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主义的古文明渊源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文扬

►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中国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中国，是一个晚近的概念，理论上的历史未超过100年，实践上的历史未超过70年，放在5000多年中华历史的长度上，是千分之一到二，两者不可能是割裂分立的关系，必然是传承发展的关系。

那种认为新中国是马克思主义国家，是5000多年中华历史文化的对立面的观点，本身就是反马克思历史唯物论的。

习近平主席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这条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这是一个正确的、科学的表述。

无论是挂在嘴边天天说，还是故意视而不见甚至轻易否定，中华5000年都是一个悠然独立的巨大存在，并不因今人的臧否而有所增损，因为这是世界上举世无双的一个在地理上横跨整个东亚，在历史上纵贯数千年，而且从未中断、生生不息、蓬勃发展直到今天的巨型文明。

这个文明完整统一，无法割断，无法分拆。在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之内乃至整个东亚地区，说到国家，就必定要从夏朝说起；说到皇帝称号，就必定要从秦始皇说起；说到年号纪年，就必定要从汉武帝说起，这个特殊纪年不仅比公元纪年早一百多年，而且在史书上一年不缺地一直排到宣统三年……

还有历法、文字、习俗、典章、器物、观念、精神等等，世界上再找不到第二个如此悠久、连续、完整、同一的巨型文明。

首先看清楚这个现实，再来探究中国社会主义的独特之处，很多问题就比较容易得到解答。实际上，中国独特的国家起源，独特的政治文化，独特的经济形态等问题，都与中华古文明时期直接相关。

关于洪水和大禹治水，在《尚书》、《国语》、《孟子》、《淮南子》、《史记》和《汉书》等古典文献中都有详细记载。如果说夏朝标志着中国“早期国家”的诞生，那么根据这些记载，中国这个国家就是从治水活动中产生的，最初的“禹贡九州”就是治水的产物。

《九州山川实证总图》作于南宋淳熙四年（1177年），描绘大禹治水成功后分天下为九州

虽然学者们并不认为“禹贡九州”或“舜典十二州”真的是当时的行政区划，但即使只是一个规划和政治理想，若在世界范围内比较，也独一无二。它至少表示，在距今4000年左右的当时，位于东亚的这块土地上已经有了九块或十二块相互连接在一起的较大的定居农业经济体，并且处在一个中央权力的统一治理之下。而这个古文明特征，就已经决定了中国早期国家的基本性质。

据《史记·夏本纪》：——当帝尧之时，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尧求能治水者，群臣四岳皆曰鲧可。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中国早期国家的诞生，起源于天降大任，是英雄圣王奉天之命救民于水火。

——尧崩，帝舜问四岳曰：“有能成美尧之事者使居官？”皆曰：“伯禹为司空，可成美尧之功。”舜曰：“嗟，然！”命禹：“女平水土，维是勉之。”禹拜稽首，让于契、后稷、皋陶。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中国早期国家官员的诞生，从一开始就源于选贤任能。

——禹为人敏给克勤；其德不违，其仁可亲，其言可信；声为律，身为度，称以出；亹亹穆穆，为纲为纪。

这讲的是为政之道。

——翕受普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吏肃谨。毋教邪淫奇谋。非其人居其官，是谓乱天事。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

这讲的是为官之道。

——与稷予众庶难得之食。食少，调有馀补不足，徙居。众民乃定，万国为治。

这讲的是治理之道，即天下为公，即为人民服务，即社会主义。

这是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事。如果当时有一位神奇的旅行家能够走遍全球，比较世界各地的人类文明状况，他一定会震惊于中华大地上出现的发达文明，如果他足够睿智，甚至可以预测出各不同文明未来的不同发展路径。

从生产规模上看，中国的黄河和长江中下游这个广阔的平原地带，是当时世界上面积最大的经济体，而且是一个从中心向四周扩展直到外部边缘的完整范围。《左传》中有记载：“宋、郑之间有隙地焉，曰弥作、顷丘、玉畅、嵒、戈、钖。”这说明，从三代到春秋的1000多年里，各个经济体一直随着大国对小国的兼并而扩大，相连的部分越来越大，但还没有完全连成片，一些小的邦国和蛮族还散落其间。而到了春秋末年，最迟至战国时期，就已经完全连成片了。秦朝统一时，这个完整的经济体已达300多万平方公里之广，约3000万人口之众。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公元前350年诸侯称雄形势图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秦时期全图

