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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数量庞大的专题庙宇之一，关帝庙已广泛分布于世界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在中国，更是有着“县县有文庙，村村有武庙”的说法。而兼有关羽诞生地与中国古建筑宝库双重身份的山西，具有得天独厚的历史人文与自然环境条件，关帝庙的数量自然不少。
关羽，这位山西出身的武将，其一生多在流离之中度过。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民间和皇室的推崇使得关羽的形象逐渐升华。在这种文化氛围的推动下，关帝庙在关羽的故乡山西逐渐增多。
到了宋代，伴随着经济与文化的高速发展，关羽崇拜被官方及佛、道等宗教认可。关羽庙的建设规模逐渐扩大，许多原本信奉武神毗沙门天王的庙宇都被改为关羽庙。
在元代，宗教的兴盛促进了关公信仰的延续。随着国都从临安迁移至大都，关公信仰的中心也随之北移。在这一时期，诸如《关王事迹》等带有虚构色彩的传记，以及《三国志平话》的评书和《关大王单刀赴会》等元杂剧纷纷涌现，使得关公的形象在文献记载中愈发丰富和立体。
明洪武初期虽除去了武庙，但到了明代中期，抛开《三国演义》小说的流行不提，像《关王忠义经》等依托关公制作的经书也开始流传。不仅如此，万历时期晋升为帝的关公同样得到了“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的敕封。随着《御制敕建护国关帝庙碑记》的雕刻，关公与明朝国家意志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
而伴随清朝全盘承袭明制，关羽崇拜也走向顶峰。为使关帝庙建筑统一，清政府将关帝庙的规制写入《清会典》当中。在已有关庙得到修缮或重建的同时，新的关帝庙也被大量建立起来，造成了如今我们看到的关帝庙大多来源于明清时期的局面。从顺治、雍正、乾隆再到同治、光绪等众多皇帝的助推下，关羽完成了“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佑赞宣德关圣大帝”的加封，还对其祖上、后裔进行加封，真正完成了“赠官、赐谥、立庙、建祠、福荫后裔”一系列褒恤仪式。
在民间，有关关公的教化经文如《关圣帝君觉世真经》和《桃园明圣经》广为流传，宣扬其作为神明的教化作用。为了维护关公的神圣形象，曾有一段时间，与关公相关的戏剧被禁止上演。在三教尊崇下，此时的关羽早已不再是单一的军神或武神，还是具有财富神、科举神、治水神、送子神、农业神等众多职能的神明。
在民间，还流传着关公“读好书，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的“四好”箴言。在山西运城盐池神庙，一份嘉靖十四年（1535）的《重修河东运司盐池神庙记》，或许也能解释关公作为神明和“乡先生”，通过“显圣”等方式对当地居民产生的楷模与教化影响：
《礼》有之曰：“君子生而敦行，能表正乡俗者，殁而祀之社，谓之乡先生。”礼也若王（案指关羽）者，固所谓以死勤事者也。又明神也，又乡先生也，殁而祭之社，以兴后学，以护国富民，不亦善邪？
在众多支持关庙建设的团体中，晋商的作用不可忽视。
从地理位置来看，山西的关帝庙大多分布在晋南地区，紧邻关公的故乡运城。这不仅因为关公文化从运城向外辐射，也因为晋商主要聚集在晋南。晋商们不仅期望关公能保佑他们的商业利益，还通过关公的忠、义、诚、信精神，构建了联系商帮、行会等团体成员之间的纽带。
山西商人的经商历史源远流长。作为古代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山西运城盐池出产的解盐可以追溯到尧、舜、禹时期，到了宋代，盐业贸易已经非常发达，有“可以半天下之赋”的说法。进入明清时期，山西的手工业如池盐、煤炭、冶铁、璐绸等得到了发展，后来还涉足了茶、烟草、颜料、绒货乃至金融业等多个行业，形成了以太谷为金融中心的商业团体，具有完备的“标期”“年利”“月息”“利率”等系统和团体制度，在全国商业和金融界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有“山西商人遍天下”之说。
