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收藏与鉴定史」工作坊
艺术品收藏与鉴定，最有魅力也最让人望而生畏。
先来听一个上世纪极为经典的案例——美国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中国山水名迹
董元《溪岸图》
引发的真伪之争。
今年3月，大都会宣布，
亚洲艺术部顾问委员会主席
唐骝千
已将《溪岸图》捐赠予大都会，这件名迹此前在大都会属于寄藏性质。唐骝千是在收藏家
王季迁
手中重金购得《溪岸图》的——上世纪40年代，
张大千
以一件金农作品从
徐悲鸿
手中易得《溪岸图》，赴美后出让给王季迁。
《溪岸图》在美国相当有影响。1997年5月22日，《纽约时报》以头版刊登，并称其为
中国的《蒙娜丽莎》
。但也就在这一年，它引发了
美国关于中国书画鉴藏领域最大的一次争论
，影响至今。
传董元 溪岸图 轴
当年8月，专栏作家Carl Nagin在《纽约客》发表文章《大都会博物馆刚刚获得中国的‘蒙娜丽莎’，它是真迹吗》，提及著名艺术史学者
高居翰
的观点：
《溪岸图》为张大千所伪造的赝品
。
一时间，学界激辩。
大都会
何慕文
用
红外X光摄影发现《溪岸图》曾经三次装裱
，方闻和何慕文专程带《溪岸图》的红外线照片来到北京，请启功、宿白、王世襄、杨新、王连起、单国强、尹吉男等专家观看，为其确为一件古代绘画提供了力证。
数月后，
大都会召开学术研讨会，邀请全球顶尖学者讨论其真伪
。尽管，大部分知名学者
均认为《溪岸图》是一件中国五代末北宋初的山水画杰作
，但共识并未达成。不过从那时起，高居翰等人的看法渐趋式微。
2006年，《溪岸图》在台北故宫展览中与十一世纪范宽和郭熙的名作并列，又在2012年上海博物馆举办的展览中展出。
但大都会
始终未断定《溪岸图》出自董元手笔
，
也不排除其手笔之可能
。
它的核心价值并不在其与董元的关系，而更在其雄伟完整足为早期山水画的典范。
如今，打开大都会网站，《溪岸图》的作者仍是“
传董元
”——意为，传称为董元所作，但并不确定。《溪岸图》之外另有三件传董元画作存世，但学界对哪一件能反映董元的真面目尚无共识。
对《溪岸图》和董元的关注和研究，并未到此为止。20年来，关乎它们的研究成果与探讨不断。
一件流传千年的名迹，究竟有没有可能厘清它的真相？
这出于对历史真相的好奇与尊重，也是学术研究所面临的持久挑战。
溪岸图 细节
今年9月，
浙江大学中国收藏与鉴定史工作坊
召开。
北京匡时拍卖研究人员
刘鹏
的发言中，出现了
与《溪岸图》相关的新线索
。他的研究题目关于
清初一对收藏家父子，《溪岸图》上的一枚收藏印很可能来自他们。
在其庞大的收藏中，还包括今年3月在
纽约佳士得以3亿多人民币成交的南宋陈容《六龙图》
。
除此之外，工作坊里还有十余个报告，既精彩又引人细究：
香港近墨堂基金会
林霄
在拍卖会上竞得一件
款
为祝允明的书法
，却发现
真正的书写者另有其人
。这段收藏经历本不算愉快，却因为他的追问与深入，
重拾一位被遗忘的明代书法家；
明清著录中的
沈周传世名作《九段锦》
，
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
与
2016年香港苏富比拍卖各有一本
，在
上海博物馆研究员黄朋
的研究中，
哪一件才是正身
？
以文徵明家族研究为方向的
浙江大学博士生
蔡春旭
，梳理比对了大量
文徵明存世小楷
，
寻找到其不同时期的特征
。有一定书法和鉴定基础的人，可以依寻其方法对存世文徵明小楷的真伪奥秘得知一二。
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的
童宇
，则在对
清末民初收藏家叶恭绰
的深入研究中发现，
他与吴湖帆看似波澜不惊的鉴藏往来中，实则暗流汹涌。
工作坊现场 摄影/丁哲
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工作坊？
