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里有一本《1640年英国革命史》，购于20世纪80年代，译者伍光建，译本完成于1936年。序言是伍光建的儿子写的，说伍光建19世纪80年代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严复颇为器重，派往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深造五年，兼修西方史学和文学”。我翻过这本书，对其流畅的译文印象很深，但伍光建和严复这两个名字显得很遥远。年龄会改变一个人对时间的感受，等我年过五十，遥远的人和事变得近了，两个“我”摞在一起，就是100年前，三个“我”摞在一起，就回到晚清了。几年前，我看到严复译《天演论》的第一句——“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机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彻（即恺撒）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这句话真是漂亮的汉语，原文也是一句漂亮的英文——“It may be safely assumed that，two thousand years ago，before Caesar set foot in southern Britain，the whole country-side visible from the windows of the room in which I write，was in what is called ‘the state of nature’.”。接下来第二句——计惟有天造草昧，人功未施，其借征人境者，不过几处荒坟，散见坡陀起伏间。而灌木丛林，蒙茸山麓，未经删治如今者，则无疑也。古汉语词汇量极大，“草昧”和“蒙茸”需要查字典，但这两个词也能猜出大概意思。接下来是——“怒生之草，交加之藤，势如争长相雄，各据一抔壤土。夏与畏日争，冬与严霜争，四时之内，飘风怒吹，或西发西洋，或东起北海，旁午交扇，无时而息。上有鸟兽之践啄，下有蚁蝝之啮伤。憔悴孤虚，旋生旋灭。菀枯顷刻，莫可究详。是离离者亦各尽天能，以自存种族而已。”以我对古文非常有限的感知，这几句让我想起《庄子》。
严复翻译的《天演论》（视觉中国 供图）各版本《天演论》的开头一段，只有文字上的个别差异。王佐良分析过这一段译文，“严复是把整段原文拆开，而照汉语习见的方式重新组句的；原文的复合长句在译文里变成了若干并列短句，主从关系不见了，读起来反而更加流畅。原文里的第一人称的‘I’成了译文里的第三人称‘赫胥黎’，也是值得注意的变化。为什么要这样变？很可能，是为了要使译文读起来更像中国古代的说部与史书，史书的开头往往是‘太史公曰，臣光曰’之类。”王佐良分析，原文是板着面孔开始的，“It may be safely assumed that”。译文则给读者一个戏剧性的场合，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严复为什么要把这样一本科学理论著作译得戏剧化？王佐良说，严复要把这本书译成一部有强烈的历史意识的著作，所以他会调动各种风格手段来增强读者的历史感。假想一下，在甲午战争之后，在大清被日本打败割地赔款之后，在戊戌变法之后，在改革的希望之光破灭之后，一个留着辫子准备科举考试的学子，拿到了某个版本的《天演论》，他读古文的速度肯定比我们快得多，用不了几分钟，他就能读到第一章节的结尾，知道了两个概念，一个是物竞，一个是天择。他不知道这两个词的原文一个是struggle to existence，一个是selection，但能感知生存竞争和自然淘汰的残酷，他知道了英国有个达尔文，“夫物既争存矣，而天又从其争之后而择之，一争一择，而变化之事出矣”。他很快就能明白《天演论》的主旨，欧洲国家之所以侵略中国，是因为他们不断自强，美洲和澳洲的土著之所以衰亡，是因为他们浑浑噩噩。中国不要再妄自尊大，说什么“夷夏之辨”了，侵略中国的是“优者”，被侵略的中国是“劣者”，中国到了亡国灭种的危急时刻。
严复画像及其英文签名
