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2月，京东宣布将逐步实现全职骑手“五险一金”全覆盖，所有京东外卖全职骑手五险一金的单位及个人缴纳部分将全部由企业承担，成为行业首个“全包”平台。这意味着一名月薪7000元的骑手，实际到手工资与未缴纳社保时持平。作为外卖行业的新入局者，这是京东重构市场格局的破局之举，带动了行业趋势，美团、饿了么也随后跟进。
外卖平台推进社保，可以视为互联网向其他行业外溢红利，是中国人均收入提升，经济发展的一个途径。但是，交社保与发更多的钱给骑手并不完全一样。这种不一样，构成了红利外溢的结构。
这里所谓的结构性，简单地说，是怎么把红利给到骑手，是提高工资，还是交社保。比如，华东师范大学调查显示，超30%上海骑手月收入低于当地社保基数下限（7384元/月），若自行缴纳社保，这意味着不论是对平台还是对个人而言，月收入不到 7000 元的骑手缴纳社保所需的金额占实际收入的比重比法定缴费比例还要高。这实际上，是把本可以给骑手的，都以社保形式给了骑手。
红利外溢的总量之外，其结构性，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其对灵活就业、对社会就业安全网的影响值得深入讨论，有待社会进一步观察。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聂辉华认为，外卖有明显的高峰和低峰，峰值差异大，但快递一天的配送量是相对明确的。外卖时间要求严格，而快递相对宽松。
正是聂辉华指出的这两个特点，决定了外卖配送需要一个高弹性的工作制，这与劳动力供给市场中要求高自由度的人契合，由此形成供需适配。一个外卖骑手的工资，是由整个市场状况决定的。当某个行业不交社保，或者少交社保，按照税负分摊弹性原理，一部分交社保的钱，已经包含在骑手的工资中，给到骑手了。所以，灵活就业、零工经济的薪酬结构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是一个市场问题。这是讨论骑手社保的市场基础。
比如京东现在的“外卖骑手”，是达达平台的骑手，活跃数量约为130万。如果按京东总部所在地北京的每月6821元的下限基数，交“五险一金”，且个人、企业部分，均为京东承担，那么成本约在545亿元以上。京东2023年全年净利润为人民币242亿元。显然，这是不太可能的。所以到底怎么认定全职骑手，数量是多少，这还是一个不确定的问题。
不过，长期以来骑手社保是一个舆论热议之题。京东作为新入局者，全职骑手少。给小规模全职骑手交社保，这种“非对称竞争”来为新业务造势，这是聪明的策略，也获得了成功。从行业角度，在灵活就业行业，这会推进红利更多地从社保这个途径外溢。
讨论这种结构性因素的影响，某种程度上，可以参考最低工资制度。
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认为，最低工资是“好心办坏事的典型案例。”张五常也是最低工资法的反对者，他指出，在有效或够高的最低工资限制下，老弱残兵的际遇会是最不幸的：他们会失去就业的机会。
这是因为在最低工资法之下，雇主会减少低技能工人的雇佣数量，降低低技能工人的工作时间，雇佣相对高技能工人以代之，或者开发自动化机器以代之。这个情况很可能在骑手社保中也会出现。
现在很多地方，都要求连续缴纳社保，才能获得公共服务资格，比如小孩读书。一旦断缴社保，就会失去资格，即便补缴也不能立刻恢复，需要再持续缴纳一段时间才能恢复。所以，极越汽车暴雷后，那些员工最迫切的诉求就是缴纳下一个月的社保。
需要社保的骑手，往往都是已经或者准备在城市安家的，有小孩读书的需求。这就意味缴纳社保，会极大地增加他们对“连续工作”的依赖性。作为低技能的群体，他们并不好找到其他缴纳社保的工作，面对工作要求，他们的谈判能力会降低，那么一个必然的逻辑结果就是，全职骑手的劳动量、劳动强度，会相应地增加。
这很正常，全职必然会有考核。这种考核未必是单量，也会有很多其他形式。那天在百度直播访谈中，就和一个骑手聊到这个问题。骑手说，比如暴雨、大风天气，全职骑手的压力就会大一些。这就恰好如形容白领的段子：只有那个中年人，不管老板怎么训，怎么要求加班，他们都会乖乖听话。
与此同时，当全职骑手的工作量增加，灵活骑手的工作量就会下降，就业率会下降。某种程度上，打个比方就可能成了“一个兼职骑手失业，工作分给三个全职骑手做”。
全面负担全职骑手社保，把骑手分为全职骑手和兼职骑手。全职骑手因为工作量更大，产出更多，可以视为一个更高技能的人，而兼职骑手，则是一个相对低技能的人。这正是经济学家分析的最低工资会导致的结果，雇主减少雇佣低技能劳动者。
