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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弄西北风云三百年的强族，党项人都去哪了？

国家人文历史 · 公众号 · 历史 · 2024-12-25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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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227年盛夏，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病危于宁夏六盘山下，此时蒙古大军正云集于西夏王国最后的都城中兴府外，以灭国之势昼夜攻城，弹尽粮绝的西夏末帝李睍（xiàn）决定奉“图籍”向蒙古军请求一个月后归降。时日无多的成吉思汗，在最后时刻留下遗嘱，决定秘不发丧，从而防止西夏人反悔。七月十二日，成吉思汗离世，随后不久，李睍献城出降，蒙军入城后将西夏宫室、陵园付之一炬，一个曾经叱咤西北三百年的党项政权自此烟消云散。

自隋唐出现于史料记载的党项人，曾在唐末五代十国的乱局中以定难军发家奠基，又利用北宋的军事失策在今宁夏平原、河西走廊一带站稳脚跟，并以兴庆府（后称中兴府，今宁夏银川）为都城，建立了与北宋、辽国（南宋、金国）并立的西北割据王朝。从公元10世纪至公元13世纪，这个让成吉思汗都全力以赴的、跃马西北近三百年的强悍部族，后来都去哪儿了呢？

宅兹夏土：留在故土的唐兀人

蒙古人称西夏党项人为唐兀人，也称唐古特人。早在对中兴府合围之前，蒙古人已经陆续攻陷河西走廊诸州、湟中二州与陕北银夏二州，对整个西夏范围内的城池进行了大规模洗劫。自公元1205年开始的长达22年的蒙夏战争中，唐兀人的顽强抵抗无疑让蒙古人苦不堪言，据《蒙古秘史》记载，成吉思汗每饭则言：“（将西夏）殄灭无遗，以死之，以灭之。”蒙古军队在部分坚持抵抗的城市进行了屠城杀戮，史载：

“（蒙古人）破黑水城，杀蕃部数万；破肃州，屠城，免死者仅一百零六户；全定河西一国，不留一童男；（西夏人）穿凿土石以避锋镝，免者无一二，白骨蔽野。”

这种报复性政策造成了整个西夏境内的各族人口数量锐减。中统元年（1260），蒙军大将浑都海、阿蓝答儿与脱火赤等在六盘山响应西北藩王阿里不哥发动叛乱，整个西夏故地再遭兵祸，忽必烈平叛之际又再次大兴兵戈，从而使得留在当地的西夏遗民数量再次减少。

忽必烈平定浑都海之乱后，在原西夏境内设置西夏中兴行省，后改甘肃行省，改中兴路为宁夏府路，地方行政建置以“宁夏”命名，宁夏得名始于此。元朝以甘肃行省管辖劫后余生的西夏移民：

“始开唐徕、汉延、秦家等渠，垦中兴、西凉、甘、肃、瓜、沙等州之土为水田若干，于是民之归者户四五万。”

当时参与恢复生产建设的便多为党项移民。其中本地西夏人朵儿赤做了中兴路的新民总管，最后因为政绩优良被忽必烈提升为营田使。肃州守将举立沙之子也被元太祖封为肃州路世袭“达鲁花赤”。

元朝时期的西夏遗民依旧在故地保留了自己的文化习俗，号称“魔鬼文字”的西夏文在元代依旧有着巨大受众。元代曾先后五次刻印西夏文大藏经，共190部，每部以3620卷计，共印687800卷。这些西夏文经最后“施于宁夏、永昌等寺院，永远流通”。由此可见元代宁夏、甘肃及周边地区崇尚佛教的党项遗民数量仍然相当大。

不过，留居故地的党项人终究不比当年，广阔的西夏故土依旧十分空旷，这也就为外来者的迁入提供了契机。至元九年（1272），忽必烈将他的第三个儿子忙哥喇封为安西王，镇守唐兀之地（西夏唐古特人的土地）。第二年：

“诏安西王益封秦王，别赐金印，其府在长安者为安西，在六盘者为开城（今宁夏固原南四十里开城乡），皆为宫邸。”

六盘山是从西域经河西进入中原的交通要道，地处中西交通要冲，且是安西王的行宫所在，元朝西部驻军要地。蒙古帝国三次西征之中，大量来自阿拉伯世界的回回（中亚、西亚地区的阿拉伯与波斯人）仆从军、商人、工匠以及家属向蒙古人投诚，并随蒙古军队东返，其中大量定居在交通便利且人口稀少的西北党项故地。据拉希德丁《史集》与《多桑蒙古史记载》，作为第二代安西王的阿难答自幼受回回习俗和伊斯兰教礼的浸染，成为一名具有伊斯兰背景的蒙古王族，并在区域内推动伊斯兰教的快速传播。

尽管后来安西王因罪赐死，终元朝一世，伊斯兰教在西夏故地还是产生了深远影响，大量回回人的涌入逐渐改变了当地的民族结构。蒙古人将党项人连同回回人一起归为“色目人”，整个西夏故地的民众血缘、社会与文化也就在时间的推演中不断发生质变。

