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4月20日，世界最大学术出版机构之一的施普林格（Springer）出版社发表撤稿声明，旗下期刊《肿瘤生物学（Tumor Biology）》宣布撤回107篇发表于2012年至2015年的论文，原因是同行评议造假。107篇论文全部和中国研究机构有关，还创下了正规学术期刊单次撤稿数量之最。
施普林格发布撤稿声明。来源：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13277-017-5487-6
知名的学术不端观察网站-Retraction Watch（撤稿观察）刊发关于中国学者107篇论文被撤的报道
“论文提交的评审人建议中，使用了评审人的真实姓名，但假冒了其电子邮件地址，这让编辑以为文章发送给了真正的评审人。在我们与真正的评审人进行调查和沟通之后，他们确认并没有对论文做过评审。”施普林格细胞生物学及生物化学编辑总监彼得·巴特勒（Peter Butler）参加了此次的调查，他对澎湃新闻表示：“同行评审流程是保障科研质量、诚信和可重复性的基石之一。我们撤销这些受到影响的论文，旨在清除不良的科学记录。”
撤稿发生后，中国科协领导约谈Springer Nature大中华区总裁。据科协改革进行时微信公众号4月21日报道，作为中国科技工作者的群众组织，中国科协有关党组领导第一时间会见Springer Nature大中华区总裁安诺杰一行，就撤稿事件进行交流。
中国科协领导就撤稿事件约谈Springer Nature大中华区总裁 图源：科协改革进行时
中国科协称，论文因虚假同行评审问题被撤，应该以适当方式让公众了解撤稿事件中各方主体的责任。中国科协称，作者和“第三方”中介确实存在不可推卸的责任，但2015年撤稿事件发生后，出版集团没有采取积极有效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发生，出版集团和期刊编辑存在内控机制不完善、审核把关不严格等问题，理应对此承担责任。
巴特勒表示，目前他们联系了每篇文章的通讯作者，有些人表示了歉意，有些提供了第三方机构为之提供帮助的情况。今后施普林格将继续投资开发评审人身份验证的先进系统。
论文作者来自125家中国研究机构、4个国外研究机构
据澎湃新闻统计，被撤稿的107篇论文作者来自125家中国研究机构、4个国外研究机构。
就国内波及的研究机构而言，不仅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等三甲医院在列，浙江大学、武汉大学等知名高校也不鲜见。但相比之下，此次被撤稿的论文作者大部分来自国内各大医院。
4家国外机构分别为日本爱知医科大学、美国威斯康辛州血液中心、美国芝加哥大学和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此次被《肿瘤生物学》撤稿的研究机构清单 图源：澎湃新闻
撤稿文章地图——上海、山东、辽宁、浙江成为撤稿重灾区 图源：丁香园
从2010年起，某知名医院医师林诚（应受访者要求化名）就开始了投稿的“长征路”。但是一直到2013年，他的论文还是因为语言不过关被拒稿了。终于，着急申请项目的他，最终还是被游走在各个医院的第三方机构业务员吸引住了。
“英文不是我们的母语，我的英文功底不过关，论文需要润色。”于是林诚花了2.4万元，林诚把自己的论文交给了第三方，对方还承诺可以帮助发表。
林诚告诉记者，在第三方的价目表上，不同类型的期刊价格不同，“影响因子高的杂志收费更高”。
“幸运”的是，林诚交给第三方的那篇论文，成功发表在《肿瘤生物学》上。“不幸”的是，这篇论文也成了此次被撤下的107篇论文之一。
采访中，林诚再三表示，此次撤稿论文事件定性应该是同行评议造假，不是论文造假，概念不同，性质更不能等同。“我可以保证，论文中的实验数据是真实的。至于第三方找到的论文评审专家，伪造同行评议，这个我完全不知情。”想想这件事，林诚有点无奈，“这就如同，将自己的‘孩子’交给了保姆，结果没有想到，保姆把我的‘孩子’卖了。”
不过，目前，像林诚这样的医生想维权很难。“在论文代投和论文买卖方面，我国目前没有明确法律规定。关于论文买卖，现在只有教育部的学位论文管理办法中有相关说明，但指的都是学位论文。而且，现在第三方公司都是叫作科技服务公司，我们找不到处罚依据。”中国科协科技工作者道德与权益专门委员会调查组成员曾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说。
施普林格出版集团调查后，确实发现，与林诚类似的作者有不少，他们大多是通过“第三方”中介投稿。“‘第三方’中介对虚假同行评审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是出版界共同的‘敌人’。”安诺杰说。
