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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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来，弗朗茨•卡夫卡的亲戚、熟人和朋友们纷纷入伍离开了布拉格。然而，作为波希米亚王国“劳动事故保险局”（AUVA）的官员，卡夫卡却无法实现成为一名奥地利-匈牙利帝国战士的愿望。尽管心脏不适的问题最终不是什么障碍，但上司却以卡夫卡拥有丰富行政经验且为工作所“不可或缺和替代”为由，申请帝国军事管理部门免除他的军役。1915年6月22日，当局正式下达命令，“无限期”地免除了卡夫卡的军役。[1]开战以来，卡夫卡一直相信，只有走出布拉格，奔赴战场，才能摆脱烦琐和劳累的日常办公室工作，医治好内心的孤独和长期困扰着他的神经衰弱症。翌年5月，当入伍的请求再次遭到拒绝后，卡夫卡给远在柏林的未婚妻菲莉丝•鲍威尔写信，表露出了十分沮丧的心情。虽然投笔从戎的梦想没有得到满足，但这位颇受赏识的职员却意外地获准了一个带薪长假。在这样的心境中，卡夫卡独自一人来到了位于波希米亚王国西部的著名的玛丽恩温泉（Marienbad）疗养地。一场“最猛烈”的暴风雨过后，卡夫卡向菲莉丝寄出了一张明信片：“假如我是一个中国人，而且即将启程返回家乡（我根本上就是个中国人，此刻正走在返乡的路上），我必然会迫使自己在不久的将来再次返回到这里。”[2]如此模糊的表达不禁让人产生一丝困惑：对于眼前这位孤寂的旅者，何处才是故乡？是布拉格吗？现实中的故乡让卡夫卡感到万般无奈，数天之前，卡夫卡迫不及待地从那里“逃离”，可是马上却又要回到那里。难道是梦想中的中国吗？暴雨过后的玛丽恩温泉，她的“寂静”和“空疏”不正是中国古典诗歌着力表现的经典意境吗？在这段时间里，卡夫卡怀着极大的兴致，一遍遍阅读和玩味着由汉斯•海尔曼编译的《中国抒情诗：12世纪至今》[3]这本小书。现实处境与诗歌的意境交织在一起，让卡夫卡对中国人产生了强烈的认同。在清代性灵派诗人袁枚的《寒夜》一诗中，这位布拉格作家找到了自己的影子：“寒夜读书忘却眠，锦衾香尽炉无烟。美人含怒夺灯去，问郎知是几更天。”[4]作于清乾隆十四年（1749）的这首诗生动地呈现了一位青壮年学者红袖添香、秉烛夜读的家庭生活场景，卡夫卡曾激动地把这首汉诗完整地抄录给刚刚结识的菲莉丝，表达他希望与后者结合的意愿（see Briefe：119）。诗中和睦温馨的场景一直贯穿在两人长达四年的通信当中[5]马克思•布罗德甚至认为，“与长篇累牍的讽刺表现出的诗人品格相比”，这首诗“更能揭示卡夫卡个人的性情”[6] 19世纪二三十年代曾经长期生活在维也纳的德语作家埃里亚斯•卡内蒂认为，“中国主题从18世纪开始就为欧洲文学所经常采用，然而，就性情而言，卡夫卡是唯一一位被西方人认可的汉风诗人”[7]假如《寒夜》中的学者是诗人袁枚的真实写照，那么卡夫卡则正好与诗的作者年岁相仿、才情相当。德译者海尔曼对袁枚的评价——“满腹经纶、聪颖早慧，才艺非凡”（Chinesische：153）——更给了卡夫卡深刻的印象。
在经历订婚、解约、再订婚和再分手之后，在对婚姻生活极度失望的卡夫卡的世界里，《寒夜》里的那一幕场景渐渐褪色。1917年初，一位陌生的中国学者突然闯入了卡夫卡的梦境，他“丝带系腰”，神情紧张，“身材瘦弱，鼻梁上架副眼镜，［下巴］留着一把稀疏的、黑灰色硬山羊胡子 ”[8] 。时间回转至1913年初，那时卡夫卡就曾对菲莉丝说：“中国学者总是在午夜两点钟的光景光临他的梦境。”（Briefe：249）在上面那个奇特的梦境里，卡夫卡变身为一个中国人，远道而来，想要拜访以欧洲人面目出现的另外一个自己：年迈的欧洲学者一把抓住了正想逃离的中国学者，于是“卡夫卡掌控了卡夫卡”。在卡夫卡的作品中，我们知道，将自己视为他者、陌生人从而取消主体与客体的界线、使两者的意识相互交融的现象并不鲜见。[9]不久之后，又有一个中国人出现在卡夫卡的笔下，那就是《中国长城修建时》（”Beim Bau der chinesischen Mauer“）的叙述者“我”——一位研究“比较民族史”（vergleichende Völkergeschichte）的中国学者，而之前那位不期然造访欧洲人的瘦弱不堪的中国学者，同样是一位身患心疾而依然手执古卷的史学家（see NSF I：323）。《中国长城修建时》是一部残稿，卡夫卡生前无意发表它。1930年，德国犹太宗教史学者汉斯-约希姆•肖普斯首先在卡夫卡的遗稿中发现了小说的底稿，并将其发表在柏林出版的一份犹太双月刊上[10] ,之后肖普斯又与布罗德合作，编辑出版了同名的卡夫卡遗作集[11],至此，《中国长城修建时》才真正为读者所知。1937年，布罗德在这部残稿后面又发现了一个段落，首句为“如今修建长城的消息满世界传开了”，这显然与已发现的部分有着密切关联，两者合在一起应当从属于一部篇幅更大的作品。[12]
肖普斯推测《中国长城修建时》写于1918-1919年间。[13]至于它的确切创作年代，人们一时无从知晓，但至少可以知道，这篇小说应当作于卡夫卡搬离父母家、独居铁匠街（Alchimistengasse）小屋期间，也就是说，是在1916年11月之后落笔的。1980年代，在整理从德国乌普塔尔大学得到的卡夫卡私人藏书的过程中，人们发现了一册由德国汉学家卫礼贤编译的《中国民间故事集》（Chinesische Volksmrchen，1914），令人感到惊奇的是，这本书的扉页上竟然留有卡夫卡的亲笔题赠：“赠予奥黛拉 ‘扑腾跳上帆船的水手’ 17年3月29日 。”[14]