来听听召集人、
浙大文化遗产研究院薛龙春教授
的开场白：
“我们常常希望整理出一套科学的方法，但无论是文献、风格还是材料，无论是望气还是现在流行的科学手段，似乎都无法解决鉴定活动当中所有问题和鉴定活动的复杂性。
收藏与鉴定之间所形成的张力也发展出关于品位、价值观以及运作方式等方面的新话题。收藏与鉴定活动不仅涉及到具体的艺术品甄比、传播与交易，反映不同的历史时期，也与艺术创作的风气有密切的关系，为艺术学者所重视。艺术品同时也是特殊的商品，它的装璜、包装、买卖，包括利润等环节，近年来也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关注。
其中，艺术品收藏和鉴定的历史研究，无疑是其中重要的课题之一。收藏与鉴定活动的历史，包括一件作品的收藏，它的脉络和意义都应该放在具体历史情景中探究和解读，惟有此，我们的研究才能与历史研究联系在一起。收藏活动离不开鉴定，它们几乎是孪生的。”
我们花了一些时间来整理和分享这个工作坊。令人获益的不只在于学者的报告，还有
和报告时间相当的讨论
。本着
“希望学者不被公众演讲的社会效应所绑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互相启发
”的期待，工作坊准备阶段，学者们的论文被随机交叉转发。两天里，
每个25分钟的报告之后，
所有资深学者和年轻学者们进行20分钟的讨论
，
追问、建议、争论……有些部分甚为尖锐激烈。尤其
白谦慎、薛龙春、邵彦
等教授的评论，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这些一针见血的点评，当然来自于他们深厚的学术功底与丰富的研究经验。
对收藏与鉴定感兴趣的读者是一个庞大的群体，无论你是不是有志于学术，相信都能在这些报告、探讨和争论里，找到与你共通的疑问，并获得启发。
___________________
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
浙江大学亚洲研究中心
「中国收藏与鉴定史」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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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谦慎
浙江大学
（主持/评议人）
专题演讲
晚清官员的收藏活动：以吴大澂为中心
蔡春旭
浙江大学
文徵明小楷鉴定研究
陈斐蓉
天一阁博物馆
丰坊碑帖收藏研究
陈 霄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一个被遗忘的晚清大收藏家——
关于景其濬的初步研究
何碧琪
香港中文大学
吴荣光鉴藏相关的群体及其雅集的意涵刍议：
思想史角度的观察
黄 朋
上海博物馆
关于两本沈周《九段锦》的讨论
林 霄
香港近墨堂基金会
发现邵珪——明成化书家邵珪丛考
励 俊
独立学者
书画著录的人情世故——
以《江村销夏录》为中心
李万康
华东师范大学
（主持/评议人）
刘 鹏
北京匡时拍卖
清初武进庄氏父子的收藏
陆蓓容
浙
江省社科院
收藏世界里的小人物——
鲁燮光与《家藏书画立轴杂录》
彭 莱
上海师范大学
（主持/评议人）
钱 松
南京工业大学
何绍基书法鉴定札记
秦 明
故宫博物院
从记载历史到被历史记载——黄易
《得碑十二图册》所映射的清乾嘉以降金石鉴藏史
邵 彦
中央美术学院
（
主持/评议人）
童 宇
香港中文大学
叶恭绰与吴湖帆：鉴藏家的交往
薛龙春
浙江大学
（主持/评议人）
章 晖
独立学者
《湖庄清夏图》在晚明和清初：
收藏背后的艺术史与社会史
张义勇
南京艺术学院
吴其贞书画代理考——
兼及明清之际书画收藏的格局之变
等
（与会者姓名按拼音字母先后排列）
