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一定记得今年两会期间财政部记者会，楼继伟表情丰富，网上流传他的表情包。
看，他有时笑得像一个小孩子一样，有时候又像在卖萌，有时候看起来像人家欠他的债似的。说句实在话，在这么多部长中，像他这么活泼可爱的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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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语出惊人
更让人印象深刻的还不是表情，而是他率直的个性，往往语出惊人，和官场的标准话语和风气实在不符。
最近一次惊人之语是3月份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笔者在现场。亚投行的行长金立群对他提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也就是穆迪针对中国的主权债下调了评级，问楼部长准备怎么沟通。
楼部长很不客气。“我们并不是特别care他那个评级，希腊出这么大问题的时候，他的评级当时高于中国。"
然后，他还说了一句很江湖的话，“所以不必一个一个去拜他们的码头，这些情况已经摆在那里了，市场的反映和中国政府的承诺、和我们下一步的动作的工作将说明我们的信心和我们实现信心的能力。”
三大评级机构都是爷，中国虽然已是第二大经济体，但是这些爷也还是得罪不起。后来，3月30日，财政部金融司又专门就这个问题发布官方回答，大意未变，但语气当然要缓和许多。
同样是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去年的会议上，提问阶段，一位来自名牌大学教授的提问，楼继伟反问人家：“那么三中全会作了规定了，这些教育机构首先要去行政化，我不知道北大、清华的你们都在这里，你们是不是还都是行政化的？去行政化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推动，但是我做不了主。”
接着他还进一步说，“特别是你们叫作‘要准备创造国际一流的那些大学’，国家给你们资源也太多了，国家希望把这些资源更多的转为奖学金、助学金，让一些品学兼优的贫苦的人能够上学，而你们自己更多的自主的能够提高你们自己的融资能力。”
可见，楼部长也不是一般人。
2 把工人和农民都得罪了
更让他不是一般人的是他的观点，屡屡引起巨大的争议，甚至是很多人的攻击。
笔者归纳起来，近年来有三大观点。
第一个观点，楼部长把农民都得罪了。
楼部长主张大幅减少对农民的补贴，扩大农产品进口。他说，“价格放开之后，资源配置的结果，必然是粮食生产减少。其实不必过分担忧，适度进口就行了。”
这句话可不得了，把农民都得罪了。中国一直把粮食安全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自给率也非常非常高。习近平早就说了，“中国的饭碗主要装中国粮。”
但正因为过于重视，中国粮食安全已经连续十多年增产。在温家宝时代为了稳定粮食，出台了临时收储制度，政府保底收购三大主粮。后来逐渐成了惯例，财政不堪重负，粮仓也永远不够。外面的粮价低，中越边境曾一度走私猖獗，但官方严厉打击。
经济学家茅于轼曾也一度主张多进口粮食，废除18亿亩耕地红线的制度，遭到一片批判。
但是，楼继伟为什么要这么说呢？他显然清楚反对他的人的意见。但是，现在中国面临最头疼的经济问题之一就是内外粮价倒挂。
陈锡文应该就是反对者之一。在2015年《财经》杂志年会上，笔者当时在现场，他特别提到社会上留下“国内粮食价格没有竞争力，又要给农民补贴，能不能少种一点到国际上多买一点”的观点，并进行驳斥。
陈锡文反驳称，国内外粮食价格倒挂仅仅出现在WTO规定的关税配额制度内——配额内，关税仅有1%，超出配额，关税将提高至65%，超出关税配额的部分，国外粮食价格完全没有竞争力。
现在，粮食价格保护的堡垒真的要打破了。小麦和水稻地位没有变化，但是玉米已经变了，官方不保护了。但农民损失惨重。
粮食价格要有一定灵活性是对的，中国可以适度扩大进口也是对的，但国家政策一会保，一会放，来得这么突然，农民苦啊。
第二个观点，楼部长则把工人得罪了。
在2月19日“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6年年会”上，楼继伟说，劳动合同法对企业的约束，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不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最终导致劳动生产率太低。
他把这个问题说得很严重，“法律造成的扭曲，使这方面的用工制度，使生产力极大的退出。我们老讲工资上涨，但是退的太早了。”