明朝初年著作《河西译语》收有225条语词，用汉字逐条注音，这是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关于西夏故地民众语言风貌的最后著作，反映了河西地区在元统治时期民族交融的结果。经过元朝一代的民族融合，留存在西夏故地的党项人因其本身并不存在独立的文化特色，逐渐融入其他民族之中。

为元效忠的唐兀家族们

元朝设有专由唐兀人组成的质子军、宿卫军和镇戍军。西夏人的好战之风颇受蒙古人青睐，史载：

“（元）太祖皇帝经略西土，为武功首，灵、夏旧地始臣服委质，然犹强节好义策殊勋、受上赏者史不绝书。”

质子军（也称唐兀秃鲁花）的兵源主要是河西贵胄或富户子弟，以签充方式组建，“朝廷初分侍卫亲军列以卫，唐兀之立，遣使籍河西六郡良家子以充之” 。

忽必烈时代将成吉思汗的蒙古贵族亲兵怯薛扩编为宿卫军，其中有蒙古人、色目人还有汉人，至元十八年（1281）设立的“唐兀卫”有西夏军人三千，驻守京师，颇受元朝皇家青睐，比如仁宗皇庆元年（1312）十一月：

“枢密院臣言：皇太后有旨，禁掖门可严守卫。臣等议，增置百户一员，及与钦察、贵赤、西域、唐兀、阿速等卫调军士九十人。”

可见唐兀人是常驻于京师的亲信卫戍部队。

唐兀人镇戍部队同样也随着元军的征战轨迹被分别设置在中原各地。在忽必烈对草原贵族阿里不哥的汗位争夺及平定李璮叛乱过程中，党项将领及部曲对忽必烈一系忠诚有加，并在平叛过程中屡立战功，西夏人拓跋拙赤哥为忽必烈战死沙场。至元六年（1269），西夏人昂吉尔“率河西军一千三百人”守信阳城，以后又驻守庐州，策应蒙古军对南宋的攻击。

部分党项世家和技术人才也被元朝政策性迁徙到中原各地。如西夏人李天佑在成吉思汗占领宁州（甘肃宁县）后，“犹为其国执戟，即以上命徙家大同”。西夏人刘容，被徙于云内，后遂为云内人。成宗元贞元年（1295）七月，“徙甘、凉御匠百余户于襄阳（今湖北襄阳）”。

而作为西夏王族少数幸存者的世子李桢初为质子，后在窝阔台一朝随皇子出伐金国，连下河南诸州，“功佩金符，授军前行中书省左右司郎中”。而另一位西夏王族后裔李恒更是参加了灭亡南宋的多个战役，史载李恒不仅在襄樊保卫战（1270）中击败宋将吕文焕，并带领所部先锋第一个登上樊城城墙，更在江西击败著名抗元将领文天祥的二十万大军，俘获其妻女（1275），最后任蒙古汉军都元帅，率部在广州击败张世杰、陆秀夫，与张弘范在崖山会师，大破宋军，逼陆秀夫抱卫王沉海而死（1279）。这位西夏王族可以说参与甚至主导了南宋王朝的覆亡之路，也用强悍至极的武力向蒙古人证明着自己的忠诚。

除王族以外，西夏的名门望族在蒙古人的统治机构中担任地方要职，元朝早期高官入仕多来自著名的“怯薛军”（大汗的侍卫亲军），而纵观元朝，共有50余名姓名可查的唐兀怯薛通过此途径进入元朝中枢，以元朝四大中央机关（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与宣政院）为例，担任过其要职的西夏人达45人之多，相较于西夏人在元朝的人口比例而言可谓相当庞大。

如沙洲大族昔里钤部降元后，其后代世袭河北大名路达鲁花赤（镇守官），其子其孙皆为元建功立业，并定居河北，逐渐融合于河北大名一带的汉族中。近年来在大名县陈庄村南出土的《宣差大名路达鲁花赤小李钤部公墓志》便是西夏文与汉文合写的碑刻。此外，还有定居河南濮阳的唐兀闾马家族以及河南浚县述哥察儿家族，同样都是党项军事家族。按照元朝的军事部署惯例：

“命宗王将兵镇边徼襟喉之地。而河洛、山东据天下腹心，则以蒙古、探马赤军列大府以屯之。”

西夏人在与宋的交流中融合并蓄了佛教与儒学的修养，同时又兼有色目人的亲近身份与考试恩荫优势，因而在政治事务人才的选拔中得到蒙古人的偏爱，如西夏大僧杨琏真迦就曾作为江南释教总统，为忽必烈执掌佛教权柄。西夏高氏自第一代高智耀始就以翰林身份统一管理天下儒户，其子高睿，其孙纳麟先后以御史中丞、太尉仕元三世。也有西夏世族一门八子俱为高官，如亦怜真班为江西行省左丞相，有子九人，除长子答里麻未做官外，其余八人担任翰林学士、宣政院史、岭北行省平章、枢密院事、内八府宰相等一系列中央与地方职务。更有的“一门之间，三为丞相”，如乞台普济（中书右丞相）为元武宗海山的保育之臣，自小教诲武宗如父，而后又随海山北戍大漠为元朝建立了清晰的漠北西域防御体系，其子也儿吉尼，遥授中书左丞相，次子里日，遥授中书右丞相。纵观元朝中期党项人权力之显赫，为元代色目人所少见。