_______________
工作坊现场 摄影/丁哲
报 告
1
《溪岸图》上的这枚印章究竟是谁的
发现一对收藏显赫的父子
“有没有可能，这个印章在他出生之前就已经有了，不一定是他的，有没有？”
“目前还没有发现这种情况。”
这段“拷问”与回答，在刘鹏的报告之后。因为，他的一个重要证据是
一枚印。
刘鹏的报告为
《清初武进庄氏父子的收藏》
，庄氏父子——
清初较重要的收藏家
庄冋生、庄虎孙父子
。古董商吴其贞《书画记》中记录了多次至庄冋生家中观画的情形，
时间
从顺治九年（1652）到康熙六年（1667），地点涉及苏州、武进、扬州三地
。
依据吴其贞的记录，庄冋生的收藏
“大都得于旧内者”，即多得自于前明宫中旧藏
。庄冋生意外离世后，其子庄虎孙继承了他的收藏，并加以扩充丰富，留下相关考证文字。
这对父子收藏库中的其中一件重要藏品，即为
今年3月纽约佳士得拍卖，以超3亿元人民币高价落槌(不含佣金)的南宋陈容《六龙图》。
南宋 陈容 六龙图 （局部）
《六龙图》有一“庄虎孙印”印，一“寅三”印，一“虎”字印及其他收藏印
证明曾经庄虎孙所藏
文献记录中也有呼应。吴其贞《书画记》卷三中提到，在庄冋生
处看
画时见“
陈所翁《戏龙图》绢画一卷，使人观之，无不骇然
”。陈所翁，即陈容。但此处有一个矛盾，佳士得拍的是
纸本，而非绢本
——刘鹏目前认为，《书画记》是抄本，常被指出存在差错，所以这一段也很可能存在差错。
第二幅，便是大名鼎鼎的《溪岸图》。
《溪岸图》上，有一枚“
天水郡收藏书画印记
”印。海内外学者都曾谈到过，有说宋，有说元，也有认为是赵孟頫的——“天水郡”是赵姓最有名望的郡望之一，赵孟頫便有一方著名的“天水郡图书印”。
纽约的马成名先生认为，这方印其实属于庄虎孙——庄氏有三支，天水正是其中一支。
下方为“天水郡收藏书画印记”印
《溪岸图》在吴其贞的《书画记》中似乎也能找到对应，只是名字不同。纽约杨凯琳女士曾在文章中指出，
《溪岸图》就是当年吴其贞在庄冋生家里看到的《风雨归庄图》。
依据《书画记》记录，这幅画由庄冋生买入，庄虎孙是继承者。
吴其贞《
书画记
》中关于《风雨归庄图》的记录
与《溪岸图》细节比较
吴其贞《书画记》中，共有六次和庄冋生共同看画的记录，或在庄家，或去别人家。顺治九年（1652），他们连续三个月三次一起看画——第一次在庄冋生家里看《风雨归庄图》，第二次与王鉴等三人看了
王羲之《内景黄庭经》
，第三次看了
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
。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传阎立本《职贡图》
也曾经庄冋生藏，买到画时，他还曾与王铎有过交流。
王铎曾在画上题跋
，惜目前不见，未知原因。幸运的是，在王铎《拟山园选集》中保留了这一题跋。
传阎立本《职贡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王铎《拟山园选集·文集》卷三十九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南宋名迹扬无咎《四梅图》
，也曾为庄氏所藏。同时代笪重光有1672年在庄家观画的题跋，同行的还有画家
王翚
。
南宋 扬无咎 四梅图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笪重光题《四梅图》
庄氏父子的收藏后来去了哪里？
根据刘鹏的研究，一部分为
康熙皇帝宠臣宋荦
所得，包括上文提到的
故宫博物院藏南宋扬无咎《四梅图》
，
台北故宫藏南宋马麟《静听松风图》
，
台北故宫藏元赵孟頫《窠木竹石图》
等。
《四梅图》局部
庄冋生、庄虎孙、宋荦所钤收藏印
元 赵孟頫《窠木竹石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庄冋生因为与王铎的关系，也曾出现在
薛龙春教授
的视线内。
2015年，