此前他也讲过这个问题。这次又讲。结果，在两会上他又被问到这个问题——他先作解释，“我是在两次的学术活动中，以学术的角度讲过。”
然后他再次表述了自己的观点，“这几年薪酬的上涨是超过劳动生产率的，长期这样是不可持续的。这里有各方面的原因，不能说跟《劳动合同法》没有关系。”
回答这个问题结束时，他再次强调了，这是从学术角度讲，不是财政部的职权：“修法不是财政部的事，之前我在社会上学术活动中说了，今天在这里给大家回答问题，是部长身份，既然问到了，我也给你回答一下。”
这个问题从学术上是值得探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消费贡献率最近几年好不容易有了起色，也是因为居民收入增速在前些年还可以，更之前则一大糊涂，工人权益几乎得不到保护，工资水平非常低。这也导致经济转型艰难，因为工人无法在城里有稳定的居所，无法进行职业教育培训支出，进而拖累经济转型——工人像候鸟一样来来去去，而不是成为熟练的技术工人。
再者，劳动力的价格很大程度上是由市场供需觉得的，法律的真正执行情况不可高估。这几年劳动力价格上涨主要是因为适龄劳动人口已经连续多年数百万的下降。人少了，人自然值钱了。这也是这些年经济增速下行，就业却保持基本平稳的主要原因。
企业成本加重确实是事实，但首先要减少的是应该是政府的税费负担、各种审批造成的额外成本，以及胡乱的对企业补贴，导致大量寻租行为且扰乱市场秩序。这些砍掉了，税收也可以减少一些。
《劳动合同法》很敏感，一旦成型，要改很难。楼部长向堂吉诃德一样呼吁，吃力却不讨好。他退之后，要改估计更难了。
第三个观点，楼部长把所有的退休人员都得罪了。
在2016年第一期《求是》杂志上，楼继伟发表了名为《中国经济最大潜力在于改革》一文中称，要深化社保制度改革，改革医疗保险制度，建立合理分担、可持续的医保筹资机制，研究实行职工医保退休人员缴费政策，建立与筹资水平相适应的医保待遇调整机制。
对于这个观点，我不展开分析。反正，楼部长这下把所有的老年人都得罪了。各种批评文章又是如潮水般地涌来。
楼部长，你是不是很委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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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他的梦想还没有开始
虽然楼部长的观点总是引来满城风雨，他口无遮拦的性格实在是官员中的异类。
但是，在他内心，他是具有治国安邦的大理想。他不仅仅在思考一个财长应该怎样理财，而是在思考一个国家应该怎么运行。
在不长的任期内，他做了几件大事：
1，地方债置换改革，实现债务的乾坤大挪移，帮地方大幅降低了融资成本，规范了地方财经纪律。
2，进行了税制改革，尤其是营改增。这项改革正在进行最后的收尾。但遗留的问题有待进一步改革。
3，大幅减少、合并专项补贴。
在本公号之前一篇文章《黄粱一梦，还是改革号角：一文读懂央地财税关系改革》中我进行了分析：
年龄到点，但他的梦想却没有开始——这几年，他都在处理一些相对急迫的事情。先是拆弹，将隐患重重的地方隐形债务公开化，搞了置换债务，去年换了3.8万亿，今年上半年置换债3.5万亿，狂飙突进。
这虽然没有解决问题——但至少扎了口袋，给地方政府提供了时间窗口，不至于让隐形负债胡乱膨胀。这大概是楼部长不得不做的事。另外一件事是属于税制改革领域的营改增。除此之外，当然还有转移支付的改革等等。
但这都不是楼继伟终极梦想，他的野心是在中国建立一套稳健的财税体系。他有自己的著作，有自己的学术积淀和清晰的判断。虽然有时候某些改革会有些书生气，比如清理地方税费优惠问题，遭遇强大的反弹最后不了了之。但这也代表了试图建立规范统一的财税体系的努力方向。
现在，债务置换和营改增都轻舟已过万重山，楼继伟真正施展抱负的时候到了。可是尴尬也恰恰在此——他的职位，到底是往上走一步，还是退居二线，仅仅成为一个过渡财长呢？
上任之前，他的理想就公之于众了。他写了一本书，叫《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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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财税体制改革是中国走向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必须迈过去的槛，迈不过去，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就无本之木。而现在，这个体系仍相当的脆弱。
楼部长这本书真真正正讲的是大问题，正如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说的，“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