奥黛拉即卡夫卡的小妹妹奥黛拉•卡夫卡，在所有家庭成员当中，她和哥哥卡夫卡的关系最为亲密。1917年3月至4月间，在哥哥的支持下，从农业学校毕业的奥黛尔准备到位于波希米亚王国西部的曲劳（Zürau）生活和劳动，身在前线的大姐夫卡尔•海尔曼之前曾在那里购买过一处田产，不过当时已经转在了卡夫卡家的名下。题赠《中国民间故事集》之事便发生在这段时间。[15] 然而，卡夫卡为何自比“扑腾跳上帆船的水手”？这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研究者们猜测，这句话很可能出自卡夫卡在当时已经完成的某部作品。果不其然，人们在以“如今修建长城的消息满世界传开了”这个句子开头的那段文字当中找到了它。卡夫卡有个习惯，即在一篇作品写成后不久，就会在周围的亲戚朋友中间公开朗读它，奥黛拉显然明了哥哥的话里包含的寓意：在长城开建30年后某个夏日的午后，一名来自异乡的“陌生水手”率领一干群情激昂的人马，驾驶着帆船经过坐落在帝国偏僻一隅的小乡村，向一位正值壮年的村民传递了修建长城的消息，当这位村民不住地摇头表示不信之后，失望至极的水手非常无奈地跳上帆船匆匆离去。秉烛夜读的中国学者，孜孜以求的历史学家，还有那位来自异乡的水手，一次次走进了卡夫卡的梦境与现实中，这位布拉格作家令人眼花缭乱的身份变换给读者留下了非常模糊、陌生和神秘的印象。然而，“小说构建起来的文学和虚构的世界与作者的现实世界，这两个相互冲撞的世界”究竟是如何被联结在一起的？[16]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首先取决于我们如何从整体上来把握《中国长城修建时》，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卡夫卡当时的个人生活处境以及他所处的世界历史时代，然后重建这样一个历史世界，并基于这个历史世界去把握卡夫卡的两个世界相互引领、相互交融的过程。在《中国长城修建时》产生的年代，作为奥匈帝国制下波希米亚王国里一个操着双语（德语和捷克语）的犹太人，卡夫卡依然未能脱离晚期奥匈帝国皇天子民的身份，他的想象的或虚构的世界只能由此开始。
帝国的神话
1916年冬至1917年春，无论对卡夫卡个人及其家庭，还是对奥匈帝国、欧洲乃至整个世界而言，都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在此期间，卡夫卡与菲莉丝的爱情一度复燃。1917年2月，在布拉格亲人们的见证下，他们再次订婚，并商定等战争结束之后，卡夫卡就移居柏林以自由作家为业，菲莉丝则继续其商业生涯。为了婚后的生活能够宽裕一些，卡夫卡还向“劳动事故保险局”提出了升职申请。鉴于战时严峻的经济形势，申请未能获准，但卡夫卡却因此有了少量加薪。次月，在战争影响下，卡夫卡家族经营的石棉厂于停产30个月之后最终倒闭。[17]如何将变卖工厂的所得重新投入到能够获利的地方？这让父亲赫尔曼•卡夫卡很伤脑筋。最后还是儿子卡夫卡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主意，用这笔资金盘下了女婿海尔曼在家乡的那处田产。一方面，精明的父亲看到了战时食品紧缺的现状给国内农业生产带来的良好前景，另一方面，这样也能够在不伤和气的情况下缓解奥黛拉与父亲的矛盾：时年24岁的奥黛拉一直想脱离父亲的工厂，寻求独立的生活；受布拉格犹太复国思想的影响，她想离开布拉格这座城市，到乡间从事农业劳动（see Kafka：176）。1916年11月底，卡夫卡迁入由奥黛拉租赁的、位于铁匠街的一间简陋小屋；1917年3月，他又迁入勋伯恩宫（Schönborn-Palais）一处拥有两个房间的漂亮住处，准备以此作为他和菲莉丝的婚房。[18]在此期间，卡夫卡迎来了一个创作上的高峰。
1914年7月28日，在德国允诺给予军事和后勤支持的情况下，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发动了复仇战争。出乎意料的是，交战诸国计划当中的局部战争却迅速扩大为一场“世界大战”。[19]因此，英国战争史家约翰•基根认为大战实际上是一场“悲剧性和不必要的冲突”[20]。战火初燃，奥匈帝国的军队就在东线的加里西亚（Galizien）和南线巴尔干地区接连溃败。1915年5月，事先与德奥结盟的意大利出于本国利益，转而投入了协约国的怀抱。随后，罗马尼亚在1916年8月也加入了英法俄阵营，东西两线吃紧的奥匈帝国不得不开辟第三战场。在后勤供应方面，奥匈帝国军队主要依赖德国的支援，德奥军事同盟的主动权也牢牢掌握在德军司令部手里。1916到1917年间，德国农业歉收和协约国发起的海上禁运，造成了多瑙河帝国境内普遍的物资和燃料紧缺，饥饿和贫穷现象处处可见，布拉格、维也纳等地民众中出现了厌战情绪，罢工和抗议的声浪此起彼伏。在波希米亚王国内部，德意志族群与捷克族群历时已久的为争夺政治主导权而展开的斗争此时愈演愈烈。捷克民族主义作为一支新兴的政治力量，也趁着战争这个有利时机得到了进一步增强。同时，战争的失利、经济的恶化和民众生活水平的迅速下降，使犹太人这个群体成了各个族群眼中的“替罪羊”，不断受到叛国和投机的指控，其中一些被指控“不忠于祖国”的人遭到了军管当局不加审判的关押。[21]然而，上述政治事件却很少在卡夫卡的日记、书信和作品中留下明显印迹。长期以来，卡夫卡研究界和读者形成了这样一个“共识”：“外部世界，无论是历史事件也好，还是社会和政治状况也好，都与卡夫卡无关，他所感兴趣的只有‘其痛苦的内心生活表现’。”[22]但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卡夫卡对同时代即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社会、法律、国家治理非常熟悉，他的作品是对同时代混乱状况拉开距离的讽刺以及对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欧洲法西斯体制兴起的预言和前瞻。[23]
