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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0月24日，华国锋和叶剑英在庆祝粉碎“四人帮”大会上。
本文
来源：凤凰卫视
陈晓楠：
对于毛泽东最终选择华国锋的决定，“四人帮”虽然口头表示完全拥护，实际上心中极为不满，他们本来的如意算盘是借助“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把邓小平这个最大的对手打倒，然后由王洪文重新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张春桥主持国务院的工作，王洪文甚至私下准备好了在中央打招呼会议上的讲话搞，然而出乎他们意料的是既不倒向“四人帮”，也不倒向邓小平的华国锋被毛泽东最后选择为接班人。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约翰·加德纳在其《毛泽东与他的继承者》一书当中这样说，尽管华国锋1976年的提升可能是左右两派妥协的结果，但是也说明了他受到双方的信任。他可能缺乏邓小平的敏锐与智慧，不及“四人帮”的宣传能力，但是他有很高的组织才能，这一点在他的事业的每一阶段都给上级留下深刻的印象。
华国锋：
毛主席任命我为第一副主席 我再推辞就让给“四人帮”了
解说：
1976年2月，华国锋被任命为国务院代总理之后不久，就与“四人帮”发生了分歧。华国锋一方面忠于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另一方面坚持“抓革命”和“促生产”。将革命路线落实到生产、工作、战备这些具体工作上来，而“四人帮”感兴趣的只是搞“文化大革命”。
韩钢（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1976年的7月份，召开一次全国国家计划会议，主要是讨论长远规划和1976年、1977年国民经济计划，这个计划当然是华国锋召开这次会议考虑的重点，从这个重点也看得出华国锋还是强调要抓生产、抓工作的。张春桥、江青和王洪文就不满意，后来张春桥就怂恿王洪文大闹这个计划会议，说这个计划会议就是右倾翻案风的风源，就是复辟的高潮，就直接开始跟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产生了这个对抗。
解说：
根据2016年《党的文献》最近披露的历史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四人帮”向毛泽东提出“代总理”这个身份会见外国来宾不好登报，应该重新考虑一个正式总理。毛泽东知道他们的意图，就说这个好办，把“代”字去掉就行了。他向中央政治局提议，正式任命华国锋为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颇有意味的是毛泽东作出这个提议两个小时后，又让人打电话说在副主席前加“第一”。华国锋后来回忆说，主席提议我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这次我没有推辞，这次我没有让，再让就给“四人帮”了，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四人帮”掌握这个权力。王洪文是党中央副主席，张春桥是政治局常委，没有第一副主席的身份，今后的斗争形势更加复杂险恶，有了第一副主席的身份，我就摆在王洪文、张春桥的前面，有利于今后的斗争。
王海光（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因为“四人帮”他们在中央政治局中间是飞扬跋扈，对华国锋也是极不尊重，他们是把华国锋当成他们能够随心所欲操纵的政治傀儡，这一个是华国锋心里也很清楚。
险象环生中华国锋主动出击 联合叶剑英扭转局面
解说：
1976年6月下旬，毛泽东同华国锋谈话时，用红铅笔在一张白纸上写下“国内问题要注意”七个字，至于“国内问题”指的是什么，毛泽东并没有具体说明。“四人帮”得知后，立即对“国内问题”进行了解释。7月间，王洪文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中说，毛主席最近指示“国内问题要注意”，我看国内问题还是要批邓。对王洪文的这种“解释”，毛泽东没有作任何答复，不过“四人帮”的一言一行让华国锋越来越感觉到他们咄咄逼人的攻势，华国锋能否顺利成为毛泽东的继任者，首先要应对“四人帮”的挑战。
田酉如（中共山西省委党史办公室研究员）：
“四人帮”闹得华国锋不能干事了，我感觉到这里面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就是华国锋看到如果任由这四个人再闹，那“四个现代化”，不要说真正的实际搞，你就是要把“四个现代化”作为国策，要听这四个人的也可能改变，因为这四个人的中心思想就是阶级斗争为纲，中心思想是夺取最高权力，一旦他（她）们夺取了最高权力，那中国是不可想象的。
解说：
处于险象环生之中的华国锋决定主动出击，并联合当时举足轻重的叶剑英，这个选择无疑起到了扭转局面的关键作用。
韩钢：
这里面熊向晖曾经披露过一个很重要的历史情况，就是7月份的时候，叶剑英跟华国锋有一次的单独的谈话，这次谈话实际上在我看来是叶剑英对华国锋做的一个火力侦察，因为叶剑英在历史上跟华国锋没有渊源，工作上也没有交集，所以叶剑英对华国锋不了解，那么华国锋这个人到底是不是会跟“四人帮”是一伙的，华国锋到底能不能掌握好这个局面，其实叶剑英心里没有底，但是这次谈话让叶剑英对华国锋有了一个直接的了解。
