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熙修：他生未卜此生休
口述：袁冬林（浦熙修之女） 撰文：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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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胜外交部长的“风云记者”
1949年以前，母亲在新闻界算得上大名鼎鼎的记者。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同年8月，毛泽东应蒋介石之邀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母亲为此写了很多报道（《毛泽东为团结而来》、《毛泽东辞别重庆》等）。第二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开幕前的一个月里，母亲有计划地采访了参加会议的全部38位政协代表，让他们对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发表看法。那些代表可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共产党方面有周恩来，无党派人士有傅斯年、民主党派人士有张澜、沈钧儒，国民党方面有陈立夫、外交部长王世杰，等等。
王世杰考虑到自己在国民党政府中身居要职，言论举足轻重，要求不署名字，母亲也就顺水推舟答应了在报道中只说“某代表”。不过38位代表中37位都有名有姓，人们自然也就知道这位“某代表”就是王世杰了。所以当时有人说：“浦熙修真不简单，相互斗智的结果，居然使一位老练的外交家，成了她这‘无冕之王’的手下败将。”母亲的采访，逐日发表在重庆《新民报》晚刊的头版上，报道反映了被访者对时局的看法和对国家前途的主张，也明朗地表达了自己的政治主张。
1946年2月国民党特务在重庆打伤李公仆、郭沫若等人，制造了“校场口事件”。
国民党宣传部门为了掩盖事实真相，强令各报只能登中央社报道。母亲和报馆同人巧妙地把国民党特务捣毁会场、打人的详细经过整版登在了报纸的广告栏，揭露了事实真相。
那年5月份，国民党还都南京，当时国共两军武装冲突日益激烈。6月份，上海爆发十余万人的反内战游行，并派代表到南京请愿。当代表团到达南京下关车站时，遭到了国民党精心策划指挥的所谓“难民”的包围毒打，前往采访的母亲也被打伤。第二天她被抬到家里，我看到她的旗袍被撕裂了，上面都是血迹，后背一侧从上到下都是淤血。当时各界人士不断地来看望母亲，记得郭沫若还写过文章，说是过去他挨打记者看望他，现在又轮到他看望挨打的记者了。
到北京：老记者有了新问题
1949年6月，母亲一个人从上海来到北京。不久，我跟弟弟也从上海来到北京读书。那段时间，我觉得母亲在耀眼的阳光下心花怒放，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照得都睁不开眼”。母亲到了北京之后，有三个报馆可以选择：光明日报、新民报，另一个是文汇报。母亲之前曾经在新民报工作，再加上过去的老板陈铭德也非常希望她过去，于是她就去了新民报，后来她觉得新民报在北京的劳资关系比较复杂，就从新民报退出了。光明日报她也去过，但是她觉得光明日报是党派报，而且她又是自由惯了的，所以没有多久，她觉得不能适应，也就退出了。
正好又有文汇报的老总徐铸成邀请她到文汇报，她也觉得那里更适合她，就过去了。母亲进入文汇报之后，开始是文汇报的副总编辑兼北京办事处的主任。徐铸成从报社拨出钱，在现在的灯市口西口朝阳胡同那块买了房子，就算建立起了办事处。当然，现在那里，已经没有任何痕迹了。
在过去的年代里，母亲在新民报是以跑独家新闻和专访著称。母亲到了文汇报之后，也跑了一些独家的新闻。后来规定重大新闻必须统一用稿。她觉得，有点不知所措，不知道怎么适应这种新的形势。我听过去的一些老人说起母亲，说她四面八方的关系都有，到哪里都不愁没有新闻。在那段时间，不仅是母亲一个人感到困惑，就连她周围的同人也感到困惑，文汇报之后就转向教育方面的报导，版面也很少。1956年5月，文汇报停刊并入教育部领导的教师报，母亲也跟着转入了教师报。
母亲在北京的办事处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单位，她接受上海的领导，她在北京的办事处并没有党组织。解放前，母亲曾经多次提出要求入党。解放之后母亲跟领导提起入党的事情，得到的答复是：五年之后再说吧。
原因是什么呢？她心中明白：又是因她和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政客的罗隆基的交往。母亲去世之后，不少过去跟她交往过的阿姨伯伯们告诉我，母亲虽然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但是在思想上一直比较单纯，没有多深的城府。入党不成，她的内心感到压抑，在政治上感到非常失落。
结交罗隆基：从恋人到“右派”同盟
母亲和罗隆基的相识，是在1944年的重庆。作为记者，母亲欣赏罗隆基的学识。
但是两个人真正的深交，却是在1947年的南京。罗隆基经常指导她写文章，还告诉母亲，说你不能总是这样子跑来跑去，你应该像美国的记者那样写专栏文章。另外，罗隆基的英文特别好，母亲的英文不好，她也常常跟罗隆基学英语。就这样，两个人的感情越来越好。但是周围亲友对罗的人品颇有微词，不赞成他们的交往。母亲和父亲离婚之后，曾经一度想和罗隆基结婚。但是因为罗隆基有肺病，后来又被国民党软禁，没有结成。这期间，我三姨（浦安修，彭德怀的夫人）以及其他的家人都极力劝她不要跟罗结婚，这让她感到很苦恼。
解放之后，周围种种情况的变化使得她跟罗隆基开始有了距离。1950年底，我参军，第二年，她给我写信，再说到她跟罗隆基的关系时，她写道：我和罗隆基都不想结婚了，双方也都无意结婚，之后只是作为朋友交往为好。母亲这种矛盾的心情，一直持续到1956年。
1956年，《文汇报》复刊，把自己定位为高级知识分子的阵地。华罗庚、向达、潘光旦、张东荪、吴晗、费孝通等人很快就成了那里的常客。然而到了1957年7月1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说：“严重的是文汇报编辑部，这个编辑部是该报闹资产阶级方向期间挂帅印的，包袱沉重，不易解脱———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负责人浦熙修，是一位能干的女将。人们说：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就是文汇报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系统。”母亲对于共产党有很深的感情，解放前住在重庆的时候，周恩来经常打电话到我们家，就党不便出面的问题，跟母亲商量如何用新闻的方式发表。带着这种感情，母亲从来不曾对党有过怀疑，母亲觉得既然共产党说她错了，那她肯定就错了。但是她错在哪里呢？她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