再从生产形态上看，这个范围又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定居经济体，具有巨大的生产力。在《禹贡》中，关于九州各州的地形、河流、土壤和物产都有详细描述，并按照“五服”的划分，规定了不同的赋纳。“五服”分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各五百里，全部接起来，就是一个“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广达上百万平方公里的“天下”。而在当时华夏人的观念中，天下之外，再无其他。

“天下”的观念，在游牧文明中不可能产生，因为感觉不到固定的地理范围；在小规模定居文明中也不可能产生，因为感觉不到固定的地理中心；在任何边缘地带文明中也不可能产生，因为既感觉不到范围也感觉不到中心。所以这个重要观念只可能在一个广达千里、一直伸展到外部边缘的超大定居社会中产生，因为只有这里的人们才可能充分感觉到天和地的范围和中心，也才能将世间万物的运行与“天道”联系起来。

而自从“天下”、“天道”、“天命”、“天子”等观念产生之后，就牢固地扎根在了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当中，成为“广土巨族”所独有的一种精神。

据《史记·五帝本纪》，黄帝时期还是游牧的，不是定居的，“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但到了第三代的颛顼时期，就已经有了明确的定居范围：“帝颛顼高阳者……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

此后，这一特有的关于“天下”范围的表述几乎在每一个朝代都会重新出现。《吕氏春秋》：“会有一欲，则北至大夏，南至北户，西至三危，东至扶木，不敢乱矣。”《秦始皇本纪》：“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东到大海，西涉流沙，南及北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莫不臣服。”《元史》：“东尽辽左西极流沙，北逾阴山南越海表，汉唐极盛之时不及也。”明《大明一统志》：“我皇明诞膺天命，统一华夷，幅员之广，东尽辽左，西极流沙，南越海表，北抵沙漠，四极八荒，靡不来庭。”

所以，中国的国家具有完全不同的起源，它是中华古文明的特殊产物，它建立在巨大的定居经济体这个经济基础、发达的古代农业技术这个生产力基础、独有的“天下”观这个思想观念基础以及圣王英雄号召“天下”、以救民利民为“天命”这个政治基础之上，形成了独一无二的“天下”型定居文明，并孕育了独一无二的“广土巨族”。

如此来看，那些根据古代地中海世界和欧洲世界历史材料归纳出来的国家起源学说，基本不适用于中国的国家起源历史，因为那里既没有出现巨大的定居文明，也没有产生“天下”的观念，属于“狭土小族”或“游猎蛮族”或“化外夷狄”，而国家也指的是那些林立的邦国，在生产规模、社会管理和政治组织等各个方面，远远不能与“广土巨族”的古中华相提并论。

公元前4世纪末建立起来的孔雀王朝，是在亚历山大东征的冲击下引发的一个本土崛起，到了第三代帝王阿育王时期，在疆域上已是超大定居社会了，也有丰富的物产和发达的贸易。

虽然根据现代的文献有理由相信鼎盛时期的孔雀王朝在疆域、人口、政治、军事、文化等多个方面很接近于中华的秦汉王朝，阿育王的多个壮举甚至还早于秦始皇，但最根本的区别是，这一王朝并未完成政治制度的现代化和国家的大一统建设。弗朗西斯·福山在比较了中国的秦朝和印度孔雀王朝之后，得出结论：（两者）“政体的性质可以说相差十万八千里”，他写道：“孔雀王朝…政府用人完全是家族式的，受种姓制度的严格限制。…据我们所知，孔雀王朝也没有统一度量衡，也没有在管辖地区统一语言。…孔雀王朝的终止导致帝国分崩离析，分割成数百个政治体，很多尚处在国家之前的层次。”（《政治秩序的起源》）

相比之下，秦朝首先实现了国家政治制度的现代化，废封建行郡县，并进行了大量的大一统建设——收天下兵，开疆扩土，堕城郭、决川防、夷险阻，驰道于天下，器械一量，同书文字，别黑白而定一尊…。而秦亡之后，虽然出现了封建制回潮，但终归“汉承秦制”，一个更加建制化的“天下”帝国在秦朝政治制度基础上实现了更为伟大的崛起，登上了中华王朝的第一个巅峰。这最充分地说明了古中华政治文化的高度发展和持久的生命力。

再看东地中海世界。这里出现过比中国还要早很多而且很辉煌的古文明，如古埃及、古黎凡特、古苏美尔、古小亚细亚等，也有多处较大规模的定居文明。但是相对于中国的九州范围，这些围绕在东地中海沿岸的定居文明一是幅员较小，二是地处分散，三是相互林立。