好几年前，我读得热血沸腾，于是写了一篇读书笔记《财税改革红宝书》。
我希望楼继伟能大刀阔斧地推动财税改革，重建中国的财税体制。结尾的时候，我这样写：如果未来的改革能按照此路线图推进，十年之后，再拿出此书重读，或许别有感悟。
现在看来，显然要失望了。楼部长没那么幸运，没有像小川那样，可以升个副国级继续干。他的任期结束了。
（本文写于2015年，今天稍作修改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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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是几年前我的读书笔记：
财税改革红宝书
由现任财政部长楼继伟所写的《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再思考》是一本当下的改革红宝书。
财税体制是国家治理能力和体系建设的基础，这本书从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国财税体制面临的问题出发，借鉴国际经验，分析了未来中国财税改革的方向。其核心则是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财税关系。
但作者对当下中国财税体制的认识和当下的公众看法并不相同。许多人认为，分税制导致了地方财力减弱，因此要减少中央收入，增加地方收入。这本书完全不这么看。
作者列举了几组数据，如果将政府性基金收入也计算在内，中国的中央收入所占比重为32.2%，从支出比重看，中国的中央和地方比重为15:85。同时，不包括军队和安全部门人员，中国的中央公务员仅占6%。
与普遍认为中国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不同，作者认为，在这方面，中国是一个过度分权的国家。
作者虽然不赞成片面地谈更多的集权，但是改革思路则几乎不可避免地朝向中央继续增加财力，但同时也增加中央的事权。这也是作者将中国的上述数据和许多发达国家对比之后得出的结论。
作者在财税领域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思路。如：
“增值税由中央与地方共享收入，改为中央收入，并由中央全额负担出口退税。”
“应该将一部分司法支出责任上移。对于跨地区纠纷、高级官员渎职等犯罪行为应该由国家法院审理，同时必须建立独立的检察侦查体系。”
“全国范围内销售的食品、药品安全环境具有较大的全域外部性，如果由地方管理该事项，对出现问题的企业进行处理就会影响当地就业、税收，不符合激励相容原则。”
“中央把应当管理的事务管起来，中央公务员的人数要增加，要从地方划上来一部分。中央财政支出比重相应加大，专项转移支付大量减少，大幅减少对地方事务的干预。”
“健全地方税体系的一个重要步骤是建立房产税或物业税体系。”
“按照全口径政府预算要求，逐步将土地资源类收入以及石油、通讯、电视频道等特许经营权收入纳入中央和地方划分范围。”
“对某些政府性基金和附加收入，可以改为税收，纳入现有税种之内或开征新税。”
……
上述列举的种种改革畅想，李克强的讲话中的许多思路，在此书中也有诸多体现，包括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该管的要管住等等。部分改革设想也正在变成现实，包括相关监管机制的调整。
如果按照这个改革进行，中国的财税体制将面临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的最大规模的调整。中国的畸形土地财政现状可能可以得到规范。但地方主体税种依赖于财产税，但财产登记制度的建立尚需时日。方向已明，箭在弦上。
不过，这本书对于省以下的财税分权，只有简单着墨，没有提出具体的改革思路。
本书的另外一项价值在于，作者认为，1994年的改革主要是改财，而未来的改革不可避免涉及到政。因此，作者用了相当篇幅阐述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然后再是政府之间的关系。
作者特别强调法治的重要性，认为法治、民主和公民社会是约束政府的三大机制——“我们特别强调法治建设，并不是否认民主和公民社会的作用，而是支出制度建设中的一种适当顺序。”
对一个庞大的经济体，作为其治理基础的财税体制，目前制度化、法治化的规则相当缺乏，这也是导致政治和经济不稳定的根源。如何在保持经济增速的情况下，将中国的财税体制引向正轨。这本书提供了方向，但现实的改革艰辛可能超过想象。
如果未来的改革能按照此路线图推进，十年之后，再拿出此书重读，或许别有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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