奥匈帝国皇帝弗朗茨•约瑟夫的离世，使绵延数百年的哈布斯堡王朝进入了最让人痛心的日子。1916年11月22日，卡夫卡每天早餐前阅读的《布拉格日报》转载了《维也纳报》号外刊登的消息：“我们的国王去世了。”[24]细心的读者会发现，面对同一个重大历史事件，波希米亚地方报和帝国官报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在发布官方消息之外，《维也纳报》还刊文缅怀了约瑟夫一世谦和、勤勉、睿智的人格；而掌握在自由民主派手中的《布拉格日报》则特别颂扬了这位执政长达68年的哈布斯堡皇帝在维护帝国境内各族群的团结、维护“大奥地利”帝国方面做出的不朽功绩。在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约瑟夫非常成功地把自己塑造成了象征这个多民族国家统一的唯一人格。当他离去之时，梦魇般的战争尚未结束，第五期战争债券刚刚发行；就在四周之前，帝国国务总理卡尔•施杜尔克在维也纳遭到反战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射杀。“上天没有来得及让他看到和平的降临，但他却有幸看到了帝国神奇力量的迸发，有幸见证了一个古老的、令人崇敬的王国从可怕的烈火中重生。”[25]《维也纳报》以如此动情的笔调表达了人们对皇帝离去的哀思。 对奥匈帝国各个族群而言，这位深受爱戴的皇帝永远活着，人们甚至无法想象没有他的帝国究竟会怎样（see Kafka：166）。尽管如此，哈布斯堡-洛林家族另一位皇帝、约瑟夫的侄子卡尔一世在第二天就登基了。年纪轻轻、缺乏必要的政治经验的卡尔皇帝，试图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挽救濒临崩溃的帝国，如重开关闭已久的帝国议会、释放战争中被逮捕或羁押的政治犯、削弱贵族在军队中的指挥权等等，但这些措施非但没有成功，反倒因为他在1917年春天试图单独与法国私下缔结和平条约的行为败露而威信扫地。[26]风雨飘摇中的多瑙河帝国如何才能渡过自1866年以来遭遇的最大统治危机？如何重建一个在精神上统一的“大奥地利”？这不仅是刚刚继任大统的皇帝及宫廷政治家们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深深触动了帝国子民的心灵，无论他是德意志人、匈牙利人、捷克人，还是犹太人，因为帝国的前途决定着他们每一个人的命运，卡夫卡自然也不能例外。
正值此时，维也纳作家弗里茨•兰普尔致信邀请卡夫卡加入由一些艺术家、作家和音乐家共同发起的奥地利爱国主义组织“艺术厅”（Kunsthalle）。据布罗德回忆，类似的爱国组织在战争年代的奥地利非常多。[27] 1917年3月8日，卡夫卡回信道：“我显然搞不清楚，一个在精神上无论以什么方式完成统一的大奥地利（Grosse Österreich） 是何面目，当然，我想自己也不能完全融入这个精神意义上的国家，在这样的决断面前，我因感到害怕而退缩了。然而，这不会给您的组织带来任何损失。恰恰相反，我根本就没有能力融入其中，我个人的见识浅陋，也不具备任何决定性的影响力，我的参与不久就会给您带来麻烦。”[28]
信虽然被寄出了，但草稿却留在了卡夫卡的八个八开笔记本中的第三本里，这寥寥数行文字的位置恰好就位于《中国长城修建时》之前（see NSF I：336-337）。由此可见，这封信的草拟与小说的创作在时间上应当相距不远，它们的内容均与帝国重建的话题有关：一个在西方，另一个在东方；一个是眼下被战争折磨得疲惫不堪的奥匈帝国，另一个是古老而遥远的中华帝国。在同一册笔记本当中，与《中国长城修建时》相隔数行，出现了另一则有关中国题材的札记，即《古史一页》，卡夫卡原来拟就的题目是《中国古史一页》（”Ein altes Blatt aus China“），它从帝国广场上一位鞋匠的视角出发，描述了游牧民族入侵帝国的场景（see NSF I：358）。在一道横线将以上文字隔开之后，作者走出来向读者交代：“这是由一位从事具体行动的朋友向我们提供的，它们是对中国古史手稿数页内容所作的［纯粹欧化的］翻译。这是一个残篇。发现其续篇的希望并不存在。”（NSF I：361）卡夫卡简短的说明把前述两个故事残篇的时间和空间转换到了当下的欧洲（奥匈帝国），两者之间由此建立了一种明确的隐喻关系：《中国长城修建时》、《古史一页》以及作为前者的一节在作家生前就已发表的《一道口谕》（”Ein Kaiserliche Botschaft“）[29]，这些围绕古代中国题材展开的小说和笔记，应当是卡夫卡以虚构的方式对奥匈帝国面临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的回答，这个现实问题就是卡夫卡在给兰普尔的回信中所提出的一个精神上统一的“大奥地利”国家如何可能的问题。法国学者克劳迪娜•拉布万甚至认为，小说中围绕修建长城的事件而牵出的有关中华帝国的描述，其复杂性、其令人困惑的防御体系和行政体系完全对等于濒临崩溃边缘的多瑙河帝国。[30]曼弗莱德•恩格尔则认为卡夫卡笔下的中国并非是好友罗伯特•穆齐尔所描绘的卡卡尼恩（Kakanien）的肖像，而是他的一个未能实现的理念。[31]