公元1-2世纪地中海主要的农业区域，图片来源：《古代世界历史地图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

从上图可以看得很清楚，经过了数千年的文明发展之后，这一地区的定居文明仍是分散林立的，每一个王国都清楚地意识到不远的地方还有其他王国和民族，虽然可以通过战争征服建立起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的大型帝国，但永远也不可能实现中华式的大一统，也产生不出“天下”的观念。

这张图还清楚地显示出，以谷物为主的农作物的生产区域并不多，也没有连成片，大多数地区只能生产橄榄油、葡萄酒和木材，所以不太可能养育很多人口。根据有关资料，在公元前2世纪的罗马共和国时期，全国居民总数一直在30万到40万之间波动，还比不上公元前260年秦赵长平之战秦军一次斩杀的赵卒总数。而在200年后的帝国时期，由奥古斯都亲自主持了三次人口普查，根据他的《自传》，三次分别为406.3万、423.3万和493.7万人，也只相当于中国战国时期一个大国的人口。弗朗西斯·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一书中将信将疑地写道：“从公元前356年到前236年，秦国据说一共杀死150多万他国士兵。历史学家认为这些数字夸大其词，无法证实。但它仍不寻常，中国的数字简直是西方对应国的10倍。”

根据《中国人口史》中的统计，秦朝时人口在2500-4000万之间，汉朝时达到过6000万。考虑到其时中国巨大面积的农业生产区，以及在当时就已很发达的耕种技术，养育的人口10倍于地中海和欧洲地区，并不奇怪。

再看古波斯。从早期历史上看，古波斯帝国是一个半游牧、半定居的文明。崛起于公元前7世纪的米底王国，包括了十个部落，其中有六个以农耕为主，四个以游牧为主，疆域覆盖了整个伊朗高原和小亚细亚的部分地区。公元前559年居鲁士大帝统一古波斯各部落，于公元前553年-前550年击败米底王国统治者，建立起强盛的阿契美尼德王朝。

阿契美尼德王朝史称第一波斯帝国，历经220年。极盛时期的疆域横跨欧亚非三洲，总面积约为600万平方公里，人口峰值约为1800万。

第一波斯帝国版图

国家建设方面，在史称“大流士改革”的时期，大流士划分了行省、军区，统一了铸币，修建了道路，开通了运河。从大流士一世时起，帝国就有四个首都：苏撒、爱克巴坦那、巴比伦和帕赛玻里斯。据记载：苏撒的宫殿用埃及的乌木和白银、黎巴嫩的雪松、巴克特利亚的黄金、粟特的青金石和朱砂、花剌子模的绿宝石以及印度的象牙修建装饰而成，国王及其宫廷一年四季轮流驻于每个都城。希腊剧作家欧里庇得斯在《酒神的伴侣》一篇中写道：“神奇富饶的东方……那里有着沐浴在阳光之下的波斯平原，有着由城墙保护的巴克特里亚城镇，有着设计精美、可以俯瞰海岸的塔楼。”

古中华、古印度、古东地中海、古波斯这四个地区，是最早出现较大型、较发达的定居文明的地区。但是，古印度虽然也是超大，却没能实现政治制度的现代化，也就是用官僚制度取代家族统治，用世俗权力取代神权，也没有完成大一统国家建设。而东地中海古文明虽然最早，却只有狭小的、分散的和林立的定居文明，即使在罗马时期建立起了环地中海的超大型帝国，疆域面积甚至超过了秦帝国很多，但也不是大一统国家。其民族是分离的，阶级是分离的，宗教、文化、经济各方面都是分离的，帝国解体之后，一切回到从前。古波斯与罗马帝国类似，在很多方面实际上是罗马帝国的前身，所达到的文明成就也早于罗马帝国数个世纪。只是因为对于波斯帝国的历史描述主要是来自其宿敌希腊的历史学家，长期以来实际上被污名化、妖魔化了，没有得到公正的评价。

对于罗马帝国和波斯帝国，福山评价孔雀王朝的那句话皆适用：“王朝的终止导致帝国分崩离析，分割成数百个政治体，很多尚处在国家之前的层次。”原因并不复杂，只有实现了政治制度的现代化、完成了国家大一统建设的“天下”帝国，才有可能在未来的历史上一次次复活，而不是昙花一现。实际上，除了中国的秦汉帝国，世界历史上所有其他帝国都只是半完成，或没完成。

