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地第六（下）
【原文】主操名利之柄而能致功名者，数也。圣人审权以操柄，审数以使民。数者，
人
主之术
①
，而国之要也。故万乘失数而不危，
人
主失术而不乱者，未之有也。今世主欲辟地治民而不审数，欲臣尽其事而不立术。故国有不服之民，主有不令之臣
②
。故圣人之为国也，入令民以属农，出令民以计战。夫农，民之所苦；而战，民之所危也。犯其所苦行其所危者，计也。故民生则计利，死则虑名。名利之所出，不可不审也。利出于地，则民尽力；名出于战，则民致死。入使民尽力，则草不荒；出使民致死，则胜敌。胜
敌
而草不荒，富强之功可坐而致也。
【白话】
君主
操持
着能给
人名利的权柄，而最终得以建立功业和名声，靠的是统治方法。圣明的君主在审察清楚权力的状况后再来操持权柄，在审察清楚统治的方法后再来统治民众。统治方法，是君主的法术，治国的关键。因此，万乘之国失去统治方法而不危险，君主失去统治手段却不引起混乱，这是从来没有过的。现在的君主，想要开辟土地治理民众却不审查其方法，想要臣子尽力完成其本职工作却不建立其法术，故而国家就会有不服从的民众，君主就会有不听令的臣子。因此圣人在治理国家时，在内使民众归集农耕，对外使得民众筹划作战。
农耕，是民众认为很辛苦的事情；而作战，是民众认为很危险的事情。民众愿做他们自认为是辛苦、自认为是危险的事情，那都是出于计算衡量。民众活的时候要计算自己的利益，死了以后要考虑自己的名声。对于名利的来源，是不能不详加审察的。利益出自于土地，那么民众就会尽力耕种；名声来源于战争，那么民众就会拼死作战。在内使民众尽力耕种，那么土地就不会荒芜；对外使民众拼死作战，那么军队就能战胜敌人。能战胜敌人而土地不荒芜，那么富强的功业就很容易获取了。
【姚注】
①人主之术：有版本作“臣主之术”，则意思不通。“臣”与“人”古音相近，故经常混用。如《韩非子·存韩》记：“今日臣窃闻贵臣之计”，其中“贵臣”在有些版本里又记作“贵人”。又记：“听奸人之浮说”，其中“奸人”在有些版本里记作“奸臣”。
②不令之臣：《韩非子·说疑》记：“若夫许由、续牙、晋伯阳、秦颠颉、卫侨如、狐不稽、重明、董不识、卞随、务光、伯夷、叔齐，此十二者，皆上见利不喜，下临难不恐，或与之天下而不取，有萃辱之名，则不乐食谷之利。夫见利不喜，上虽厚赏，无以劝之；临难不恐，上虽严刑，无以威之：此之谓不令之民也。此十二人者，或伏死于窟穴，或槁死于草木，或饥饿于山谷，或沉溺于水泉。有如此，先古圣王皆不能臣，当今之世，将安用之？”意思是说，“至于许由、续牙、晋伯阳、秦颠颉、卫侨如、狐不稽、重明、董不识、卞随、务光、伯夷、叔齐，这十二个人，都是见到利益不动心，遇到危难不害怕的。或者把天下送给他也不要，忍受着屈辱的名声，却不愿接受朝廷的俸禄。见到利益不动心，则君主的赏赐再丰厚，也无法激励他们。遇到危难不害怕，则君主的刑罚再严酷，也无法威慑他们，这些人就是所谓不服从命令的人。这十二个人，有的隐居死于山洞，有的憔悴死于树林，有的饥饿死于山谷，有的淹水死于江河。像这样的人，连古代的圣王都无法令其臣服，处在如今的时代，又如何能用他们呢？”《韩非子·说疑》中所称的“不令之臣”，即是本文所指的“不服之民，不令之臣”，亦呼应了前文所说的“民众而不用者，与无民同”。
【原文】今则不然。世主之所以加务者
①
，皆非国之急也。身有尧、舜之行，而功不及汤、武之略者
②
