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专稿
作者：水文化研究学者 王坚
六十多年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有谁能料到今天的中国能坐拥全球第一大外汇储备，成为世界最大的工业制造国家、世界最大对外贸易国家、世界最大出境旅游人数国家，而且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三十多年前，又有谁能预想，今天的中国能将人成功送上太空，能举办人类有史以来最成功的奥运会，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者，并被公认是经济“全球化”的领袖国家？毋庸置疑，中国三十年来在经济方面的发展速度和规模，让世界感到惊叹，也吸引了世界范围内对“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的高度关注。
“中国模式”，或称“中国道路”范畴之下，中国国内三十多年来年均近10%的经济增长率主导了人类历史上最耀眼的经济革命，它改变了世界的四分之一人口的生活状态和生活方式，形成了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自成一体的社会变革方式。
今天，中国正在准备把自己在经济领域中成功的经验、工业生产能力、科技金融能力，和文化软实力通过“一带一路”向海外推介和拓展，进而链接世界，与世界共同分享，共同进步。中国人第一次推介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天下大同”理念走向海外，和世界各国人民一起创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首倡“天下大同”，实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商、共建、共享、共赢。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目标。从360多年前《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的平等和主权原则，到150多年前日内瓦公约确立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从70多年前联合国宪章明确的四大宗旨和七项原则，到60多年前万隆会议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国际关系演变积累了一系列公认的平等、尊重、合作、共赢、和平原则。这些原则应该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遵循。”
中国是这样一个从骨髓里珍爱和平的囯家，中华文明历来崇尚“以和邦国”、“和而不同”、“以和为贵”。《孙子兵法》是中国历史上一部著名兵书，但其第一句话就讲：“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其要义是慎战、不战，以备战的决心和实力制止住战争。几千年来，和平的精髓已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脉中，刻进了中国人民的文化基因里。即使数百年前，中国强盛到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三分之一的时候，也从未对外侵略扩张，奴役霸占他国领土。
今天，中国从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靠的不是对外军事扩张和殖民掠夺，而是依靠人民勤劳、建设发展、维护和平。中国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从1950年至2016年，中国已累计对外提供援款4000多亿元人民币，往后仍将继续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加大对外帮扶。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年均在30%以上。中国的发展为世界各国发展带来更多机遇；同时，中国发展也得益于国际社会的帮助，双方互惠互利，共同进退。
中国之所以能够成为当今世界的领袖国家，之所以能够登顶一呼百应，凭借和仰赖的是中国文化的厚重、博大，和精深。中国文化的高度、宽度、长度和厚度，不是任何其他国家可以任意触及、企及的，中国文化的价值伦理令世人惊叹、赞叹、佩服不已。“和”是中国文化、价值伦理体系中最核心、最基本、最重要的要素，没有之一，只有唯一。由“和”生发、繁衍出一系列治国安邦“和合、和平、和谐、融和、和而不同、以和为贵、以和邦国”等理念，但其根本的基点或锚地就是一个“和”字，一个真正属于中国的“关键词”。
中国文化中的“和”价值理念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是中国人原本固有的，它是中国人长期问学大自然的结果。为什么全世界众多文化类型中，唯独中国文化那么特别，那么鹤立鸡群，一以贯之地强调“和”价值，始终如一地坚守、实践“和”理念，而不是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更不是占据当今世界话语主导权的西方国家文化。