《中国长城修建时》于20世纪30年代问世后不久，瓦尔特•本雅明就被作品中的隐喻和（犹太）宗教哲学因素所吸引，把它看做“纯粹的散文”，认为卡夫卡在此思考的是“人类共同体中的生活组织和劳动”问题。[32]卡夫卡步入文坛不久，布罗德就认为其主要书写对象是“懊悔、自责和黑暗的罪责意识”，它们从反面见证了一个孤独的个人对犹太宗教共同体的向往之情。[33]布罗德试图把卡夫卡纳入布拉格犹太复国主义者（Prager Zionist）行列的做法，通过他撰写的作家传记[34]及其以“托命人”身份对卡夫卡作品和遗稿的编辑工作[35]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支配性的阐释原则。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尽管卡夫卡的遗稿不断得到整理和发表，但《中国长城修建时》的阐释工作依然无法摆脱上述原则。例如威廉•埃默里希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出版的影响颇大的专著仍旧坚持思辨性的宗教哲学立场，从普适性与个体生存境遇之间的关系出发，将《中国长城修建时》所描述的皇帝口谕无法传递到帝国偏僻角落里的某位子民的现象，解读为个人与上帝无法直接沟通这样一个为清教徒所批判的天主教的固陋。[36]另一方面，人们习惯于脱开小说采用的古代中国叙述框架，直接把它置于20世纪初期处于离散状态的欧洲犹太人向其周边非犹太人社会的归化、犹太民族意识的建构以及犹太共同体和国家的重建语境当中。里奇•罗伯特逊1980年代面世的著作认为《中国长城修建时》不只是对人类社会状况所做的一般性反思，更多的还是对犹太社会重建原则的考虑，后者正是当时马丁•布伯领导的东欧犹太文化和宗教复国主义热衷议论的话题。[37]从严格的文献学考察出发，卡夫卡全集校勘版（KA）主要编者之一的约斯特•施勒迈特提醒我们，中国长城不应只是对活跃在卡夫卡身边的犹太复国主义思想以及对那个时代彼此关联的各种历史性革新和追求的反映，更是对作者本人（作品中的学者和水手）的历史处境和个人处境的诠释。[38]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文化研究”潮流影响下出现了一些论著，它们将长城形象置于西方的“东方主义”话语生产当中，揭示了这一形象背后隐藏的知识/权力关系。[39]
笔者在此仅仅列出了西方学界对《中国长城修建时》所做的几种代表性阐释。可以看出，以上研究或是从普适性的角度分析作品的宗教、哲学和社会内涵，或是将作品设定在单一的犹太宗教和民族运动这一认知框架之内，忽视了构成卡夫卡身份认同的一个重要环节，即作家在面对一个想象中的、精神上统一的“大奥地利”国家时所表现出的情感上的暧昧和行动上的踌躇。从归属关系和集体认同方式来看，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不能被简单地等同起来。应当说，在单一的近代民族国家里，两种认同或许是一致的，但在一个由德意志、捷克、匈牙利、波兰、乌克兰等多民族共同构成的国家——奥匈帝国——内部，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格局却绝非如此清晰。民族认同建立在一个最初基于“生存需要而且自发形成的共同体”[40]的文化记忆之上，它在较小的地域范围里容易形成。然而，国家认同是一种政治认同，它基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君主与臣民、主权者与公民的彼此认同，当然这种认同需要统一的文化作为前提。[41]对奥匈帝国这个多民族国家来说，其民众的认同方式是二元的：既要认同于本族群的语言、宗教和文化，又要在政治上忠诚于帝国主权者——皇帝，那么，如何在两者之间保持一种平衡，尤其是在战争导致的混杂局面当中？也许问题过于复杂，在接到兰普尔的邀请信之时，卡夫卡仍然没有想清楚。或许，即使他已经想清楚了这个问题，也很难三言两语说清楚：短短数百字的书信，他反复修改了许多遍。
卡夫卡最终也没有能够完成《中国长城修建时》，像小棕色笔记本里留下的其他札记、信稿、散记、对话等等一样，这部用“铅笔草草写成”[42]的残稿看起来模糊、混乱，勾勾画画之处比比皆是。小说的内容大致如下：（1）长城在帝国最北方已经宣告建成。但叙述者此时却对它的分段修建方式感到十分困惑：来自东南和西南的两支建设大军分别被划为一个个20人的小组，两组人马相向施工，各自用五年时间完成划定的500米任务，待两段城墙合拢之后，这些人又被派往很远的地方继续修建。这种“分段修建”方式的后果是，长城并未连为一体，一段段墙之间留下了缺口，有些缺口甚至在整个工程完工之后也未能补上，而且恐怕再也无缘补上；（2）当时一位学者指明长城的修建可以为巴别塔的重建打下坚实的基础；（3）叙述者不断地猜测和分析“最高领导”之所以采取分段修建的意图，却发现没有人知道“最高领导”的身份和居所；（4）修建长城的目的据说是为了防御北方蛮族，可是作为千里之外的南方人，叙述者根本就没有见到过蛮族的凶恶面目；（5）垂死的皇帝试图通过自己的信使向帝国偏僻角落的一位臣民传达一道口谕，但这位孔武有力的信使却无论如何也走不出拥挤不堪的京城，而那位臣民也只能在夕阳西下的窗边枯坐空等；（6）长城始建30年之后的某一天，一个陌生的水手突然驾船来到小村庄，告诉他父亲长城开建的消息，当后者摇头一再表示不信时，水手跳上帆船匆匆离去（see NSF I：337-357）。
让我们从小说的叙述者说起。通过了“最低等学校的最高等考试”（NSF I，343）的叙述者“我”，一个20岁的年轻人，有幸作为拥有基本建筑知识的工程师投入到了建设大军当中。这位底层“领导者”（NSF I：340）把自己与以挣取工钱为目的的底层劳工区分开来：由于不理解工程“最高领导”的意图，劳动之余的“我”便孜孜于比较民族史的研究，“只有借助于这个手段，才能触动某些特定问题的神经”，“我发现，我们中国人对一些民族和国家层面的制度特别清楚，而对另一些制度则特别地糊涂”。“最清楚”的制度莫过于帝制，而尤其让人感到 “糊涂”的事情则是分段修建长城的方式（see NSF I：340）。以叙述者的这一“自白”为分水岭，卡夫卡笔下的长城故事可以被看做由两个部分组成：前一部分是叙述者对分段修建方式的理性冥思（nachdenken），从中牵出了“最高领导”（das oberste Führung）的组织意图或者“无意图”；后一部分则围绕帝国的主权者——皇帝——与臣民之间的疏离关系而展开。