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高兴我的这部作品如今能够和中国读者见面。当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后现代主义那种否认还有出现新事物的可能的话语正大行其道。当然,人们所说的不再可能有创新这件事,只是在哲学和艺术的领域发生。在科技领域,人们总认为创新仍有空间。然而,我们是否真的能说科技也是新的产物?也不一定。首先,和科技相关的并不是创新,而是改进。人们很容易发现冰箱或者汽车在技术上获得了改进,看它们功能的变化即可。但是艺术的
情况就不同了。一件由杜尚创造的现成品不能马上被看成艺术。因此,我们必须创造一个真正的新,而不只是改进。真正的创新意味着艺术本身通过某件特别的艺术品获得了新的定义。这样的重新定义是无法在技术框架内实现的,因为技术总是被一系列的实际需求和利益所限定着。
然而,当我们讨论技术上的新的时候,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让我们必须保持谨慎,那就是新的科技产品总是会取代旧的产品这件事。一辆新款轿车淘汰旧款的,一台新的冰箱取代老式的,一台新的
iPhone
取代过时
iPhone
。这就意味着,在我们今天的消费文化的语境下,新旧对比已经变得不可能了。这种文化将自己表现为一个巨大的超级市场,在这里,旧的产品被新的替代,并被永远地扔在一边。因此,这个超级市场就像一个巨大的遗忘机器那样运作着,它不断地抹去过去,让具有历史深度的思想变得不可能。这种消费主义的文明产生出一个永恒的当下。当我们步入这个超级市场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在那里看到的东西永远已经是最新的了,而它们也会一直保持在当下的状态。这就是科技和消费与艺术和哲学之间最根本的差异。文化存在于档案库中——它们被保存在诸如图书馆、博物馆和电影资料馆中。这些档案库并不消除过去,相反,它们创造出一个能够把过去和当下,并且有可能也可以和未来,进行对比的空间。艺术家或者知识分子就是游走在当下的日常现实和档案库之间的那个中间人。如此一来,所谓新也只能是在文化档案库的语境下来定义,而永远不会在“生命本身”中。
从这本书出版到现在已经过去
25
年了。在这段时间里发生什么变化了吗?仔细一想,也并不太多。不一样的也许仅仅是:今天的博物馆、图书馆和档案库都在经历着分崩离析——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缺乏维系它们的资源。而同时,互联网却成了最大的档案库。但问题是大多数互联网的所有者是私人企业,所以
我们并不能够保证它能成为一个对公众负责的储存历史记忆的场所。所以,从本书问世到现在,书中所讨论的话题能够展开的空间其实已经大大缩小了。但是这个空间毕竟还在,而书中的讨论也并没有完全消失在当今的传播之中。恩斯特·荣格曾写到,当你要开始一段漫长的旅程之前,最好是先将多余的行李卸下。如果我们的社会终将把所有历史记忆的包袱都卸下,那这本书也将变得不再有用。然而,我认为本书还没有到过时的时候,而我也非常乐意将它推荐给当代的中国读者。
鲍里斯·格罗伊斯
2017
年
3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