他在台北故宫内部检索系统中发现，台北故宫凡有“天水郡收藏书画印记”的藏画，一定也有“庄虎孙”或“虎”印。
但《溪岸图》只有一方“天水郡收藏书画印记”，能不能确定它和庄氏父子的关系？
他与刘鹏就此进行了探讨。
刘鹏认为庄氏父子的盖印情况有多种组合，依据他的推断，这一推论成立。具体有待他在最终论文中公布细节。
学者们还就《溪岸图》的考证提供了多角度的思考。
从核心证据印章，再到文献，再到画，大家试图找到现有研究的漏洞，并寻找出更多可靠的线索。
比如，如何看待《溪岸图》这个名字。
实际上，这个名字得自民国时期，并非这件作品的本名。
“从画面上看，《风雨归庄图》这个名字比《溪岸图》更贴切，后人起《溪岸图》的名字也是因为董元有一幅画叫《溪岸图》，可能根本不是这幅画。”
“以前还有人叫这幅画为《溪岸草堂》。”
“中国画的命名一直非常随意，博物馆的很多作品都是自己命名，只有非常详细地把画面描述出来，加上收藏、尺寸、材质等信息才能确定。”
尽管所言针对个案，但这段讨论对其他作品的研究同样有参考价值
。
2
从被改款的“真迹”里发现被遗忘的书家
一位收藏家“被打眼”后的收获
香港近墨堂书法研究基金会主席林霄
的报告题目为：
《发现邵珪——明成化书家邵珪丛考》
。
这是一个对
鉴定、收藏和研究
都很有启发的案例。
“邵珪”是他意外发现的书家，他原本想要的是一件祝允明。
林霄收藏明代书法多年，尤其关注祝允明，曾发表过《从笔迹学方法重鉴祝允明》等论文。对祝允明的鉴定，他是有充分自信的。
2010年，他在拍卖会上遇到一件
款为祝允明草书《赤壁赋》
。此作与他平时理解的祝允明不太一样，但书写非常自然潇洒。尤其令他心动的是落款的年份——
弘治元年，祝允明28岁
。此前，从未见过如此早期的祝允明作品，28岁时的祝允明有没有可能将草书写得如此精彩？
尽管心里
存疑
，但他决定买下再说。
款为祝允明的草书《赤壁赋》
此作与上博藏祝允明晚年书《赤壁赋》有相似之处
“忙”字笔画变成了几个点
这也是让林霄觉得有意思的地方
但他很快发现了问题。
将作品后的
顾从义跋文
与日本藏《化度寺碑》上可靠的顾从义跋对比，
绝非同一人所书
。
跋文为伪，那么作品也极有可能为伪。
右为日本藏诒晋斋本《化度寺碑》顾从义跋
但林霄依然非常珍惜这件作品，委托全球最贵的日本裱画师装裱。裱后对着光线看，发现落款的祝允明部分，是
用与原来一模一样的纸挖补后贴进去的，书写节奏也不一样。
他判断，
这是一件真迹，但来自一位比祝允明更早一辈的书家。
挖补处
这位作者究竟是谁？多年来，林霄一直想解开心中的谜团。
2016年10月，日本某拍卖公司出现一件
《王阳明先生堕马诗长卷》
。林霄熟悉王阳明的书法，
判断此作绝非其所书
。
王阳明先生堕马诗长卷
同时，他也发现这件作品与自己之前购藏的《赤壁赋》非常相似，将两件放在一起，像是同一件。他认定，
它们出自同一作者
。
找到《堕马诗》的作者，也就找到了《赤壁赋》的作者。
左为《赤壁赋》，右为《堕马诗》
这个书家会是谁？来看《堕马诗》的款识：
“余堕马几一月，荷菊田先生下问，因道马讼故事，尽出倡和奉观，闲录此篇求教万一，走笔以补笑具。甚幸。珪在玉河东堤，八月一日书。”
“珪”——应该就是作者。
对着光线看，能发现作品上的“珪”字还有被刮的痕迹，但被保留了。
《堕马诗》落款
“玉河东堤”——北京明清两代翰林院所在地。
“西涯先生真谬爱”——
西涯
乃明朝名臣、茶陵诗派代表人物李东阳。
然后，再查数据库。
李东阳写过《邵东曹堕马伤足次武昌韵》
——
真正的作者终于出现了——
邵东曹，邵珪
：
邵珪，字文敬，号东曹隐者，宜兴人，成化五年进士，有《邵半江诗》存世，《堕马诗》收入于《邵半江诗集》。
《堕马诗》经朱之赤、阮元、顾芸台等鉴藏。
1915年，郑濂的题跋将其定为王阳明手迹
，日本人崇拜王阳明，此作遂流向日本。
接下来，迎刃而解。
《堕马诗》卷的上款人“菊田先生”为周庚，字原己，号菊田。吴县人。家世太医，成化时官至太医院院制。成化二十年（1484）周庚任南京太医院正六品院判，