，此执柄之罪也。臣请语其过。夫治国舍势而任谈说，则身修而功寡。故事《诗》、《书》谈说之士，则民游而轻其君；事处士，则民远而非其上；事勇士，则民竞而轻其禁；技艺之士用，则民剽而易徙；商贾之士佚且利，则民缘而议其上
③。故五民加于国用，则田荒而兵弱。谈说之士，资在于口；处士，资在于意；勇士，资在于气；技艺之士，资在于手；商贾之士，资在于身。故天下一宅，而圜身资④。民资重于身，而
徧
托势于外
⑤。挟重资，归
徧
家，尧、舜之所难也。故汤、武禁之，则功立而名成。圣人非能以世之所易胜其所难也，必以其所难胜其所易。故民愚，则知可以胜之；世知，则力可以胜之。臣愚，则易力而难巧；世巧，则易知而难力。故神农教耕而王天下，师其知也；汤、武致强而征诸侯，服其力也。今世巧而民淫，方
效
汤、武之时，而行神农之事，以
堕
世禁
⑥
。故千乘惑乱，此其所加务者，过也。
【白话】现在
却
不是这样。国君
们特别重视的，都不是国家的当务之急。国君们具备尧帝和舜帝那样的德行，可建立的功业却还
赶不上商汤
王
和周武王，这
就
是他们
在操持
权柄
时犯下的过错。
请让
我说说
他们的过错：治理国家
时放弃权势而任用空谈，那么自身修养会提高，可是功绩却会减少。因此，任用那些崇尚
《诗》、《书》的空谈之士，
民众就会游走而
轻视
君主
；任用
隐逸之士，
民众就会远离而非议君主；
任用
勇武之士
，民众就会
好斗而轻视
禁令；
任用技艺之士，民众就会轻浮而喜欢迁移；商贾之士生活安逸又能赚钱，那么民众就会
攀附他们而议论君
主
。
因此，如果这五种人被国家任用，就会导致田地荒芜而兵力衰弱。空谈之士
的资本在于
口才；隐逸之士的资本在于
心志
；
勇武之士
的资本在于勇气；
技艺之士的资本在于巧手；商贾之士的资本在于自身。所以这些人都是以四海为家的，谋生的资本都附着在自己身上。民众将谋生的资本附着在身，到了外面就寻找有权势的地方依托。民众携带谋生的资本，四处寻找托付之所，则即便是尧帝和舜帝也难以将国家治好。所以
商汤
王
和周武王禁止这种情况，
才使得功业得以建立而名声得以成就。圣人治理国家，并不是能用世人容易具备的来战胜他们难以具备的，一定是用他们难以具备的来战胜他们容易具备的。所以民众愚昧，就用智慧来战胜他们；世人智慧，那就用强力来战胜他们。臣民愚昧，那么他们就会易于出力而难于机巧。世人机巧，那么他们就会易于用智而难于出力。因此，神农氏教导民众耕种而称王天下，这是要让民众学习他的智慧。商汤王和周武王
创造强大的军队而征服
诸侯
，这是
要让诸侯们
屈服于他们的强力。现在世人多机巧
而
民众多放荡，正是
应当
效仿商汤和周武王的时候，可是
君主们却在做神农氏当年做的事，从而毁坏了治理世人的禁令。因此，那些千乘之国会混乱不堪，这都是因为他们特别重视的事情都是错的啊！
【姚注】
①
加：更加，特别
②
略：获得
，
取得
。
③缘：
追随，
攀附
。
④圜（huán）：环绕。圜身资，
意即
“使
资圜
身
”，指这五种人将谋生的资本都环绕在自己身上，故而不在乎去国离乡，反正天下一家，到哪里都能谋生。
⑤
徧（
biàn
）
：
同
“遍”，普遍，遍及。
有不少版本将
“
徧
”字记作“偏”，进而解释为偏狭、偏私，这是不准确的。
⑥堕：毁坏。有不少版本将“堕”字记作“随”，这是不准确的。“堕”字的繁体字为“墮”，“随”字的繁体字为“隨”，故易有此误。
【姚论】
从
