》出版23年而写就的《政治论》——中为自己所列出的纲领继续探究:

用直接地说明政治实践与道德和理性是何等地相冲突来攻击政治,这是无济于事的。这种说教每个人都信服,却不能改变任何人……我认为,最好是曲线救国,通过说明某些政治实践几乎是无价值的来尽力煽动起大人物们对某些政治实践的厌恶情绪。

因此,孟德斯鸠的主要政治原理,促使他去发现和接纳汇票与外汇套汇可能带来的有益的政治影响,也促使他夸大了这神影响。这些原理和交易,是与激发其大部分著作的政治关注完全一致的:找到一个防止滥用权力的方法。他对权力分立和混合政府的赞许,源自其对权力制衡的探索;因为,除了一些根本不同的结论,他仍然同意霍布斯的说法:“每个掌权者都易于滥用权力,古今无一例外;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在他的笔记中,孟德斯鸠抄录了一则英国格言:

爱权是人的天性;权壑难填;爱权之欲生生不息,人们对权贪得无厌。

这是孟德斯鸠1730年旅居英国时在博林布罗克(Bolingbroke)主编的评论性期刊《手工业者》上读到的一则格言。所以,他设想了权力分立原则和其他各种方法。因为像他在一则著名的格言中所说的那样:

要想防止滥用权力,必须通过权力配置而用权力约束权力。

从其他方面来看,合理的权力配置遏制权力的无限膨胀。这主要是通过把各种制度性和宪法的保障措施植入政治体制而实现的。但是,为何不把其他可能有用的东西归入这种配置呢?如前所述,当讨论到经济问题时,孟德斯鸠认为,正像权力欲一样,贪欲是自我膨胀和无法满足的。尽管他对后者表示了极大的关注,但我们知道他在前者中看到的只是温厚。因此,他自然会寻求一些具体的方法,并通过这些方法把攫取欲运用于合理的权力配置过程中。在上面那个关键性的句子中,孟德斯鸠将统治者的欲望视为由统治者的利益驯服的,并把当时流行的制衡欲望的学说与他自己关于制衡权力的理论融为一体。他欢呼汇票和套汇的出现,并将其视为宪法的保障措施的辅助物和反对专制主义和暴虐的独裁行为的有力武器;这些关于经济扩张会带来有益的政治后果的章节,构成对他的政治中心论题的重要而迄今却被忽视的贡献,正像它们为新兴的工商业时代作出一些基本辩护一样。


正如到目前为止的论述所表明的那样,孟德斯鸠的学说涉及到的是国内统治和政治学。这实际上是政治思想的主要关注点,在这个传统领域中他提出了通过制定制度和宪法来进行改革的建议。然而,在17和18世纪,人们越来越关注国际关系,尤其是越来越关注主要国家都卷入的且实质上持续不断的战争状态。在战争被认为是由统治者的受情欲支配的、恣意的暴行引起的意义上,国内政治或经济组织的任何改进都会有效地约束这种行为,当然,也会间接地产生有利的国际性后果,并增加和平的可能性。但是,可以想象,在国家之间进行交换的国际贸易,也能对和平和战争的可能性产生直接的影响:利益可能再次克服欲望,尤其是征服欲。由于对国际关系的思考相对来说并不充分,这种设想大体上只能归结为一种含糊的概念和未经证实的看法。


事实上,从17世纪到18世纪,关于贸易对国际冲突和合作的影响的基本观点确实发生了变化。不是由于重商主义学说,就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市场实际上是有限的,一国的商业扩张只能靠排斥另一国的商业扩张而得到保障),商业被科尔伯特(Colbert)和蔡尔德爵士(Sir Josiah Child)分别描述为“永无休止的战斗”和“一种战争”。大约50年后,商业的基本环境和学说实质上并无任何改变。不过,孟德斯鸠的一位密友梅隆(Jean-Francois Melon)在 1743年宣称:

在一个国家内,征服的精神和贸易的精神是相互排斥的。

正如孟德斯鸠明确断言的一样:

贸易的自然结果就是和平。两个囯家之间有了交易,就彼此互相依赖:如果一国由于买进而获利,那么另一国则由于卖出而获利;彼此间的所有联合都基于相互需要。

人们在贸易对和平的影响方面的观点的戏剧性转变,可能与孟德斯鸠关于经济扩张所带来的国内政治后果思想有关。当战争越来越被视为由王室的野心和愚蠢(如在《天真汉》中),而非“真实利益”引发的时候,人们很难再相信:国内的经济扩张将导致对统治者的行为的约束,而国际上的会导致战争。


事实上,孟德斯鸠对贸易的赞许留有余地。在称赞贸易对和平的贡献这一章中,他对下面这一方面深表遗憾:贸易将人的一切关系都金钱化,使人们不再好客和丧失其他“美德,而这些美德使人们并非总是刻板地讨论自身的利益”。


梅隆则没有此类不安。相反,他希望使那些害怕贸易在带来和平的同时会导致诸如英勇和勇敢之类品德的丧失的人们消除疑虑。他断言,这些品德不仅会保存下来,而且会因海上贸易所经常面临的航海危险而得到倡导。因此,皆大欢喜:就战争而言,贸易扮演战争的阻止者的角色,扮演道德的等价物的角色!