而为什么秦朝首先完成了政治制度的现代化，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现代化国家？为什么秦朝的废封建、设郡县政治措施在此后两千多年历史上成为“百代秦制”，被每一个王朝所实行？为什么中国在世界历史的大多数时间里都是最富庶的国家，而且会有从中国向世界各地源源不断输送丝绸、瓷器和其他物产的“丝绸之路”？根据唯物史观，道理也很简单，就是由巨量的物产和巨量的人口这两个基本的物质环境因素所决定的。也就是说，“天下”型定居文明已经内含了世界第一的经济基础，只要加上一个与之相适应的现代化上层建筑，就是世界第一的现代化大国。

始皇泰山刻石辞云：“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琅邪刻石辞云：“诛乱除害，兴利致福。节事以时，诸产繁殖。黔首安宁，不用兵革”，碣石刻石辞云：“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惠被诸产，久并来田，莫不安所。”

在中国这个天下国家，“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政治文化和“百代秦制”的政治制度，实际上都是带有必然性的路径选择。国家一统、政治安定与经济繁荣、民生发展之间的关系，在两千多年前，就已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道理。而且这个道理也只能从中国天下国家自身的历史经验中归纳出来，与任何产生于其他地区的主义和理论都没什么关系，因为“天下”型定居文明就是“天下”型定居文明，“广土巨族”就是“广土巨族”，不是任何其他。

与定居文明相对的，是游牧文明或游猎文明。打开古代世界的地图，从中国长城以北的蒙古草原，一直到欧洲的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日耳曼森林，整个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都是游牧或游猎文明。

从历史上看，游牧或游猎文明在文明发展程度上永远是大大低于定居文明的，这些民族往往就是野蛮人的同义语。在工业化出现之前，这些落后文明的演变有两个主要方向：一是通过强行入侵和迁徙不断地将自己融入附近的定居文明当中，二是通过贸易和掠夺在自己的故土上逐渐发展出定居城市，演变成商业型或军事型的定居文明。总之最后都是要演变成定居文明。

而中国的数千年历史，就充分见证了游牧文明的第一种演变方式。

葛剑雄教授在《统一与分裂》一书中写道：“从秦汉以来，由北方进入黄河流域的非华夏民族至少有匈奴、乌桓、鲜卑、羌、氐、羯、丁零、突厥、高丽、回纥、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维吾尔、回、满等，其中有的来自遥远的中亚和西亚。这些民族中，一部分又迁回到原地或迁到中国以外去了，但相当大一部分加入了汉族，有的整个民族都已经消失在汉人之中了。”

张文木教授也有一个值得重视的观点：古代世界发生过以文明古国为辐射源的农业全球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居于强势地位的农业国家或民族最终或征服或同化了其他非农业国家和民族，……其结果是征服者被被征服者所征服，这些非农业征服民族无一例外地被农业全球化的浪潮所溶化。”（《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分析》）

但是在欧洲和地中海地区，其实还有第二种演变方式，也就是通过与远方定居文明的贸易或对于小型定居文明的掠夺，逐渐演变成商业型或军事型的定居文明。

下面两张图显示了在公元前1千纪这段时期，相当于中国的西周到东汉这段时间，欧洲大部分地区的文明发展状况。

哈尔施塔特文明（约公元前800-前450年），图片来源：《古代世界历史地图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

拉坦诺文明（公元前450年-约公元1年），图片来源：《古代世界历史地图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

若以中国西周到秦汉，或印度孔雀王朝，或阿契美尼德王朝等任何一个文明古国的文明标准来衡量，古代欧洲基本上是文明空白，地地道道的野蛮时期、化外之地。由此也可以理解为什么近代欧洲在崛起之后一定要将古希腊和古罗马从古地中海文明中分离出来，硬说成是西方文明的“古典时期”，因为它真实的“古典时期”什么都没有。

近代西方文明真正的诞生，始于十字军东征。在此之前的1000年里，它不过是从极为原始的哈尔施塔特文明和拉坦诺文明缓慢地进化到了一个个信奉基督教的蛮族部落。彼得·弗兰科潘在《丝绸之路》一书中写道：“教皇的动员得到了广泛的响应：1096年，几万人的大军开始向耶路撒冷进军。……局势突然发生了变化，西方正逐渐将自己拖向世界的中心。”他的意思是，这才是西方在世界历史中的第一次亮相。