西夏人对蒙古人的忠诚一直持续到元朝末年，当时蒙古军队早已不复当年，面对红巾军连战连败。而当时在内地聚族而居的西夏人则保持了“沉鸷尚勇”的风气。如当时唐兀名将三旦八镇守江浙时，便有一支号为“飞山子”的西夏甲兵，时称“其千夫长、百夫长”沐浴风烈者不可枚举。

其著名者如卜颜铁木儿，早年进入元朝怯薛军，连续侍奉海山（元武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元仁宗）、硕德八剌（元英宗）三朝，并于至正十三年（1353）率军与红巾军激战攻下望江、彭泽、江州等地，又令各路元军攻占天完政权都城蕲水（今湖北浠水），获徐寿辉将相400余人，一度稳住了元朝在江南的局势。除此之外还有余阙、福寿、永年、星吉、李世安与亦怜真班等超过十名唐兀地方要员为元朝在江南平叛续命。

元朝末年唐兀儒学家兼诗人余阙，时为淮南行省左丞，其手下“一军皆为夏人，人面多黧黑，善骑射”，公元1357年11月，陈友谅与赵普胜合攻安庆，余阙身先士卒，“身被十余创，城陷，阙自刎”。这一举动为朱元璋所敬仰，后复为阙立庙于忠节坊，命有司致祭焉。

曾经被蒙古人灭国的西夏人，最终又选择为大元殉难，历史于此让人兴叹。

历史的后续：今日还有西夏人？

元朝灭亡后，大量西夏人依旧生活在熟悉的中原故土，甚至在明代仍留下诸多文字印记。明宣德五年（1430），北京能仁寺刊西夏文译本《高王观世音经》便是由一个党项族喇嘛灌顶慈惠妙智大国师发起，24个党项助缘人参与的发愿本，这表明当时的明朝都城北京依旧有着相当一部分党项人群体。

元代驻防河北的军户中，有一部分人到了明代仍然在河北保定市的韩庄一带聚居，他们的名字记载在今天莲池公园所存的西夏文“胜相”经幢上，两座经幢八面镌刻西夏文字，并标明其修建时间为弘治十五年（1502），其上有西夏文人名近百个，包含嵬、高、罗、折、昔毕等党项旧姓，其中不仅有男有女，甚至有民有官。这就表明，在当时的北直隶保定依旧存在一个成规模的西夏遗民社区，并保持着西夏文在日常佛教领域的应用，而这一群体至迟到明末已然成为河北汉族的一部分。

而据《西夏通史》编者描述，传说西夏王室中的一部分贵族，自西夏来投靠西藏萨迦政权，定居日喀则西部的昂仁。从13世纪晚期到14世纪屡受元朝封赐大司徒、国公、大元国师等号，世袭万户长职，最终融入藏人之中。

也有一部分人翻越喜马拉雅山的囊帕拉山口，到达今天尼泊尔境内的索卢昆布，经过繁衍生息，形成了今天的谢尔巴族。而在中国西藏境内的一部分则被称为夏尔巴人，分布在西藏边境的樟木口岸、定日绒辖等地。根据当代分子生物学分析，在夏尔巴人的父系遗传成分中，除汉藏人群和南亚相关遗传成分外，还发现了来自西亚和中国西北地区的遗传成分，说明夏尔巴人祖先群体和西北或中亚人群发生了基因交流。结合历史文献，党项羌可能就是夏尔巴人的祖先群体。

而在今天四川省西北部的康定、松潘、丹巴等地，曾经是党项民族的原居地。唐朝时期，西夏人的先祖就是从这里出发奔赴陕北，开始了数百年称雄西北的霸业。而其中留下的党项人则“地乃入吐蕃，其处者皆为吐蕃所役属，更号弥药”，也就是原始的木雅人。西夏灭亡后，据传从北方南下的西夏人经过数千里跋涉，与数百年前留居川西北的祖先木雅人重新结合并建立了一个小政权。这个小政权的首领叫 “西吴甲尔布”（“西夏王”称号的异体），据传直至康熙时才因为绝嗣而丧失名号。

这个族群人在现代被考古学者所发现，他们的八角碉房、宅园与妇女编发盘头的习俗以及盘扣折群的服饰与西夏历史记载相似，其语言木雅语和传统藏语相差较大，甚至部分木雅人有着与汉族房屋接近的构造，藏族人也将他们称作“木雅巴”（古代藏族文献对党项人的称呼）与自身区别，考古学家推断他们极有可能是当年西夏亡国后南逃的党项人的后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