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用纸牌屋和铁笼子剥掉祁同伟的寒门外衣

哪一天，关住祁同伟手中权力的铁笼子铸成，容纳他心中欲望的纸牌屋筑就，哪一天，他的寒门出身外衣才会被剥下，露出和赵瑞龙一样的裸体。                           

一、

上一篇文章《说祁同伟的堕落是寒门难出贵子，赵瑞龙笑而不语》，主要说了三个观点：祁同伟不是寒门难出贵子的例证，对阶层的向上流动要作多个维度的理解，祁同伟的堕落和赵瑞龙一样都是毁于欲望和权力的同时失控而非出身。

从标题中，不难看出，最后一个才是重点：寒门也好贵门也好，都不是欲望膨胀和权力恣横的挡箭牌；只有丢弃或者砸烂这块挡箭牌，才能抓住问题的本质，才能得出有益的启示。

但争议还是不少，尤其是涉及到阶层流动问题。那我们就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来继续探讨。

第一个要讨论的问题是：祁同伟的遭遇，是寒门难出贵子的例证么？

从通常意义上来说，十分明确的，从一个上大学前就没吃过一顿饱饭的穷苦人家孩子，到身居要职手握大权的省公安厅厅长，祁同伟恰恰正是寒门出贵子的绝佳例子，而不是相反。

和他一样出身贫寒的国家某部委处长赵德汉同志，同样如此。

在他们的人生轨迹中，“知识改变命运”这一法则得到无比耀眼的演绎。如果不是借助教育体系以优异成绩考上大学，他们连后面为升官发财而“出卖灵魂”的资格都没有。

因此，他们二位虽然都陨落了，但从向上流动这一客观事实上看，他们是无法被拿来作为这个论点的例证的。

但是，持有该论的人士的真正论据在于，由于毫无背景且遭受权力的排挤，祁同伟为他后来的成功，付出了太多太多——僵尸婚姻和哭坟献媚这些出卖尊严的沉重代价，可不是谁都承受得起的。

也就是说，“寒门难出贵子”中的“难”，在于过程，在于方式。

如果这样理解，当然正确。由于可倚仗的资源天差地别，与同台竞争的贵门子弟相比，寒门子弟成功的概率自然要低得多、难度自然要高得多。

而“低得多”和“高得多”的实质，可能就是数不清的血汗和屈辱。

但哪个时代、哪个地方又不是如此？

持有该论的人士，当然不会忙碌了半天就只为说句正确的废话。他们的指向十分明确，那就是今天的中国，寒门出贵子，要比过往、比其他地方艰难得多。

二、

这就来到了第二个问题：今天中国社会的阶层流动状况，真的有这么糟糕？

前段时间，在高房价引爆下，对中国阶层流动问题的讨论热火朝天。在一些人士看来，由于既得利益群体和高房价等问题的存在，当前中国已出现了阶层固化现象；有的甚至说，阶层向上流动的大门已经关闭。

就这个观点，人民日报发了篇反驳文章，举了王宝强、马云等人的例子说，“尽管近些年有学者根据调查认为中国社会的流动性比改革开放初期有所下降，但总体而言中国的社会流动性还是很强的。”

对这个结论，我是认同的，但对于其举例的做法，持有异议。在阶层流动这种群体性话题上，你能举多少个正面例子，反对者就能举多少个反面例子，因此并不是有说服力的一种方法。

在我看来，判断中国当前的阶层流动状况，一要靠常识，二要靠观察。

所谓常识，就是一个经济体的市场化程度越高、活力越强，其阶层流动性就越好。最为一目了然的对比，就是美国之于我们，我们又之于朝鲜。

这应该很好接受。但关键在于，当前中国的市场化程度究竟是高还是低，活力是强还是弱？

在横向比较上，有关各主要经济体的市场化程度问题，目前似乎并无专门的研究和排名，因此无法进行。

但就纵向比较来说，毫无疑问，自1978年以来，中国的市场化程度总体是呈上升趋势的。而以增长速度为主要衡量指标的经济活力，也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准，在世界中居于领先，中国也被视为全球赚钱效应最好的地区之一。

这是支撑中国的阶层流动处于基本正常状态的基石。

所谓观察，则是通过观察我们身边人的奋斗历程，看看大家今天面临的职业选择和上升机会是多了还是少了，奋斗的结果是往上的多还是下滑的多。

相信大多数人观察的结果，与前面提及的常识距离不大。

然而这并不等于对存在的危机视而不见。最近十年来，大约以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为界线，中国的阶层流动性的确有停滞甚至下降的势头。这个情况的出现，应当说，是经济体量日趋庞大潜在增长率下降、资本在财富增长中权重越来越高、既得利益群体日渐膨胀阶层分化加剧等多种原因共振的结果。