十字军东征是欧洲通过掠夺外部世界的财富将自己发展为富裕的大型定居文明的开始。在此后的1000年里，十字军方式不断重复——对印度的掠夺，对美洲的掠夺，对非洲的掠夺，直到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全盛时期，实现了对于全世界所有非西方国家和民族的掠夺。甚至在今天，西方也仍然在进行着一种本质上属于新殖民主义的全球掠夺。

这就是“天下”型定居文明的视角，看清世界，认清西方，理清自己，都要出于这个视角。从这个视角看出去，世界历史的真实图景其实很灰暗，远没有中华文明自身的历史那样光明。

简单说，除了大小不一的各定居文明之外，世界各地的非定居文明，无非就是以下几类：一类是以畜牧生产为主的游牧文明，如内亚草原地区的各民族；一类是以商业贸易为主的游商文明，如阿拉伯世界各民族；一类是以远征掠夺为主的游盗文明，如西欧大陆各民族。

值得一提的是，相对于定居文明来说，这些非定居文明虽然在文化上远远落后，但却都具有军事上的优势，所以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总是作为征服者进入定居文明的土地并成为主人。但归根结底，还是会被定居文明高度发达的文化所同化，成为定居文明中的新成员。中华大地北方地区对各草原游牧文明部落的同化，西部地区对中亚阿拉伯游商文明部落的同化，都是历史见证。而这种同化本身，其实也就是人类文明从野蛮走向开化、走向进步的重要步骤。

首先，只有中华文明是“天下”型定居文明，所以，源自这个文明的中华古代哲学思想、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军事思想等，本质上都只是关于这个文明的，而不是关于其他文明的，尤其不是关于游牧、游商、游盗这些非定居、半野蛮文明的。这也就是孟子“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的含义。

《周易》：“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礼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公羊传》：“王者欲一乎天下”；《论语》“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道德经》“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孟子》：“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管子》：“以天下之财，利天下之人”；《韩非子》：“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无论是儒家、道家、法家还是什么家，都是以“天下”而不是一国为考虑范围的，而且也只能在“天下”型定居文明中产生。

这个区别很大，正如约瑟夫·列文森所观察到的：“早期的‘国’是一个权力体，与此相比较，天下则是一个价值体。”（《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

这是否意味着，只要是关于“天下”，关于大型定居文明，关于人类社会整体价值的思想，必然就是带有社会主义主张的思想呢？而关于个人，关于某个阶级，关于一国权力的，也就必然是带有资本主义主张的思想呢？

实际上，老子的“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就已经将两者的关系讲清楚了。而孔子的“为富不仁”、管子的“私者，乱天下也”，就是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天下为公”、“以天下之财，利天下之人”也就是社会主义主张。归根结底，中国古代诸子百家的社会主义思想，也都是从“天下”观、“天道”观、“天命”观中产生出来的，都是“天下”型定居文明的自然产物。

与之对应，个体主义思想，自由主义思想，资本主义思想，归根结底都是小型定居文明、游牧文明、游商文明、游盗文明的自然产物。

这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存在决定意识”。

如此看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进入中国之后，迅速实现了中国化，并成为新中国60多年政治实践重要指导思想，最为本质的原因，是因为现代中国继续保持了其“天下”型定居文明的基本形态，而没有改变成其它形态。只要这个基本文明形态不改变，中国诸子百家的古代社会主义思想精华一定会影响今天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其渊源也是西欧历史演化中产生的思想精华。今天习总书记强调在尊重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基础上，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现代化，那么中国古代文明源生的社会主义思想精华一定是营养丰富的智慧之果，其适用性必然在当下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中获得进一步展开。

对于古老的中华来说，科学社会主义的适用性，一方面它也是关于全人类和社会整体价值的，另一方面它又是关于工业和技术现代化和经济和社会整体发展的，同时它还是反对西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列强的，自然就会被接受为新中国的总体指导思想。

综合上述，将中华5000多年历史置于文明形态分类的历史哲学框架当中，就会清楚地看出中国今天的社会主义与自身古文明之间内在的必然联系，就会加深对于中国社会主义之路的理解和认识。

世界历史是复杂的，西方中心的单线历史观是虚假的，中华5000年历史在很多方面是被误读的。要认清今天中国社会主义的本质，需要做很多方面的探索性工作，目前还只是开始。与各位读者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