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渡大战前曹操说出了这一个字，袁绍不败真是天理难容！

历史当中对于曹操形象的描述可谓褒贬不一，很难去对他盖棺定论。《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中裴注引孙盛异同杂语里有这样的记载，曹操问许子将自己是怎样一个人，许子将便说出了那句对曹操最经典的评价“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而许子将又是何人？根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注引世语中称，曹操没有任何名气，乔玄便把他推荐给许子将，于是“子将纳焉，由是知名。”可见许子将善于识人。所以他对于曹操做出的评价可以说还是客观到位，曹操也在自己人生中践行着许子将对他的评价。

我们可以看到东汉末年的军阀割据，若没有曹操东征西讨，东汉的中央政权早已覆灭，因此曹操说“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从中可以看出曹操的政治理想当中饱含着匡扶社稷的大一统思想。在其诗《短歌行》中说“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一方面是说他对于人才的渴望，另一方面则是自比周公，而周公是匡扶社稷，维护统一的标榜，因此也可以说明曹操是一个以大一统为其政治抱负的人。对北方各军阀的统一战争可以看作是他大一统思想的具体体现。在联军征讨董卓的过程中，联军内部因为利益冲突起了内讧，此时袁绍与韩馥密谋预立幽州牧刘虞为帝，他们同时希望曹操支持。但曹操很坚决的拒绝“未有昌邑亡国之衅，而一旦改易，天下其孰安之？诸君北面，我自西向。”

张作耀先生认为所谓“诸君北面，我自西向”，是因为拥立的刘虞在北方，曹操仍然拥护还在西京长安的汉献帝。表明的是他与袁绍在政治态度上的根本分歧，也表明了他的力量尚弱，诸多政治的、军事的正确意见得不到袁绍等人的重视。当然另一方面体现了曹操心系天下安危，忠君以求统一的思想。曹操拒绝袁绍的理由是皇帝年幼，被奸臣所控制，但并没有导致亡国的可能性发生，然而一旦另立皇帝，天下就有可能大乱。可见儒家的大一统思想和忠君思想根植于曹操心中。忠则“诸君北面，我自向西”；孝则“征徐州，所过多所残戮。”

镇压黄巾起义、讨伐董卓、攻打张绣、征讨徐州、消灭袁绍、平乌桓、用兵西凉和汉中、亦或是南征赤壁，这些都是曹操对于割据一方的军阀进行的统一过程，同时也是其理想政治理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其大一统思想的必经之路。

曹操在建安元年公元196年迎接天子，从此开始“宜奉天子以令不臣”和“吾起义兵诛暴乱”进而成魏公，又进位为魏王的道路。曹操与汉献帝的君臣关系也有其特殊的一面。在曹操最初面对迎接汉献帝时候，荀彧以迎蒙难中的天子为天下之大义与大德来劝谏曹操迎接献帝，于是曹操便把天子迎接到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安置。对于迎接献帝一事，同一时期的袁绍也曾考虑过，袁绍手下从事沮授曾经就给袁绍提过，“迎大驾于西京，复宗庙与洛邑，号令天下，以讨未复，以此争锋，谁呢敌之？”

沮授给予袁绍的是一条“挟天子令诸侯”的道路，然而曹操在迎接天子之后的政策确实“宜奉天子以令不臣”，虽然都是利用献帝天子之名，正朔之位，去控制四方天下，然而曹操相比较袁绍的思想还是明白君臣之礼。“诸侯”和“不臣”的区别在于，诸侯是代指割据地方的军阀势力，不臣则是对于朝廷不忠，反抗天子的军阀，所以说曹操至少还是在维护着献帝的利益，所有的行为前提都是从天子的利益出发，毕竟早期曹操手下的一大批士族阶级的幕僚都是对于汉室忠心之人，曹操从缓和内部矛盾来考虑也应该顺应这批儒学之士，在政权内部为自己赢得一个良好的发展空间，毕竟那个时候曹操还面临北方比自己强大很多的袁绍的威胁，所以笼络人心是主要做的事情，所以他尊崇儒学之士，扮演一个忠心于大汉王朝的臣子形象。在统一北方之后，建安十八年，曹操被封为魏公，这在汉代官制当中已经是位极人臣的地位，而且允许曹操立宗庙，并迎娶曹操的女儿。

建安十九年秋三月，献帝又下诏令让魏公的位置在其他诸侯王之上，并且授予金玺，赤绂、远游冠。建安二十一年，曹操进位公爵，封魏王，并且可以剑履上殿。在汉代，大臣上朝是要在宫门取下佩剑，脱鞋跪拜，所以说献帝给予的权力已经突破了礼制规定，并且汉制当中非刘姓不得封王，而曹操进位为魏王这直接表明，曹操对献帝的不臣之心已经昭然若是。而且在这个时候曹操杀害了杨修、毛玠、孔融、王粲等人，还逼死了很早就跟随自己的荀彧。这些人都是忠于汉室的传统儒学卫道士，曹操的政治理想此时已经变为僭越于天子之上，对于阻碍他的人都被处死。所谓的礼制与道德已经在这个时期消失了，由于儒学地位的丧失，儒家学说所提倡的思想越来越在汉末三国时代显得格格不入，毕竟社会环境是处于大分裂，大动荡时期，礼制与德就显得愈发的不重要了，异己思想对于儒学的冲击以及社会环境的改变则是这种现象出现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