在18世纪中期的法国。人们对灾难性的独裁统治束手无策。孟德斯鸠倚重于靠贸易、汇票和套汇作为反对暴虐的独裁行为的保护措施。这种做法有悖于法国当时的大气候。战争可以被解释为绝望的抚慰或乐观想象的非凡展现。至18世纪后半期,英国的王权淡化了绝对专制,不大愿意在政治以外寻求补救的办法。然而,18世纪后半期,在“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中也产生了类似的思想。


对诸如斯密、弗格森和米勒之类的经济学家来说,这些思想很可能源于他们关于经济变化是社会政治变革的基本决定因素这一共同信念。但是,对用最为清晰和笼统的方式提出类似于孟德斯鸠思想的斯图尔特来说,这种解释甚至是较为简单的:他的主要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探本》(1767年),主要构思和写作于他离开英国后长期流亡于欧洲大陆期间,那里的政治形势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尤其明显。就该书的一般原则和大量的具体分析而论,显然受到了孟德斯鸠思想的影响。


例如,孟德斯鸠关于汇票和套汇的政治影响的思想,在斯图尔特用下面的话语描述“开展积极的对外贸易对贸易国产生的一般后果”这一章中得到了明确的回应:

政治家环视一番,满怀惊奇,他曾自视在社会中独占鳌头,但现在意识到自己被私有财产的光辉遮蔽了;当政治家试图支配私有财产时,后者却躲开了他的控制。这使政治家的统治更加复杂、更加难以维持;政治家除必须利用权力和权威外还必须巧舌如簧。

在谈到与拥有“不动产”的地主相比,“富裕阶层”“能够打消(政治家)的企图”并能够挫败“其控制私有财产的计划”时,斯图尔特又一次表达了同样的思想。


James Steuart


当斯图尔特接着在同一章中具体地考察经济扩张(他称之为“工商业的建立”)所带来的社会政治后果时,他首先以更加通俗的形式详尽阐述和介绍了这样的思想,即人为的经济扩张遏制拥有政治权力者的贪权和恣意勒索。


前面所引述过的段落表明,斯图亚特对下面的著名难题有其独到的见解。他深谙重商主义思想,并在某些方面仍受其影响。他确信,如果正确地引导的话,那么,工商业能够巩固不列颠王国的政权,并因此巩固君主的统治地位。同时,他对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做了观察,并可能熟悉其苏格兰同胞(例如,休谟和罗伯逊)的新的历史思想,这种思想展示了一系列完全不同的结果:以牺牲贵族且最终以牺牲国王为代价,商业扩张巩固了“中产阶级”的地位。斯图尔特处于这两种相互矛盾的分析或假设的交叉处,他借助一种辩证推理的结果而大胆地将两者调和起来:这种辩证推理的结果和其他暗示,共同使得他的思想可能影响了黑格尔。他以真正的重商主义者的方式坚信,“工商业的兴起”源自政治家获得权力的野心,但他接着说明事情是如何发生了实在意想不到的逆转:

工商业……的兴起归因于君主们的野心……主要是那些想壮大自身,由此使其邻国对之感到恐惧的君主。但是,直到现实教训告诫他们,他们才发现,从这种目的出发获得的财富正是这一目的的落空;那些手中握有君主公债且富有、勇敢、充满生机者,也会以此来增强自身势力。当这种势力变得强大时,他们就会倾向于动摇君主的权威。这一转变的后果导致一种更为温和的、更为规范的管理方案的出台。


当一个国家一旦开始以工业为支撑,人们所担忧的君主权力的危险性就会减少。他的行政机构变得更为复杂而且……他发现自身是如此地受制于政治经济法则,对它们的任何违反都会使自己陷入新的困境。

在这一点上,斯图尔特做了一点限定:

我所说的政府,仅指那些以一般法则为指导且管理有序、符合宪法的政府;当我提及君主时。我指的是他们的内阁。我正在探究的原理,与其政府的理性管理有关;设想出克服君主作为人所具有的欲望、罪恶和弱点的有力武器,这属于政治学的另一分支。

但是,在随后的几章中,当斯图尔特回到“复杂的现代经济系统”对政府的公共事务的管理的“种种限制”这一话题上来时,完全忘记了这一告诫。他再次提出了一个具有两面性的观点:一方面,财富的增长,使政治家极大地影响着“全体人民的行为……这在以前的时代、甚至在最独裁政府统治下也闻所未闻”;然而,“统治者权力的一切恣意的运用都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在“复杂的现代经济”的本性中蕴涵着的理性,斯图尔特又将其称之为“计划”或“法则”。

……这一计划的实施将绝对地证明其有悖于任何独裁或非常规的措施。


不管一个现代君主的政权曾经是多么专制,他一依据其王国的法律制定出经济计划,其政权就立刻受到了限制。我们将尽力解释这一现象。即使先前他的权威像楔子(它可以用于不同的用途,例如,劈开木材、石头和其他坚硬的东西,并且可以被弃之一旁,被人随便重新拾起)一样坚硬和强大,它最终也会变得像钟表一样精妙,因为除了记时外钟表派不上其他用场,如果用作其他用途,或除了以最轻柔的手触摸外,它都会立刻被弄坏。