几年后，这个学子准备更高一级的考试，他可能看到严复翻译的另一本书《原富》，亚当·斯密著，这本经济学著作读起来有点儿吃力，书上说：“人，自营之虫也，与自营之虫谋其所奉我者，是非有以成乎其私，固不可也。市于屠，酤于肆，籴乎高廪者之家，以资吾一飱之奉，非曰屠肆高仓廪者之仁有足恃也，恃是三者之各恤其私而已。”这是《国富论》中很漂亮的一段，现代版本的翻译是这样的：“给我那个我想要的，你也将拥有这个你想要的，这就是提议的含义。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彼此获得了我们所需要的那些好处中的绝大部分。我们不是从屠夫、酿酒师和面包师的仁慈中盼望着自己的饭食，而是从他们对自己利益的考虑中获得。我们不是让自己诉诸他们的仁慈，而是诉诸他们的自爱之心；我们绝不向他们提及自己的需要，而是谈及对他们的好处。”这个学子也许会读新办的报纸，会在报纸上看到严复的文章，“夫所谓富强者，质而言之，不外利民云尔。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欲听其皆得自由，尤必自其各能自治始；反是且乱。顾彼民之能自治而自由者，皆其力、其智、其德诚优者也。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我们假想中的这个读书人，当他看到“自由”这个词的时候会作何联想呢？他会想到《后汉书》中的那四个字“威福自由”？想到柳宗元的诗句，“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蘋花不自由”？他会理解自由这个此后100多年还会被不断阐释的概念吗？他很可能在光绪二十八年也就是1902年读到《原富》，在1903年读到严复的另一本书《群己权界论》，这是约翰·穆勒《论自由》的中译本，或许他会读到另一个译本，马君武用浅显文言翻译的《自由原理》，他会接触到一个新鲜的概念，“有所谓多数之专制焉”，马君武很贴心地附上了原文，The Tyranny of the majority，“多数之专制者，党势盛则职权大也”。这个拖着辫子的读书人会由此对西学感兴趣吗？他会不会想到，两年后，大清宣布，沿袭1300年的科举取消了。
1913年6月18日，孙中山自上海抵达澳门，敦促陈炯明宣布广东独立讨袁。前排左一为马君武（视觉中国 供图）
马君武是在1900年开始翻译《论自由》的，翻完第一章就停了下来，后来他看到了这本书的法文译本和日语译本，1902年11月，他到了日本，住在东京上野的一栋小楼里，“北风已至，林木萧然，独居无事，复取穆勒书续译成之，十五日而毕”。马君武在《自由原理》的序言中说：“近日自由之新名词已渡入中国，而其原理未明，遂多有鳃鳃然虑其有流弊者。善阐自由之原理者，莫如此书，故急译行之。词取达义，不求工丽也。”当年有一个年轻人邹容，读了这些书。他放弃科举之路，游学日本，他读了严复的《天演论》，喜欢梁启超的《时务报》，读过《自由原理》，读过《民约论》，也就是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读过《万法精神》，也就是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严复译本的标题是《法意》。他从日本又回到上海，在1903年5月写了个小册子叫《革命军》，这本小册子后来被称为“中国近代的人权宣言”。开头第一句话是：“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邹容在书中说，“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如果那时候，我是个年轻的学生，很可能会为死在狱中的邹容而感热血沸腾。然而，人脑子里想什么，会决定他干什么吗？有革命观念，就会投身革命吗？社科院哲学所的傅正老师给我讲了一个比喻，“你把一张渔网丢到海里面，网随着洋流飘荡，人就好比是渔网中的一个个节点，被网线不断地拉扯。人的社会行为往往就是被一根根无形的社会网线不断拉扯的结果。人的行为不是由他的思想所决定的，而是由社会结构所决定的。我们常常讽刺许多人生活中唯唯诺诺，网上重拳出击，其实仔细想想，这不就是人的常态吗？”傅正说，晚清时，自由、平等这些新概念传进来了，但大多数老百姓还是相信人有贵贱之分，自认“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觉醒年代》剧照
