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郑也夫
学界的大佬政治
中国社会学三十年来产生会长的程序大致如下：一，几位大佬商议出下届会长人选。二，将人选作为候选人送至理事会，每个理事在选票上唯一的候选人名下画圈或画叉，每次投票候选人均以绝对优势通过。究竟大佬几人，商议方式如何，外人无从知晓。但可以猜测到的是，几位大佬商议后征求过少数vip的同意。此有通告和谋求支持的意味。如此推测的理由是，每每正式换届投票前，圈内人大多知晓下界会长内定为何人。投票前内情外露，可以理解为这一方式的固有特征，或许也可以理解为制度自信：传出去怕什么。
中国社会学会首任会长费孝通
对以上程序作如下几点分析。其一，会长从费孝通传递到袁方可以称为禅让。费有这个权威。当他不再过问此事乃至仙逝后，禅让难以为继，取而代之的是几位大佬的合议。这不是元老院，因为元老院成员需要有正式资格，元老院成员几人，如何从中产生下届首脑，均有章可循。而大佬合议较之元老院裁定要远为任性和不透明。其二，理事会之上有常务理事会。下届会长候选人的产生完全未经常务理事会审议，直接在理事会上投票。笔者对此有同情的理解：既然是等额投票，既然必定通过，不经常务理事会，也算免去了一个形式主义的环节。或曰讲效率，或曰坦荡荡、赤裸裸。其三，理事和常务理事均非选举产生，而是学会领导向各地社会学研究与教学机构分配名额，多由各机构领导出任。理事会有浓厚的学术官员色彩。故此选举是由官选官，由未经选举的理事们经等额投票推出会长。
以上描述，还望当事者匡正与补充。
此种风格的所谓选举，当下极具普遍性。原因之一，人同此心。前任会长及大佬们或有属意之人，或相信自己的眼力，决意自己选定后任会长，只求披上选举的外衣。原因之二，上下四方的此种示范比比皆是，其方式及合法性可一并复制。
但是此种权力更替方式有其巨大的脆弱性：易引发不满，难回应挑战。例如，有个张三，不满意大佬们推出的下届会长不是张三而是李四。再比如，有个怪物郑也夫不满意会长都是学术官僚。而张三和郑也夫不会温和地劝说大佬们接受自己的认识，他们几乎无例外的会从表层的不满深入到制度的批判，即"大佬推选——等额投票"的方式。
制度是为着社会生活的稳定有序而制定或演化而成的。当其效果逆反、催生混乱之日，必是改革之声鼓吹之时。
认识改革的心路历程
我是个理念人。成为这一角色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我步入学术界之初，甚至追溯到敝人的知青岁月（1968-1977）。敝人好逆向思考，以言论为快事，但从不诉诸，乃至拙于行动。我终生铭记马克思的名言："理论要说服人就要彻底，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我在很长的时间里笃信：讲清楚一个道理，就能影响和改变社会。2007年我写出的《中国社会学会长任期刍议》（《南方都市报》，2007年7月29日），便是理念人的典型行为，以为说得这么透彻、雄辩，焉能没有效果。而从1994年我撰文反对发展私人轿车，到2007年这篇《刍议》，现实生活一步步消蚀着我曾经的信念，我渐渐认识到：改变社会更靠行动，而非理念，尤其在当下中国。
2004年一个叫布洛维 （Michel Burawoy） 的人当选美国社会学会主席，他的就职演讲的题目是“保卫公共社会学”。他说：传统的公共社会学参与社会的方式是诉诸媒体，在媒体上发表文章和谈话，评论社会问题。当代公共社会学家则是身体力行地加入地方活动，加入社会运动。我与布罗维在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中形成了同样的认识。我已经在一些事情上以做代替单纯的说。
布洛维
从笃信理念转变为看重行动的根据是：权力者可能会畏惧或漠视一种理念，却必须面对人们对自己切身利益的正当诉求；大众很可能麻木于精英们的理念宣讲，却每每同情身边被压迫者；理念的追求能否持续殊难预料，而利益诉求一定是可持续的，因为压迫与剥夺将长久存在。而被压迫被剥夺者中必有不甘心者，即使比例不高。变革的要素是动力，没有动力侈谈什么变革。利益诉求的动力永存，故可以对其寄予厚望。我理解的权利与利益是宽泛的：土地、房屋、被选举权，等等。形形色色的利益诉求，将辐辏出一个讲理的、有规矩的社会。
我不会梦想自上而下的改革。一个对社会有担当的无权者愿意这样看：有权者未被推动而无作为，责任在无权者；有权者受到推动仍无作为才负有责任；就是说公民也有公民的责任。更大程度上，你去“推”，才有管理者的 “动”。具体到学术界，我不相信社会学的新老会长们会自觉自愿地改革会长产生的制度。我们必须拿出一个他们无法漠视的行动。故在抛出《刍议》十年后，写出了《我的自荐书》
（《南方周末》，2017年3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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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荐书发表后的动静
《我的自荐书》于2017年3月23日在《南方周末》发表。对社会学界来说这应该算是爆炸性的新闻。但该文发表后我竟然没接到同仁一个电话。因该文发表时被删节，我将全文挂到我的新浪博客上。只有十个跟帖评论，和我以前的一些博文相比，少得可怜。
郑也夫先生的博文《我的自荐书》截图
我明白，这话题圈外人不明就里或漠不关心，圈内人极度敏感故沉默是金。为让圈内更多同人看到此文，参与讨论。我打听到中国社会学网站负责人的手机，3月27号发出短信要求该网站挂出此文。对方回信说要请示领导，我略有不解，29日发去短信：“网站是价值中立的平台。它登出的文章不代表主办者的价值观。如是，它拒绝挂出的文章要么是空洞无物，要么是和政府抵触令主办者为难。《我的自荐书》已经刊登于报纸，显然无二者之嫌。敝人是社会学中人，拙文讨论社会学界要事。刊登不说明你们在价值观上站队，而拒绝刊登则有价值观上站队之嫌了。上面的话请转给领导。也请将他的意见告诉我。”他回信说转给领导了，我催问多次后，他们于4月5日方才回复：“经社会学研究所信息化管理办公室领导小组讨论，认为中国社会学网是刊登学术文章、会议征文、数据资源、公告信息类的网站，现在还无适当的栏目可以登载您的自荐书。感谢您对中国社会学网的关注。”我认为这理由完全说不通。同人的网站如此狭隘和封闭，不如不办。
几天后，一家报纸拟就该事件追踪报导，我给他提供了十多位社会学家的姓名电话。过后他告诉我，其中大部分人拒绝接受采访。大约五人（不足名单三分之一）接受了采访。其中三人要求匿名。支持我文中观点的有三个人，分别为潘绥铭教授，郭于华教授和外地一位资深社会学教授。三位的具体看法恕不详述。匿名的批评大致如下：郑也夫多年不参加年会，不缴纳会费，无参选会长资格；郑也夫是个公共社会学家，早就脱离了学术评价系统，很难产生出标准化的学术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