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降临，诸神隐退”，
《人的消逝》在2025年呼应了两百年前荷尔德林的忧虑。彼时第一次工业革命刚刚开始，
荷尔德林
当时的担忧是，当人类神性的根基彻底消失之后，这个世界将到处都是不同的职业者，比如教师、铁匠，却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
而现在更糟糕的是，不同职业的人也正在消逝
。当AI取代话务员和客服的时候，我们并没有觉得有何不妥，但随着更多的职业被取代，比如插画师、白领文员，甚至公务员，人们终于开始意识到危机。
《人工智能》剧照。
略显荒诞的是，如今的大模型已经开始取代它们的开发者们——越来越多的程序员正在因为AI的诞生而失业。也就是说，技术的快速迭代并不仅仅使得文科变得无用，到了临界点，理工科的价值也开始逐渐消退了。
在《人的消逝》中，熊培云预见了这样的变化：
在过去，技术性失业只是社会发展中的阵痛，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之中，不过是翻过书页的一瞬间。重要的是，当一个社会在迎接这一时刻的到来时，是否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而现在人类需要面对的，是人工智能对于人的主体性的替代，而非功能性的优化。在或许并不遥远的未来，人工智能所淘汰的不只是旧时代的技能和工种，还包括
甚至拒绝那些
拥抱它的人们，而这才最令人畏惧。
技术固然解放了人类的重复劳动，却也带来了意义的虚无。填补进来的是短视频、游戏以及一切可以帮助人类杀时间的消耗品——就连人类曾等同于金钱价值的时间，都逐渐成为需要被杀掉的对象。
在刘慈欣的《三体》中，人类对外星文明的反抗浪潮催生了一个极端的教派“降临派”，他们对人类本性彻底失望，希望借助外星文明之手彻底毁灭人类。
某种程度上，“技术”如今被赋予了另一重“降临”属性。当AI变得越来越聪明、智慧且拥有能够夜以继日工作的能力，人类劳动——哪怕是脑力劳动——都可能要变得无足轻重了。
当然，以DeepSeek为代表的大模型们可能会给出无数解决方案，但它们无法解答《人的消逝》这本书的标题所指向的最具有长期意义的问题：面对技术之神降临，人何以为人？
早在2023年11月，OpenAI曾经发起过一场震惊全球的“政变”。作为CEO的山姆·奥特曼和作为首席科学家的伊尔亚·苏茨克维两派之间产生了巨大分歧，奥特曼甚至因此一度被开除出OpenAI。
不过事情很快以伊利亚的离场和奥特曼的胜出宣告结束，而这场短暂又爆裂的事件所留下来的最大遗产是：“超级对齐主义”和“有效加速主义”作为技术伦理路线的博弈为大众所熟知。
“超级对齐主义”的核心目标是确保超级智能AI系统与人类价值观和利益保持一致。随着AI技术的进步，未来可能出现超越人类智能的超级智能。如果这些系统与人类目标不一致，可能带来巨大风险。因此，超级对齐主义致力于研究如何使超级智能AI与人类价值观对齐，确保其行为符合人类利益。
而“有效加速主义”主张通过加速技术进步，特别是AI的发展，来推动社会进步和解决全球问题。支持者认为，快速技术进步是应对气候变化、疾病和贫困等挑战的关键。他们主张减少对技术发展的限制，以充分发挥技术的潜力。
《人工智能》剧照。
客观来看，两大主义之间的分歧一定程度上映照了2023年围绕着生成式AI技术变革而出现的一系列讨论。在ChatGPT诞生之初，包括伊隆·马斯克在内的全球诸多人文和技术精英都曾经签署过联名信要求叫停人工智能的研发，以避免AI所可能给人类造成的危机。
但如果深度观察产业思潮变迁就会发现，当2024年AI开始深入应用场景之后，即便是关于加速还是对齐的伦理讨论都逐渐开始退场。唯一引爆技术伦理争议的讨论大约也只有2024年年中无人驾驶落地武汉所引发的舆论思考。
但随着新闻的热度过去，时代依然喧嚣吵嚷着向前。从英伟达的股价就能够看出潮流的变化，在世界开始日趋动荡和充满不确定性时，技术成了唯一的救世主。
在《人的消逝》中，作者对此也做出了深刻的批判和反思。在“精英的黄昏”章节中，作者这样写道：
“对于一个社会而言，最可怕的是双重悲剧——精英失去了心灵，大众失去了头脑。而这样的双重背叛，给时代带来了巨大的混乱。我们就像身处‘一列向前飞奔的火车，司机却与乘客打作一团。’”
当工具至上的精英把思考和选择的权力交托给流量的洪流，并以此界定成败和好坏，如同书中所言，我们正在重新迎回“陶片放逐”时代。这不仅体现在文化层面意义生产的权威已经垮掉，更体现在整个时代在价值观层面的无序性，以及精英阶层在责任和路径上的双重坍塌。而这一切的后果可能是作者在书后半部分所提及的：以往财富分配的涓滴效应可能最终会消失。
