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进步带来的生活变化，让人们容易忽视社会的其它变革。今天的中国正处于大变革之中，这种变革的性质类似历史上的1953年，但又超越1953年。
经过1949年建政之后的国民经济恢复，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1953年中央决定，用十到十五年时间，对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到1963-1968年左右，中国正式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社会主义改造，遵循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主要就是对经济基础的改造。所以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也就是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叫“一体两翼”或
“一化三改”
，即对
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马克思对于人类社会形态的划分，封建社会之后是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之后才是社会主义社会。而像苏联、中国都是在资本主义没有充分发育的情况下，通过革命的手段直接从封建社会跨入社会主义社会。所以理论界一直存在社会主义国家“早产论”、“补课论”等论调。
事实上，无论是苏俄还是中国，都是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一事实来回应了“早产”“补课”的论调。问题是，原来准备十到十五年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中国只用了三年就基本完成了。到1956年，中国宣布正式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所以今天有学者或政治家，在谈及因为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仓促冒进，给后来社会主义建设带来的影响，深为遗憾。
但是，从1978年开始，在邓小平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领导下，中国启动了伟大的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进程，连续四十年的高速发展，就基本完成了原来预计的七十年的目标，即2050年的目标。这时温习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就应该未雨绸缪，思考一百年后怎么办。
党的十三大，提出了著名的“三步走”战略，2000年解决温饱，建党一百周年即2020年，解决小康，建国一百周年即2050年建成发达社会主义国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当时预计的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就是人均GDP一万美金左右，汽车进入千家万户。而现在的中国，即将到达这一关口，也就是2050年预计的目标，提前三十年实现了。
经过四十年改革开放，中国工业化水平和企业发展程度早已脱胎换骨，不再是落后的社会生产力和作坊式存在。中国事实上已经具备建设理想的社会主义条件，中国进入第二次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已经成熟。
相对于上一次社会主义改造，这一次社会主义改造有几个新的特点。
一是改造时间上不急于求成。不设置改造时间长度，而是遵循发展规律，做到水到渠成，
自然
过渡。正因为要水到渠成，自然过渡，所以即使中国处于第二次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也不成文、不宣传，而是以信仰引领，组织推动，政策导向，朝着目标坚定前行。
二是改造内容上更加全面。不仅仅是经济基础，也包括上层建筑。所以按照“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这一次社会主义改造，包括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全方位的改造。
三是改造的领导上要鲜明突出。上一次由于特殊历史时期，社会主义改造没有大张旗鼓地强调党的领导，所以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1957年，发生了反右斗争，最后因为反右扩大化，伤害了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这一次特别强调党是领导一切的，以达成全民共识。
四是改造的具体方式更加灵活。经过建国七十年包括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经验和思想积累，原来的理论会被扬弃。如纯而又纯的公有制模式不会复活，对市场经济不会否定，关起门来搞建设的做法不会重演。
事实上，今天的中国正处于第二次社会主义改造时期。
表现在经济领域，就是毫不动摇地发展国有经济，通过有别于上一次公私合营形成的纯公有制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既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国资领域，也支持国有资本参股控股民营企业。特别在一些民营企业遇到经营困难，可能造成大量失业引发社会动荡的时候，富有担当精神的国有资本开始收购民营企业，这在今天的上市公司中已不乏鲜见。如今年7月9号，金一文化控股实控人钟葱钟小冬兄弟一元钱卖掉了市值近9亿的股份，而买家是海淀区国资委下属企业。
表现在政治领域，就是要进一步实现权力公有制。世界社会主义实践证明，只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没有权力公有制，会出现富有的权力阶层、特权集团，社会主义建设会出现严重问题。为之，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个问题要同时解决，解决方法就是继续打造一个超越利益拥有信仰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为之党的政治建设要放在首位，党要领导一切，党的建设要全覆盖，无死角。特别在新经济组织，即私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港澳台商投资企业、股份合作企业、民营科技企业、个体工商户、混合所有制经济
组织中，要成立党组织，在新
社会组织，即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中，也要成立党组织。在进行经济改造同时，通过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依法治国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选任显然不同以往，最终既做到权力公有，也做到资本公有，正是中国未来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