长城是一项浩大的 “民族工程”（das Volkswerk），它是“数十万民众的辛劳和生命投入换来的果实”，它用伟大的“蓝图”将全民族力量（Volkskraft）凝聚在未来的新工程之上（NSFⅠ：344）。在此，“民族”并非德意志传统意义上单一的“文化民族”（Kulturvolk），而是与卡夫卡同时代的乔治• 耶利内克眼中的“政治民族”，即所谓“国族”（Staatvolk）。这位出身维也纳犹太家庭的实证法学家认为，只有那些“通过组织行为而形成的民众”才能够称得上“民族”的共同体，而“这种组织也只有借助于受到认可的法律条文才成为可能，后者关乎民众在法律意义上的意志形成，只有这样才能将它们组织成一体”[43]。依照人为原则把来自东西部的劳动大军划分为一个个20人的小组，这种“分段”或曰“分治”方式正是耶利内克所说的政治组织方式。另一方面，由于能够看到自己部分的劳动果实，修建者便克服掉了漫长的劳动容易引起的“厌烦”和“失望”情绪。因此，修建长城绝非强制性的劳役（see NSF I：342)，而是集体意志的体现，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建国运动。在这个意义上，小说的两个组成部分实际上可以合并为一个问题重新加以表述：帝国的存在理由（raison d’être）是什么？
故事的核心是皇帝和以皇帝为中心的帝国政治。独自坐在皇城内一张“大小应当合适、实则相对逼仄和狭窄”的龙床之上，皇帝看起来“非常疲惫”，“张开柔弱的嘴巴，不断地打着哈欠”（NSF I：350）。传说中，在弥留之际僵卧病榻之上的皇帝，试图向帝国一隅的一介布衣下达一道重要的口谕。在《古史一页》中，面对从千里之外奔袭京城的游牧民族，他只有紧闭门窗，困守宫室，于一片黑暗之中无奈地看着广场上骚动的敌人（see NSF I：360）。前述海尔曼的德译汉诗集中选译了杜甫的一首诗，诗中一位头戴耀眼金冠的君王，出入于嫔妃们中间，沉湎于声色而无暇参与大臣们议政（see Chinesische：57-58）[44]；同一诗集中还出现了李白的《口号吴王美人半醉》，诗中那位纸醉金迷的末代君主——吴王夫差以及醉卧“白玉床”的美人西施（see Chinesische：49）[45]，还有《金陵三首》中的第三首对六朝往事的兴叹（see Chinesische：34）[46]，一定给布拉格的这位“中国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中国长城修建时》中的皇帝正是一位身处王权兴替之际、肉体衰弱不堪、精神萎靡不振、完全失却掌控帝国之能力的君主。如此没落的中华帝国形象更多来自于尤利乌斯•迪特马的游记《在新中国》[47]。受《莱比锡报》的委托，迪特马自1910年1月从德国出发开始作环球旅行。1910年深秋，他从鸭绿江朝鲜一侧进入中国，先后游历了中国北方的盛京（沈阳）、天津、北京、青岛和南方的上海、香港和广州。旅途中对晚清中国社会的了解使这位欧洲人明显地感觉到，“中国已经走到了一个大变革的边缘，皇室及其官员的乱政已经达到了不可忍受的顶点”（Neuen：4）。在游历北方时，与迪特马同行的有一位德国小姐法尔克、一位俄国间谍Z先生、一位英国人摩尔女士，还有一位美国人利维斯。他们当中既有帝国主义者，也有和平主义者；既有对中国充满好奇、急于想了解这个东方国家的人，也有对中国十分熟知并且热爱中国文化的人。在旅途中，这些持不同立场的西方人不断就中国的文化和政治展开时而平和时而热烈乃至针锋相对的讨论，从他们的言谈和思想中，我们可以一窥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西方流行的种种有关中国和中国人的定型看法。显然，迪特马游记中记录的山海关长城及其照片（see Neuen：29）给了卡夫卡直接的创作灵感。西方学者大多认为迪特马笔下的长城只是为卡夫卡的长城故事提供了一个简单的叙述框架，其本身不足以解释作品，也就是说，不能够构成作品阐释工作的基础；反之，执着于这种“文本间性”（Intertextualität）就会重蹈实证主义研究的覆辙，即以对作品生成原因的精确研究来代替对作品“复杂语义体系”的分析。[48]然而，如果深入细致地阅读迪特马的旅行记，就会得出不同的意见：《在新中国》不只为《中国长城修建时》提供了一个创作诱因，更重要的是，它也为卡夫卡的中国故事奠定了基调（Grundstimmung）。迪特马重复了同时代在西方人中间普遍流行的“东方主义”话语，宗主国的殖民主义优越感在书中也随时可见[49]，但他与热心翻译中国古典诗歌的海尔曼（see Chinesische：v-x）一样对中国古文明的覆亡抱以同情，对中国新变革的到来寄予希望。1905-1911年间，大清帝国和奥匈帝国——其实何止这两个帝国，还有俄罗斯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这四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多民族帝国（multinational empire）几乎同时面临着多重危机，即宪政危机、边疆危机等等，这些帝国因无力应对上述危机，遂在1911-1923年间相继走向解体，在这些崩溃和濒临崩溃的帝国边疆出现了许多新的国家。[50]