而进一步分析，政治改革落后于经济改革、经济改革中诸如国企改革的市场化方向不够坚定等，又是无法回避的制度性因素。

因此，就对问题的揭示和对改革方向的警醒来说，有关阶层固化的批评意义重大，但因此而认定中国已陷入阶层固化的泥沼，却是与事实不符的过度悲观。

三、

第三个问题，是祁同伟的陨落，究竟是什么造成的？

分析祁同伟的人生轨迹，的确可以发现，假如不是出身贫寒遭受不公，他就不会那么渴望出人头地，就不会那么不择手段。就这一点而言，他的悲剧，具备社会因素。

但按照这个套路，我们同样可以说，赵瑞龙的堕落，也是如此：如果不是恣横权力的诱惑，如果不是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社会风气污染，他也不至于由官二代沦为阶下囚。

这个套路，同样适用于任何一个踏上不归之路的人。

显然，过于深刻的另一面，是和稀泥：它把悲剧的酿成，全部推给了社会指向了同一个凶手，而忽略了个体的责任。

祁同伟的问题是极其明显的。他不是不可以当官，也不是不可以当大官，他的问题在于，他要得太多，大贵之外，还要大富。我们可以假定，如果他能够安心于追求权力，不管是止步于科长、处长或者厅长中哪一个位置，他肯定都是旁人羡慕不已的上层人士，是广大莘莘学子心目中的“寒门出贵子”的励志传奇。

但他没有。他在成功越过寒门之后，又走进了无限欲望和恣横权力共同筑就的死门，自己埋葬了这一切。

把这样的悲剧，归结为他的寒门出身，除了表达下对社会的不满，意义何在？

四、

总结这三个问题，可以再一次得出的结论就是，祁同伟本身就是寒门出贵子的例证，中国社会的阶层流动也处于基本正常的状态，他陨落的根本原因，不在于他的贫寒出身，而在于他心中欲望和手中权力的同时失控。

沿着这个结论所开出的药方，才是有益的。

对于心中欲望，老实说，道德教化可能有用，但效果不能高估，因此着眼点，还在于如何对付手中权力上。按照这几年的各方共识，将权力这头猛虎关进制度的铁笼子里，让它就是敢坏、想坏也不能坏，是根本之道。

这已是老生常谈了，多说无益。值得回头再讲的，是心中欲望问题。

都说欲望如洪水。治水是既要堵也要疏，治欲望，同样如此。不给欲望渲泄的大路和明路，它自然会从小路和暗路爆发，而且后果还可能更严重。

祁同伟一出场，其人设就是一心升官的精于钻营者，开口闭口都是他的“副省长”大梦。为实现这个梦，他死抱住上司兼老师高育良的大腿，以“汉大帮”为旗号立稳脚跟；同时，他向“秘书帮”代表人物李达康主动示好，以广聚资源；在得知陈岩石和新任省委书记非同一般关系后，又跑到人家院里刨地拍马，继跪婚哭坟之后，为自己添多了个污点。

这个人设，让我一下子就想到了美剧《纸牌屋》中的弗朗西斯：工于心计，忍辱负重，翻云覆雨，游走斡旋在各利害方之间，动用一切能够动用的力量，全力以赴实现自己的权力梦。

这个人设，并不讨喜。剧中，祁同伟的这些举止，就被斥为拉帮结派、搞团团伙伙，是不正之风和不良现象，应当坚决杜绝。

全盘否定这个做法是容易的，但要全面根除这个做法背后的私欲，却是痴人说梦。因此唱高调的结果，一定又是通向道德教化的老路，把易学习树为模范，号召全体干部向他看齐。

易学习要是有那么容易学习，《人民的名义》根本就不会诞生。所谓人有千面，官有百态。即使是同样的兢兢业业，有人是为实现奉献欲，有人是为满足权力欲，这是任何一个制度在设计之时就应当考虑的；而一个制度，只有经受得住不同动机、不同风格、不同偏好的人的考验，才是一个合格的制度。

表面看，一心为公不谋私利的好干部易学习的长期怀才不遇，是坏干部赵立春操控的结果；但我们可以假设，就算每个省委书记都是沙瑞金式的人物，都能为发现千里马而深入客厅卧室拉长问短，他又能发现多少人才？让每个市委书记、县委书记都和他一样倒是可以，可又让谁来发现这些市委书记和县委书记？

可见，即使要求每个人都是易学习不是奢望，从权力的运转来看，它也是非常规性和不可持续的。给祁同伟这样热衷于“纸牌屋”的人以适当空间，让不同派别在规则之内进行竞争，在竞争之中互相制约并发现人才，甚有必要。不是说，“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么？

可以说，一个离不开沙瑞金火眼金睛的制度，不值得高看一眼；一个要依靠向易学习学习的制度，不值得学习；一个经受不住祁同伟纸牌屋考验的制度，是只纸老虎。

哪一天，关住祁同伟手中权力的铁笼子铸成，容纳他心中欲望的纸牌屋筑就，哪一天，他的寒门出身外衣才会被剥下，露出和赵瑞龙一样的裸体。

来源：微信公众号  陀读     作者：陀飞轮 

本文经授权发布，媒体转载请联系原作者授权

点击“阅读原文”↙，查看更多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