当大众开始成为孤立的困在系统里的个体，当精英开始选择向系统和算法所形成的机器流量妥协，当人文彻底臣服于技术的统治，在这个时刻，我们可能更需要重温熊培云当年的那个知名的问题：这个社会会好吗？
AI时代，人的境况
科技水涨船高，生活却日渐穷途。
刘易斯·芒福德在《技术与文明》一书中提到，评判生活要看它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进步，可评判进步却有时候并不看它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生活。今天的数字化技术固然为我们带来了难以想象的便利，可能够节约劳动力、赚取金钱、消除距离、生产商品的各种机器装置，真的为我们带来了生活的扩展和丰富吗？
《技术与文明》，作者: [美] 刘易斯·芒福德，译者: 陈允明 王克仁 李华山，
出版社: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时间: 2009年8月。
对于这个问题，答案可能是否定的。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发现，哪怕你在山林、广场、餐厅乃至图书馆，不过是换着背景玩手机而已。
正如《人的消逝》所反思的那样，作为一个从业十余年的科技产业记者和观察员，我从未如今年这样明确地感受到那些站在人文与技术十字路口的精英的消逝。
当DeepSeek已经超越了绝大多数普通人的表达能力，人类已经心悦诚服地站在技术与算法的神祇面前，徒手交出了自己，熊培云在书中写道，现在就像是“全世界在一起磕信息的瓜子”，奥威尔终于成了赫胥黎。
《人工智能》剧照。
科技创新所为人类带来的成就和改变已经毋庸讳言。人类也终将无法阻挡技术进步的步伐。但或许恰恰正是因为不可抗力，我们更加需要思考人类与工具、机器之间的差异，以及到底应该如何才能让我们更好地适应机器所带来的改变。
在科技浪潮汹涌的今天，我们更加需要去理解底层的问题：人是怎么回事？现在这种技术是会代替掉我们，还是我们完全可以拥抱它并创造伟大的人类未来？
借用马斯克的第一性原理来思考，会发现这本《人的消逝》事实上是在回答汉娜·阿伦特在《人的境况》中所提出的问题：面对自动化，我们要如何避免人的异化？
《人的境况》，作者: [美] 汉娜·阿伦特，
译者: 王寅丽，
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时间: 2017年4月。
好在问题的答案和决定权，目前都在我们自己手上。不断涌现的技术革新问题说到底还是用户需求，我们最不了解的，恰恰还是我们自己。只有找回人之为人的信心和方向感，我们才可能寻找到穿越周期和浪潮的方舟。
直到今天，出版于20世纪60年代的知名科幻小说作家菲利普·迪克的那本《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依然回声激荡，按照其所改编的《银翼杀手》更是影响了一代人关于科幻
的
设定和想象。
只是，在小说中就连仿生人都开始有了对自由、梦想和自我意识的追求，当我们站在了当年科幻小说中所描绘的同样场景下，作为个体的人和作为整体的人类，却已经不愿也无暇再去思考这一久远的命题了。
《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作者: [美] 菲利普·迪克，
译者: 许东华，
出版社: 译林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7年10月。
从这个角度来说，《人的消逝》就像是在电视媒体到来时尼尔·波兹曼的那本《娱乐至死》——AI的存在同样正在改变公众话语的内容和意义，政治、宗教、教育、商业等公共领域的内容都日渐臣服于技术，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而人类无声无息地成为技术的附庸且毫无怨言。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个体的绝望。正如多年前熊培云在《思想国》一书中所写到的那样，悲观是卧底。对于个体来说，关于人类的宏大叙事，远不如“救出你自己”来得重要。
在这本《人的消逝》中，处处都依然能够感受到作者的“慈悲与玫瑰”：
虽然人类的历史存在于一个巨大的结构之中，但是每个人都有赋予意义的激情与能力，也都是带着自己独一无二的结构而来。没有谁可以改变宇宙的结构，但这并不妨碍每个人可以成为自我宇宙的中心。
如果你翻开《人的消逝》的书封，会发现下面暗藏着一首名叫《宇宙并不拥有自身》的诗：诸神也有自己的角度，人类还没到整体变黄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