毫不夸张地说，中西方文化的内涵是有区别的，甚至乎是有本质上的区别。当然，中西方文化也有许多非本质的相同和重叠的部分。中国文化中，有西方文化可以比较的部分，也有西方文化根本比较不了的部分。
换言之，中西方文化的内容各异，伦理取向各异，智慧程度各异。客观上，两种文化是有高低之分，多寡之差，优劣之別的。讲清楚这一认知结果，是重要和必须的，特别是对即将重回“世界第一”的中囯而言，中华民族有责任向全世界讲明自己的位置高度、态度和志向。讲明白中囯将把人类世界带往何方去。清晰地显示中囯文化相较于西方文化的智慧之处，则重要到关系有没有勇气，和能力建设起中国话语权体系的问题。否则，中国文化始终被西方人丑化和诟病，摆脱不了被曲解、嘲笑，和贬低的命运。
如果一个国家丧失了文化的主体地位，被迫成为西方文化的延伸，其发展则须听从西方的引导，其行为的对错须由西方断定，其存在的意义须由西方发现，正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所说：“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这是可悲可怕，且不能被允许发生的状况。
事实上，西方的价值观理论也根本解释不了中国现象。诚然，区别、认识中西方文化的所谓“高低优劣”，并不是要排斥、反对西方文化或其他种类文化，相反是要在包容的前提下发现、阐明、传播更智慧的东方文化，更多地鼓励人类携手，包容谦卑，共同进步和进化。
中国文化相比较西方文化而言，最重要的差别是：中国文化立足于生态链圈，整体论事；西方文化则局限在生物链圈里，局部议事。众所周知，完整的生态链圈中包括水循环系统、生物链系统（食物链系统）、能量循环系统等其他绪多次级系统。所谓原生态链系统是一个有机整体，即在一个可持续性生态链系统中，水循环系统最是关键，不可或缺，位处绝对的至高无上地位。水，是万事万物之源，水决定世间万事万物的存亡。离开了水，任何生命体的存在都无从谈起，更遑论繁衍、发展、进化。
讲中国文化具有比西方文化更高层次，更深意涵，更广覆盖，是有事实支撑，有立论根据的。中国文化本质上，是植根在水的智慧高度层次上发展、演化、传承而来的一种“和合”文化。而西方文化则是建立在动植物知识基础之上的一种“竞争”文化。
换一句话讲，中国5000年传统“和”文化一脉相承，一以贯之地沿着“水”路这一条“主线”演进，不曾间断地一代接一代薪火相传、世代传承至今。毫不夸张地说，水智慧护佑下的中国文化价值伦理“天人合一”、“天下大同”、“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已逐渐被今天的世界认同，被广泛视作是未来人类社会最重要的文化价值；相反，西方文化“自由、民主、人权”等理念至多被视作一般性知识或常识。
中国人群体，是一个信仰自然天地的族群集合体。在世界观和价值观方面，他们认理宇宙天地最大，宇宙天地中的自然规律“道”最大，天地间的自然规律“道”掌控、规管着宇宙空间里的一切事物和事理。“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第二十五章）宇宙间有四大组成部分，而人（生物体的代表）占据其中一部分。人是以地的法则运行，地是以天的法则运行，天是以道的法则运行，道是以自然为法则运行。故天地宇宙之下，自然规律“道”是万事万物的主宰力量，是唯一的主宰力量。
中国则是一个信奉自然天成，信奉自然宗教，信奉“天人合一”的国家，中国人自古以来笃信“天和地”，老天爷有眼，天底下最大“替天行道”，“挟天子以令诸侯”，“天地人”三位结合成一有机整体。自然王国中，有天，有地，有天地间的自然规律“道”和万事万物。天在上，地在下，自然规律“道”运行天地之中，生成了世间的万事万物。
人类虽是“万物之灵”，是所有生命体物质中最聪慧的一个族类，但却也只能是生物链圈中的“老大”而已，在生态链圈庞大的系统中，人类物种仅仅是那一个小小的部分。有或没有人类物种，绝对不会对生态链系统产生致命的影响，任何一类生命物种都影响不了生态链系统。
相反，天地宇宙中的自然规律“道”却不无时无刻地存在，并规范、掌控所有生命物体的进化和演变；水，则时时刻刻决定了世间万事万物的生死存亡，兴盛衰败。“道”或“水”两者如此重要，且至高无上，不可或缺。那么，自然规律“道”与水之间，又是一种怎么样的关系？哲学意义上说，两者是何其的类同和相似，只是一个隐性，另一个显性。“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老子《道德经第八章》)。
最高境界的善行，就像水的品性一样，上善至善完美；水善于滋润万物而不与万物相争名利，停留在众人都不喜欢的地方。所以，水最接近于“道”。从此，“道”不再是一个虚无的概念幻觉。“水”在中国人的现实生活中，成了“道”，或自然规律的化身。中国哲学先贤老子用“道”形容自然规律，创造性地用有感知的“水”来描述、体认难以感知的“自然规律”，用心何其缜密精细，喻义和意义深刻，而非同寻常。老子早已经讲明白自然规律“道”或“水”的内在关系，只是后人并没真正理解、了解而已，或“百姓日用而不知”。
水，无色无味，在方而法方，在圆而法圆，无所滞，它以百态存于自然界，于自然无所违也。水为至善至柔；水性绵绵密密，微则无声，巨则汹涌；与人无争却又容纳万物。水有滋养万物的德行，它使万物得到它的利益，而不与万物发生矛盾、冲突。人生之道，莫过于此。国人心悦诚服于“道”，诚服于“水”，尊敬大自然，尊重大自然规律，遵从“天地”自然法则，拜水为老师，从学习、研究、总结水的品德和水的性格中得到智慧灵性和灵感，感悟人生道理，开启人类大智慧。（第三章完，全文待续）
扩展阅读：
“一带一路”背后的中国文化故事（一）
“一带一路”背后的中国文化故事（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