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介绍了新疆吐鲁番市火焰山镇巴达木东墓群发现的唐代世家大族子弟李重晖的墓葬，反映了西州在古丝绸之路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唐代对西域的有效管理。文章详细描述了墓葬的发掘情况、文物出土情况、墓志内容以及丧葬习俗等，并强调了这些发现对于研究统一多民族国家体系下新疆历史发展进程的重要意义。
巴达木东墓群位于新疆吐鲁番市，2024年的考古发现包括3座唐代墓葬，其中M16是李重晖的墓葬。墓志记录了李重晖的家族背景、生平事迹以及仕途经历，体现了其深厚的家国情怀和立志报国的赤胆忠心。
墓葬的形制、丧葬习俗以及出土的文物都具有典型的中原文化特色，与河西、两京地区高度一致。同时，也反映了西域官员家族的显赫地位和对唐代礼仪制度的尊崇。
墓志不仅记录了李重晖的生平事迹，还反映了唐代中央政权对西域的有效管治。通过分析墓志内容，可以了解西州行政秩序、社会状况以及各项事务的开展情况。
一名生在中原的唐代世家大族子弟，因“倾慕班超之志”，远赴西州
（今新疆吐鲁番地区）
守卫疆土，最终长眠于火焰山脚下。吐鲁番巴达木东墓群2024年考古发现的唐代墓志，记载了西州都督府长史李重晖的传奇一生，也反映出安史之乱后唐西州地方政府孤守西域的历史细节。
巴达木东墓群位于新疆吐鲁番市火焰山镇巴达木村东南2公里，西距吐鲁番市45公里，东距鄯善吐峪沟石窟9.5公里，北面正对火焰山。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巴达木东墓群被纳入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统一国家体系下新疆历史发展进程研究”子项目。2024年4月至11月，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吐鲁番学研究院合作对墓群进行了考古发掘，共计发掘墓葬7座，其中晋十六国时期墓葬4座、唐代墓葬3座，尤以3座唐代墓葬的发现最为重要。
▲ 巴达木东唐墓正射影像图。（本文图片由尚玉平提供）
巴达木东唐代墓群的考古发现，不仅实证了
唐王朝对西域的有效管理
，也展现出西州在古丝绸之路中的重要地位，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在巴达木东墓群中，3座唐墓均为长斜坡道土洞墓，长15-26米，深3.8-7.3米，平面呈“刀”形，坐北朝南，其形制由墓道、封门、过洞、甬道、耳室、墓室组成，墓葬开口于耕土层下30-50厘米，墓室顶部均已坍塌。墓内以单人葬为主，墓室内均留生土二层台，上置木棺，多数棺木已腐朽，残存板灰痕迹。葬俗以逝者口含手握珠、玉、铜钱为普遍现象。
3座唐墓共出土各类文物132件（组）。以彩绘泥俑为大宗，有镇墓兽、武士俑、生肖俑、文官俑、仕女俑及马、牛、羊等动物俑，多置于墓室或东西耳室内。另有金银平脱花鸟纹铜镜、银平脱花卉纹蚌壳、银平脱葵形漆盒、白瓷碗、三系绿釉陶壶、四系青釉罐、骨骰子、玉开元通宝、铜下颌托等，均属新疆地区首次发现。除此之外，还出土数量众多的钱币，如乾元重宝、突骑施钱币、萨珊王朝卑路斯银币等。这些文物的出土，可以确定3座唐墓为高等级墓葬，也可证实西州在古丝绸之路中的核心地位。
墓室规模反映了墓主人的身份级别，M16李重晖墓为双室墓。文献和考古资料证明，
唐代二品以上官员的墓葬才可使用双室墓
，通常情况下有三类人：一是皇室成员；二是有功之臣，尤其是高宗时期一些高级将领；三是被迫害致死的皇室宗亲。公开资料显示，唐代双室土洞墓目前仅发现3座，主要分布在今西安、洛阳一带，如温思暕墓
（696年）
、李思贞墓
（705年）
等，多为京城权贵。此次发现的双室土洞墓，体现了厚葬之风在西州的盛行，也反映出墓主人家族势力的显赫，更为重要的是展现了西州高级别官员尊崇唐代的礼仪制度。
3座唐墓还发现大量彩绘泥俑，以“四神十二时”俑为主，均属盛唐时期的产物，与两京
（长安、洛阳）
地区高等级墓葬的随葬器物十分相似。《大唐六典》记载：四神指当圹、当野、祖明、地轴
（武士俑、镇墓兽）