“臣请语其过”一句可以推知，本文是商鞅呈递给秦孝公的奏折。在这段文字里，商鞅列举了谈说之士、处士、勇士、技艺之士、商贾之士这五类人为不能任用之人，而这五类人的共同特点就在于他们的谋生资本都附着于自身，所以对国家不会有忠诚感，随时都有可能去国离乡，投奔更能发挥其自身才能的地方。顺着这条思路，很容易就能推导出，国家最应该任用的是农民，因为农民谋生的资本在于土地，而土地是不可能随身携带的，这即是下一段所讨论的内容。另外，韩非子在《五蠹》篇中也列举了国家必须清楚的五种蛀虫，分别是学者、言谈者、带剑者、患御者（逃脱兵役的人）和商工之民，与本文所列举的“五民”基本相同，可知此类思想在法家的一脉相承。
【原文】民之生
①：度而取长，称而取重，权而索利。明君慎观三者，则国治可立，而民能可得。国之所以求民者少，而民之所以避求者多。入使民属于农，出使民壹于战。故圣人之治也，多禁以止能②，任力以穷诈③。两者
徧
用，则境内之民壹；民壹，则农；农则朴；朴则安居而恶出。故圣人之为国也，民资藏于地，而
徧
托危于外。资藏于地则朴，托危于外则惑。民入则朴，出则惑，故其农勉而战戢也
④。民之农勉则资重，战戢则邻危。资重则不可负而逃，邻危则不归。于无资、归危外托，狂夫之所不为也。故圣人之为国也，观俗立法则治；察国事本则宜。不观时俗，不察国本，则其法立而民乱，事剧而功寡。此臣之所谓过也。
【白话】人
的本性是
：
度量后选取更长的，称重后选取更重的，权衡后选择更有利的。
英明的
君主若能慎重考察这三
种情况，那么国家的
治理
原则就能确立，而民众的才能
也就能
得到利用了。
国家能够要求民众的办法很少，而民众能够躲避要求的办法却很多。在内要使民众归集于农业，对外要使民众专心于作战。
所以圣明的
君主
治理国家，
要多设禁令以防止民众逃避，任用实力以杜绝民众欺诈。这两个方法若能普遍推广，则国内的民众就能专心农战。民众专心农战，性格就会朴实。性格朴实，就会安于居所而厌恶。所以
圣明的
君主
治理国家
，
会让民众谋生的资本蕴藏于土地，到了外面就只能处处寄身于危险。谋生的资本蕴藏于土地，则民众就会朴实。到了外面就只能寄身于危险，则民众就会疑惑。民众在国内朴实，对出国疑惑，所以他们就会在农耕时勤勉而在作战时积极。民众在农耕时勤勉，则资产就会变得厚重；作战时积极，则邻国就会变得危险。资产厚重就无法携带出逃，邻国危险就不会前往投靠。毕竟要放弃国内的资产，前往危险的外国寄居，这是疯子也不会干的事。所以
圣明的君王治理国家，
观察
风俗
订立法规就能治好，弄清国情从事本业就能得宜。不观察时代的风俗，不弄清国家的实情，则即便订立法规，民众也会混乱；即便政务繁忙，功绩也会很少，这就是我所说的过错啊！
【姚注】
①生
（
xìng）
：
通
“性”，
天性，本性。
②能：能力
，
此处意指农战以外的谋生能力
。
③穷：杜绝。
④戢（jí）
：
通
“疾”，积极从事
。
【姚论】
在商鞅看来，
“五民”对于国家而言基本上都是无用之人，不但无用，甚至还会产生虱害。对于国家来说，真正有用的就只有一种人，那就是从事农战之人，所以说国家可以要求民众为国家做贡献的办法很少，只有农战而已。民众能够逃避国家对其要求的办法却很多，凭借空谈、隐逸、勇武、技艺和商贾谋生之人，皆可逃避农战而不为国家做贡献。因此商鞅说，必须多设禁令，以制止民众发展农战以外的能力，使其不敢逃避农战。要任用实力，使得民众无法像“五民”那样通过投机取巧来获利。只要将这两个方法普遍推广，那么民众就能够专心农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