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权力包括哪些？
孟德斯鸠在《法意》中说：
“无论何等政府，其中皆有三权之分：
曰立法之权，曰行政之权，曰刑法之权”，“是故专制之君主，其三权萃于一人”。
但是他所说的是近代政府权力的结构。
近代以前，这种“三权分立”的权力构架尚未出现。
因此近代以前的国家权力主要是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则是行政权的附庸。
行政权又可分为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
帝制中国的国家权力也主要是行政权，且其行政权也主要由执行权、监察权与决策权组成。
在理论上，这些权力都掌握在皇帝手中，但是皇帝要依靠臣下去做各种工作，而要他们做工作就要给他们相应的权力，因此皇帝必须“出让”一部分权力给臣下。
那么，皇帝通常会“出让”哪些权力而自己保留哪些权力呢？
皇帝“出让”的权力首先是监察权
。
因此在帝制中国政治史上，很早就出现了监察权与其他两种权力(决策权和执行权)的相对分离。
明代将唐代建立起来的御史台三院制度合而为一，统归于都察院，并创设了负责监察六部的六科给事中制度。
都御史与六部平行，合称七卿，“职专纠劾百司，辩明冤枉，提督各道，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
凡大臣奸邪、小人构党、作威福乱政者，劾。
凡百官猥茸贪冒坏官纪者，劾。
凡学术不正、上书陈言变乱成宪、希进用者，劾。
遇朝觐、考察，同吏部司贤否陟黜。
大狱重囚会鞫于外朝，偕刑部、大理谳平之。
其奉敕内地，拊循外地，各专其敕行事”。
十三道监察御史“主察纠内外百司之官邪，或露章面劾，或封章奏劾”。
明代都御史的权力比前代御史更大，到了明代中后期甚至皇帝本人也往往成为他们批评的对象。
因此到了明代，监察权的独立性比前代有所增强。
决策权与执行权的关系比较复杂
，因此二者的分离也比较困难。
理论上，决策权和执行权都掌握在皇帝手里，但是由于皇帝个人无法承担这些工作，因此需要助手帮助。
明代以前，皇帝的主要助手是丞相。
丞相“掌丞天子，助理万机”；
“宰相之职，无所不统”。
用汉哀帝的话来说，就是“丞相者，朕之股肱，所与共承宗庙，统理四海，辅朕之不逮，以治天下也。
……秉社稷之重，总百僚之任”。
由于丞相的这种地位，他不仅可以参加决策，而且在决策中还拥有相当大的权力。
因此宰相不仅握有执行权，而且与皇帝分享决策权。
然而，决策与执行是不同性质的工作，要更加有效行使行政权，必须把二者分开。
这两种工作的分离在秦汉就已显现，皇帝和宰辅之间大体上存在着一种分工，即前者主导大政方针、后者负责日常政务。
这种分工在唐代已经开始制度化，
但是在实际运用中分工程度尚不高。
到了宋代，主要决策往往仍然是皇帝与宰辅商议而最终定案，双方在决策过程中是高度“一体化”。
由于皇帝与丞相之间的分工不明确，彼此之间的权限有重合之处，使得丞相成为皇帝猜忌和提防的对象。
正因如此，明太祖废了宰相之职。
但是废除宰相之职后，皇帝必须自己来做原先是宰相做的工作，结果是连精力过人的明太祖也感到劳累不堪。
他询问臣下应如何办，监察御史许士廉等说：
创制立法，天子之事。
既出圣裁，实为典要。
但虑陛下日应万机，劳神太过，臣愚以为宜设三公府，以勋旧大臣为太师、太傅、太保，总率百僚庶务。
其大政如封建、发兵、铨选、制礼作乐之类，则奏请裁决，其余常事循制奉行，庶几臣下绝奸权之患，主上无烦剧之劳。
他在《皇明祖训》里把君臣之间的分工进行了清楚的界定：
“今我朝罢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署，分理天下庶务，大权一归朝廷，立法至为详善。
”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分理天下庶务”，是执行部门，拥有执行权。
“大权一归朝廷”的“大权”，就是决策权。
这个权力是“朝廷”独占的，而“朝廷”就是皇帝。
因此，各政府部门只是“分理天下庶务”，执行皇帝的决定。
换言之，皇帝只需负责“大政”的决定，其他“常事”则由三公领导百官依照制度处理。
这清楚地表明皇帝和百官之间的分工：
皇帝负责决策，百官负责执行
。
然而，即使仅只是决策工作，皇帝也必须有辅佐臣僚予以协助。
这些辅佐臣僚起先都是皇帝的私人秘书或者顾问，只“参预机务”而“不得平章国事”。
然而事情发展总是与皇帝的个人意愿相违。
这些臣僚开始是为皇帝决策提供咨询，逐渐转变为皇帝决策的主要助手，最后又变成不仅参与决策，而且实施决策的“真宰相”。
于是皇帝又不得不绕开他们，任用新的私人秘书或者顾问来协助他决策。
由此可见，决策权是皇帝最重要的权力，不容与任何人分享。
由以上讨论可见，决策权是帝制中国国家权力的核心。
以西蒙(HerbertAlexanderSimon，司马贺)为代表的决策理论学派认为决策是管理的中心，决策贯彻于管理的各个方面和全部过程，管理就是决策。
组织是作为决策者的个人所组成的系统，组织中的领导人的重要职能就是做决策。
国家是一种特殊的组织，其领导人最重要的职能也是做决策。
在帝制中国，皇帝是国家这个组织的最高负责人。
因此皇帝最重要的职能就是对国家大事进行决策，而决策权也是皇帝最重要的权力。
本文选摘自李伯重：
明代后期国家决策机制研究，《中华文史论丛》2019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