，之后又增加了生肖俑，统称为“四神十二时”俑，级别不同、数量不等。《唐会要》卷38载：“三品以上九十事，五品以上六十事，九品以上四十事。庶人明器十五事，不置四神十二时。”这些体现了“事死如事生”的丧葬理念。这种
文化上的相通，深刻反映了中原文化在唐代西域治所的传布
。
贞观十四年
（640年）
，唐朝平定高昌，在吐鲁番盆地推行州县制，设置西州，下辖五县。一系列唐制的施行，使西州与中原各州一样，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呈现出高度的统一性，成为唐朝廷经营西域的重要据点。
巴达木东唐代墓群M16李重晖墓出土墓志一盒，由志盖和志石组成。志盖为盝顶形，四侧绘祥云图案。志石为方形，边长60厘米，厚13厘米，竖排右起阴刻楷书19行580字，首题“唐故西州都督府长史朝散大夫太子中允陇西李公墓志铭并序”。初步释读，墓主人为李重晖，生于唐神龙二年
（706年）
，卒于唐德宗贞元五年
（789年）
，享年83岁，曾任“瓜州都督府户曹参军、西州都督府交河县令、西州都督府录事参军、西州都督府长史
（正五品上）
”。其夫人为“洛南县君城南杜氏”，长子“摄长史兼知长行、朝请大夫试太常丞”，季子“朝散郎守咨议参军”。
李重晖作为关陇贵族，家族十分显赫。祖父李檀官至“银青光禄大夫，守亳、汝、魏三州刺史，赠尚书左仆射”。《新唐书》还记载李檀封爵“敦煌公”，其父李谨“正议大夫，行汾州长史”。家族成员知名的还有：李密
（隋末瓦岗军首领）
、李澄
（唐义成节度使、武威郡王）
、李泌
（唐德宗时官居宰相）
等。李澄为李重晖的堂叔，李泌则为李重晖的堂兄，但从墓志内容来看，李重晖并未因家族荣光而获得世袭爵位。“忠以报国，倾慕班超之志”，从瓜州来到西州，一生未回，在西域建功立业，反映了李重晖深厚的家国情怀和立志报国的赤胆忠心。
从李重晖早期官职晋升的连贯性可以看出，当时西州的行政秩序良好，社会相对平稳，各项事务有序开展。安史之乱后，西域兵力空虚，吐蕃趁势而入，河、陇相继失守，使得西域与中央朝廷失联，成为“飞地”，李重晖仕途后期就处于这一特殊时期。通过分析其墓志可以看出，唐朝廷的年号制度、职官制度、丧葬制度在这一时期的西州仍旧施行延用，实证唐代中央政权对西域的有效管治。
李重晖既是唐代无数生在中原、建功西域的爱国志士的代表，也是“克奉正朔，坚保封疆”，对中央政权忠心耿耿、兢兢业业的西域官员代表，其墓志对研究唐中央政权边疆地区治理体系具有重要价值。
巴达木东唐代墓群既有共性，也有个性之别，出现了少见的园宅下帐
（园宅，指墓葬中供死者在阴间使用的居室；下帐，即以竹木为骨架、“幔布为顶，白纱为裙”的帐幕，位于棺椁的正前方）
等“围塌”现象。其中，M12墓葬形制与河西、两京地区的十分相似，但墓室结构较为特殊。墓室一分为二，西边留有生土二层台，台上横铺六根地栿，上铺木板，木板之上陈放两具尸骨，一男一女，未见木棺葬具。墓壁东、北、西三面用木板以榫卯结构和大量铁钉相连，高40厘米，形成开口向南的围塌。其中两处发现大量散落银平脱工艺制作的银箔片，上面錾刻花卉、飞禽猛兽等。根据墓内陈设，判断其为园宅下帐。
据《通典》卷139《墓中祭器序》载：“以下帐张于柩东，南向……食盘设于下帐前。”《唐会要》卷38载，其园宅“广作院宇，多列侍从”，下帐则有“珍禽奇兽，鱼龙化生”。又《安禄山事迹》载，唐玄宗、杨贵妃赏赐安禄山“银平脱破方八角花鸟药屏帐”。可见，巴达木东唐墓中的这些发现与文献记载基本一致，这种墓内陈设属新疆地区首次发现，与此相似的有河南偃师杏园村唐李延祯墓，初步判断可能与粟特人有关。
这些胡商来到西州定居，并获得朝廷重用，在丧葬习俗上按照唐代礼制，也保留了自身的一些特点，反映出不同人群间的交往交流交融。
该墓地还出土了铜下颌托、三耳绿釉罐、塔式罐、铁券等较为少见的随葬器物，这些器物亦反映出西州地区对中原丧葬文化的接纳。如下颌托，是起到固定死者下颌作用的特殊器物，避免面部嚼肌因死亡后松弛而造成下颌脱落、口部大开。此种丧葬习俗较早发现于北魏孝文帝平成时期，使用人群主要是生活在今天山西大同一带的鲜卑人或粟特人，在两京地区使用人群则为皇亲贵胄或权贵阶层，如贺若厥、金乡县主、洛阳关林卢氏等。同时，在河南偃师杏园村11座唐墓也出土了铜质下颌托，这种“颊带+颌勺”的基本形制与巴达木东唐墓的发现十分相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