“同行评审及投稿过程中的造假问题是全球性的，并非任何国家所特有的。我们的筛查工作不针对任何国家。”施普林格出版集团细胞生物学及生物化学编辑总监彼得·巴特勒（Peter Butler）对澎湃新闻表示：“人们普遍有发表文章的压力，这不仅是在中国，全球范围也如此。”
“但在中国，有一定证据表明，提供所谓语言编辑服务的第三方机构（注：一些提供论文代投服务的机构）在操纵评审流程上发挥了作用。”巴特勒说：“科研诚信是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十分重视的事情，他们在过去两年也采取了重要的措施以解决相关问题。施普林格会继续竭尽所能，协助相关工作，维护各方利益。”
调查显示，此前被撤论文涉及与第三方机构的合作，有当事人自己完成后由第三方机构润色的，有当事人提供部分数据第三方机构加工的，还有完全代写的。
“国外有非常规范的第三方机构，为英语非母语作者提供语言润色，或建议你可以投哪几家杂志，但仅此而已，绝不会越过红线。”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高福院士曾告诉科技日报记者，他本人就请两家美国的第三方机构为论文做过语言润色。“但完全代写、代投，甚至编造审稿人，性质就变了。”
同行评议是决定一篇投稿论文能不能在期刊发表的重要机制。一般而言，论文作者向期刊投稿后，期刊编辑会邀请具有专业知识、和作者没有利益相关的学者，评议论文的价值和质量。期刊主编在同行评议的基础上决定是不是接收论文。
同时，《肿瘤生物学》此前规定，论文作者可以向期刊推荐评审这篇论文的合适专家。此举本是为了让细分领域的研究能有对口的专家进行评审，但这也让造假者有机可趁。造假者或是提供伪专家名单，或是提供真专家的假邮箱。如果期刊选择他们作为审稿人，会得到一份热情洋溢的正面评议回执，从而“助推”论文发表。
“按照国际出版伦理委员会（COPE）的建议，出版机构和期刊编辑决定撤稿。经过全面的调查后，我们有充足的证据可以相信（这些论文的）同行评议过程受到破坏。”《肿瘤生物学》总编辑Torgny Stigbrand在此次的“撤稿注意”中写道。
这并不是《肿瘤生物学》第一次因同行评议造假而批量撤稿。2015年，施普林格出版社撤回来自10个旗下期刊共64篇评议造假的论文，其中包括发表于《肿瘤生物学》的论文。2016年12月，《肿瘤生物学》又进行过一次“清理”，撤下了25篇由于同行评议造假或其他问题的论文，其中绝大部分论文作者来自伊朗。
巴特勒透露，正是在2015年和2016年两拨因虚假同行评审（等原因）导致的论文撤稿之后，他们决定对《肿瘤生物学》的相关论文进行筛查。“基于这一追加筛查，我们又查出新的虚假同行评审人。”巴特勒说。但对于107篇这一撤稿数量，他表示，“与这一时间段内所发表文章相比，所占比例极小。”
至于后续，是不是还会有已发表的论文因虚假同行评议而被撤回，巴特勒说：“我们的调查比较彻底，我们确信已较好地掌握了整体情况，但我们仍无法排除这种可能。”
公开资料显示，《肿瘤生物学》是国际肿瘤及生物标记物学会（ISOBM）的官方期刊，2015年的影响因子为2.926。2016年底，国际肿瘤及生物标记物学会与施普林格出版社的合作到期，《肿瘤生物学》的出版商自今年1月起已经改为美国SAGE出版公司。
《肿瘤生物学（Tumor Biology）》。来源：https://link.springer.com/journal/13277
SAGE出版公司发言人对“撤稿观察”表示，出版社已经和国际肿瘤及生物标记物学会协商一致，将重构编辑委员会，并会彻底修改同行评议制度来使其符合SAGE的惯例。比如，在选用被推荐的审稿人、要求提供机构邮箱方面，实施更严格的政策。
“虽然此次撤稿规模大，但仍只是冰山一角，存在类似问题的期刊和论文远远超过这个规模。” 第二军医大学海军医学系教授孙学军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难道中文期刊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肯定不是，有人说‘问题更严重，只是因为少有人去追究’。”
Retraction Watch（撤稿观察）曾于2016年专门报道“同行评审造假中国表现突出”
在孙学军看来，产生这种现象背后的基本逻辑是，医生晋升需要论文。“不同级别的医院有不同的要求，普通医院需要国内期刊，比较大的医院需要核心期刊，一些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则要求必须是SCI收录。被撤稿的杂志，全部都是SCI收录的，作者基本都是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或三甲医院的医生。”孙学军说。