我不可能变成一个晚清的秀才，现在看《天演论》、看《群己权界论》，不过是欣赏一下美妙文词，然而这些文词依然会在心中激荡。一个晚清的年轻人，可能会去北洋水师学堂上学，可能会去京师大学堂，可能会去复旦公学或者安徽高等学堂，严复在这四所学校都担任过教职，年轻人会在学校里认真读书。年轻人也许会做出另一种选择，留学日本，听章太炎讲座，或者追随康有为、梁启超，为新观念和新思潮激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渠敬东教授说：“应该用近代诸子的眼光去打量这些人，就像看先秦诸子一样，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哪一个不是以他的学识，以他的情感，以他的使命担当，得以人生的最大实现。他们把儒道释和西学不断融合汇通，又把自己的性情和人生际遇投射其中。严复主持北洋水师学堂，做北大校长，后来参与筹安会，有出于其本心做的事，也有他被迫做的事，一个时代各方面的畸变产生了一个复杂的人生，他一生的历练、他一生起伏的幅度和张力，这都是学问，绝不是你在教室里念念书就能评价的。他们的境遇，他们思想的广度和深度，让他们有魅力。你最好把他们理解为中国的近代诸子，以这样的心态面对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这些人。”我跟渠敬东老师是在清华大学边上一栋写字楼里见的面，那是个盛夏的上午，从全国各地来的游学团排队进入清华大学参观，在校门口照相，让我感到一种来自知识系统的压力。和渠敬东访谈完毕，我感到一阵轻松，从康梁严章中挑出一个喜欢的人，就像从先秦诸子里挑出庄子一样容易，康有为的言行有点儿怪异，梁启超写文章太浮夸，章太炎的学问指向古老的汉语，严复的学问指向英国。那个国家800多年前就有了《大宪章》，1580年就有了“良心自由liberty of conscience”这个词，1644年有了“公民自由civil liberty”这个词，1769年就有了“表达自由liberty of the press”这个词。跟着严复读书，能用一种新的眼光打量世界，哪怕拿着他那本《英文汉诂》学英语，也会在序言中读到这样的句子，“中国自甲午一创于东邻，庚子再困于八国，海内憬然，始知旧学之必不足恃”。他说：“果为国粹，固将长存。西学不兴，其为存也隐；西学大兴，其为存也章。盖中学之真之发现与西学之新之输入，有比例为消长者焉。”
1878年严复参观巴黎世博会的留影和1908年写的题词《漫题二十六岁时照影》（视觉中国 供图）
对严复稍稍了解之后，一个疑问自然产生——为什么他的《天演论》影响巨大，而他译的《原富》《群己权界说》及《法意》没多大反响，难道我们要竞争要富强，而不要市场、自由和法治吗？史华慈试着回答这个疑问，他的《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认为，在19世纪最后十年和20世纪最初十年成熟的中国知识分子，是“价值观念的真正变革者，西方新观念的载体”，在史华慈看来，对国家富强的追求，强调个人能力之提升，是严复思想的核心，但对自由主义的渴求与寻求国家富强的欲望之间有着内在的冲突。严复仅仅将自由与民主视为提升个人能量、促进国家富强的手段，这是“对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歪曲”。难道严复没有理解约翰·穆勒的《论自由》吗？难道他不认为自由本身具有终极价值吗？台湾学者黄克武《自由的所以然》一书回答了这个问题，他仔细对照穆勒原文和严复译文，让读者看到严复遗漏了什么。从《天演论》漂亮的第一段开始，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文本变得越来越丰富。我在阅读中度过北京漫长的夏天，有时沉浸在文言文中，想象严复在八国联军临近天津时如何遣词造句，躲避战乱。有时外出采访，请专家帮我厘清头脑中乱成一团的概念。有时我赞叹包含在契约与财产权中的个人自治观念，“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这才是自由。有时我也赞同严复所说的：“特观吾国今处之形，则小己自由尚非所急，而所以祛异族之侵横，求有立于天地之间，斯真刻不容缓之事。故所急者乃国群自由。”有时我赞叹穆勒和洛克关于代议制政府和自由的论述，但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的宋念申教授提醒我，19世纪的自由主义者，包括托克维尔和约翰·穆勒，都支持欧洲对非欧洲臣民的统治。穆勒说，专制是处理野蛮人的一种合法的政府模式，前提是要改善他们。这段阅读旅程，始于《天演论》开头一段的美妙文词，终于一堆枯燥的政治概念和《政治讲义》；始于一些我们何以至此的好奇，终于更多已成定局的接受。
插图 范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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