邵珪堕马伤足，周菊田为他疗足经月，因此邵珪手书《堕马诗》相赠。
《堕马诗》收入《邵半江诗集》
邵珪和李东阳是“好基友”。
依据李东阳在《送邵文敬知思南序》所描述，俩人好到走路、吃饭都要一起。
邵珪参与过茶陵诗派早期的活动，棋艺也很高，可惜去世很早。根据文献推测，享年或不到50岁。弘治三年正月二十日（1490），李东阳、谢铎、吴宽、傅瀚、李杰、林瀚、刘震等人在京城遥祭邵珪。
大家对邵珪的诗和书法，评价很高。
明代中期，以祝允明、文徵明、陈淳、王宠为代表的吴门书派的崛起，是对明初以来“台阁体”的反叛，但在达到这个高峰之前，有一批先驱酝酿和推动着这个高峰的到来，他们就是
以徐有贞、刘珏、李应祯、李东阳、张弼、吴宽、邵珪、王鏊为代表的朝廷官员书家
，他们不约而同地抛弃“台阁体”并以写出个性为目标，悄然引起了革命性的审美变化，
邵珪是这个群体中杰出的代表。
但
邵珪却在书法史中几乎销声匿迹
。
林霄翻遍所有能找到的资料，
仅发现有六件存世书法
。
邵珪存世作品
故宫博物院藏邵珪《自作诗册》；
故宫博物院藏李东阳等人杂诗卷，其中有邵珪墨迹；
被改款为王守仁的《堕马诗》卷；
广东省博物馆藏邵珪为金用清书《滕王阁序》卷；
上博藏赵孟頫《兰竹石图》跋；
被改款为祝允明的草书《赤壁赋》。
邵珪 自作诗册 北京
故宫博物院藏
若不是发现两件被改款为“大名家”的书法作品，恐怕少会有人再提及“邵珪”这个名字。
林霄说，
自己有机缘发现这位被改款的失踪者，理当有责任洗其冤沉，还其清白，并给予他合适的历史定位，这何尝不是一种失而复得的幸运
？考究个中原委与细节，既能洞伪照真，发覆一段书史故实，亦可为世道人心之一鉴。
“发现邵珪”在书法史上的意义正在于此。
而
刘鹏
在讨论中透露，
《堕马诗》进入日本后，被日本人整理作为王阳明的一篇遗文，并进行了释文，后被收入多部王阳明遗作集
，释文与原作略有差别。假如这件作品没有存世，此诗也将被永远当成王阳明的诗对待——因为在日本学者的考证里，王阳明也有过堕马的情况，也有堕马的诗。这也提示：
从书法里辑佚诗文是一件好事，但要特别谨慎。这个案例就是特别好的反证。
最后透露一下日本《堕马诗》卷的拍卖结果。
出乎林霄意料，底价几万元人民币，最后拍得一千多万。
他说：我没有想到邵珪可以卖到这么贵，我也为邵珪高兴。
邵珪 滕王阁序卷
广东省博物馆藏
回到讨论。我们常说
历史
是公正的，但
这个报告告诉我们，其实
不然。
薛龙春教授提出两个更深的思考方向：
一、邵珪在当时书法是不错的，到底是改款导致后来书史上书名丧失，还是因为他书名不振导致了改款？
二、历史上有一类书画家名气很大，但过世太早，没有作品存世，后世存在大量伪作。如徐渭，去世后四十年市场上便有大量伪作。这对作者究竟是好事坏事？
邵彦教授则有另一个角度的思考：“董其昌的官不如李东阳大，但有其评级的书法都可以价值百倍。李东阳在成化年间的影响非常大——不光在政治上，也在文坛。邵珪与他关系如此密切，艺术水平亦不低，为什么就没有红起来？为什么李东阳没有成为一个在书画上更有话语权的人？”
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展开。
讨论
每场报告之后长达20分钟的讨论，是本次工作坊的另一“看点
”
。资深学者和年轻学者共同探讨争论，直截了当，一针见血。讨论最热烈的问题，也是鉴藏史研究中普遍受到关注的。
我们将两天的发言略作整合，一起来
“偷师”
。
讨论
现场 摄影/丁哲
1
鉴定是美术史研究的基础
但哪种鉴定方法最有效
有三位学者的内容涉及到了鉴定，但他们使用的方法不同，且每人都使用了多种方法。
作为明中叶吴门地区最有影响力的书画家，文徵明在生前即享有盛名，成为作伪者的目标，且由于书画创作繁忙，时常请弟子代笔，故文徵明的书画真伪素为鉴定研究中的关键问题。