不要忘了在长城故事里，卡夫卡已经转身变成了一位研究“比较民族史”的中国学者。两个古老的帝国分别在1910-1911年和1916-1917年走到了革旧鼎新的时刻，这自然会激发起这位布拉格作家无限的政治想象力。在迪特马的眼中，盛京百姓居住的大街小巷凌乱、“嘈杂”、“肮脏”和“丑陋”，而埋葬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福陵则干净、整饬，松柏和石像分立两侧，共同守护着这位已逝的君王，它们“让宁静的陵园充满了生机，让死者的沉默越过自身传向远方”（see Neuen：26）。皇家陵园的极尽奢华让这位远道而来的德国旅行者想起了陵园外面一座百姓坟茔（“小土堆”）的破败：前者是闻名于世的帝王陵园，后者是一个无名“苦力”的坟头（see Neuen：27），迪特马禁不住问道：“难道丧葬习俗不也是衡量一个民族文化高低的尺度吗？”（Neuen：23）在天津租界里，西方人以主人姿态来往穿梭，而华人却为挣取一块面包而甘为人下，迪特马评论道：“再也没有比在中国的城门口纷纷建立的繁荣的欧洲殖民地更能显出一个庞大帝国的无能和一个伟大民族的无助了……一边是最丰富的艺术和最有魅力的奢华，一边是最让人痛苦的贫穷和最肮脏的破败，在民众和他们的皇室之间隔着巨大的鸿沟。”（Neuen：34）在紫禁城里：“天子生活在神圣的闭塞当中，因为对中国人来说，他是最受尊重的人。他就像一个被关进金笼子的囚犯一样，我想起了一个修饰语‘孤独的男人’，实际上这只是他的诸多名头之一。正在强有力地叩击中国大门的新时代，难道不会连这种光荣的苦难一同扫尽吗？”（Neuen：44）那位俄国间谍这样解释道：“他们把他们的皇帝命名为天子，普通的中国人不敢奢望见他一面，甚至不能抬眼看他。当皇帝出行时，街道必然被封闭起来，全部门窗都必须关上，以至于普通民众中没有人看到过他。”（Neuen：36）在《中国长城修建时》中，叙述者将帝国君臣的隔绝状态表述为，“我们民族”除了祭拜当地的“农神”之外，“所有的心思都指向了皇帝，不是指向当朝的皇帝，或者不如这样说，假如我们了解他，或者假如我们能够得到其确切消息的话，我们的思想就会指向当朝的皇帝”（NSF I：349）。所有的人都没有体会到皇帝的存在，朝圣者也好，水手也好，中国的疆域太大，北京和皇帝都只是一个点而已，然而，“活着的皇帝和我们一样”（NSF I：350）。
在1848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引发的统治危机中，弗朗茨•约瑟夫接替身体虚弱的费迪南（Ferdinand I，1793-1875）当上了奥地利帝国的皇帝。为了扭转费迪南治下极端薄弱的统治力，他仿效特雷莎女皇（Maria Theresa，1717-1780），采取了一套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政策，这被称为“新专制主义”。[51] 但由于缺乏足够的政治经验，他统治下的奥地利帝国在与拿破仑三世的法国和撒丁王国的战争中接连失利，并于1866年在与普鲁士争夺德意志联盟霸主地位的战争中遭受挫败，这些失败严重地削弱了弗朗茨•约瑟夫的权力，使他不得不谋求与匈牙利统治精英的联合。一番艰难的谈判过后，1867年6月，他被加冕为匈牙利国王，成为奥地利-匈牙利帝国（Osterreich-Ungarn / Kaiser und König）皇帝。然而自其建立之初，这个二元制帝国就一直面临着日趋激烈的民族冲突：一方面是匈牙利贵族的独立要求，一方面是奥地利境内德意志人与波希米亚少数族裔为争夺统治主导权而产生的冲突。尽管如此，约瑟夫皇帝仍然坚守1867年宪法的原则，不愿在帝国的旧制度上做出任何改变，拒绝了后来被刺杀的皇储弗朗茨•费迪南大公提出的联邦制计划。1897年，巴德尼（Kasimir Badeni，1846-1909）内阁在波希米亚推行的民族妥协（Ausgleich) 政策不但没有减轻反而加剧了波希米亚王国的德意志人和捷克人之间的政治和文化冲突。在这样的形势之下，1908年10月，奥匈帝国又不顾周边国家的反对，使用武力吞并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地区。1914年6月，奥地利王储费迪南夫妇在萨拉热窝巡视时，遭到目标在于建立一个包括波黑地区在内的“大塞尔维亚国”的“黑手党”（Schwarze Hand）暗杀。一个月之后，约瑟夫皇帝签署文件向塞尔维亚宣战。[52] 1914年8月，糟糕的作战计划致使奥匈帝国军队在东线遭到惨重的失败，80万训练有素的士兵因此阵亡。[53] 到了1916-1917年，内外交困的哈布斯堡帝国显出了分崩离析的迹象，战争初期涌起的爱国主义情绪明显减退，帝国内部也开始出现批评帝制的声音。
自约瑟夫于1849年登基以来，帝国的政治领袖、各个党派和统治精英们都在持续不断地制造“帝王崇拜”。皇帝的生日庆典、结婚纪念日庆典、外出巡视活动甚至哈布斯堡家族的传统符号和礼仪形式，均被用来表现这个二元制帝国的主权者：约瑟夫皇帝成了象征多民族帝国统一的唯一人格。每逢皇家庆典来临之际，成千上万的民众纷纷站立在大街小巷的两旁，争相向皇帝表达忠心。人们聚集在天主教堂、清真寺和犹太堂里，聆听神职人员对哈布斯堡统治者及其家族的颂扬。人们用德语、捷克语、波兰语、乌克兰语放声高唱《上帝保佑吾皇弗朗茨》（”Gott erhalte Franz den Kaiser“），频频向皇帝送去健康的祝福。公共建筑、市民家庭、咖啡馆、农舍，到处张贴着皇帝的画像，在帝国子民的心目当中，约瑟夫就是“奥匈帝国的父亲”[54]战争伊始，奥匈帝国与这位皇帝更被看做一个命运共同体，《告我的各民族书》（”An meine Völker“)用那种真诚而恳切的语气一下子点燃了民众心头的爱国热情，渴望以对外战争来平息国内的民族纷争、换取国内和平的思想，不仅使统治精英、政治党派，也使普通民众对帝国及其主权者——约瑟夫皇帝表达出一种空前的忠诚：战争成了检验和衡量帝国境内的德意志人和斯拉夫人甚至是和平年代就已经遭受怀疑的犹太人对帝国和皇帝是否忠诚的手段。[55]但是，晚年的约瑟夫却因接连失去亲人、突发的政治暗杀和对战局的悲观情绪而陷入了一种老年人的孤独之中。