伴随商品经济的发展，市场竞争越发激烈，为了巩固已有的商业地位或实现对部分行业的垄断，山西会馆在明代就已出现，到清代同关庙一起先后在各个城市被建设起来。在会馆内部，商业团体按照行业和地域细化，形成了“太原帮”“汾州帮”“皮货帮”“汇票帮”等商帮。作为同乡商人的联络点，会馆不仅是商人之间彼此联络感情、参加庆典的场所，也是维护同乡或同行利益时提供帮助的平台。因而本就作为“同乡”又有着神明身份的关羽就成为山西不同行业商人所共同追寻的精神支柱。
早在明代，关公作为财神形象见证双方借贷，或护佑商旅的传说就已经出现。然而，他作为财神形象的根本原因更多是由于明代私营工商业的快速发展，导致的价值观念的变化。在中国传统社会观念下，商人虽有一定财富，但在“士农工商”的社会地位中仍属于末流。商人不仅不能入仕为官，而且不能乘车马，穿锦绣，也不能享有田宅。但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旧有的传统观念受到冲击。到了明代中叶，关公崇拜日益盛行，士人的参与将儒家思想与商业活动紧密结合，最终使关公成为象征“义中取财”的财神。
在众多山西会馆和山陕会馆中，河南南阳社旗镇的山陕会馆以其“中国第一会馆”的美誉而著称。山西和陕西两地有着“秦晋之好”的历史佳话，加之陕西许多商业家族源自山西移民，两地商人在共同致富时有着相似的观念和信仰，这座山陕会馆也被称为“关帝庙”或“山陕庙”。始建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至光绪十八年（1892）完工的会馆，在修建过程中共收到来自408家商号的87788两捐银。与其他山陕会馆一样，社旗山陕会馆不仅是商人们讨论商业和交流感情的场所，还设有供奉关羽的神殿，是当地供奉和祭拜“关财神”的重要地点。
值得一提的是，围绕着关公形成超越宗族与血缘的团体并非仅有晋商。在明清时期的铜陵，东山岛作为郑成功反清复明的基地，在被清军占领后一度成为废弃之地，当地居民也被视为“弃民”。由于无法归属于任何宗族，东山岛的居民效仿诏安一地的明军遗户，以“关永茂”为户主注册户籍，并立下盟誓。至今，盟誓的碑文仍保存在关帝庙内，而当地居民无论姓氏如何，都一律尊称关公为“关祖”。
作为武神或战神，关羽不仅被认为能在抗倭、平叛中“显灵”，他的形象还与“义中取财”的理念相结合。除此之外，关羽还被尊奉为水神、农业神、送子神、司法神和行业神等多种神职。在关羽的神话故事中，这些实用的职能常常与其他信仰和故事相交织，而他“显灵”的方式也多种多样。
农业作为古代国家的社稷之本，其发展直接关系到民生。宋代时，传说道教天师张继先曾召唤关羽，将其作为神将斩杀引发山西解州旱灾的蚩尤，从而引来雨水，拯救了百姓。此后，关羽与水和掌管水的龙王就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到万历年间，还传说关庙在两次洪灾中“显灵”，护佑民众度过了水灾侵害。
可能是因为职能过多或与关羽的形象不太相符，关羽作为“送子神”的角色后来逐渐由关夫人继承。在常平关帝家庙的祖祠内，还可以看到专门为关夫人建造的娘娘殿。
在文人的心目中，关羽不仅是夜读《春秋》的智者，也是能够在梦中“显灵”或通过灵签指引学子们取得科举成功的“科举神”。在这样多元化的神职之下，为关羽建立庙宇以求得其庇护，似乎变得更加顺理成章。
作为山西乃至中国的一张重要“名片”，关羽及其所代表的“忠”“义”“仁”“勇”精神已经深深植根于这片土地。对于山西这样一个保存古建筑条件较好的地区来说，关帝庙不仅是情感寄托与建筑美美学的融合，它还反映了民众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待。
参考文献
1.濮文起：《关羽——从人到神》，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
2.胡小伟：《关公崇拜溯源》，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8月。
3.孔祥毅：《晋商与金融史论》，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8年2月。
4.张正明，张舒：《晋商兴衰史》，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10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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