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名称: 科睿唯安生命科学与制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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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17年肿瘤领域交易纵览和趋势

科睿唯安生命科学与制药 · 公众号 · 药品 · 2018-03-15 21:01

正文

原文作者： Jamie Munro 和 Helen Dowden

中文翻译：储旻华

受肿瘤免疫学推动，肿瘤是当前交易最多的领域。过去5年中，一共有35笔十亿美元以上的交易，其中32笔是关于肿瘤的。科睿唯安的作者将在本文中探讨肿瘤领域交易的最新趋势。

与2016年相同，2017年肿瘤继续成为所有治疗领域中交易最多的一类（BioPharma Dealmakers B3–B5，2017年6月）。2017年交易最活跃的21家公司中，只有5家公司（安斯泰来、勃林格殷格翰、吉利德、诺华和赛诺菲）肿瘤不是其交易数量最多的领域（图1）。这里一个关键的驱动因素可能是当前肿瘤领域的主导地位和预期增长。2017年EvaluatePharma预测，肿瘤将继续成为交易最多的领域，一直到2022年，该领域交易金额年复合增长率将超过12%，到2022年总交易金额达到接近2200亿美元。

图1丨2017年，最大的50家制药公司（按2016年销售额计）每家均在肿瘤领域进行了至少5笔买方交易。

交易包括兼并和收购、授权许可交易、组建合资公司以及仅涉及研究的交易。这些交易启动时间是2017年1月至12月。数据细节见方框1。

方框1丨肿瘤领域交易分析所用的数据和方法

所有的2013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期间的肿瘤领域交易都来自于科睿唯安Cortellis数据库。从中选取交易类型为收购（100%或多数股权）、合并、反向合并、合资公司、仅涉及研究的交易，以及“基本授权许可”、“合作开发”、“合作销售”、“合作推广”和“合作”这些类型的许可权交易用于分析。

使用“技术”分类，排除不专注于治疗药物的交易，筛选出数据集。主要专注于以下任一方面的交易被排除：检测产品、生物信息学、生物标志物、诊断方法、药物制剂、药物筛选、仿制药、基因组技术、影像学、设备、实验室试剂、生产、医疗和其他器械、放射性标记、服务协议和软件。所有“未确定的”交易和“被终止的”收购交易也被排除。最终的数据集如下：并购（94笔交易）、授权许可和组建合资公司（1385笔交易）。

2013-2017年肿瘤领域交易回顾（图1）显示，这期间的头3年交易量急剧增加（图2）。增长的一个主要驱动力可能是2014年下半年头两个PD1/PD-L1检查点抑制剂——默沙东的 Keytruda (pembrolizumab) 和百时美施贵宝的 Opdivo (nivolumab) 获得批准。这造成一波交易的加速，不仅是围绕其他检查点抑制剂的交易，还包括与这类药物联用时可以提供协同获益的产品和技术。

图2丨2013-2017年肿瘤领域授权许可交易、组建合资公司以及仅涉及研究的交易量和交易额。

2013-2015年交易活动大幅增加。数据细节见方框1。

与2015和2016年相比，2017年肿瘤领域的交易数量略有下降，分别下降6%和4%。可能的影响因素包括，公司正在等待美国税收变化的影响，以及PD1或PD-L1联用治疗方案的数量已经达到潜在高点。不过，交易的总价值维持不变（图2）。2017年7月，阿斯利康和默沙东之间的交易额高达85亿美元（包括或有付款），是交易总价得以维持的关键因素。该交易的重点在阿斯利康的PARP抑制剂Lynparza (olaparib)和MEK1/2激酶抑制剂selumetinib与默沙东的PD-1和PD-L1抗体联用。这笔交易展示了一个数十亿美元的大交易是如何影响到全年的交易总额的。如果没有这笔交易，2017年的交易总额大约是200亿美元，低于过去三年的平均值310亿美元，不过仍旧比2013年的150亿美元要高很多。