1907年染上的支气管炎一度使他中断了工作，1911年，一场严重的咳嗽又向他的健康发出了警告。尽管这没有使约瑟夫皇帝缩短每天的工作时间，或放慢工作节奏，却使他的出行从此往后受到了限制：在大部时间里，他只能留在美泉宫（Schönbrunn）听取官员们的汇报，埋头处理文件，维也纳的百姓更是难以见到他。“他和外部世界之间隔着某种雾霭，某种极大的疲惫”（Erste：647），公主玛丽亚•瓦莱里（Marie Valerie）在1916年10月的日记中这样记载。于是，围绕皇帝周围形成了一个神话，有关他已经驾崩的消息不胫而走。[56]卡夫卡的好友穆齐尔和弗朗茨•沃伏尔（Franz Werfel）分别带着反讽和哀伤的语调怀疑弗朗茨•约瑟夫皇帝是否还在世，或者根本就已经不存在了；另一位作家理查德•封•肖克尔（Richard von Schaukal)则声称，皇帝被“装进了自己尊严的盔甲里”，如同一个“遥远的星辰”；雷欧•萨菲亚 （Leon Sapieha）也评论道，“有时人们可以听到一些谣言，悄悄地说弗朗茨•约瑟夫已去世好久了，只是消息被封锁了起来，而另外一些人则相信不久之后就会在前线见到他”。[57]
哈布斯堡王朝的合法性建立在天主教的圣体说之上。据说，王朝的缔造者鲁道夫一世曾经把身下的坐骑赠予一位手执圣体的牧师，帮他渡过湍急的河水为一个生命垂危的人做临终祷告。作为回报，这位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被赋予了统治世界的权力，而牧师随从手中的铃铛则象征着上帝的声音，召唤他去建立一个世界帝国，这个帝国将受到上帝的神佑，这就是中世纪广泛流传的所谓“奥地利虔诚”(Pietas Austriaca)。自1622年开始，圣体游行作为哈布斯堡王朝与上帝和天主教会之间独特联系的象征，年复一年地在奥地利的土地上举行，它帮助帝国渡过了约瑟夫二世的开明专制主义、1848年民主革命和1870年天主教会分裂所造成的一系列政治危机。这个盛大的仪式及其象征内涵被帝国境内的天主教、东正教以及非基督教少数族群广泛接受，为哈布斯堡王朝赢得了一种跨族群的普遍忠诚。在经历了1897年巴德尼危机之后，圣体游行从一种民间宗教游行演变成为官方组织的仪式，教会的作用反倒退而居其次，约瑟夫皇帝于是成为人们注意的中心。皇帝本人也非常严肃地对待人们对圣体的崇拜，并将其作为把自己展示给臣民的绝佳机会。1898年之后，皇帝个人的不幸遭遇（妻、子相继去世）又被看做是与耶稣基督一样为民众受难的过程，因此，他的形象又与后者联系在了一起。学校的教科书不断传播着旧王朝和世袭的国家观念，先后有两代人接受了这种帝制的宣传，从内心深处崇敬“帝国的父亲”。[58]
这种将皇帝的身体与耶稣基督的身体关联起来的作法复兴了中世纪“国王的两个身体”（the King’s two bodies）这一法律信条，一种“神秘虚构”，即主权者（国王或皇帝）拥有“一个人格，两个身体”：一个是自然的和必死的，另一个则是超自然的和不朽的；前者是生理的，后者是政治的；前者看得见，后者却看不见。[59] “尽管与我们在尊严上并没有什么差别，他生活在我们中间，但还是与一般的市民完全不同”（NSF II：264），在写于1920年深秋的另一篇以中国为背景的小说《拒绝》(”Die Abweisung“)里，卡夫卡借叙述者“我”之口，说出了主政一座小小边城的“最高税务官”也就是这个城市的“首脑”的特殊身份。面对市民请愿团，他手持两根长长的竹竿，俨然代表了法律，“这个古老的习俗意味着：法律就这样支撑着他，而他也这样支撑着法律”（NSF II：266）。叙述者随后又解释道，这种现象绝非孤立的，而是普遍的，市民“小小的请愿不时能得到满足，那是首脑出于一个有权势的个人所负有的责任而这样做的……在重要事情上，市民们总是会被拒绝，仿佛如果不被拒绝，人们就不习惯了似的”（NSF II：268）。作为权力主体的首脑与普通市民之间的距离，不亚于一座边城与首都之间的距离：“每当请愿团来到他面前时，他站在那里就像竖起一道世界之墙一样。在他身后什么也没有，人们支起耳朵来听，预感到从那里传来了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但这明显是个错觉，它只意味着整体的结束，至少对我们来说是如此。”（NSF II：264）在长城故事中，卡夫卡借叙述者之口说：“然而，活着的皇帝却跟我们一样，与我们一样地坐在他的龙床之上，这张床大小应当是合适的，但实则相对逼仄和狭窄。”（NSF I：350）皇帝的肉体已经虚弱不堪，但他还要挣扎起来，试图向远方一位微不足道的子民传达一道重要的口谕。如今就连这道口谕也难以抵达，尽管信使力量强大，尽管他胸前绣着象征皇权的“太阳标记”，他却仍然无法穿越重重叠叠的宫殿和鳞次栉比的民宅走出北京；而身在帝国偏僻一隅的那位子民也只能坐在“夜晚的窗边梦想着圣谕的到来”（see NSF I：351-352）。中华帝国的地域之大、边城与首都的距离之远根本就不是什么自然或地理的属性，而是帝国主权者力量虚弱的主观表征。不仅皇帝的血肉之躯行将死去，而且其超自然的、神圣的和不朽的身躯也在消失。在讨论了“分段修建”的方式以及当时“人们头脑中的许多混乱”之后，《中国长城修建时》的叙述者评论道：“在领导的斗室当中——他在哪儿，谁坐在那里，我问过的所有人都不知道，而且过去也不曾知道——在这间房子里，人们所有的想法和愿望组成了一个圆圈，而人们所有的目标及其达成又组成了另一个相对的圆圈，然而神圣世界的余晖（Abglanz）却透过窗户照在了正在描绘蓝图的领导者的双手之上。”（NSF I：345）中国皇帝身上神圣的光芒在渐渐退去，其政治的和超自然的身体也在逐渐消亡。身处奥匈帝国晚期的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其命运也不过如此。
