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俞敏洪就性别问题发表了一通脑子有问题的言论，并在后续针对该言论的道歉中把自己的观点又反过来重复了一遍。
我们其实可以把这位的隐含逻辑概括一下：
1.教育是国家重中之重，而公立教育在他看来是有缺陷的，需要新东方这种他所谓对教育有热忱和精神的人去做。
2.而重视教育是社会公共道德的保障，核心教育责任在他认为是母亲那儿（男权日常规训），而新东方是公共教育的未来，所以女性要给新东方交钱，不交钱给新东方对不起国家。
3.于是锅莫名其妙就甩给女性了，你们没承担筛选责任啊，所以男的就堕落了……额……不是，我是说你们对于社会教育太重要了，所以（还是你们的锅）。
总之，要给新东方交钱。
不好意思串戏了。
这位把人骂了两遍，正反各一遍。俞本人在道歉中说之前是由于他没表达好所以引起误解，但在道歉中他仍然重复了自己的观点，说明他并不是没过脑子就说出那番言论。
除却他本来的男权歧视，其实他也是一种用社会观点给自己的商业模式背书的方式，对于女性的歧视是一种羞辱性营销，而后来的道歉无非是基于同样逻辑的幼化歧视营销。
从根子上，他不仅要把他的培训与公共教育事业捆绑在一起，也要和中产阶级在教育投入上的焦虑捆绑在一起，以求赶上教育培训市场转型的浪潮。
说到底言论都是为了生意。
以往留学市场作为庞大增量市场具有先发优势，新东方在语言培训领域不仅一家独大，也天然拿下了培训市场中最黄金的部分。
但现在情况显然发生了变化，公立教育曾经是我们教育市场的主体，且包干了我们最优质的教育资源，但现在公里教育资源开始进一步集中化，可能全省的资源进一步垄断在几家学校之间，这造成了中产阶级们的焦虑。
其次，公立教育分化之后，很多非核心的公立教育开始只提供基本服务，前段时间在中产那里炸锅的“老师让家长批改作业事件”，也表明了二三线学校的老师不会再像我们那代老师一样在较低的收入回报下，还保持完全尽责的态度，而倾向于把教育劳动摊派出去。
这两种结构变化，加上无处不在的中产阶级的阶级再生产焦虑营销，使得补充教育市场开始蓬勃发展，不仅集中着传统培训机构，还有公立教育老师自己出来合作的教育机构。这是很大的一块蛋糕，不管是学科补习，早教，竞赛辅导还是软实力训练等等，已经在从一线到八线遍地开花。而还囿于语言培训这种红海市场的新东方，在应对市场需求转型上显然慢了好几拍。
再次，由于市场经济发展至今的行业不确定性和经济周期性，风口行业和非风口行业（公务员事业单位不在探讨范围内）之间的劳动报酬差距奇大，其次人力资源集中和大量劳动力滞留造成竞争压力和知识更新压力变大。职业补充培训又是一块蛋糕，显然新东方又没吃上热乎的。
于是俞敏洪就出来用社会言论，以“立言立德”的方式，试图做成高品质焦虑营销来推广自己对新生市场设置的产品，再加上骨子里男权，以为女性是话语弱者，就搞出一套羞辱言论来妄图刺激消费。类似于某些low穿地心的电商品牌说你不涂口红和男人有什么区别一样。
不过聊到这里，其实我们还要探讨一个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为何改开初期成长起来的商人，都有一股试图“立言立德”的奇怪精神需求，明明只是为了生意忽悠人，结果说多了似乎自己还真的信了。
实际上，很多时候这些商人还真是这样自恋。在士绅阶级还存在的年代，商人在本地做大，积累田产并且心系宗族香火旺盛，大概率会去干两件事情，一是想办法捐个员外名头，二是去傍一些新科举人老爷，最好能连个宗或者至少世交的程度。
这样商人摇身一变，成了地方礼制的乡贤，于是就会去干两件事情：
1.如果宗子能读书，就尽一切资源去培养他，往科举家族转型。
2.积极参与“乡议”，从族内的立威立信，到对于乡里“立言立德”。
《虞洽卿传》这类作品被视作社会史的原因，是这类微观史很大程度体现了千年来我国商人的共同处境，虽然时代不同具体的处境和政治结构不同，但是面临的自我矛盾有很大相似性。
但是我国存在一个很不一样的时期，那就是90年代末开始的之后十几年，商业发展和媒体发展同步，互联网初起和产业变革同步，整个这段时间是我们经济大发展的时期，也是各个行业起于草莽的造富神话。媒体业也推波助澜，大量给成功商人铸言立传的节目和出版物，大量给商业故事包装的纪录片和访谈节目，富豪排行榜不遗余力地宣告新的时代来临。
整个这十几年，商业周刊进入了普通百姓的阅读表，商业偶像们不遗余力地宣传自己的“商业哲学”和“处事哲学”，并跟真偶像一样有意无意地表达着“你也可以”这样幻觉。最后，这些商业偶像在集体做发财梦的时候开始表达自己的人生世界观以及社会观点，惊世骇俗地抨击社会主流，开始制造努力神话。
媒体业也继续炒作这种商人实业神话，那段时间，卡内基xxx人生哲学，范德比尔特家族史，福特的奋斗，比尔盖茨的处事原则，巴菲特的价值世界，谢尔盖布林和拉里佩奇的天才，恨不得把上海三大流氓也要捧成商业偶像，在他们那里找到人性的善恶纠葛和恢宏的利益取舍。男性杂志xx关注，各种放送商业偶像的八卦段子让你琢磨里面的处事哲学，连李开某和唐某这种不怎么成功的人士都成了商人时代的绝对传奇，凝聚着世人尤其是准备踏入社会的某些大学生死鸭子一般地仰望。
这些无非让人想到一个来自马克吐温的槽：镀金时代。
而这个镀金时代中，我们的商业偶像跟当时热衷于娶欧洲破落贵族和制造家谱的美国商业偶像一样，开始走入一个新的阶段——立言立德的需求。某位房地产商攀登高峰，没经过学术教育却在后期商业乏善可陈之后自我追寻“生命的意义”，在节目上大谈集体主义时代的压抑和他个体解放的精神需求；另某一对开发商，开始代表人民在外媒那儿谈民主；又某互联网巨头给你谈“我最讨厌钱”，对外“为了世界贸易的共赢和稳定”，宛若我国对外总代表；又另某人代替我们思考隐私和权力；又某人鸡血和大饼化得比谁都大，形成了“良好”的行业规则；还有人比较另类，成了鬼畜区的常客。