解说：
周恩来逝世后不久，上海出现了要求张春桥当总理的大标语，毛泽东病重期间，“四人帮”在上海的死党就突击发放武器，加紧装备上海民兵，总计发枪74220支，炮300门，各种弹药1000多万发，他们要把上海变成夺取最高权力的根据地。对于“四人帮”的问题，其实毛泽东早有发现，1975年5月3日，他批评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搞小圈子，是“四人帮”。这也是为华国锋粉碎“四人帮”提供了重要依据。
王海光：
就华国锋在中央工作期间，也体现了一个良好的工作素质、政治素质和工作能力，这些都是毛泽东对他比较欣赏，是属于毛泽东最放心的人。就毛泽东那时候话已经说不出来了嘛，然后就用铅笔给他写的你做（办）事我放心，这实际上是对他在中央工作的一个肯定。
解说：
然而毛泽东没有看到“四人帮”问题的解决，1976年9月9日零时十分，经连续四个多小时抢救无效，毛泽东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低回的哀乐声传遍了中国大地，人们泪流满面，痛哭失声，同时也为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去世后的国家前途深感忧虑。
为阻止江青控制毛主席手稿档案 华国锋将其封存
毛泽东逝世的第二天，王洪文就背着中央政治局和华国锋撇开中央办公厅值班室，在中南海另设值班室，并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重大问题要及时向他们请示报告。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第一时间向华国锋汇报了此事，华国锋得到情报后，立即以中央的名义给各地打电话，通知有任何问题应向他请示。
江青利用自己的身份，找到毛泽东的秘书张玉凤，要她将毛泽东自己保存的文件、档案交出来，她想控制毛泽东的手稿档案，以便从中找出有利于“四人帮”夺权的材料。华国锋了解情况后，决定将毛泽东的文件、档案封存。
1976年9月11日，中共中央开始在人民大会堂举办毛泽东的吊唁活动，毛泽东的遗体被安放在礼堂中央，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四人一组轮流为毛泽东守灵，这天张春桥质问华国锋，主席的尸体已经出现了毁坏现象，主席的遗体不能做永久保存，你第一副主席可要担起责任。江青以毛泽东遗孀的身份拍着桌子大吼，华国锋你是不是存心要毁坏主席的遗体。面对“四人帮”的突然发难，华国锋没有慌忙，他立即让人护送毛泽东遗体去医院作防腐处理，同时让人给越南发电报，请参与保存胡志明遗体的专家到北京来。当天深夜，越南专家组到了北京，毛泽东的遗体得到顺利保存。华国锋第二天召集会议宣布了这个消息，并提议在天安门广场立即修建纪念堂安放主席遗体，供全世界人民和我国人民瞻仰。
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指使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新华社等单位的一些人给江青写“效忠信”“劝进书”，“请求”江青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挑起这副重担。王洪文也不甘落后，请摄影师拍好了准备在全国悬挂的标准像，还下令文艺界拍摄《盛大的节日》等影片。
“四人帮”声称毛泽东临终前留下了所谓要“按既定方针办”的遗嘱，就是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办，他（她）们则是忠于毛泽东的继承者。1976年10月2日，华国锋就此批示，我查对了一下，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华国锋没有想到张春桥公然在这个文件上批示建议不下达，免得引起不必要的纠纷。江青则批示，同意张春桥的意见。10月4日，《光明日报》头版又发表“四人帮”写作班子“梁效”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不点名地称华国锋是修正主义的头子，并说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然没有好下场的。
1976年9月11日，华国锋以到北京医院看病为名找李先念谈话，我实在太忙，离不开，请你去找趟叶帅，我们和“四人帮”的矛盾必须解决，请叶帅考虑用什么方式解决，在什么时机解决为好。这一天，华国锋还找中央警卫部队主要负责人汪东兴商量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得到了坚决支持的明确态度，这让华国锋感到他对“四人帮”的斗争胜算又多了几分把握。
陈东林（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
华国锋还跟有关的军队什么的这些人打了招呼，比如像陈锡联，当时陈锡联是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他又是一个军队的老资格，现在看呢，华国锋是跟陈锡联交了底，陈锡联也是拥护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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