“帝制不朽，但某位皇帝可以死去和崩溃，整个王朝也甚至会在顷刻之间衰落和消亡，”卡夫卡的叙述者说，“这些斗争和苦难从来不为人们 (das Volk) 所知，他们仿佛是后来者，仿佛是城市里的陌生人那样站在拥挤的小巷深处，安静地享用着自己带来的饭食，就在前面不远处的市场中央，他们的主人正在被当众处决。”（NSF I：350-351）中世纪的法学家们把亚里士多德的“世界永恒性”学说应用到宪政和法律-政治领域，建立了一种王朝连续性理论。罗马法学家巴托罗斯（Bartolus de Saxoferrato，1313-1357) 认为，“整个世界的规则都存在于国王那里”（Kin’s：293-294）。由上帝建立的罗马天主教世俗帝国国运不朽，而且罗马的人民也拥有不可剥夺的权力，他们能赋予帝国和国王所有的权力。既然罗马和帝国是永恒的，那么罗马人民也就是永恒的，无论由谁来代替原来的罗马人民，也无论谁在特定的时期发挥着作用。罗马法的解释者们承认这种“无视变化的同一性”和“在变化中的同一性”原则。英国法学家爱德华•库克在英格兰王位交替之际，提出国王凭借“与生俱来的权力”而拥有英格兰，王位依据王室血统而世代传递，因此，“加冕礼仅仅是王朝的一种装饰和对君主名号传递的庆祝而已，它并非王位的一部分”（King’s：317）。王朝不朽，国王不死：皇帝乃王权的守护者，其主权的永恒性寓于王权之中：“国王可以一个个死去，但他代表的主权正义与最高法官所代表的东西却是不死的；他将通过他的官僚机构，甚至在他的自然身体死去之后仍持续不断地行使司法权力。”（King’s：418）
然而，中世纪政治神学制造的王朝和国王（皇帝）连续性却在卡夫卡的想象世界里断裂了。1916年11月底，或许就在约瑟夫皇帝去世的同一周内，[60]卡夫卡写下了一生中唯一一部戏剧《守陵人》(”Gruftwächter“)[61]，一部经过数次修改却最终也未能完成和发表的作品。剧本主要展现了当朝执政的侯爵雷欧（Fürst Leo）与其家族守陵人之间的对话场景：这位年过七旬的伤残军人拖着疲惫的病体，面向新统治者讲述了自己数十年来与以弗里德里希公爵（Herzog Friedrich）为首的家族幽灵们夜复一夜的循环斗争（Ringkrieg）（see NSF I：267-303）。这个剧本的创作时间稍早于《中国长城修建时》。读过《在新中国》一书的人，很快就会发现卡夫卡剧作的灵感依然来自迪特马的中国游记，事关皇陵和百姓墓葬的内容占据了该书相当大的篇幅。从盛京到平津铁路沿线，迪特马一行人目睹了包括清福陵（清太祖努尔哈赤墓）在内的多处明清皇陵，中国的丧葬习俗以及其中表现的民族性格是这些西方旅行者津津乐道的话题。在天津驶往北京的火车上，摩尔女士对在座的人说，中国人迄今为止依然相信世界上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幽灵，相信自己的祖辈生活在一个幽灵组成的世界里，“活着的人如若不能让逝者保持良好的心情（Laune)，那么他们就会给活着的人带来伤害”（Neuen：37）。也许是从迪特马的游记开始，卡夫卡便对中国民间的“鬼故事”非常感兴趣。[62]《守陵人》的前文本——《破碎的梦》这篇札记的首句便是“出于心情，一位过去的侯爵打算在陵园里的石棺边上安排一位守陵人”（NSF I：267）。然而，侯爵的这个决定果真如剧中人物内廷少府所说，是“向伟大的逝者表示致敬”（NSF I：276），希望他们不要给自己带来伤害吗？至于这一做法的必要性，侯爵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对他而言，陵墓意味着家族的在世者与其他人（das andern）的界限（see NSF I：276）。
从剧本的下文来看，所谓“其他人”显然是弗里德里希公爵等生活在幽灵世界中的人。守陵人的职责不在防范陌生百姓进入墓地，而是设法阻止阴间的幽灵们夜晚从墓穴中走出来打搅阳间的雷欧侯爵。在宫廷发号施令的侯爵雷欧和只在夜间叩击守陵人门窗的公爵弗里德里希，两者分别是新统治者和旧统治者。戏剧故事恰恰发生在这样一个新旧权力交接的时刻。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与墓穴幽灵们持续斗争长达30年之久、行将就木的守陵人，竟然对这个显赫家族的世系全然不知，正如长城故事中的叙述者一样。守陵人既不了解面前的侯爵何时当上了统治者，也不知道自己与之终夜缠斗的公爵弗里德里希究竟死在何时。守住陵墓的界限对他来说意味着不让旧统治者加害于新的统治者。在卡夫卡的笔下，守陵者是一位迷信“鬼魅伤人”的中国人，正是他在誓死捍卫着新的统治者（see NSF I：302）。虽然每每落得体无完肤，但他总能够仅仅凭借“拳头”和“喘气的力道”赢得一夜又一夜的胜利，幽灵们总是习惯在天亮时分放弃战斗回到墓穴里：毕竟它们“没有生命”，也见不得阳光（see NSF I：276）。守陵的战斗如此关键，以至于战士（守陵人）把自己的职业看做是比内廷少府（Hofkammer）——一位伯爵——还要重要的官职：“我（竖起拇指来）拥有最重要的宫廷职位。”侯爵反过来对守陵人说：“我们如此信任对方，尽管直到今天我才第一次见到你。”（see NSF I：286）实际上，正如在《美国》、《诉讼》和《在法的面前》等作品中一再出现的“守门人”（Türhüter）以及《拒绝》中的边城“首脑”一样，守陵人充当着“当局的眼睛”（NSF II：268）和法律守护者的角色。然而，应当特别加以指明的是，虽然剧中的守陵人坚定地维护了贵族或者王朝制度下的既定秩序，但他同时也斩断了贵族权力和帝王权力的形而上学-神学来源（“幽灵”），其结果是世袭权力因此而失去了合法性。
（未完，下半部份请见东方历史评论今日推送的第二条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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