另一名知名三甲医院的专家也向记者感慨：“大规模撤稿的事情，带给我们太多的思考。临床医生需要门诊、需要手术、需要管理病人，需要进修学习交流，还得发学术论文。考核一个临床医生的标准到底是什么？”
目前医学界评价标准方面的讨论呼声很热。“人们越来越强调，对医生的评审，不能唯论文而论，主要还是看医术和实践水平。”首都医科大学教授李义庭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近几年，关于临床医务人员的评价问题，已经引起了一些重视。2016年10月12日，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等五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全面推进卫生与健康科技创新的指导意见》，其中特别指出国家科技创新的各项激励政策适用于卫生机构及其人员，将在医疗卫生健康领域实行人才分类评价标准。
“医务系统特别是临床医务人员的评价，容易出现问题。因为他们确实工作负荷很大，很多人一天就要看几十、上百个病人。在这种情况下，再用文章去考核他们，确实有点强人所难。这样的评审标准本身就不符合实际。”李义庭说。
除了定量评价外，在中科院微生物所研究员黄力看来，评价体系应遵循分类评价、同行评议的原则，在全面掌握相关数据，包括论文数据的基础上，同行也可以作出评判。
近日，学术出版商施普林格·自然出版集团一次性撤销了涉嫌造假的107篇文章，论文作者均来自中国。涉及的单位不乏全国知名的三甲医院和重点高校。此次撤稿事件让学术界深感震惊，也在社会上引发广泛关注。
事实上，近年来中国论文连续多次被国际期刊大规模撤稿。认真思考背后的原因，有学术品格的问题，更有体制机制的背景。
学术造假并不是中国的特有现象，但相比之下，国外对造假者的惩治力度非常大，真正起到了震慑作用：科研人员的造假行为一旦被查实，就会受到严厉惩处，其学术生涯基本终止，不管其名望有多高、潜力有多大。被追捧为有望冲击诺奖的“日本居里夫人”小保方晴子，因论文造假被单位除名，可谓身败名裂；被尊为韩国“克隆之父”的黄禹锡，学术造假东窗事发后被检察机关起诉，最后锒铛入狱。反观国内，虽然相关部门多次宣示“对学术不端要零容忍”，但通常是雷声比雨点大；对于那些涉嫌造假的“学术牛人”，更有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之嫌。尽管主管部门和高校、科研机构都设有“学术道德委员会”“科研诚信办公室”等学术监督机构，但对于学术不端行为往往是“民不告官不究”，没能达到震慑心怀侥幸者的效果。
惩处不力，也表现在对造假帮凶——“第三方机构”的处理乏力上。一些利欲熏心的国内外机构为那些急于发表学术论文的人代写、代投，甚至伪造同行评审，提供“一条龙服务”。早在几年前，就有学者发布研究报告指出，我国的代写论文交易市场庞大、“产值”高达10亿元。对于这些帮忙造假的“第三方机构”，有关部门并非不知情，但受到查处的恐怕只是极少数。
以论文论英雄的评价体系，也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论文造假。长期以来，论文成了科学研究最为重要的“硬杠杠”“金标准”，不管是职称评定、年终考核还是申请课题、评选院士，都要“数论文”。就连以治病救人为第一要务的临床医生也被套上了发论文的“金箍”，评职称时“做一千台手术不如发一篇SCI论文”。不同于医疗资源充足、医生时间相对充裕的发达国家，我国的医疗资源紧张，临床医生光看病就忙得身心俱疲，难有充足时间和精力潜心研究、撰写论文。这次撤稿主要集中在医疗领域，客观而言，扭曲的考评体系也是诱因之一。
科学研究是揭示真相、发现真理的神圣事业，真实诚信是其基本准则。论文造假的危害不仅在于损害了中国科技界在国际上的声誉，也不仅在于导致低水平研究重复、垃圾论文成堆，更为严重的后果是消解了求真求实的科学精神、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学术规则，侵蚀着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基石。可以说，捍卫真实就是捍卫科学的生命，纵容造假就是损害科学的未来。
中国科协相关人士指出，随着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特别是科研评价机制的不断改革完善，为评职称、获奖励而滥发论文的现象正从源头得到治理。当前，我国的科研经费不断增加、科研队伍日益庞大、对科研的需求前所未有，科技界正视问题、对症下药、标本兼治，真正解决学术不端行为，我们完全有能力涤荡浮躁之气、建设科技强国。
（本文转载自募格学术 ID:mugexueshu，综合自澎湃新闻、人民日报、科学网、科技日报、北京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