所以,现代经济是曾被设想出的对抗专制政府的愚蠢行为的最有效的手段……

对最早由孟德斯鸠提出的思想,这里还有另外一个惊人的系统阐述。由于“复杂的现代经济制度”,利益将战胜独裁的政府机构和“专制政府的愚蠢行为”,简言之,战胜统治者的欲望。这一次,斯图尔特把他早先的告诫抛到九霄云外,并明确地将工商业的扩张视为“反对(人类)欲望、罪恶和弱点的可靠的有力武器。”


如果与斯图尔特思想的其他部分联系起来看,人们能够更好地理解这里所列出的孟德斯鸠的一系列思想。在孟德斯鸠那里,如果要证明他对商业扩张的政治含义的思考与其著作的主题极为合拍,这是易如反掌的。但是,斯图尔特却身背污名,人们对其思想的第一反应就是前后矛盾:长期以来,人们认为《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书中的“政治家”不断地通过种种指令来维持经济在平稳的轨道上运行;书中恢复作为伟大经济学家斯图尔特的名誉的种种尝试,已表明斯图尔特是马尔萨斯(Malthus),凯恩斯(Keynes)和“调控经济学”的前辈和思想先驱。斯图尔特应该同时证明,“现代经济的产生”怎么可能将对政治家产生前所未有的抑制或约束呢?


An 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斯图尔特暗示,这种解释就在于区分下面这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专横的”权力的滥用源自统治者的罪恶和欲望(并与孟德斯鸠关于“统治者暴虐的独裁行为”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仅仅出于公共利益考虑的虚拟政治家实施“精确调控”。根据斯图尔特的理论,现代经济扩张终结了前一类干预,但是,如果经济要沿着合理的轨道平稳运行,就少不了后一种干预。


通过斯图尔特关于表的比喻(他将“现代经济”比作表),他的思想的基本统一性得到了全面的理解。他在两个不同的场合使用了这一比喻来依次说明刚才提到过的国家干预的两种形式。一方面,表是如此的精密,以致“除了……以最轻柔的手来触摸外它都会立刻被弄坏”。这意味着,对统治者旧式的专断行为的惩罚是如此严酷,以致它们只能偃旗息鼓;另一方面,同样的表“不断出现故障;有时发条太松,有时又太紧了……必须借助工匠之手使其松紧得当”;因此,就经常需要善意而精确的干预。


在这里,人们不禁会想到把宇宙比作表的比喻,该比喻在17和18世纪颇为流行。它的必然结果是,现在上帝被迫改变或重选职业:从《旧约全书》中的陶匠变成了熟练的表匠,即伟大的表匠(le Grand Horloger)。当然,其含义是,上帝一旦制造出表,这表将完全自我运转。斯图尔特的表(经济)秉承了这表(宇宙)的品性,即不应受到外来专横干预影响的制造精密的机械之品性,但是,通过选用表这一比喻,斯图尔特试图表达这样的两重意思:一是任意的、粗心的操作是不可行的,二是表需要细心的、老练的“政治家”经常进行正确的调控。



约翰·米勒


孟德斯鸠和斯图尔特都认为,工商业的扩张会消除统治者的专横、独裁的政策。他们的理由即使不尽相同,也是相似的。孟德斯鸠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某些情形中,由于新的特殊金融机构的出现,国家基本上被剥夺了任意没收财产和贬值货币的传统权力。对斯图尔特来说,正是“现代经济”的过度复杂性和脆弱性,使专横的决定和干预变得不可思议,即变得代价过于高昂和太具破坏性。


在这两种情形之下,统治者再也无法像以前那样做出一些暴虐或无法预料的举动,尽管他们仍然很想这样做。孟德斯鸠和斯图尔特的主张,更多地是依靠约束、牵制和制裁君主,而非激励君主直接地促进国家财富的增长,后者是重农主义者支持的做法,正如将要简要评述的一样。


John Millar


孟德斯鸠和斯图尔特选择的“阻止模式”,尤其是后者提出的一些变种,仍需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毕竟,障碍物不可能是万能的,君主都可能断然地采取放肆或暴虐的独裁行动。即使这种情况发生,如果社会上有能够被迅速动员起来去反对君主并迫使其收回或修改其政策的力量,这种情形可能仍有避免的余地。所需要的是一种反馈或均衡机制,这种反馈或均衡机制能够在有利于工商业扩张的条件被搅乱的情况下恢复这些条件。这种机制内含于商人和中产阶级的兴起过程中,正如从休谟、斯密到弗格森的18世纪的诸多作家所描述的一样。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又一杰出成员米勒,对下面这种现象的历史原因做了清楚的说明:这些阶级不仅一般地施加着越来越大的政治影响,而且能够通过集体行动对他人滥用权力做出反应。


在其身后出版的一篇题为《制造业、商人和人文学科的发展以及该发展传播自由和独立精神的倾向》的论文中,米勒将自己的主要理由陈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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