蔡春旭以伪作最多的文徵明小楷为研究对象，分四个部分展开：首先，通过对旁证的重新检讨，确认可靠的小楷真迹作品；其次，结合小楷真迹和同时人的文献记载，梳理文徵明小楷不同时期的风格变化和书写特征；再次，以风格和书写特征为依据，鉴定有关小楷作品，进一步梳理可靠的作品和伪作的面目；最后，结合不同作品的书写情况讨论鉴定中的因素干扰——书写功能的不同、创作动机的差异、书写载体的变化以及作品的呈现方式，以此反思对书家风格变化的单线演进的描述模式，呈现鉴定研究的复杂性。
左：文徵明《跋李怀琳绝交书》1520年《停云馆帖》刊刻
右：文徵明 跋赵构《楷书徽宗文集序卷》1521年 日本文化厅藏
蔡春旭总结的文徵明用笔特征和结字特点
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收藏有一本沈周《九段锦》册，原应有九开，现仅存六开。此册曾在2012年苏州博物馆举办的“石田大穰——吴门画派之沈周特展”上展出。2016年香港苏富比春拍上又现一册沈周《九段锦》，九开俱存，册中并有明代王世懋、清代高士奇等鉴藏印留存。
高士奇《江村销夏录》对沈周《九段锦》的记载是存世著录中最清楚、全面的。那么究竟那一册《九段锦》是高士奇记载的一本呢？黄朋试图从画风的比对，对作品流传、著录等多角度的分析，探讨两本《九段锦》孰真孰伪。并由此对沈周早期的“细沈”画风作一番梳理。
沈周《九段锦》中的“芦汀采菱”，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藏
图片来自网络
沈周《九段锦》中的“芦汀采菱”
2016年香港苏富比春拍，
密韵楼蒋氏旧藏
图片来自网络
书法鉴定固然离不开技法层面的研判，但是如能从文献、图像乃至一些书写常识入手，可以让鉴定更多一些契入点。钱松以文献史实、风格参照、避讳、钤印为例，对何绍基作品的鉴定，是对鉴定方法多样化的尝试。
左：
乐氏旧藏何绍基临《张黑女志》首句
右：乐氏旧藏何绍基临《张黑女志》末句
左：《张黑女志》原拓本首句
右：
临《张黑女志》首句
何绍基
《张黑女志》
石印本没有避玄字，是伪作
乐氏旧藏相反，则是可靠的
首先要强调，
做好美术史研究，鉴定是一个基础。
薛龙春教授说：
研究艺术史，并不是每个人都要成为鉴定家，但鉴定的问题无法回避。
尤其涉及到以作品为中心讨论时，如果你研究的是一件伪作，就会对论述构成很大威胁——这种情况并不鲜见，有不少研究论文建立在某件文物上，结果这件文物是一个赝品。
邵彦教授
在中央美术学院从事中国绘画史和书画鉴定方向的教学，她说，教鉴定对自己有一个影响——
凡开展个案研究前，一定花大量时间先解决材料的鉴定问题，
但很多研究者直接跳过了这个步骤。
“
鉴定是美术史的一个基础
，而且，历史学的魅力可能就在这儿，你把材料整理到位后，材料自己会说话，不用你自己特别牵强地去想很多新论题、新方法，这个新方法是哄外行的。
历史学真正做到一定的趣味层次，应该是让材料自己说话。
鉴定可以为材料整理起很大作用。”
但鉴定很复杂，前文中的《溪岸图》只是其中一个案例，历史上有许多谜案至今难以解决。
诚如薛龙春教授开场所说，无论是文献、风格还是材料，无论是望气还是现在流行的科学手段，似乎都无法解决鉴定活动当中所有问题和鉴定活动的复杂性。
我们究竟该如何看待和使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比如说，
老先生们用“望气”来判断真伪，究竟能不能学？用文献来判断真伪，是不是百分百可靠？
谢稚柳、刘九庵、杨仁恺等在旅顺博物馆鉴定书画
一说起“望气”，常有人“会心一笑”，认为这多少有点神乎缥缈。但工作坊的
学者没有一位否定“望气”
。
邵彦教授说，鉴定有主要依据和辅助依据，主要依据就是个人风格、时代风格这些，是鉴定者本人使用的方法，
望气
即是；辅助依据则指文献证据这些，可以铁证如山，但这更大的作用是让观众、读者和受众能迅速接受你的判断。
她说：“望气不能一概否定，
望气实际上是高度浓缩，快速的形式判断。
自己先判断一个大的战略方向，再向着这个方向组织证据。”
但望气的有效，
基于鉴定者对艺术家的高度熟悉
，也就是说，对书画滚瓜烂熟的老先生们用“望气”有效，但一般人无效。