华盛顿大学的叶卡捷琳娜•雅尔丁（Ekaterina Jardim）等人在2017年发表的一篇论文发现，2015年和2016年西雅图市最低工资的上涨导致雇主缩短了低薪部门的工作时长。一位低薪工人虽然没有因最低时薪上涨而被解雇，但其工时被雇主削减，一天只工作五小时。这导致月收入下降了74美元。这种不饱和的工作状态，在经济学上被定义为隐性失业。
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称：“2016年，最低工资法使得低工资员工的月收入平均降低了125美元。”2018年，一个学术团队继续追踪发现，低薪工人的周收入增加了8到12美元。但是，收入增加的人群是在中位数以上的低收入者。
这两个报告恰好对应了一种可能出现的情况：数量有限的全职骑手工资增加，劳动量增加；而兼职骑手收入下降，劳动量下降，失业率增加。
美国加州2020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AB5法案，倾向于强制将“独立承包商”认定为“雇员”，旨在保护在零工经济下非典型劳务提供者（自由职业者，独立承包商等）的合法权益。意味着加州7万多独立卡车司机必须转为某家拖车公司的正式员工才能继续干活。如果他们继续以目前“临时工”的身份拉货，给他们派活的公司有可能面临诉讼。结果法案却引发了卡车司机的抗议。2022年，AB5对卡车司机的禁令宣告解除。这个局面，也恰好对应骑手抗拒社保。
当交社保成为一种道德上的义务，其他平台也会跟进。骑手、快递、网约车这些行业本身就是存在很大的流动性，很多人将这个行业当作一个过渡性的、救急性的行业。当一些灵活就业行业向全职化演变，就业容纳量就会下降，比如，700万网约车司机就会变为500万，那么，灵活就业这种业态的社会就业保障网的作用就会下降。
这就是红利的结构性对整个灵活就业群体的影响。某种程度上，这种情况正是政策要避免的。
根据2023年的第九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目前全国职工总数4.02亿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8400万人。这8400万人，占到了整个职工的五分之一。他们独特的市场特征，需要政策实事求是，精准施策。
实际上，政策也在这么做。2月22日，人社部副部长李忠在第十一届全国社会保障学术大会上表示，目前一部分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新业态从业人员，由于劳动关系不明确、工作方式灵活、收入不稳定等原因，难以直接参加传统的以单位为依托的社会保险制度，“漏网”“脱网”“断网”问题比较突出，参不起、不愿参、不便捷并存，成为权益保障的重点，需要积极研究完善降低门槛，给予参保补贴等相关政策措施，尽可能地把他们纳入社会保险覆盖范围。
相比一个具有不确定的公司社保方案驱动舆情，相关部门用降低门槛、参保补贴等措施，将灵活就业者以一种“低经济收入”的弱势群体身份被纳入社保，这更符合一贯的政策趋势，也符合行业和灵活就业群体的整体利益。本质上，这是把灵活就业的市场特征，纳入了政策的专业考量之中，而不是简单的舆论驱动。
市场真正需要担忧的或许不是一两家企业的高调宣传，而是中国在灵活就业领域已经展开的探索，可能会被不符合灵活就业市场特征的“五险一金”这样的高调口号所扰乱，带动全社会将市场问题道德化。这对政策演变、灵活就业市场的真实劳动供给，都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这个角度，当下外卖行业的社保趋势，给正在探索中的包括外卖在内的所有新就业形态，增加了不确定性。这对行业来说，可能会增加负担，缩减规模；对灵活就业群体中的相对低技能者来说，工作机会变少；对政策演变来说，舆论驱动的权重会更重，而市场特征的权重会变小。
市场问题道德化，正是当下中国市场经济中的一个困扰。最低工资政策也有这个困境。反对最低工资法的经济学家，被打上为资本说话，对穷人缺乏同情心的标签，专业的、理性的辩论环境被破坏。这个问题也困扰着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戴维•卡德。
戴维•卡德研究最低工资，并得到了有利于最低工资的结论。但他对政治家利用其研究结果，鼓吹最低工资，感到沮丧，他说：“我并没有到处说应该提高最低工资——不过这些倡导者常常引用我的研究成果，说应该提高最低工资。这也是我不再开展这方面研究的原因之一，因为大家都认为我是主张提高最低工资的，我（在此方面）所做的一切都将导致我名誉扫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