阿斯利康和默沙东之间的交易是过去五年中交易金额最高的一笔交易，不过在此期间还另外有34笔交易的金额超过10亿美元（表1）。这35笔交易中，32笔是专注于肿瘤免疫治疗，很多涉及新兴平台，如嵌合抗原受体（CAR）T细胞疗法。与之相反，同期14笔最大的肿瘤领域并购交易的类型则更为多样化（表2）：百时美施贵宝（BMS）、吉利德和安斯泰来开展了肿瘤免疫方面的交易，另外有3笔交易专注于下一代基于激素的癌症制药（辉瑞—Medivation，强生—Aragon，基因泰克—Seragon），还有4笔交易是专注于小分子酪氨酸激酶抑制剂（艾伯维—Pharmacyclics，武田—ARIAD，安进—Onyx，罗氏—Ignyta）。此外，这些大交易中约有三分之一是旨在获得短期回报的战略性产品收购，如艾伯维200亿美元收购Pharmacyclics，以缓解面临生物类似药的竞争的Humira的销售压力。

表1丨2013-2017年肿瘤领域交易额超过10亿美元的授权许可交易、组建合资公司以及仅涉及研究的交易

*是指交易签署时的开发阶段

表2 | 2013-2017年期间，交易额超过10亿美元的肿瘤领域并购交易

这段时间共有57笔并购交易披露了财务数据。仅考虑其中涉及药物的交易。数据细节见方框1。

大型制药公司主导了数十亿美元的并购交易。然而，较小型的公司的并购交易数量上表现得很活跃。2013-2017年期间，Juno Therapeutics是最为活跃的买方，收购了四家公司（ZetaRx、X-Body、AbVitro和Redox），总金额不到4亿美元。收购支持了Juno的开发产品线，发展为一家完全整合的癌症免疫治疗公司，使其本身成为一个有吸引力的首个目标。

按照交易签署时，领先产品的开发阶段来看，58%的交易在开发阶段签署。尽管如此，这些交易的总价值仍然非常高（图3），所分析的五年期间，发现阶段交易额的中位值为2亿美元（前期付款的中位值是1700万美元）。

图3 | 2013-2017年签署的授权许可、建立合资企业和仅涉及研究的肿瘤领域交易，按研发阶段分类。

阿斯利康与默沙东之间85亿美元的交易对已上市产品的交易额造成重大影响，因此在计算平均值时排除了这笔交易。数据细节见方框1。

将各家公司肿瘤领域的授权许可交易按照交易数量排名，可以看到，大型制药公司不仅占据了受让方的绝大多数，而且在许可方中也占有相当多数（图4）。最明显的例子是阿斯利康，该公司的交易数量在许可方中仅次于主要的肿瘤研究机构，证明了该公司公开声明的战略是出售或者共同分享在研产品的权益以获取收入，然后将资金投入研发以达到恢复增长的目标。默沙东、强生、BMS、礼来和安进公司也围绕早期资产开展了一些转让许可权的交易，这些公司可能当前已经调低了这些项目内部投资的优先级。这些交易可能包括购回的选择权，允许公司在后期阶段重新获得这些产品的权益。

图4 | 2013-2017年开展肿瘤领域授权许可交易数量最多的受让方和许可方。数据细节见方框1。

就交易地点而言，美国占据了一半以上（56%）。交易局限于某个特定地区的，也是主要发生在美国，美国公司或组织之间发生的交易占了大约40%。欧洲境内的内部交易列第二位，占总数的13%。其次是欧美之间的交易（受让方在美国的占10%，在欧洲的占大约9%）。东西方国家之间的交易仅占总数的很小部分。

总之，肿瘤领域在2017年仍然是最具竞争力的交易领域，而肿瘤免疫治疗仍是其主要驱动力。早期发现阶段的交易主导了授权许可交易，这类交易通常有非常大的价值上升空间。由于全球金融风险的不确定性，而且首批检查点抑制剂获批之后的交易狂潮已经趋于平稳，所以未来的情况很难预测。然而，随着美国税收改革，以及CAR T细胞疗法、抗体-药物偶联和双特异抗体等下一代技术的临床证据的展现，我们预计2018年又将是一个交易大年。事实上，截止目前，2018年已经出现了一笔大交易：新基公司以90亿美元收购CAR T细胞公司Juno Therapeutics。其他有助于维持高水平交易的因素包括：很明显一些大型制药公司希望将在研产品的权益出售以获得额外收入，同时充分挖掘自身潜力，寻求更多的跨地区合作机会。

本文内容源自科睿唯安团队在Nature系列上发表的文章《Trends in oncology dealmaking》

延伸阅读：
2018年3月22日，科睿唯安产品与解决方案专家周峰博士将在线分享科睿唯安最新发布的《2017年全球交易纵览》并做精彩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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