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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81年开始结辑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至今已出版至750种。这套丛书在中国学界具有崇高的声誉，被誉为中国人文社科领域的基本学术建设工程，并已成为世界学术汉译史上的一座丰碑。这座丰碑的铸就，倾注着几代学者和译者的心血。学术翻译同样是一种具有创造性和专业性的学术活动，专业和准确的翻译一直是这套丛书为读者称道之处。
译事甘苦处，译者寸心知。我们特设此专栏，每辑采访一位“汉译名著”的译者，请他们谈谈从事学术翻译的求索和体悟。
“对个人而言，凡不能怀着激情去做的事情，都是没有意义的。”
马克斯·韦伯在《学术作为天职》中说的这句话，是郑戈终生服膺的座右铭，无论是从事学术研究，还是学术翻译。
1999年，博士毕业留校才一年的郑戈受商务印书馆邀约，接手霍姆斯《普通法》的翻译任务，得知这本书被列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的出版计划，这位年轻的北大教师非常兴奋：“因为这套书不仅在我心目中、而且在我们一代人心目中都有着近乎神圣的地位”。如今，20年过去了，由于各种各样的个人原因，这本书的翻译仍未完成。“但在不久的将来很快就会完成”。电话那头，郑戈紧接着补上了这句。
然而，郑戈和汉译名著的关系并未因此而终止。2001年，正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访学的他，收到商务副总编陈小文的电邮——商务再次向他发出邀约，翻译美国法学家朗·富勒的《法律的道德性》。对郑戈而言，但凡商务有约，他是从不拒绝的。大学期间，他阅读的第一本经典著作就是汉译系列中的《论法的精神》，此后，他对学术的兴趣、学术成长历程都与商务出版的译著、尤其是汉译系列密不可分。
相比于充满古希腊文、拉丁文和古代法律术语的《普通法》，《法律的道德性》的翻译相对比较容易。富勒是二战后西方新自然法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其思想同时又受到美国实用主义哲学传统的影响，因此整本书是以比较“接地气”的语言写成的。但在翻译的过程中，郑戈还是遇到一些专有名词和术语不容易把握的地方，其中最重要的就是morality of aspiration和morality of duty这一组在富勒思想中至关重要的概念——前者显然是指古希腊思想、尤其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的“美德”，或可译作“追求卓越的道德”，后者是指人类和平共处必须遵循的“底线道德”。斟酌之下，郑戈遵循了张宏生、王哲、谷春德等参与编写的《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王哲的《西方政治法律学说史》以及沈宗灵的《现代西方法理学》中已有的译法，即“愿望的道德”和“义务的道德”。这也成了他此后一直遵循的翻译原则：已有约定俗成之译名的，循之；没有现成译名的，按照字面语义翻译。这与许多译者（尤其是年轻译者）喜欢另造让人“不明觉厉”的新词的做法不同。“他们这么做是希望通过一个词就表达出原作者希望表达的特定含义，而在我看来，这是做不到的。就拿这一组概念来说，它们所用的词在英文中都是普通的、一般的。单看这两个词，你并不能领会富勒想要表达的特定含义”。郑戈说，富勒是在全书的论述过程中逐步阐明它们的含义的。
谈这些的时候，郑戈随口说起了最近看到的一本书《另外于是，或在超过其所是之处》（伊曼纽尔·列维纳斯著）。他特地查了一下，原著为法文，书名是Autrement qu'être ou au-delà de l'essence。试想如果自己来翻译，他会译成《存在之外或超越本质》。存在和本质都是既定的哲学术语，如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和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如果所有的“存在”都要改成“是”，按郑戈的说法，我们便会面对不知所云的《是与时间》《是与虚无》。
郑戈列入汉译系列第三本是莱昂·狄骥的《公法的变迁》，其最早的中译本由上世纪三十年代商务“万有文库”推出，译者为留法学者徐砥平。翻译此书的过程中，他找到当年的徐译本，发现不仅用语、文风不太容易为当代读者所接受，更主要的是，对照法文原著来看有大量错译和漏译。前一方面的例子有：Conseil d'État被译作“平政院”，而现在则译为“最高行政法院”；tribunal des conflits被括注为cours de conflits，并被翻译为“抵触法院”，这完全无法表明该法院的性质，应当翻译成“管辖权裁定法院”或“权限裁定法院”。后一方面，郑戈举的例子是全书开篇第一段：Pourquoi étudier spécialement les transformations du droit public? Le droit, commetoutes les chosessociales, n'est-il pas en un état perpétuel detransformation? Toute étude scientifique du droit n'a-t-elle pas nécessairementpour objet l'évolution des institutions juridiques? Etudier les transformations dudroit public, n 'est-ce pas étudier tout simplement le droit public?徐砥平译为：“为什么特别研究公法的变迁？法律是否与其他社会事务一样继续不断的变迁？凡以科学方法研究法律，是否必以各种法律制度的演进为研究的目标？研究公法的变迁，是否仅以研究公法为止？”这句话的意思很不明确，令人费解，原因就在于对原文的理解有误。郑戈的译法是：“为什么要专门研究公法的变迁？法律不正是像其他社会现象一样处在持续的变迁之中吗？整个法学研究不正是涉及到对法律制度演进的分析吗？对公法之变迁的研究，不就是公法研究本身吗？”原文全部是用反问，译文也应全用反问，方能凸显作者的意图。最后一句则属明显误译。
“我在翻译的过程中并未参考徐先生的译本，只是在准备汉译名著版的时候才找到这个译本通读了一遍。”实际上，此次重译，他不仅是在已有别的译本情况下的重译，还是在已经有自己翻译的两个版本存在的意义上的重译。1990年代末，郑戈协助罗豪才教授编辑“法国公法与公共行政名著译丛”，其中选了狄骥的好几本书。《公法的变迁》由郑戈翻译，与冷静教授（时为北大硕士研究生）翻译的《法律与国家》合为一书，1999年由辽海出版社和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此后，中国法制出版社将《公法的变迁》与《法律与国家》拆开，在2010年出版了两本书的单行本。2013年，商务又单独出版了《公法的变迁》，并将其纳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在准备商务版的过程中，他对此前的译稿做了大量的修改和订正。
“在徐砥平先生的年代，国内能够接触到法文原版的读者非常少，能够直接阅读原文的就更少了。因此，徐先生的贡献在于第一次通过翻译把这本书纳入中文学术传统。由于缺乏既定学术翻译传统的约束和原文读者的外部监督，这个译本只是译介大意，而不能说是逐字逐句的准确对译。”如今，能够接触和阅读原著的读者越来越多，公法研究的学者队伍也越来越庞大，对译者的要求当然也越来越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