白谦慎教授打了个比方：
“
要熟悉到非常熟悉的程度，就像你给家里打电话时，无论家人是感冒，生病，或健康，你都能判断出来这就是你的家人。”
在薛龙春教授眼中，这种“非常熟悉的程度”会带来一种
条件反射
，根本不需要太多佐证。
如何能到“非常熟悉的程度”？研究何绍基多年的钱松教授的经验是：
没有捷径，只能慢慢积累
，
一开始看什么都是真的，看多了之后就对真假有一种判断。
林霄的经验是，望气有方法，只是鉴定家吝于分享。“对某一个书家熟悉到一定程度时，真的一望而知，假的也一望而知。望气并不是不能分析，背后其实
有具体方法和诀窍，但很多鉴定家只是不想说。
我看祝允明，完全可以用笔迹学方法解释给大家听，大家用这个方法也完全可以鉴定。笔迹学分析里有一个不可或缺的步骤，首先得靠眼力判断，这是临摹还是自然书写？这两种在书写节奏、用笔速度等很多方面不一样。经过一定训练，其实你也是可以判断的。”
文徵明 跋元方从义《山水卷》
1487年 香港近墨堂藏
那么，
现代学术研究为什么不提倡望气
？因为望气全然凭借个人经验，很难成为一种现代学术。
薛龙春教授说：“望气当然是不错，每个有鉴定经验的人都无可避免。但
望气最大的问题在于没有办法成为一种学术。当争议产生时，一个人也没有办法用望气来说服另外一个人。
老先生们的传统鉴定，主要就是凭借经验，一方面涉及到作品材料，另一方面涉及到风格技法。这很像中医，讲究配伍，但很难精确化，就好像是祖传秘方，很难成为现代学术。”
“我有很多学中医的朋友，学习方法就是跟着老师抄方子，我问他抄方子什么意思？不知道，反正抄一年比去年好，抄两年比第一年好，过去中医是这样练成的，不是上课教一个中医出来。”
所以，学
“
望气”
要求接受者有一定内力
。
如邵彦教授说
，
“林先生
和薛老师讲笔迹学，薛老师肯定听得懂，但旁边跟着一群别的专业的学生，你一讲，他们都说林老师讲得好，我听懂了，转身再看作品，还是不懂，很难掌握。”
无论如何，熟悉真迹，是独一无二的法门。
相比起需要靠长期积累的“望气”，文献虽然也需要训练时间，却相对好入门一些。
那么，用
文献鉴定可靠
吗？
钱松老师对何绍基书法的鉴定，尽管也涉及到风格，但最主要就是使用了史学文献的方法——利用古代一些基本的文史、常识的避讳，包括印章等手段来判断作品的真伪。
种竹日记 何绍基
清道光二十七、二十八年
湖南省博物馆藏
于是，有了一个问题。
薛龙春教授问，
在书画鉴定过程中，文献和风格几乎是两翼，当这两种研究方法产生冲突时，怎么办？
假如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摹本，那么文献和史学的这些东西几乎全部失效，那该怎么办？
来听白谦慎教授的经验：“
傅申先生曾经讲过，书法鉴定，有时候文本研究是最能够确定的方法，光是目鉴，还是存在争议。
比如，一件标示为宋代的作品，写的却是一个明代人的诗，那这一定是一件伪作，没有争议。”
“但文本研究的方法可以用来定伪，却无法用来定真——因为，这也可能是一件完全拷贝自真迹的伪作。”
用
“
避讳”
来判断真伪，也不是百分百可靠。“文本的使用非常复杂，要十分小心。比如用‘避讳’来定真伪，但实际上，有人讲究避讳，有人不太讲究。汉代对皇帝就有时候避，有时候不避，要看实际情况。”
“总而言之，文献比望气更能确定伪作，可以通过逻辑一步步推出来。
”
2016年香港苏富比春拍上的沈周《九段锦》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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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望气、文献，工作坊还讨论了很多方法和问题。
比如，如何确立鉴定中的标准件。
蔡春旭对文徵明小楷的鉴定，基本上采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